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人千辛万苦从农村考出来，进大学转了一圈，又住进了城中村，工资低廉，未来迷茫，这是他们看得见的人生轨迹。
即使上了大学，对于社会，他们依旧显得那么多余，早知这样，不如不读这个书，辛苦了父母，浪费那么多钱，还要被官媒批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心里也是极其地不好受，压力大，郁闷，无助，迷茫。除了这些念过书的，还有上亿的8090后新生代工人，“穷二代”规模巨大。
没有人会为他们买单，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健康和未来为老板赚钱买单。因为他们和农民一样，只是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唯一的权利和义务，就是无限度的忍受其他阶层的剥削，他们是为城市和国家的发展买单的人，但是没有人为他们买单。
对于这个城市挣扎的底层人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过过体面的生活，却被要求遵守体面的规则；他们从社会获得的回报很少，却被要求对社会尽他们的义务。
他们很无奈地生活在陌生的城市，宁愿选择大城市的城中村，也不愿回到家乡，因为在大城市里，或许还有翻身的机会，而回到小地方，害怕再无出头之日，他们苟且的暂住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出生，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发奋的学习，毕业后的现实让他们在这社会中左右碰壁，他们没有自信和骄傲的资本，所拥有的只是对现实的认命和对梦想的感叹。
这个从村到村的循环，不比“放羊—赚钱—结婚—生娃—放羊”的生活圆圈光鲜。牧羊人至少还能结婚生娃，他们则连这也成为难题。这些年轻人仍只能窘迫地维持简单再生产，所赚的不仅谈不上房子首付，也无余钱自学技术，规划更好的未来。在高生活成本与低工资的双重夹击之下，他们基本被锁定在底层的生活状态，上升通道非常有限。
“官二代”和“富二代”的命运则迥然不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受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优质教育，毕业后，依靠背景和资源，多半能顺利跨入社会中间阶层，成为企事业单位的中低层管理人员或政府公务员。权贵阶层，既得利益者努力维护自己，轻易安排子女儿媳女婿是本能也是主流。富者有企业资产可续传，还有部分选择了出国。
垄断行业，有权钱者，内招是潜规，表面的规则是给老百姓看的，自己内部则早有数了。权贵子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入这些肥沃之地，再底层的人，也想通过花钱找关系来为自己的孩子寻一个光明的出路。自然，常常是失望。
就业，搞成了这么具有鲜明阶级性的状况。你努力、你奋斗、你坚持不懈又有什么用，到头来成果都是不工作不上班者得，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关系好背景硬。
要想向上走，改变自己的阶层，不能只认明面上的规矩，这似乎已成新时代的共识。区别只在于走不走得通，有没有资本走通。底层是被潜规则裹胁，而部分不良权势者，却制造并维护着潜规则。二流强者卖品质，一流强者卖标准。
历史也曾有段机遇窗口期，1980年代前半期，农民、工人和个体户的收入上升很快，部分人也逐渐告别底层，成为企业主或职业经理人。高考的恢复，也成了一大批底层青年进入中上阶层的快捷通道。
1980年代中期，双轨制推行。在市场范围日渐扩大的同时，权力也逐渐找到了变现之道，通过设租、控制资源、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等，埋下了权钱合流的种子。这颗种子在1990年代的证券市场、国企改革、土地征收等领域潜滋暗长，权与富，逐渐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圈子。所谓 “二代现象”，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恶果，其实质，乃是告别血统论之后的新式阶层世袭制。
这种世袭制，使权者通赢、赢者通吃的格局繁衍生殖。在冒名顶替上大学的“罗彩霞”所在的高校，就有三百多名靠关系与背景上来的克隆生；为了城市的整洁，通过城管体制剥夺底层民众的谋生权利……
在教育、招生、就业等各个环节，强者恒强的利益格局都在固化，底层的权利则常常受侵犯。阶层的板结已经形成。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通道，正日益狭窄。
底层民众面临各种体制性排斥，富贵者恒富贵、贫贱者永贫贱，用“人尽其关系”替代“人尽其才”，导致的人才错配，让“关系”与暗箱操作的横行，摧毁社会最基本的公正价值。一方日益骄奢，另一方则看不到希望，最终的结果，是社会的撕裂与对立。
要改变现状，需要底层的人一起努力，靠自上而下，很难。他们是一个现成的阶层，衣食无忧，继续占据权利分配资源，那我们就必须蜗居就必须任人宰割吗？一个人如果没有反抗的意识，将会遭到更多欺辱，同样，对一个阶层来说也是一样的，只有联合起来找到方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这些也只是勾勒了一个最普遍的社会现状，对着发炎溃烂的伤口扼声叹惋，悻悻然，希望有人可以直面痛处开出一具药方，治好这千疮百孔的社会。
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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