中国博士数量之多，是世界一景；培养之滥，更为世界一叹！
2023年，全国招收博士生15.33万人，与2022年相比，增长率为10.29%；硕士生则增长不多，仅比上年增长4.07%，但总招收人数巨大，达到114.84万人。
从学位视角来看，博士自然是最高学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招的最高学历队伍，在2023年忽然已是十五万大军了！
国家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学习能力相对强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自然越多越好。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育举措当然没有错，尽管学界和民间议论纷纷。
可惜的是，再好的国策，一旦让不学无术的“教授”执行，硕士就成了“小生”，博士就成了“窄士”了。
以管理学为例，我们来看看“管理学博士”是如何沦为“管理学窄士”的。
首先，工商管理作为综合性学科，下设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会计学、风险管理等二级学科。这些二级学科之间其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难以分割，但被人为地分割到各个系，其研究和教学内容也各有侧重。
二级学科并非是博士生研究的对象，其下的分支中的分支……才是博士生要倾力投入时间和精力研究的领域。如市场营销可以分为各种类型，包括体验式营销，关系营销，品牌营销，网络营销……每一种营销又可以分为无数更小的类型。
一个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越来越多，这当然说明这个学科在朝着纵深方向发展。但这同时也让营销博士生迷失在营销学的丛林里，只见丛林中一片叶子的某一点，连叶子来自哪棵树，也无暇顾及了。
这样的研究，不管在科研方法方面有多先进多创新，得出的结论一定没有任何用处。
其次，管理学界非常强调创新。创新当然是研究的必须，否则只是咀嚼陈米，而无新意，这种科研肯定失去了本应有的价值。
可惜的是，管理学界的“流行创新法”，其实是寻找美国同行的研究空白。
1.管理理论创新。既然是理论创新，那肯定不能重复美国学者的观点。这是今天大陆动辄“与国际接轨”的“学术大咖”的逻辑，且不容置辩。
因此，为了避免“冲突”，闹出“误会”，博士生必须阅读大量美国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的文献，特别是近五年全球顶尖top5学刊上的文献。博士生必须通过这样的海量阅读，找到美国学者没有研究或研究不深的“空白点”，才能“创新”自己的研究结论。
美国大学的一些论文引用率之所以高，这就是部分原因——你不引用那些文献，审稿专家则认为你文献阅读量不够，你的论文就发表不了。
如果这种研究思路为对，那德国、法国、日本、阿根廷等国学者的相关论文要不要看呢？为什么“学术大咖”只是强调博士生必须“言必曼哈顿”呢？
2.论文套路里的科研法创新。最近一二十年，不管是“创新性”的量化研究法，还是“创新性”的质性研究方法，都来自号称代表“学术权威”的哈佛、剑桥等所谓世界名牌大学。这些研究法是否有用，我们姑且不论，这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这两种研究方法看似都很精细，既可以研究“森林”，也可以研究“树木”。本着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精神，国内学者自然应引进这样的科研方法。
可惜的是，管理学术界要求博士生从“维度”视角切入相应研究问题中。而这种维度，当然不是指一维、二维、三维和四维，而是指从某种“特定视角”来研究企业管理现象。
而管理活动恰恰是系统的、多维的，是复杂的、矛盾的……
特定视角的研究，导致研究结论不管有多么“创新”，都只能是“片面的”、“线性的”、“静止的”……
博士生研究成果几乎不被企业所重视，也就理所当然！
用这种方法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生，不管是在知识面还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只能是“窄士”！
因此我国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在过去三四十年中，一以贯之地“理论脱离实践”了！
理论脱离实践的通俗一点的表达是：科研成果对现实毫无任何用处，除了帮助研究者获得学位和混得职称！
“博士”并不是外来词汇，而是老祖宗留下的遗产。
从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文献来看，博士一词在战国的早期，是对学识渊博之“士”的尊称，后又成为一种官职……甚至在宋元等时期，它成为一些职业的代称，比方说木匠也往往被称呼为“博士”。但在“体制”内，不管是在先秦，还是在隋唐等时期，博士往往意味着学者是“学问渊博”和“才高八斗”的通才。
但自从“博士”成为了一种学位名称后，博士的内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从博到窄，从面到点，从经世致用到今天的“自娱自乐”。
管理学这种现象并非特例，其它人文学科也存在着这种问题。
随着学科越来越专业化、细分化，国内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强调研究的“以小见大”。
可惜的是，小，确实很小；大，却早已被研究者忽视。
当博士不“博”时，他们还能被称为博士吗？
国内人文学界还有真正的“学通古今”、“经世致用”的“博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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