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从迪拜“新天堂”看中国富豪眼中的“国际化”通道
据新加披《联合早报》2026年2月24日报道，迪拜成了中国富豪的新天堂，越来越多中国富人正携资金迁往迪拜。报道称，据估计，目前有约37万中国公民居住在阿联酋，超过1万5000家中企在当地运营，这两项数据均较2019年翻倍。数据显示，迪拜去年的房地产成交额达9170亿迪拉姆，同比增长超过20%，这其中，中国买家已成主要推动力，部分区域的华人购房占比高达30%。据透露，资产规模介于5000万美元至2亿美元(6330万新元至2.53亿新元)的中段高净值人群，向阿联酋迁移的趋势最明显。这类人群多具企业家背景，更容易受到中国大陆或香港商业环境变化的影响。该报道因此得出结论称，在中美地缘竞争加剧之时，阿联酋力图保持战略平衡，为寻求资产配置多元化、试图规避风险的富裕人士提供相对安全的停泊港。显然，中东小国阿联酋的迪拜已经被中国的富豪们视为一个安全岛，这是当代中国令人瞩目的富人群体所展现出的一个新动向。
对一些中国人而言，奔向迪拜这种新动向意味着他们又开辟出了一条新的“国际通道”。当然，如果说这条新的“国际通道”专门为中国富人而开辟开设，那也未免言过其实，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能够得以对此迅捷高效地加以利用者，显然非中国的富人莫属。
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老百姓则机会甚少，相关条件也不具备，抓住机遇的敏感度也远远不够，因此，从常识出发可知，能够得以在迪拜买房置业者，不用问，大都是当代中国的富裕阶层，其中相当部分还应该位居顶层富豪之列。但新通道并非等于新归宿，如果就此以为迪拜将因此成为中国富人们的久居之所，成为他们的新家园，那恐怕就要大错特错了。很大的一种可能，迪拜只是他们通向远方漫长旅途的一个中间驿站，他们只在这里歇歇脚，做一点缓冲缓释，然后还将进一步奔向心目中的“香格里拉”净土天堂。这样一种新动向可能构成一个新的趋势，即开辟实现“国际化”的新途径、新方法。
众所周知，几十年来，“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一直为一些人所热崇，尤其是那些实现财富自由的中国富豪们，更需要“国际化”来对他们的“自由”进行强化、予以加持，虽然不能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同“国际化”无关，但至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而富人们则完全不同，“国际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关乎他们的行动轨迹。基于当下的全球战略形势与背景，过去那种从此岸直达彼岸的国际通道似乎越来越不好走或者走不通了，于是就只能做间接迂回走“之”字路线，这应该是当代中国“国际化”发展变得的一个新趋势。这样的发展趋势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中国富人的政治特性。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在报道中所引述的那样，“除了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韩国媒体《今日亚洲》还引述‘熟悉中国地下经济’的知情者称，中国正加大反腐力度，高层官员和商界富豪都在整治范围之内，高压环境促使相关人士带着资产加快移居海外。”应该说，这段话已经把这一新趋势的政治背景与内在原因交代得很清楚、很到位了。说明了中国富人的行为习性。
当代中国是一个盛产富豪的国度，这一点已人所共知、毫无疑义;中国也一度是富豪的天堂(参阅笔者2011年文章《中国已成为富豪的天堂——也说中国为什么盛产亿万富豪》)，但这个天堂迄今为止并未获得富豪完全的信任与依赖，他们始终对中国这里还有所保留，日常表现就是经常把资产转移到心目中安全的地方，并力求狡兔三窟，而一旦出现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跑路”，演绎所谓的“用脚投票”之类游戏，这是他们一贯具有的行为习性。迂回走“之”字录像奔向迪拜的新趋势，不过是这一行为习性的新方式、新表达而已。
迪拜成中国富豪新天堂的事实再一次证明，新兴资本缺少民族性(参阅笔者2014年文章《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缺少民族性》)，尽管中国是他们的祖居地、发源地与狩猎逐鹿场，但发达起来的这群人总体上并不把中国当归宿皈依，他们要努力做世界公民，其最终的目标仍然是美西方，尽管这条道路曲折漫长，但他们还将一直坚持不懈的走下去。
所以，对于越来越多中国富人正携资金迁往迪拜的现象，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可以说再一次相当清晰透彻地诠释了所谓的“国际化”两面性，突出地展示出其中消极性的战略与政治内涵，这将使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国际化”同时也是中国富豪的摆渡船和救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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