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有个退休老工人,因住房被强拆到北京上访,回武汉后被关18天,备受摧残之后,失语,记忆丧失,带着遍体鳞伤到医院治疗。他的妻子依据他的依稀回忆,写了一篇《绑架十八天》的报道,在互联网上发表。《绑架十八天》发表后,引起同样遭遇的受害者共鸣,他们坚持不懈向各有关部门控诉。有关部门却是这样对待他们的: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接待人员看了《检举控告书》后说:“这是政府的行政行为,我们管不了。”拒绝接收《检举控告书》,并说“你们爱找谁,就去找谁!”
省人大法制委说“你们应该找省信访局。”“由省信访局接收查处”。
省信访局的回答是:“根据国家信访条例的属地管辖原则,你们应到各人所属的住地去解决。”并说:“这是请示过上级决定的。”
汉阳区信访局刘局长说:“你们到处跑,最后还得到我们这里来解决,我跟你们早就说过了,找司法机关没得用。”刘局长提出要到控告团代表“家里谈。”
中共湖北省政法委的同志表示怀疑,不相信武汉市有“黑监狱”,不相信“黑监狱”有残暴行为,该同志问道:“抓你们的是警察吗?车子也是警车吗?”然后表示“你们等我们的电话。”
等了一个星期,省政法委那位女同志说:“我已经把你们写给我们的信交到市政法委了,你们给个时间,我通知武汉市政法委,要求他们来接待你们。”
武汉市政法委回答说:“我们会调查情况处理的。”十来天之后,经催问,武汉市政法委官员说:“你们的事,我们很重视,但是我们是不会去直接管的,……这样吧,你们到市公安局去。我写个要他们接待你们的书证。”
所有的努力都落空之后,受害者们再次联系省政法委那位接待的女同志,该女同志一听是举报人的声音,一看是举报人的来电,就挂断了。数次都是如此。她最后的回答是:“你们到北京去告我们,我们也不会怕的!你们还想他们来抓你们吗?”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562353
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上访怪圈”。这也是全国所有上访者命运的一个缩影。这些上访者要投诉的是非法拘禁、非法关押、非法的人身迫害和折磨。可是所有的部门,从省检察院到省信访局、省人大法制委、省政法委、市政法委、区信访局,全都对非法拘禁、非法关押、非法的人身迫害和折磨麻木不仁、漠不关心,既无党政机关的责任心也没有基本的正义感和良知。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撇清自己的责任,不假思索的就打发投诉者们“去找**部门”。而这种推诿扯皮、把百姓当成皮球踢的行径还算是“温柔”的,“你们还想他们来抓你们吗”才是他们真实的嘴脸。到了说“你们还想他们来抓你们吗”时候,他们终于按耐不住了,上访者与受理上访者的关系到了这个时候才算是原形毕现。
于是联想到“跳出周期率”的话题。这个话题缘起于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的一次谈话。这一年,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人士访问延安,他们从延安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发表了《延安归来》一文。在此文中黄炎培说:“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http://blog.gmw.cn/home-space-uid-4827-do-blog-id-125847.html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别的不多说了,要跳出周期率,在当前来说,最首要的就是要跳出“上访怪圈”。其意不需解释,只要看看黄炎培关于“周期率”的论述,再看看毛泽东所说已经找到能够跳出周期率的新路,就再明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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