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上，某公出现了。当时有报道说他讲了一些怪话，后来被否认。如今又有了他讲话的详细报道。主要内容如下：
一，为分税制辩护。这也难怪，分税制就是他一手创建的。当时90年代初中央财政紧张，搞了这个制度后，中央财政拿了大头，地方财政开始出现不足的问题。很多人把后来出现的很多问题归咎于此。某公愤怒了，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他大叫道：“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是15900亿（注：原话如此），占83000亿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现在20%都不到，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当然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返还支付的方式。”“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税制有缺点，但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
报道说，上边引用的某公列出的“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予以批驳，其中提及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账数据，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过。”这并不属实。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就有人大会上的预算报告，里边写的清清楚楚。
在他在位的时期（目前也是一样），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差不多一直是3：7，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比却达到5.5：4.5。中央要是不给地方转移支付，地方恐怕就得像《让子弹飞》里的鹅城那样收税收到100年后了。以他主政的最后一年2003年为例，在与老百姓直接有关的一些项目上：支农支出，地方是中央的7.4倍，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地方是中央的7.9倍，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地方是中央的96倍，社会保障补助支出7.7倍，公检法司支出17.4倍，政策性补贴支出1.6倍，教育费附加支出1352倍，这还不算行政等事业费；城市维护支出中央就没出一分钱。
2010年已经是某公去职后的第7年，他却拿这一年的数字来给他将近20年前做的事情辩护。就因为分税制的弊端已经暴露了很多年也吵了很多年，所以中央着手纠正难道不正常么？即使到了2009年（2010年数字我还没看到），在财政支出上：教育地方是中央的17.4倍，社会保障和就业15.7倍，医疗卫生61.9倍，环境保护50倍，城乡社区事务1305倍，农林水事务20倍。可以说这是一个根本原因，为什么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对中国的民生项目满意。
某公提到了2010年财政情况。他却没有说，即使算上中央转移支付给地方的3万多亿元，中央的财政赤字也只有8000亿。要是中央不转移支付给地方，中央足足节余24000多亿元。中央又不想放高利贷或者开银行，收了这么多钱，不转移给地方还想干什么？而地方收了中央这3万多亿元，仍然有2000亿赤字。要是没有这笔转移支付，地方赤字就有34000多亿元。地方要是破产，中央恐怕也保不住。稳定压倒一切，某公是装傻还是真傻？你不让地方直接收钱办事，非要过中央的手，还要让地方去跑钱，你是何居心呢？若说起“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那么你某公提过什么具体的要继续进行的内容呢？1994年分税制就完成了，你2003年才下台，这9年间你做了什么呢？
二，指责房改，为其书做宣传。某公当然否定房价上涨与分税制有关。他骂道：“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那是什么原因呢？“现在地方有的是钱。这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这个不讲，你们看书。”“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f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某公对清华的学生说，房改更多的失误就不多讲了，请大家多看书（注：即指将要出版的《某公讲话实录》一书）。
总要给房价问题找个替罪羊，某公就怨房改。房改那里错了？原来错不在房改，不在让老百姓当裤子买房，而在于“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固然，即使没有分税制这么个怪胎，只要有机会，地方也会要想办法“搜刮民膏”，钱是不会嫌多的。但是当初为什么把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还不是你某公搞分税制，与地方讨价还价的结果？你总不能一分钱也不留给地方吧？1993年的时候房改处于停滞期，没有什么油水，中央放掉了，结果送给地方一个大礼，事后估计某公要后悔得睡不着觉。中央不转移支付给地方要节余24000亿元，某公不是还嫌不够多。至于说钱留给了地方，还不入预算，这是谁的问题呢？一个国家各级政府有若干收入与支出不入预算，你曾经是中央政府的头，你有没有责任呢？不过某公是聪明人，他大概要怪1994年的正头头吧？
三、嘲讽小车，装诸葛亮。某公说，2003年的2月1号他去拜访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做讲话，说：“中国要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应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城市交通效率，还要大力发展环保型公交车，减少机动车污染，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某公此次在清华再提这段往事，他说：“那是我的（任内公开的）最后一次讲话，我拜托大家别拿公款去买小汽车，去补贴小汽车，拜托大家多发展公共汽车，发展公共交通吧。如果这么做了，何至于有今天。如果那时候照我说的做了，现在北京就不会那么堵车了。”
90年代末，某公扩大内需，中国房地产和轿车消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步的。如今某公摇身一变，成了倡导公共交通的先驱者了。我在2000年大学里写的论文里就说中国应该学习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那么我就是他的先驱喽。实际上我和他谁都不是先驱，90年代有很多人主张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而不是推销轿车。我曾经在旧书摊看到过80年代中期国务院的一个研究报告，那时候就主张中国不能发展轿车。他1998年扩大内需倒确实是2008年刺激经济的先行，在各个方面差不多都复制了他10年前的做法，除了高校扩招和收费方面，实在已经做得太绝了，再也没有进一步的余地了。
四、假装关怀义务教育。某公说，上海车展上有的名贵小汽车一辆一亿多，还有不少企业家买飞机，而农村呢，有的地方依然吃不饱，我们解放了这么多年，农村的居民这么贫苦。我从来不主张财政补贴发展汽车工业，我主张全力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的学校，一人一杯牛奶，一个鸡蛋都吃不到，青海省仅是800人的试点能吃到，青海省有3万中小学生，800人跟3万人怎么能比啊？某公痛心地说道：“我们现在的义务教育怎么样？（农村）好多同学都辍学了，都提前去城市里打工了。”
青海3万学生不是今天才吃不上鸡蛋吧？根据统计资料，2001 年到2004 年期间，将近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至少有一年陷入消费贫困。在2002 年开始取消对农民的所有地方性非正规收费，但却同时把正规的农业税率从2%~3%提高到7%，以部分地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农业税是2006年底废除的。在1997～2000 年间，50%的基础教育费用是由农民自己支付的。一个覆盖3 037 个村庄的调查显示，2004 年每个小学五年级学生每年的学费平均为260 元，而每个中学生每年的学费平均为442 元，二者分别为官方贫困线标准的40%和70%。直到2006年的教育法修订案，义务教育财政改革，才免除了全体学生的学杂费和书本费，并且给贫困学生提供食宿补贴（即所谓“两免一补”政策）。虽然金额不多，总算是个意思。某公不去说他主政时期的问题，对别人却“沾沾焉而动其喙”，仿佛所有事情都是别人的错，天下就他一个清白人。
更过分的是谈到高等教育。某公谈及高校扩招，他说“我不主张发展这么多大学，这么多大学干什么呀，我刚才问了我的同班同学，我刚进清华的时候，1947年清华才有两千人，现在几万人就不知道了，清华几万人说得过去啊，一个吉林大学也要七万五千人，大学出了不少（学术上的）假冒伪劣，教授都去造假，剽窃论文，这样搞下去......你还是先把义务教育搞好嘛。”
为什么要这么多大学生，有这么多大学，还是全要归功于某公时代的扩招，教育收费以及开放民办教育。如果说义务教育还有很多社会历史因素，毕竟不能全算在他身上，但是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他可着实出力不少。97年全国高校开始收费，那时国家也开始不包分配了。我读书那个破学校，1996年学费2200，1997年2500，1998年3600，1999年3800，2000年5000。有些人要申请助学贷款，毕业时还被扣了毕业证和学位证。我读书那时候，有的学校甚至学生多到宿舍不够用，鼓励学生到校外去租房子。高校也开始改革，一个一个的兼并，搞起了大而全的综合大学，教学质量却在下滑。民办高校也越来越多了，那就差不多根本谈不上什么教学质量了。结果就是培养了一大批啥也没学着的找不着工作的大学生。某公在任期间，义务教育同样没搞好，高等教育却搞得一塌糊涂。他实在没有评头品足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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