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讷，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台湾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族群政治史。代表著作《民族自治与中央集权》、《人群分类与国族整合》、《中华民族宗族论与中华民国的边疆自治实践》、《「东突厥斯坦伊斯兰人民共和国」的兴衰》等。点文末“阅读原文”，可访问吴启讷授权专栏。
琉球民族主义的前景与限制——再论琉独与台独的差异
十年前，逢琉球亡国135年之际，我写过几篇有关琉球历史和政治的文章，其中针对部分琉球读者和中文读者有关琉球独立与“台湾独立”的关系的困惑和疑问，我写了《琉独与台独的差异》一文， 剖析这个外观形似的对照组在内容上的四项根本差异。十年来，琉球知识阶层的琉球文化意识和族群意识进一步上升，但在全面恢复民族独立和全面恢复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议题上，距离达成共识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琉球复国思潮的先行者对此也有强烈的无力感，他们在现实中的处境也面临恶化的趋势。
意在恢复民族独立的琉球民族主义主张和现代琉球民族的建构方向，都具有充分的正当性，但却面临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的困境；意在恢复殖民主义精神秩序，否定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价值，反对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事业的台独民族主义，获得了前殖民宗主国和帝国主义的全面支持，拥有丰沛的资源。琉球民族主义的限制何在，前景何在，这是本文想要初步探讨的话题。
19世纪后期之前，琉球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一样，都不是以西欧模式为样本而建立的近代民族国家，自14世纪起，琉球从封建状态过渡到中央集权领土国家的状态，同时加入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体系，在这个体系的保护机制之下获得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保障。
17世纪初，日本萨摩藩觊觎琉球的财富，入侵并控制琉球，琉球在遭受萨摩掠夺和欺辱之际，并不敢将自身的处境通报给明朝和后继的清朝，只能忍受国家利益和自主权利的损失，战战兢兢地维持脆弱的和平。自1879年琉球亡国之日起，以复国为目标的琉球复国运动即已同步展开，但这一运动一直存在重大的限制，使得它并未从争取中国援助的政治呼吁发展成为20世纪初中国、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普遍萌发的近代民族自决运动。
孤儿心态
琉球民族自决运动的限制之一，是由历史原因所造就的琉球文化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孤儿心态”。
1879年当下的琉球复国运动未能从曾作为东亚国际秩序体系主导者的中国那里得到有力的支持，除了中国尚未建立近代海军这个无奈的技术缘由，中国本身的主权和利益在1840年以来也遭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害，面临着地缘政治的危机，无力恢复源自东亚自身传统的安定和秩序。琉球复国志士从20世纪的中国革命和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独立战争中看到希望，“琉球青年同志会”和“琉球革命同志会”期待于战后得到中国的支持，争取琉球独立或加入中国，但蒋介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三度拒绝罗斯福关于由中国主导琉球前景的提案，让琉球复国志士又一次失望，残酷的冲绳战役使得琉球人民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战争中日本人对琉球人的极端残酷的种族差别待遇也令琉球人感到无比心寒，战后琉球又陷入美军占领和美日私相授受的命运，看不到主导自身命运的希望。三个多世纪无奈的处境，使得琉球人普遍产生强烈的“孤儿心态”。
这种“孤儿心态”真切而深刻，这与台湾某些人将台湾称作“亚细亚的孤儿”，有意回避祖国人民数十年反帝斗争和对抗日本侵略的浴血奋战，让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历史事实，诉诸人造“悲情”的情形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
历史记忆与身份定位
日本统治琉球近半数的时间并不将琉球人民视为日本国民，而是日本统治的化外之地，但这并不妨碍日本人以消除琉球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发展成为琉球民族主义的可能性为目标，篡改琉球的历史记忆。
然而，在长达5个世纪的琉中交往当中，琉球除了在物质层面和基层文化上高度华化外，在精神层面也成为儒学浸染之地；除此之外，琉球还日本及南洋诸国的文化影响以琉球化，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琉球文化体系，这使得日本在正式吞并琉球之前的萨摩干涉阶段企图在文化上同化琉球的举措成效不彰。吞并琉球之后，日本透过所谓学术研究，试图证明“冲绳”并不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琉球”，因而并不属于中国、夸大琉球语和日语的亲缘关系，曲解琉球礼仪与日本礼仪的关系，这类全面同化政策还是未能完全突破琉球菁英文化的底线，使得琉球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身的历史记忆。
但日本利用国家机器，打断琉球编纂国家历史谱系的传统，透过有倾向性的学术研究和国民教育体系，向琉球人民灌输“日琉同祖”的观念，有意让琉球人相信其建国历史只是因中世纪交通断绝而出现的“意外”，日本在冲绳的政治统治和文化同化“并不是”强加在当地人民头上的殖民行动，而是“唤醒”冲绳人在三山和两个尚氏王朝时期被隐藏的“大和魂”，去除与中国维持稳定宗藩关系时期的“恶习”，回归日本“祖国”之举。与此举并行，日本同时强化“现代化”论述，为琉球传统和中国传统涂上“落后、粗野”的色彩，这个论述对国民教育体系下的青年的影响逐渐扩大，并延续至今。当今琉球社会对于亚洲价值存在广泛的疑虑，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国际正义的主张有相当程度的质疑，缘由在此。这个线索使得现代琉球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历史记忆的同时，又在现实层面保存着对日本所呈现的“文明”的接受，在面对琉球民族主义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时，现代琉球精英和琉球民众在衡量利弊后，往往选择放弃独立前景，在日本体系内争取琉球人与大和民族的平等地位。
与琉球的例子相较，日本殖民者殖民台湾之前，除少数参与科举的传统社会精英之外，台湾大部分居民缺乏儒家核心理念的传承，他们的族群意识基本停留在宗族的层面；乙未割台后，台湾社会大部分传统精英回到大陆，面对日本堪称粗暴的同化政策，台湾普通民众缺乏文化抵抗能力，他们对于的中国的历史记忆，往往是经过民间宗教和地方意识改编的通俗化版本，欠缺文化深度。随着时间的流动，日本强加给台湾的警察制度教育体系和殖民经济体系，以及引诱台湾人在文化心理层面建立稳固的日本认同的系列举措，在台湾社会所受到的反弹越来越小，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到来时台湾社会盛行主动参与战争，以此证明自己的日本身份为荣。这种经过体系性改写的历史记忆，使得1945年以后的台湾社会去殖民化、重建中华民族认同的过程极其艰辛，它也成为今日“台独”诉求的根本来源。
战争记忆与立场定位
近世的琉球和台湾岛都经历过战争，不过，在日本系统性的记忆改写和政治压制之下，萨摩与日本侵略琉球的战争以及日军在1895年对台湾人民反抗的血腥军事镇压，在琉球和台湾社会心理层面的影响都被压缩到最低。与此相较，太平洋战争对两地的影响显得深刻而深远。
对于琉球而言，“冲绳战役”期间，日本军队强迫琉球居民集体自杀，其规模、残忍程度和无法掩饰的种族灭绝动机，使得琉球人对战争充满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由此产生在排斥日本右翼史观的同时，在心理上也排斥一切战争。这一心态的表现，首先是1950年代在出现谴责日军暴行舆论的同时，也出现了将日本视为“祖国”，推动回归日本的“冲绳返还运动”这样的矛盾现象，如果回到琉球的战争记忆中，就可以体会这种矛盾心理现象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对于台湾而言，由于美军选择琉球作为攻打日本本土的突破口，台湾就逃过了美军登陆战的灭顶之灾。美军对台北、嘉义等地的持续轰炸，还是造成了小规模的人员伤亡。如前所述，台湾社会在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以积极参与战争作为向日本殖民当局表达忠诚的管道，面对美军的轰炸，台湾人将怒气转移到美军机场所在的中国大陆和与美军并肩作战的中国人身上，并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变”中，直接发泄到抵达台湾未久的外省中国人身上。1980年代末期以降，部分怀念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人，还将他们与日本人和琉球籍日本兵“并肩作战”的历史，当作几群人同为“日本人”的认同骄傲。其实，战后的台湾人恢复了中国国民的身份，立即从“战败国国民”转为“战胜国国民”，相较于琉球人要和日本人一样承受身为“战败国国民”的代价，台湾人毋宁是无比幸运的，但他们在1970年代竟无比羡慕琉球“回归日本祖国”，反而以一种扭曲的方式突显了琉球的悲剧和台独的荒谬。
族群身分与民族自决
生存挑战、历史记忆和战争经验，使得饱经命运捉弄的琉球人深陷孤儿心态和孤儿困境之中，未能成功地从传统政治人群转型成为现代民族，未能全面发展出以民族自决为目标的反帝民族主义；不仅如此，所谓“现代化”进步价值和“自由民主”意识型态话语，给琉球民族主义套上了更为沉重的枷锁，以至于“琉球独立党─嘉利吉俱乐部”这个诉求琉球独立的政治团体居然提出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政治主张，唯独看不到真正的琉球民族主义：一方面主张琉球独立，另一方面又主张琉球在日本内部自治；一方面主张违背美日意愿的琉球独立，另一方面又支持受到美日实际支持的疆独、藏独、台独势力；一方面反对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又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内外政策。
与主张恢复民族尊严、恢复国家独立的“琉独”主张相比，“台独”的真实方向是放弃民族尊严，切割国家主权，暗中恢复殖民主义有形和无形的遗产，他们试图建构“台湾民族”，只是为他们再殖民化的目标披上一块“民族自决”的外衣，这件衣服与皇帝的新衣并无差异。但遗憾的是琉球独立背后缺乏政治资源，而台独则拥有包括美、日及金融资本主支持在内的庞大资源。
但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来看，台独民族主义背后的美、日势力和金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难以逆转的长期衰退阶段；琉球民族主义的主要方向却与19世纪以来反帝、反殖斗争和人民解放事业的方向一致，势将突破历史条件的限制，脱离晦涩不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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