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编译自兰德公司2024年1月发布的报告：《瘟疫、生化人和超级士兵——人体领域的战争》（Plagues, Cyborgs, and Supersoldiers——The Human Domain of War）。生物技术近50年的飞速发展，使得生物武器在战场上的应用再次受到关注。以往，因易对己方部队造成附带伤害，生物武器被认为战略价值有限。然而，随着mRNA疫苗、CRISPR基因编辑及脑机接口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这一局面可能发生改变。这些技术易于获取，对人类的战略计算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报告将探讨如何重塑人体在作战中的地位。报告全文约2.3万字，篇幅所限，推送部分为节选。
生物技术的最新进展再次引发了该技术在作战环境中的使用问题。过去，生物武器被认为对友军造成附带伤害的风险过大，因而不具备战略价值（国土安全部，2023年；莫罗尼，2022年）。基因组学的军事应用一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伪科学（罗尔·汉森，2010）。直到现在，脑机接口（BCI）等技术在战场上仍显得过于超前（宾嫩迪克、马勒、巴特尔斯，2020；塔克，2023）。然而，技术的不断进步，包括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作为基因工程工具的簇状规则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RISPR）基因序列的使用，以及脑机接口的逐步发展，可能终将改变人们的战略计算。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获取先进的生物技术能力，这为战争中的生物技术应用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更具活力的未来。虽然这些对未来的设想似乎有些天方夜谭，但我们只需考虑一下20世纪的重大冲突，就会知道生物技术是如何在武器和治疗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鉴于21世纪生物技术革命、人工智能（AI）算法的应用以及先进的人机系统所带来的快速发展，我们发现，一个复杂、高威胁的局面正在出现：未来战争中，人类用意念控制着超精密的机器；军事工业基地受到合成生成的基因组靶向瘟疫的干扰；未来战士超越了基线基因组，成为能够在最严酷的作战环境中生存的“超级战士”。在本报告中，笔者将探讨最近实现的生物技术或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技术将如何改变人体作为作战领域的战略选择。
假想情景1 ：疫情蔓延下的领土争端
2028年9月，一种未知的冠状病毒开始在南中国海周边各国蔓延。公共卫生官员发现，这种病毒与导致2019年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有很大不同，因此将这种新病毒命名为SARS-CoV-3。它很容易躲避之前新冠病毒感染和疫苗接种所产生的免疫力，并且由于持续的季风季节使得人们大多数时间都停留在室内，加剧了病毒的传播。随后，它几乎同时出现在多艘美国海军舰艇上，迫使尼米兹航母打击群的大部分舰艇停止行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开始了一场官僚势力范围争夺战，争论哪个机构最适合调查海军部队的停航是否是由于一种完全源于自然的传染性病原体。无论如何，由于美国海军的反应受到影响，而某岛屿又受严格的SARS-CoV-3控制措施影响，C国军队在X月的第一周雨过天晴时，对某岛屿发动了进攻，并在46小时内攻占了该岛。虽然新病毒在某大国居民中也在缓慢传播，但奇怪的是在该国军队和军事供应链工人中却没有发现感染者。世界卫生组织强调，这证明C国的社会隔离取得了成功。而世卫组织不知道的是，自2027年底以来，几乎所有该国军人，以及大约一半的国民都在标准新冠病毒强化接种活动的掩护下不知不觉地接种了SARS-CoV-3疫苗。
上述假想情景1的内容来自科幻小说，但其构思并不牵强。虽然基因操作（如功能增益研究或实验室无意泄漏1）是否在SARS-CoV-2的爆发中起了作用仍是未解之谜，但生物技术的进步，已经使任何经过适当培训和装备齐全的实验室都能直接生产出冠状病毒或其他病原体，从而绕开人体因先前感染或接种疫苗所获得的免疫。
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首次检验了信使核糖核酸疫苗技术，该技术可大大加快疫苗的设计和生产速度。信使核糖核酸技术使新冠肺炎疫苗在1年内就能开发出来，而之前开发流行性腮腺炎疫苗的记录是4年（鲍尔，2020年）。事实上，首先病原体可以被设计成逃避免疫，其次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可以被快速开发，这些都为生物武器的战略使用提供了可能性，而这在以前是很难实现的。纯粹从技术角度看，目前许多国家都可以设计病原体感染他人，同时通过信使核糖核酸疫苗使本国人口获得免疫力。在假想情景1中描述的情况下使用冠状病毒生物武器，对美国的对手国家来说可能具有合理的战略意义，因为这种武器能瘫痪美国海军的反应，却又不会招致美军的动能打击。这是可能的，因为工程病原体的来源非常不确定，科学家很可能会假定自然的人畜共患（从动物传染给人类）是最简单的解释，而且需要多年的研究才能根据经验确定其来源。在类似假想情景1的情况下，这种模糊性对民族国家很有帮助，来源不明的生物武器可以在动武前削弱对手的能力，这在战略上很有价值。这一战略类似于将网络攻击与随后的动能攻击结合起来。由于网络攻击的归属很难确定，因此对手可以利用这种混乱，紧接着发动动能攻击（利比基，2020年）。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战争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在动能攻击之前，格鲁吉亚的军事通信遭到了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利比基，2020年）。
在下文中，我们将针对工程生物武器、人体互联网（IoB）2和基因组学的发展概述更多情景，有些是近期的、高概率的，有些则是长期的、推测性的。但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个定义问题，即人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作是一个独特的作战领域。
将人体定义为一个作战领域
在假想情景1描述的C国对某岛屿进攻的过程中，工程生物武器可与其他领域（如海上和空中）的行动密切配合，以实现战略目标。作战域被视为可能发生冲突的空间或虚拟场所。陆、海、空是传统上公认的作战领域（过去十年中增加了太空领域）。但研究人员和战略家们对网络等其他作战领域是否构成作战域存在争议（多尔蒂，2015年；埃格洛夫，2022 年；麦格芬和米切尔，2014年）。
那么，人体本身能否成为一个作战领域呢？人体可以是进攻性或防御性武器，还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目标？作为理解人体可能成为或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特的作战领域的方法之一，我们的研究团队确定了作战领域研究文献中提到的领域特征，然后为每个特征分配了拟议的领域（表1）。
表1. 推定作战领域的特征
a.所谓战争，我们指的是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解，即“政治团体之间的冲突，涉及相当长时间和规模的敌对行动”（《战争:战争的原因》，未注明日期）。这种定义并不要求这些敌对行动总是致命的，但它确实要求它们有持续时间(即开始和结束明显不同于有关政治集团之间的正常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是政治团体之间使用致命的暴力，如果它们在一段确定的时间内不构成明显增加的敌对行动，也可能不是战争。
b.在已发表的文献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特定领域升级的情景，例如民族国家之间通过工程病原体交换攻击。然而，这种升级是可以想象的。
c.医疗专业人员可被视为特定于人体领域的人员，但他们也可被视为传统领域的人员组成部分。
表1强调了传统战争领域（陆地、海洋和空中）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不适用于网络或人体等领域，即需要特定的人类行动和生存模式。换句话说，人类必须能够在这些传统领域中移动、操作和生存，而且必须在该领域内采取兼容的行动方法。如果把这个特征作为构成领域所必需的，那么根据对新提出领域（太空、网络、情报和人体）的定义，只有太空才能被视为一个领域。将太空视为战争领域的分析，是通过对传统陆地、海洋和空中领域的概括得出的，尽管很少有人类能够在太空中移动、战斗或死亡，但太空仍然涉及通过特定空间介质（真空）的移动，就像传统领域有它们自己的介质（固体、液体、气体）一样（多尔曼，2022）。
因此，表1有助于限定关于人体是否可以成为作战领域的分歧。如果域概念不需要特定域的运动，那么人体可以是一个战争领域，因为它至少表现出其余领域特征的一半。人体表现出的领域特征包括特定的攻击模式（例如，病原体、黑客入侵、人体互联网设备），这些模式不适用于其他领域。此外，还有在战争中将人体武器化的历史例子，例如中世纪利用感染者在被围困的城堡和城市中传播疾病的战术（威利斯，2002）。
与太空这个主要由卫星和其他无人航天器主导的领域相比，这凸显了传统领域与人体作为作战域的另一个交集；具体来说，传统的陆地、海上或空中战争主要集中在对人体进行破坏。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人体是否是一个不同于在陆地、海洋或空中作战中夺取人类生命的战争领域。中世纪，在围攻期间使用感染可以被正确地视为一种在陆地领域战略部署的生物武器形式。因此，这也许取决于生物技术的持续发展，以及利用生物体的更大能力，这些能力独立于传统领域的冲突，这将导致人体日益成为战争的一个独特领域。
笔者认为，C国已将利用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的进步作为高度优先事项，特别是在加强战争和国防方面，因为其军事领导人认为生物技术是军事领域的下一次革命。其中很大一部分研究是在军队医院进行的，在“生物战争”（卡尼亚，2019）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其中包括脑机接口、大脑网络、先进的生物识别系统、人类绩效增强和基因工程。
C国军方领导人还表示，他们认为生物技术是新的“战略制高点”之一，并将其视为一个新的军事领域（卡尼亚，2019）。C国军事文本讨论了生物领域的进攻和防御方法，包括通过“特定种族的基因武器”进行支配和威慑（卡尼亚和沃恩迪克，2019）。无论美国学者和战略家对这一定义问题得出什么结论，C国军方领导人已经将人体视为一个作战领域。这凸显了本研究的重要性。
鉴于上述分析，在本报告的其余部分，我们对人体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作战领域采取了折衷的立场，并将我们的研究客体统称为“人体领域生物技术”。
“人体互联网”（IoB）
人体互联网包括健身追踪器、可穿戴设备和其他智能消费设备，以及起搏器、外骨骼和假肢等与互联网连接的医疗设备。智能隐形眼镜等先进的人体互联网设备也在开发之中（金等，2023年）。马特维申在2019的论文中将人体互联网描述为物联网的发展，并将人体互联网定义为三代：人体外部、人体内部和身体融合。这些技术具有改变作战的潜力。
人体互联网和相关技术为作战人员提供了各种潜在的机会。例如，美国陆军正在开展研究，以确定可穿戴设备是否有助于士兵的健康和体能（费什，2023年）。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已经证明，军用四足机器人可以通过佩戴在附近士兵耳后的石墨烯传感器收集和转换的大脑信号来转向（塔克，2023年）。2023年5月，美国太空部队（USSF）宣布了一项大型研究计划，在这项研究中，士兵可以选择使用可穿戴设备还是参加传统的年度体能测试来评估体能（海德雷，2023年）。3这项计划可以帮助美国太空部队持续跟踪士兵体能情况，关注全年健康，而不是在年度体重检查和体能测试之前的几个月里驱使其人员养成不健康的习惯，如饮食失调（施密特，2022年）。
将人体互联网数据与先进的机器学习（ML）和人工智能算法相结合，有可能实现医疗保健领域的巨大进步，尤其是精准医疗。人工智能为更高效地自动分析不同来源的复杂数据打开了大门。这些算法加快了数据管道的速度，而数据管道往往是支持人机界面复杂交互所必需的。收集和分析有关人体生理、活动和遗传学的数据需要高效的算法来体现实际结果（辛克尔，2022年）。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在人体互联网设备网络收集的大量数据上进行训练，并预测健康状况的急性或慢性变化。例如，美国防部正在投资使用人工智能算法的可穿戴技术，这种算法可以在症状出现前48小时预测感染情况（维尔贡，2023年）。
尽管人体互联网技术具有巨大的潜力并已实现了效益，但有些技术也被证明会给作战人员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其中一种风险来自于人体互联网收集数据的信息安全问题。2018年初，有人发现健身应用程序“Strava”发布的用户跑步路线热图泄露了美国在世界各地军事基地的敏感位置和布局信息（徐，2018）。据报道，“Strava”应用程序中的一个安全漏洞允许未知用户识别和跟踪军事基地内军人的行踪，即使用户限制了可以查看他们轨迹资料的人员也无济于事（布朗，2022年；赫恩，2022年）。2023年，有报道称，“Strava”应用程序可能曾被用于追踪一名在慢跑时被杀的俄罗斯潜艇指挥官（奈特等人，2023年）。针对第一起“Strava”事件，2018年8月，美国防部禁止其人员在海外行动区使用带有地理定位器的应用程序（布朗尼，2018）。然而，这些设备在军事行动环境之外也被广泛使用。我们在假想情景2中展示了一个使用人体互联网设备获取政府敏感数据的情景。
假想情景2：利用“人体互联网”窃取敏感政府信息
2027年，一名美国政府中层雇员接受了单眼白内障手术，在手术过程中需要使用人工晶状体以取代眼内的天然晶状体，以恢复视力。这种手术大约需要15分钟，非常安全，每年有数百万人接受这种手术。不过，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他接受的新晶状体含有一个微型摄像头，与一个微型存储设备相连，该设备被放置在患者太阳穴的皮下，隐藏在发际线下。这样，他就可以捕捉并存储他所看到的一切图像。
这名雇员可以接触到高度受限的政府设施和敏感文件。手术痊愈后，他就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工作，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美国军事计划和情报活动的信息，并将这些情报送回其母国，而母国也给了他一笔可观的报酬。美国政府对泄露的信息一无所知，也无法理解其军事行动为何屡次受挫。
作为一种身体互联网技术，“脑机接口”（BCI）可能对战争产生特殊影响。脑机接口可以收集大脑的电信号，并将其转化为外部输出，如指令（施旭、克鲁西恩斯基和沃尔帕，2012）。脑机接口可以是体外的（例如，非侵入式的脑电图可穿戴帽子），也可以是体内的（例如，植入大脑）。一些脑机接口技术已展现出为失去某些肢体或神经肌肉功能的人读取大脑信号的潜力（欧莱特，2022）。因此，失去肢体功能的战斗机飞行员可能会利用这种技术来连接并操控飞机。未来的脑机接口甚至可能具备向大脑写入信息的能力（宾尼迪克、马尔勒和巴特尔斯，2020）。军事指挥官可以利用这项技术与其部队沟通，以传达指挥官意图的变化或战场战术的调整。但如果这项技术被黑客攻击，恶意的对手可能会向指挥官的脑中注入恐惧、混乱或愤怒，导致他们做出导致严重危害的决策。事实上，已有几家组织被发现“利用包括所谓的脑控武器在内的生物技术过程支持军事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美国商务部，2021），因此，某些国家实体被列入了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以限制与这些组织的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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