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唱红

也谈唱红

红色89后

  自从重庆的“唱红打黑”以来，有很多朋友对薄熙来的这种“运动式”的政策号召有着不同的看法。自由派的朋友认为这是典型的“文革模式”（又称政治动员模式），左派的朋友认为这是中共思想战线上的回归，也有人认为这是“薄氏新政”的政治作秀罢了。今天心血来潮，或许是因为这两天静静地回到了书本上，读了几页书，因此我也趁此机会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唱红打黑”自推出以来，可以说是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有肯定，赞扬的声音（主要集中于中央和群众），也有质疑反对的声音（主要集中于“南方系”媒体，如南方周末，新周刊等）。其中，“唱红”这一形式更是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和质疑，很大一部分媒体认为这种近几年以来逐渐流行的形式只不过是一场“可爱的政治秀”罢了，更有甚者认为这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新一轮洗脑。然而，在我看来，至少从政治角度来说，“唱红”作为重庆模式的一种文艺形式，其重大意义就在于表明了中共正尝试重塑其“执政合法性”。这个观点，不是我的首创，是郭松民先生的原创。但这种说法是我在众多观点中较为赞同的一种。执政合法性的重塑，其在思想文化领域所体现的，就是重建中共的文化自信，而重建中共的文化自信，其最好的形式就是“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最近三十年来，尤其是1989年之后，执政党在思想文化领域上可谓是“一败涂地”，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就出现了郭松民所说的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焦虑”。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并不是说你有枪杆子就可以，合法性是必须得到大部分人民群众的（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公民”）认同，通俗来讲，即占一国绝大多数人口的人民认为由你来掌权理所当然，这就是合法性。而目前流行的看法，那就是普遍认为必须要经过选举才有合法性，不经过选举那就是没有合法性。这似乎早已经成为一个“不容质疑”的真理了。因此，在这种很强的话语体势下，重庆“唱红”的意义，就在于在现有政治体制的框架内，在不实行“西式民主”的前提下，通过重建文化自信，通过政策、路线的调整，来重塑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合法性焦虑。这是将“唱红”放在整个重庆模式中从政治角度的解读。

  而单单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毫无疑问，那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重建文化的自信。众所周知，这些年以来执政党没有文化自信，从否定文革开始，然后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最后否定整个中共革命的历史，这就使得中共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内背上了沉重的“原罪”包袱。理不直，气不壮，因为你整个历史就是不断犯错的历史嘛。而重庆唱红，主要唱的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初期的一些歌曲，很多人理解不透，其实，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对整个中共革命的历程做一个系统的梳理，重新进行肯定，从而重拾自己的文化自信。至于很多人担心的“文革模式”，在我看来就未免过于杞人忧天了。首先，唱红并不是文革才有，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初期就有了；其次，唱红并没有政治命令式地动员，这只是一种执政党的文化领域的宣传和倡导；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唱红的倡导确实得到了群众的积极回应。这方面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只是官方的说法，不足为信。但是这些朋友可以去考察下，无论是在网络，还是在实地，目前确实有一大部分群体积极响应着这个倡议，这说明目前群众并没有对执政党完全丧失信心，其唱红歌的积极回应，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普遍怀念那个时代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及那个年代的社会风气。

  目前，在房价高、物价高、收入低的严峻形势下，在社会道德败坏，人格堕落的风气下，重庆在文化领域内试图通过唱红来重塑文化自信，从而一定程度上化解“合法性焦虑”的举措确实值得关注，甚至我有一种大胆的猜测，那就是中共开始意识到要重新回归群众，重新找回自己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走改革开放以来的“精英化”路线。很多自由派的朋友说这是又一次的“洗脑”，我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这就是洗脑。懂一点政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执政合法性并不是只靠选票、枪杆子就可以稳定，最根本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在这一点上，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是如此。照我来说，美国其实是世界上最会洗脑的大师，其宣扬的“普世价值”，早已经“深入人心”。只要对此有质疑的，就是恐怖国家，就是独裁专制。因此，唱红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洗脑，洗的就是三十年来“金钱本位、腐败堕落”的脑。在我看来，这种开明式的倡导（抑或说引导），确实比在高中政治教科书上的教条式说教，水平高出不少，得到的回应也更为积极。毕竟，中共在三十年来特别是89以来，思想文化战线上早已是屡战屡败，因此，确实要开始作出点“理直气壮”的回应，再不然恐怕连立锥之地都难以寻觅了。

  因此，在我看来，唱红作为重庆模式的构成部分，是执政党的一次文化自信的重建，更是一次执政合法性的重塑，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种早已“过气”的红歌到现今依然有庞大“市场”回应的现象所透视出的本质，更值得我们去重视。无论如何，重庆模式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和探索，其发展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