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卢荻老师《普世价值与“普世价值政治”》一文。卢荻老师在文中指出，无论是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普世价值，或是更高一层的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本身都是值得和应该追求的目标。从负面角度看，仅以价值审视和要求现实，进而要依靠世界霸权将之付诸行动那就是“普世价值政治”，其结果往往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而从中立角度看，社会主义者要有比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更高的追求，不能停留在对资产阶级普世主义简单的批判，也应该超越安于现状的自我辩护。面对中国内部的多元化现状，卢荻老师认为要做得更好的关键前提是辨明谁是“我们”，以及每一个“我们”背后所代表的中国社会的何种利益。
普世价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而以普世价值审视现实、要求现实，则往往是时代的显学和普遍的实际行动，这是所谓“普世价值政治”的表征。笔者近日在与朋友的一番交谈中涉及这个话题，觉得很有意义，值得略加探讨。
下文的“探讨”并非严谨论述，而是即时发挥式感想、评论，也就仅仅是尝试性论断。这番言论其实是来自几年前的一个访谈，两位到访英国的武汉大学学者对笔者及所在工作单位的学术导向深感兴趣，一番长谈涵盖多个方面，不离从个人境况和思想以及香港、中国、世界现实引申到概念化思考。下文就是从访谈记录中抽取了一部分，保留答问形式，以反映思考的初步性。
神学式历史观已经走到尽头
普世价值话题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在中国学术界也是争议不绝，那么，当作如何看待？
就价值论价值，借用一句谚语，普世价值就是犹如母爱和苹果派（motherhood and apple pie），本身必然是好的。无论是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普世价值，以至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等等，或是更高一层的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劳动解放、摆脱异化状态等等，这些本身都是值得和应该追求的目标。
但是价值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不能仅以价值审视和要求现实，那是神学式历史观，进而要依靠世界霸权将之付诸行动那就是“普世价值政治”了。凭什么美国、北约可以自封代表了普世价值？美国去打伊拉克当初的借口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揭发是谎言和造谣后，就转口说是要帮助当地建立民主自由。“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等等也都是这样。凭什么说这些就代表了普世价值？可能一开始有人相信，实践的结果却是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实际上是征服、侵略，又或者是秩序颠覆后走向丛林定律。这些是必须批判的。
犹记得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轰炸的时候，当时国内有些公知学者就说：即使西方国家背离了普世价值，我们自己也还是必须坚持，不能因为美国炸我们，我们就跟它对抗。如果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些普世价值本身是值得追求的，那没问题。但是，如果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仍然要去拥抱世界范围的实践上的普世价值政治，这个已经是彻底破产了。1999年之后中国社会大众包括知识界，这种声音哪怕有些死硬派、原教旨主义继续鼓吹，哪怕它跳得再高，也是已经处于绝对的弱势，因为实在是事实胜于雄辩。这是从负面的角度去看普世价值政治。
再从中立的角度看，普世价值本身是值得追求的，作为社会主义者要追求的是比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更高的，所以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回应。如果他们说中国没民主，中国没自由，那么很多简单的回应就是说：两相比较，美国的历届政府对人民的问责或者说代表人民的利益，相对于中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对中国人民的问责，哪个比哪个强？现实本来就是各种不同的普世价值的组合，集体与个体的权利同为重要，而集体的权利多一点，个人的权利就会少一点。综合加起来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情况一点也不比美国差，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判断，特别是出国的人多了，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就更多。
但是不能满足于现状，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秩序有其初心，体现在宪法所界定的立国原则。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不是说永远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到建国100年也就是2049年应该就完成了。所以说，中国必须有一个长远目标，不能够冻结现状，否则不进则退会有颠覆、崩溃的危险，犹如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那种危险。
过去40多年或者多70多年，中国相对于超越了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以及超越了它的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究竟是一步一步推进，还是一步一步偏离，抑或是冻结没有进也没有退？总体而言还是有理由相信，是一步一步推进的。相对于现实可以做到的不一定做得最好，到此为止的经验不一定是最优的道路，但毕竟是一步一步在推进；当然全社会都应该要求做得更好，包括在许多具体事例上。
中国社会不能接受“普世价值政治”，那些要根本颠覆、推翻秩序的行动，但是这并不表示中国现实就没有问题。中国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实体在这么复杂的世界里面，当然就有多种多样的矛盾、多种多样的问题，有建树也有负面的，所以首先第一个是不应该单纯的安于现状的辩护。当然面对不合理的指摘往往有一种跳到极端的自我辩护的倾向，但是需要超越这样的状态。因为如果中国不进步不前进的话，刚才说很容易重蹈苏联的覆辙。苏联当时自命已经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但是到后来面对“普世价值政治”还是不堪一击。
中国话语在世界范围甚至是在中国本身其实是处于弱势，现在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现状，但不一定是对现状有绝对的支持，也就是说只是看不到有比现状更好的替代所以拥护现状。但这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来支持现状，因为见到前面的经验都太糟糕了，苏联集团崩溃之后的情况，东亚经济体危机的情况，美国、欧洲出现的危机，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失落等等，就是说到此为止，思考这些问题的知识分子大都是从一个“如果不是现状可能会更差”的角度去支持现状的。而这个支持力度是很不够的，因为如果出现一个话语头头是道的、能够说得很有诱惑性的更好的前景，有可能他们支持现状的力度会大大削弱。
普世价值是群体而非个人指引
普世价值话题大致上是在全球化年代兴起，在西方是大事宣扬，并将之推送或强加到全世界，相应是“普世价值政治”的泛滥。
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经济学界确实是严重地受到西方主流话语，特别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导向的主流话语的影响。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也不一定是主流，但是在中国却是强势，当然它是尽量以科学的面貌出现，就像“普世价值政治”以普世价值的面貌出现一样。
中国内部的多元化其实不只是在社会基层，而是一直到高层，认识上的分化、既得利益的分化要求走到不同的方向，所以不止是说我们要怎样能做得更好，关键是谁是“我们”？这本身就需要去辨明白、辨清楚。这每一个“我们”代表了中国社会的什么利益，哪怕他自己不自觉他提出了一个言论代表了什么利益，这个是必须要能够分辨清楚的。
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那位朋友，其实是正在犹豫于去国与否的选择，对故土的不舍与对新环境的迟疑，还有超乎个人考虑要关怀群体。就此，普世价值给不了充分的指引，更不用说“普世价值政治”了。
又，前文提到的两位武汉大学学者是金伟教授和李永康教授，这里借用了他们的劳动成果，感谢他们的辛勤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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