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被精神病”成为整治“刁民”的利器
曾飞
2011年07月11日人民日报，《民生三问：如何防止“被精神病”？》指出：“编辑：据称，我国精神病患人数在1亿人以上。那岂不是十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真有这么多吗？记者：这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其表述为各类精神疾病患者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防止精神病变成别有用心的‘囚人工具’，要先界定‘公共安全’。‘公共安全’的边界划分，理应在《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得以明确，尽可能地摒除可能被利用的制度漏洞。否则，本来维护公民权益不受伤害的合理设计，很可能会被以‘公共安全’的名义所轻易突破。”
警惕“被精神病”成为整治“刁民”的利器并非危言耸听。这已经有非常典型的案例。
2010年12月04日羊城晚报《女教师称“被精神病”两年多 状告高校母亲》：2008年1月9日，广东商学院的韩越华老师，在广商自己家中被数名男子强拖下楼，押进中巴，然后被送进了广州市精神病院。广州市精神病院诊断韩越华患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在相关方付款后，对其“治疗和用药”348天。之后，韩越华又被带回老家河北省。2010年7月，韩越华借钱逃回广州。11月1日，韩越华向法院起诉广东商学院和广州市精神病院，要求判定上述两单位侵害她人身自由、赔偿10万元精神抚慰金同时赔礼道歉。昨天，广州市荔湾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身着睡衣被捆入精神病院。据韩越华回忆，2008年1月9日中午1时，从广商本科毕业并留校从事行政工作已近18年的她正在位于广商的自己六楼家里读书，社区民警周某某前来大力敲门，韩老师的前夫石林将门开了一条小缝，不料门“哗”的一声被撞开，后面的人将石林控制在墙角，随后三个便衣男子揪住韩越华的长发，扭住其双手并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将身着睡衣的她拖到门外。石林回忆说，当时韩越华拼命喊着石林救她，但是自己也被人控制住了，一点办法也没有。随后，三个男子将韩越华从六楼拖到一楼，出门后又拖了20多米，将她塞进了一辆没有任何标志的中巴。韩越华说中巴上没有医护人员，倒有一个胖男子在车上猛击她的后脑勺。为何突然遭此横祸？韩越华称，这和她与石林曾经给广东商学院做了校徽设计方案、写了一篇《校徽辞》有关。石林告诉羊城晚报记者：“2004年我写了校徽设计方案和《校徽辞》一文，以韩越华的名义交给了院长吴××、党委书记杨×（二人均已不在职，记者注）等。文章是韩越华，杨×和吴××也署了名。”石林说当时吴××、杨×认为文章写得很好，准备留待日后参考，但韩越华和石林由于文章署名产生的文章权益问题与他们发生了矛盾，遭到了打击报复。……广州市精神病院否认他们派车送过韩越华进院，医院记录显示，当时警察和韩越华母亲一起要求，所以他们才收治韩越华的。广州市精神病院表示，贾老太和韩越华的妹妹在医院签订治疗同意书后，院方即开始对其进行治疗。同年3月7日，广州市精神病院5位正副主任医师诊断韩越华为偏执型精神分裂，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对社会没有任何危害……对于广东商学院“置身事外”的表示，韩越华的代理律师称：“如果没有广东商学院当时领导的默认，社会上的中巴车辆怎么可以进入校园？精神病院的人又怎么能在学校保安和社区警察的眼皮底下带走韩老师？” 。更可怕的是法官的公开偏袒：荔湾区法院在判决中直接采信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出具的诊断意见，判定韩越华确实患有精神病。须知广州市精神病医院是被告之一，被告自己给自己出证明，证明自己无罪；法院居然不经过第三方诊断，而是直接采信被告的证明就做出判定，这是只有在中国法院才会有的旷世奇闻。
既然连囚人的广州市精神病院都认为韩越华“对社会没有任何危害”，但韩越华还是被警方、院方和她的母亲密切配合，强行抓进精神病院囚禁。根本就无须以“公共安全”的名义，只要有权有势者愿意就可以轻易突破法制，照样“被精神病”。足见在当今的社会里，弱势群体已经陷于高危状态，连起码的人身权利都难以保障。这种现象值得整个社会高度关注！何况宣称“我国精神病患人数在1亿人以上”的故意夸张本身就是不祥的预兆，其背后隐藏着某些既得利益者的祸心——“十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患有精神疾病”，当然随便抓一个都能轻轻松松地算进“患有精神疾病”的范围里，都在情理之中。人们不要忘记，当年强奸邓玉娇未遂的官员全都无罪，而被强奸未遂者邓玉娇却被检察院告上法庭，最后迫于民愤不敢强判大罪，但还是利用“被精神病”的手段来整治不肯配合强奸的“刁女”邓玉娇，让她随时面临被囚困的危险。
强势者对弱势者的“被精神病”威胁，被囚者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有效反抗。据2011年05月06日《广商女教师“被精神病”案一审败诉》：“记者杨辉报道：本报2010年12月4日曾报道广东商学院教师韩越华“被精神病”两年多，韩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广东商学院和广州市精神病院赔偿相关损失。5月3日，经过5次开庭审理后，广州市荔湾区法院一审判决韩越华败诉。荔湾区法院在判决中根据韩越华母亲贾会君的陈述和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出具的诊断意见，认为韩越华患有精神病，广东商学院和广州市精神病医院没有侵权。”只要院方、韩越华母亲和精神院方“团结”不退缩，被囚困者很难抗拒。告诉的结果反而是被囚困者“确实有精神病”，变成了铁板钉钉子的“铁案”。
类似的案件其实不止发生在韩越华身上。济南一位“被精神病”者也有同样经历，当时他正在家休息，却被精神病院工作人员强行送往医院，于是，他将这家精神病院告上法院。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日前一审“以侵犯公民人身自由”为由，判决精神病院依法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这是全国首例生效的公民被当成精神病患者收治引发诉讼的判决。2010年3月9日，李元（化名）的妻子吕秀芳（化名）到济南一精神病院称其丈夫有精神病，并为丈夫办理了住院手续，交纳了3000元住院押金。第二天，精神病院4名工作人员乘出租车到李元家，由于李拒不前往，并极力反抗，精神病院工作人员将其从家中强行带走。这是全国首例“被精神病”者胜诉。胜诉时由于想囚困他的仅是他的妻子，并非强势势力，因而能幸免。
2011年04月30日重庆晚报《上访者被关精神病院4年出逃 在电视台内遭抓走》：今年4月19日，被监护治疗4年多的徐武成功上演了一幕真实版的“飞越疯人院”，用被单将病房窗户的栅栏拧弯逃出，到广州精神病院做检查，试图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但他的自由仅持续了8天。27日下午1时30分左右，他在南方电视台接受采访后，正准备在大院内搭乘出租车离开时，突然被七八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强行掳走。当天下午1时30分左右，徐武接受了《拍案惊奇》栏目的采访，在大院内搭乘出租车准备前往另一家媒体时，突然，有七八名不明身份的人打开他们的车门，一左一右钻进车，将徐武夹在中间，并让司机开车走。……据广州警方内部人士证实，确实是武汉警方便衣带走了徐武，理由是涉嫌危害社会安全与稳定。至于带到了什么地方，带走之后怎样处理，广州警方已经没有权力干涉了。……据新快报、信息时报信息：2008年11月，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办公室出具了一份鉴定书：“徐武以工资被克扣、福利未发放到位为由，4年来不间断告状起诉，把武钢、市公安局、市劳动局及武汉市人民政府全部告上法庭。2006年12月29日，经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其结论为‘偏执精神病’。”但徐武和其父亲均认为，徐武没有精神病。徐武说：“当时父母没同意做精神鉴定就签了字，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我父母也是被人骗了。他们跟我父亲说，只要说我是精神病，关我三五个月就放出来，还保留我的职务和工资，如果不承认是精神病，单位就要开除我。”徐父说：“他就是比较倔，我让他不要去告领导，告不赢的，他非要去，结果别人就说他是精神病了吧。”2011-05-06，CCTV央视报道：武汉市政法委称徐武事件不存在被精神病问题。《人民日报》对武汉市委政法委的说法提出质疑。即使有强势媒体介入，“被精神病”依然我行我素，毫不退缩。可见事态之严重。——这已经切入正题了，利用“被精神病”来整治上访者，可以合法地动用警力来执行抓捕，相当有效。
上访者“被精神病”并非个案。2010年11月17日广西新闻网《女子上访被送精神病院 官员称出院须迁户口》报道：周某在精神病医院里拿着一本法律书，说自己在医院里学习法律，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我将走法律途径，争回对姨妈的监护权。”11月16日，来桂林接姨妈周某出院屡屡受挫后，湖南攸县男子徐某无奈地对记者说。家住桂林市七星区的周某，因儿子的死亡赔偿问题不停上访，8月20日被3名男子开车送到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治疗。25天后，她被鉴定患有精神病。徐某知道后到医院要求接走周某，遭拒。七星区有关部门要求迁走周某的户口，才能让周某出院。
2011-01-04，羊城晚报，《湖北竹溪男子因举报当地官员被关精神病院14年》：羊城晚报讯 记者洪启旺、董柳报道：新年第一天，网友“郭寒韵”在天涯发帖称，其父郭元荣14年前因举报当地官员相关问题，被公安局关进十堰市茅箭精神病院，家属屡次想将其接回家但未能成功，至今已被关14年。该网友表示，谁能救出其父，“姿色尚可，至今守身如玉”的她愿以身相许。该帖目前已有逾10万网友点击，并跻身“热帖榜”。1月3日，十堰市茅箭医院精神科证实该院确有此病人。当晚，记者从郭元荣的妹妹处了解到，帖子出来后，竹溪县当地官员找家属谈判，同意放人，但对郭元荣出来后的待遇及补偿问题未谈拢。
而利用精神病院来整治“刁民”早有历史的惨重教训。特别是在龙永图代表权势者公开宣示“对待刁民要硬气”之后，国人更不能麻木。
在前苏联，官僚资产阶级就热衷于利用“被精神病”对付反抗者。“苏联在这个事情上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不知克格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精神病学运用于政治斗争的。我看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材料。似乎斯大林时期不怎么爱用这种手段。有资料显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主席之后，苏联才开始有计划、有规模地用精神病学方法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主席后，像他的前任一样对异己毫不留情，但他改变了策略，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地对持不同政见者实行法律惩罚，而是更多地把那些人关进精神病院。1967年，安德罗波夫和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晓洛科夫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精神病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报告列举了一些‘闻所未闻的’向苏维埃政权挑衅的例子：克雷先科夫希望在红场用自制的炸弹炸死自己；某人钻入列宁墓，差一点就要砸开列宁的石棺；杰久克，一个探寻“真理”已走火入魔的人，在克格勃大楼前的广场自焚。报告令政治局委员大为震惊。在这之后，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1978年，苏共中央责成以柯西金为首的一个委员会了解苏联社会的精神状况。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近几年精神病人的数量有所增加。结论是，除了80所普通精神病院外，还必须建造8所专门的精神病院。1983年苏联精神病学家抢先一步退出了世界精神病学会，从而避免了因为故意虐待病人而被动地被该学会开除。在70年代末，群众出版社内部翻译出版的《谁是疯子》叙述了一个实例。《谁是疯子》的是苏联遗传学家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在这本书里，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讲述了自己被精神病学家诊断成精神病人的过程。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著有《李森科的反遗传学理论给苏联农业造成的危害》《李森科兴衷史》、《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与国界》等书。也许是这些书触犯了一些人，1970年5月的一天，一小队民警和两名医生一起来到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家里，医生说他有接受诊断的必要，于是将他带到精神病院。以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犯罪心理学研究所的伦茨博士为首的精神病学家进行了诊断，他们发现的症状有：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从事本专业科学之外的研究，表现出双重人格；自身评价过高；近年来科研成果质量降低，而其它写作则过分繁琐，缺乏现实感，对社会环境适应不良，表现出‘固执的寻求真理的妄想’，‘思维周密但对现存情势缺乏批判态度’，‘偏执狂性的改革妄想’，‘证明自己的观点时讲话很多而且讲得很热情，驱使对方相信’，‘具有专制者的派头’，‘行为突出，积极……把一些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叫喊要为民主和真理而斗争’。结论：‘带有偏执狂性改革妄想的、病程发展缓慢的精神分裂症’，需要隔离治疗，以体现政府对不幸者的关怀与爱护。幸好有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的孪生弟弟，历史学家罗伊·亚·麦德维杰夫积极奔走，一批苏联科学家纷纷对上述结论的置疑。因为他们‘有损于苏联精神病学的声誉’的‘非爱国主义行为’，终于使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获得释放。……1998年，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院长列别捷夫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一书中承认：“过去曾发生过将精神健全，但表现出异己思想的人，即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关入精神病院的事情，这曾引起国际上民主舆论界的谴责。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终止了，而刑法典第128条规定了将他人非法关入精神病院的刑事责任。”其实，在俄罗斯，克格勃并不是“政治精神病学”的始作俑者。在沙皇俄国，把持不同政见者关进精神病院的事情也经常发生。被马克思给予高度评价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俄国著名学者恩·弗列罗夫斯基（别名瓦·瓦·别尔基，1829～1918）就有这种遭遇。1861年，弗列罗夫斯基参加了示威游行，并向沙皇请愿，但其整个抗议活动被当局宣称为精神病发作所致，他被关进疯人院。不过还好，他在那里只呆了6个月，并最终被公认为精神健全的人。顺便说，马克思1858年在《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囚禁》一文中曾猛烈批评把没有精神病的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做法，并称之为“罪行”。（《不同政见者都是精神病——苏联精神病院纪实》，:临泉之树）——不要忘记，历史的无情结果是无论是肉体消灭异己或者用“被精神病”来迫害异己，都一样只能让迫害者自己陷入抛弃道义的泥潭，其结果必定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当今的政治家应当十分重视历史教训，珍爱自己的政治生命。
但愿国人充分警觉，不要让事态发展到前苏联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被精神病”来对付民众的反抗的可怕局面。虽然中国国务院法制办10日对外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从草案的规定看，对于“被精神病”——精神障碍患者的非自愿住院医疗，法律将对侵犯人身自由的行为进行强力约束。但无论是草案本身还是实际贯彻的问题都还让人担心，人们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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