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草甘膦，glyphosate，这些专业词汇拗口而生僻，却早已经由孟山都公司的知名除草剂“农达”(Roundup)和相关的抗农达转基因作物产品而深入现代社会的餐桌、水体、土壤和皮肤。关于转基因的辩论也往往与政治立场和地缘政治想象联立，在法院官司、明星表态、科学丑闻中成为了文化生活的佐餐。
美国人类学家温康妮-亚当斯近年出版了《草甘膦与漩涡》一书，聚焦草甘膦安全性不确定性的争议。借鉴人类学“追踪化学品”的方法，亚当斯探寻了草甘膦作为金属螯合剂、除草剂、肠道微生物杀手，以及人体“可能致癌物“等多重本体的形态。由于美国监管机构与生物科技行业之间的“旋转门”关系，尽管草甘膦对周围生物有毒性，但美国农业部和环保署却称草甘膦可以安全使用。直到环保署一名官员因罹患癌症而揭发草甘膦作为一种螯合剂对人体致癌的14种途径，并指责机构负责人罗兰“受到奖金的诱惑”而屈从行业的意见。
作为一种化学品，草甘膦在人体内新陈代谢，会对多个身体器官造成影响，但其危害又难以被追踪。多名科学家已经通过动物实验指出草甘膦对肝、肾、肠道等部位的损害，但在“学术资本主义”的作用下，他们却屡遭行业打压，甚至遭到解雇。
最后，草甘膦致癌性的最大风波涉及三大案，法院均判定控告孟山都草甘膦致癌的三位原告胜诉，赔偿金额累计过亿美元，这些案件大大推动了孟山都的倒台。但草甘膦至今在美国仅被中止对家庭消费者的销售，其农用市场仍在继续扩大。草甘膦的毒性已是铁定事实，但没有草甘膦的世界何时到来？
| 孙攀搁(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类学研究所)，黄瑜(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责编 | 侯马
后台排版 | 童话
《草甘膦与漩涡》一书
谈到农达(Roundup)，大家可能会想到它的主要化学成分草甘膦(glyphosate)以及孟山都公司。截止2010年，农达已经在全球130个国家取得专利授权，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在26个国家种植。由于杂草所产生的抗药性等因素，草甘膦的使用量也在急剧上升，2004到2014年间，用量翻了130倍。
如果我们在搜索引擎上输入“草甘膦”进行检索，除了能找到它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波动、生产草甘膦的龙头企业名单、抗草甘膦作物的进出口贸易数据之外，也不难看到与它有关的各种司法诉讼、学术丑闻和攻讦、不同的专家共识等信息或新闻报道。可以说，草甘膦就像喷瓜一样，一经“触动”，就能喷射出争议的种子。
农达除草剂 | 图片来源：网络
一
“漩涡”作为一种不确定性的认识论
温康妮·亚当斯(Vincanne Adams)的《草甘膦与漩涡》(Glyphosate and the Swirl)[1]就是这样一本考察草甘膦及其争议性科学共识(scientific consensus)的作品。亚当斯目前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学人类学教授。她的博导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关注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者之一——杰拉尔德·杜安·伯雷曼(Gerald Duane Berreman，1930-2013)。亚当斯的博士论文(1989)[2]即是在喜马拉雅地区（主要是在尼泊尔的夏尔巴人群体中）所做的研究。她后来除了继续关注亚洲医疗体系和全球健康之外，也把注意力放在了灾后重建和农用化学品上。她所著的《灾难的制造：卡特里娜飓风的人类学研究》(Markets of Sorrow, Labors of Faith: New Orleans in the Wake of Katrina)[3]主要讨论社会正义的议题[4]。
《草甘膦与漩涡》则是她对农用化学品产生兴趣的成果之一。这本书实际上是她与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合著的《什么令我们的孩子们患病？》(What's Making Our Children Sick?)[5]一书的续本。佩罗是亚当斯的邻居，也是一位儿科医师，曾在与散步聊天时，表达了她对美国的食物体系所造成的公共健康灾难的担忧。她在日常的诊疗实践中，见到了太多生病的孩子。在佩罗看来，孩子们吃的食物中充满了农药，最主要的就是草甘膦。
在美国四类主要经济作物——抗农达的转基因油菜籽、玉米、大豆和甜菜——的工业化种植中，普遍使用草甘膦除草剂。这些喷施过草甘膦的经济作物通过农产品加工和全球贸易网络而散布，其范围远远超出了美国本土的限制。然而，草甘膦的使用场景远不止于此，它还用于棉花和饲用苜蓿草的种植、小麦收割前的干燥剂、非转基因作物播种前的除草，以及园艺领域中对杂草的清除。这种除草剂也能慢慢渗透进河流、土壤、公园、游乐场以及许多居民家中的后院。正如佩罗所说，草甘膦如今已经无处不在。
然而，正如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有关草甘膦安全性的争议相当之大，一些人是它的坚实拥趸，一些人则是激进而又愤怒的反对者。但是亚当斯在与佩罗合著的这本书中，实际上精心挑选了那些能够支撑她们预设观点的证据，而忽略了一些不断出现的相互矛盾的事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之前这本书讲述的故事并不完整。
为此，亚当斯重审了另一部分声音，认为无论是草甘膦，还是围绕它的争论都不存在稳定的确定性，因此，有必要写一本能够超越那种单一叙事的作品。她更倾向于将草甘膦视作处于不断变动中的“漩涡”，以呈现其多重本体性(ontological multiplicity)。
尽管草甘膦只是一种化合物，但它却在化学界和生物界辗转变换，积极地干扰生命和非生命世界。它的形态和作用包括：去除金属表面的污渍、把非生命物质变为生物体（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毁灭非转基因作物（杀死杂草等），以及成为人体肠道的微生物杀手。因此，草甘膦具有很多埃本·柯克西(Eben Kirksey)[6]所说的“化学社会性”(chemosociality)，它不仅仅是一种化学物质，还更多地体现在我们的环境、身体的器官和感受、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和文献，以及学术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氛围之中。
她说，“对待草甘膦安全性和毒性众说纷纭的正确态度，是要学会放弃一贯以来对清晰性和确定性的依赖，以公断这些论点。”[7]草甘膦就像漩涡一样，围绕着它的确定性和共识只是暂时的，在此一时刻形成朝向这个方向的集群，而下一时刻则朝向另一方向，颇似椋鸟群的运动轨迹（该书的封面即是椋鸟群）。
从学理上看，她自述这个研究受到了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多点民族志”和阿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有关物的社会生命的影响，同时也回应了最近涉及本体论转向的新物质主义的研究，关注物质如何在与人类的碰撞当中，形塑一个超出人类的世界。她追寻草甘膦这种化学物质，了解有关它的知识如何被生产及其背后所运作的社会性。
除此之外，她也提到自己从罗安清(Anna Tsing)“斑块人类学”(patchy anthropology)那里汲取了一些灵感，像研究松茸一样，追踪其商品链所串联起的不同区域与行动者。最终旨在借鉴人类学“追踪化学品”的方法，与布莱特·沃克(Brett Walker)在日本的水银研究(2010)、米歇尔·墨菲(Michelle Murphy)(2006,2018)对作为“化学亲属”(chemical kin)的多氯联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的关注、尼古拉斯·夏皮罗(Nicholas Shapiro)对甲醛的深挖(2015)及汉娜·兰德克尔(Hannah Landecker)对于砷代谢的探寻(2019)等进行对话。[8]
二
草甘膦发明的两种叙事
亚当斯在文中首先追溯了草甘膦被发明的两个故事，聚焦于孟山都的历史以及草甘膦的多种用途。这两个不同的历史叙事，折射了该化学物质的“漩涡”性质，也就是在某种情境下是一种物质，在另一种情境下又是另一种物质，但两种叙事最终在草甘膦的功能方面达成了共识——除草。
第一个草甘膦诞生的故事与瑞士化学家亨利·马丁(Henri Martin)有关。1950年，他当时在为西拉格(Cilag)制药公司合成新的化学品，在实验室，他“发明”了N-(膦酰基甲基)甘氨酸(N-[phosphonomethyl]glycine)，即氨基酸甘氨酸的膦酰基甲基衍生物，这是一种无气味的晶质固体(crystalline solid)。马丁将其称作“草甘膦”。由于草甘膦没有明显的药用价值，马丁既没有发表也没有申请专利。之后，该公司被强生制药公司(Johnson and Johnson Pharmaceuticals)收购，它把草甘膦作为化学样品卖给了奥德里齐化学公司(Aldrich Chemical)，后者在上世纪60年代又把它转卖给了多家公司。其中的斯托夫化学公司(Stauffer Chemical Company)发现，草甘膦可以用做清洁管道的金属螯合剂(chelator)并于1964年申请了专利。后来，人们发现在使用这种螯合剂的地区，杂草也被杀死，消息传开后，孟山都收购了这一化学品。
第二个故事与孟山都的科学家约翰·弗兰兹(John Franz)有关。G.M.迪尔(G.M.Dill)等人注意到弗兰兹在尝试合成一种水质软化剂（即螯合剂）时发现了草甘膦，后来改变了其用途，用作除草剂[9]。这是孟山都公司第一大广谱除草剂配方——我们所熟悉的农达——诞生的转折点。
草甘膦添加上一种表面活性剂牛脂胺聚氧乙烯醚(polyoxyethyleneamine,POEA)[10]就变成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农达”。POEA旨在帮助破坏植物的蜡质细胞膜，使草甘膦能够被植物吸收，并通过干扰植物的莽草酸途径(shikimic acid pathway)来阻止其蛋白质的合成。
孟山都最初声称，由于人类和动物不像植物那样依靠莽草酸途径来生产氨基酸，所以草甘膦对人畜是无害的。而且，他们一再强调，农达针对的是已经发芽的杂草，只需要喷施一次就能在播种前杀死它们，并认为草甘膦可以与土壤结合而不会渗透进水体。考虑到当时人们对市场上流行的芽前除草剂(pre-emergent herbicides)的担忧和越来越多地对橙剂的抗议，草甘膦一度被视作“史上最环保的除草剂”。
草甘膦诞生以后，孟山都又进军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领域。1979年，他们以1亿美金的预算将霍华德·施耐德曼(Howard Schneiderman)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挖走。这位昆虫发育生物学家在孟山都干了两件重要的事，其一是成功地帮助孟山都和大学学术机构之间建立起紧密关系(这些科研机构要么由孟山都公司建立，要么由它提供全额资助)；其二是在草甘膦和转基因作物之间建立起了关键联系，说服孟山都投身于当时新兴的，但还只是在大学实验室中进行的重组DNA领域。他们一方面对当时从事转基因食品开发的小型科技公司进行“及时的”收购[11]，另一方面也先后开发了自己的转基因作物。
其中，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农作物专利被称作抗农达种子(Roundup Ready seeds)，最开始是大豆，在中国进行田间试验之后于1996年在美国上市，然后是甜菜、油菜籽、玉米、苜蓿和棉花。为了推广这些种子，孟山都像世界其他大型农业化工企业一样，普遍利用“马尔萨斯式未来”(Malthusian Futurity)的修辞策略，向农民和社会公众宣传，农业化学革命是必须的，目的旨在保障一个人口指数级增长的光明未来。
三
多重监管中的“科学共识”
草甘膦的多重身份也对监管造成了一定的难题。各国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政策不同。如欧盟国家考虑到转基因食品的潜在风险，采取的是“风险预防措施”，对转基因的销售实施控制，一些国家甚至也禁止转基因作物的种植。
但是在美国，却并没有把“风险预防措施”纳入转基因的监管。监管机构的人员往往与行业维持着微妙的“旋转门”关系。另外，美国的监管机构各自分立，如盲人摸象般，只片面地对转基因和农药进行监管。
比如，食品中如果含有毒性成分，应该归属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的范畴，但是他们认为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实质等同”(substantially equivalent)，因此转基因食品“公认安全”(“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GRAS)，不需要对它们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在农药监管方面，美国农业部(USDA)负责执行动物饲料中的农药管理，而土地管理局(BLM)则只限于渔业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中的农药管控。但是这两个机构都遵循上述的“公认安全”指标，认为草甘膦对动物无害。其中的重点在于，草甘膦是水溶剂，但是能强烈吸附于土壤之中，六个月后将会被土壤中的微生物降解。换言之，草甘膦也是一种可以生物降解的化学物质。但是，反对者认为，在这六个月的降解期，草甘膦还是能对周围的生物造成危害。如果再考虑到农田中往往多次喷施草甘膦的情况，在六个月前后的低剂量积聚效应就变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最后，美国环保署（EPA）负责对农药进行管理，同时也监管Bt转基因抗虫作物和草甘膦。在判断农药安全性的问题上，美国环保署借鉴的是“有害证据”(evidence of harm)的方式。但在收集“有害证据”时，机构往往采用还原论的模型，即把草甘膦只当作一个单一的对象进行毒性评估和监管，这使得确定草甘膦在具体情境中的安全性变得不确定。基于此，美国环保署在2020年的报告中称，草甘膦可以安全使用，不会致癌，这与国际癌症机构判定草甘膦为“可能致癌物”的意见相左。
各个监管机构与农业化工行业之间的关系也尤为紧密，往往会考虑后者的意见，有时甚至以此意见为蓝本来制定监管政策。亚当斯把这称为“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即监管机构与化工行业的专家通过“旋转门”双向流动，由此实现企业对监管过程的“俘获”。
但监管机构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会出现反对“监管俘获”的异见分子。2017年，一系列名为《孟山都档案》的文件曝光，其中包含一封来自名为马丽昂·科普利(Marion Copley)的前美国环保署官员写给机构负责人杰士·罗兰(Jess Rowland)的信。科普利因为患癌离开了EPA，随后致力于研究癌症发生的机制，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她在信中列举了草甘膦作为一种螯合剂对人体致癌的14种途径，并指责罗兰因为“受到奖金的诱惑”而屈从于行业的意见，否认草甘膦的致癌性。在信的末尾，她说道：“我患了癌症，我不希望这些严重的问题在我临终之际仍不加以解决。我已经尽责了。”
前路透社记者凯莉·吉兰所撰写的《孟山都档案》
一书 | 图片来源：sustainable.pitt.edu
四
难以追踪的临床因果关系
在临床上，草甘膦的化学危害又很难追踪，部分原因是很难建立任何化学物质与健康损害的直接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化学物质在消化吸收后通常会改变其形态，有时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变得无法检测，尽管这些化学物质已经引发所接触细胞和所结合分子的变异。食物在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内分泌调控、肠道吸收、氨基酸生产、突触激发(动作电位)、粘液粘度(和缓关节运动)……所有这些都需要将食物转化为分子，它们在移动或穿过身体的不同位置时会改变效用。因此，整个身体和所有的生理系统都是潜在的受害场所。
佩罗大夫基于她的临床经验和文献阅读，认识到草甘膦与儿科疾病之间的关系。其中匈牙利营养生物化学家埃帕德·普兹泰(Arpad Pusztai)的研究对她影响很大。1995年，普兹泰在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罗威特研究所工作，当时他受苏格兰农业部委托，检测一种抗蚜虫的转基因土豆的安全性。这种土豆通过插入雪花莲凝集素(Galanthus nivalis agglutinin,GNA)的外源基因达到抗虫的效果。他的研究发现，当他给小白鼠单独投喂由雪花莲凝集素制成的蛋白质食品时，即使浓度达到800倍，老鼠也没有出现异常。但是投喂转基因土豆的一组小白鼠，其肠道的大小则是控制组的两倍，这意味着这组小白鼠的肠道发炎，免疫系统受损。
他在电视上公开宣称：“我们发表的文章可以确定，不是外源基因引发问题，而是(转基因)技术自身带来的问题。”
科学家普兹泰接受BBC采访揭露转基因食品对免疫
系统所造成的伤害 | 图片来源：gmwatch.org
随后，佩罗大夫也认为，因为草甘膦本身是一种螯合剂，很可能会与身体中的矿物质如镁、锰、锌和钙络合，从而导致矿物质无法被身体吸收。她也参考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迈克尔·N.安东尼奥(Michael N. Antoniou)的研究，后者指出草甘膦会对肝和肾的组织造成损害。佩罗解释，如果草甘膦对植物体内的微生物有伤害作用，它进入人体后，也会对肠道产生类似作用，造成肠道菌群失调。
最后，佩罗也解释了为何有些人吃了含草甘膦的食物会生病，有些人则不会。她举了一个名叫佐伊的六岁儿童患者的例子。她家住在加州的葡萄种植基地，母亲告知佩罗孩子患多动症，还有许多肠道消化问题。而当地居民中也有不少孩子有类似的症状。后来经过检测，佩罗发现佐伊身上出现基因突变，导致甲基化（methylation）功能受损。而人体对化学物质的承受程度取决于甲基化基因能否起到排除毒素的作用。
诚然，可能性和概率既是拒绝责任分配时的修辞，也是化学伤害因果论述中的常见话语。即便是那些接受佩罗诊断的孩子家长们，有一些也并不全部认同佩罗利用有机食物阻断草甘膦摄入的说法，他们认为佩罗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可能只是使他们的孩子变好一些的部分原因。
五
“学术资本主义”
对于科学家群体和工业界而言，围绕草甘膦的科学共识并不意味着共识只有一个版本，科学共识是竞争性的。亚当斯分析了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及医药学院(NASEM)在2016年发布的一份题为《转基因作物：经验与前景》的元研究(metastudy)报告。该报告虽然发布时间有一定年限，但直到现在还是“挺转群体”最经常引用的文献。
这个研究动用了几种策略：首先是NASEM报告中证据的重叠性(shingling)，即报告中所援引的证据或研究本身也是元研究，而这些文献所援引的一手文献又在NASEM的研究中出现。这种循环论证给读者一个印象，就是各种证据均指向一个方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第二个策略就是整合本身并不相关的原始研究，把这些结论拼凑在一起，继而上升为元洞见，但却抹除了这些研究的背景（比如，原始研究有没有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得到过工业界的资金支持等）。
不过，NASEM的报告也只是代表了有关草甘膦的科学共识之一——总体安全的科学共识。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科学家致力于揭露相反的证据，为建立亚当斯所称的“反事实档案” （the counterfactural archive）贡献力量。其中，有一些最初参与开发草甘膦和相关的转基因作物的科学家，站了出来，要求政府实行更严格的监管，并给出安全警告。这些科学家所引发的关注，不是他们所提供的反面证据，而是行业对他们的打压。那些对行业的科学共识提出异议或通过研究证明转基因和草甘膦不安全的研究人员其遭遇则十分令人唏嘘。
比如，阿根廷的分子生物学家安德拉斯·卡拉斯科(Andras Carrasco)，指出草甘膦即使在低剂量的情况下也会导致实验青蛙和小鸡的胚胎畸形，其结论被业界认为会对阿根廷的转基因大豆产业带来毁灭性冲击。在包括美国大使馆在内的多方施压下，他申请终身教职遭大学的拒绝，一年后含恨死于心脏病。
但是，依然有很多科学家并不畏惧行业的压力，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安东尼奥通过实验证明低剂量的农达会增加动物的肾病和非酒精性脂肪肝患病风险，他的团队把实验结果发表出书，题为《转基因神话及其真相》，该书深受读者欢迎，目前已经出了第三版。安东尼奥教授曾于2013年到访中国，也对该书的主要内容进行过介绍。[12]
安东尼奥团队编写的《转基因神话及其真相》一书
图片来源：non-gmoreport.com
另外，环境科学家J.P.迈耶斯(J.P.Myers)的团队则对NASEM报告提出了挑战。他们回顾了80篇同行评审论文，进行了元研究[13]。他们的团队发现，草甘膦及其代谢物AMPA，在实验动物和农场动物的肝和肾中的浓度比在其他组织中高10到100倍。另外，他们引用流行病学研究，指出慢性肾炎的患病率在农场工人中比其他人口要高，再者，草甘膦有致癌性，与美国从1975年到2006年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翻倍有关。他们所引用的文献其实在NASEM报告写作之时就已经发表，但没有被后者引用。
迈耶斯的研究和国际癌症机构对草甘膦进行“可能致癌物”的判定，为美国十万多起控告孟山都草甘膦致癌的案件提供了依据，其中的三大案颇受关注，包括第一案约翰逊获赔7800万美元，第二案哈德曼获赔2000万美元，第三案皮尔立德夫妇获赔8700万美元。这大大推动了孟山都的倒台，并于2018年被拜尔收购。受官司缠身的影响，拜尔宣布，将在2023年终止农达和其他草甘膦配方产品对美国家庭消费者的销售，但仍保留农业和商业用途的市场。
亚当斯通过考察和草甘膦相关的诸多事实，无疑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能活动家”(pluripotent activist)，草甘膦横跨土壤、水体、生物、人类身体器官、科学共识、政治争议、监管机构等等领域，积极地推动一系列政治行动。
六
结 语
在亚当斯的叙述中，草甘膦就像一阵风一样扰乱了科学共识，将其从一个确定点吹向另一个确定点。它自身拒绝归属于任何一种确定的共识，围绕它的一系列事实本身，并不能单纯地形成科学共识。在这个意义上，诚如亚当斯所说“科学共识不是监管机构或科学家在某一时间点传承下来的具有永恒不变性质的固定事物。任何科学共识都是由科学家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所建构和重新建构的，目的是回应有关科学事实的确定性问题。换句话说，科学共识是在面对持续存在的异议、争论或事实不确定性时需要达成共识的产物。”[14]
亚当斯在本书中特别提到，草甘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动主体(agent)，它是米歇尔·墨菲(Michelle Murphy)所说的关怀的主体(agent of care)，[15]即一种“令人不安的关怀形式”(unsettling form of care)。
亚当斯追问：关怀一定不是暴力的吗？没有草甘膦的世界是可以想象的吗？如果它可能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亚当斯考察的是草甘膦，但又不仅仅是草甘膦。通过日常生活中其他的化学物质（比如双氯芬酸这类非甾体抗炎药），我们都可以去继续探索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联动的人类社会中，人们生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亚当斯对草甘膦在不同地点的移动，对其多样能力的追踪，有时会令读者感到晕眩，与其说草甘膦呈现的是一种漩涡(swirl)世界，倒不如说是翻转(swirling)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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