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韦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靠剥削全球活得不错,在纽约、波士顿和其它城市,吃穿用都比上海便宜;尖刻一点说,这是美国剥削全世界的结果。我们生产了价廉物美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他们印了钞票来买我们的东西,而钞票到了我们手上,还贬值。我们觉得持有他们的钞票不安全、不划算,怕损失,又再回去买他们的国债。这样美国人来回赚了几个来回?赚多少?
为什么会这样啊?原因复杂得很!其中就有我们自己的管理水平问题。韦森举例说:“前些日子,据说商务部提出要降奢侈品关税,财政部马上就否定了。这背后就牵涉到一个利益之争。因为,一降关税,财政收入就减少了。这实际上是财政部的部门利益绑架了国家利益和全局的国民利益,竟然荒唐到了这个程度!”我对这个具体问题无观点,只是同意“利益”一说。
奖勤罚懒、赏功责过是管理学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当我们的经济被“有关部门”运作成这个样子时,没有听到“上责”或自责的声音,相反,“有关部门”在这个极为敏感的时期提出给公务员“改革”工资的消息则不绝于耳!
“改革”工资与“涨”工资相比,其相同与区别在于,“涨”是相同的,“改”是涨多涨少有所区别。涨是绝对的,多少是相对的。这次改革与奖勤罚懒、赏功责过毫无关系,据说,“旨在消除地区差距、消除基层与省市级之间差距”,因为低收入地区公务员“应对通货膨胀”的呼声很高。
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通过改革不平衡以达到相对平衡。这个理论并不高深,“技巧”在于平衡的方法。这个技巧怎么看都是“小熊分饼”,只不过反其意而用之,轮番上涨而已。
公务员该不该涨工资?这要看公务员实际收入水平在国民总水平中的地位。在这个大前提下,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还要考虑两个因素:
一是通胀因素。通货膨胀的简单理解是“钞票多了”,但这些多余的钞票并不是相对平均地分给了老百姓,一方面是社会通胀,另一方面则是老百姓钱包“紧缩”。除了一部分人以外,大多数人对飞涨的物价徒呼奈何。因生活所迫,人们的情绪并非是另一部分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犯罪率”正在上升,触动社会敏感神经对于公务员并非福音。
二是贫富差距因素。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与资本主义国家有不同的原因,并不都是因为“素质”原因造成的。(马克思不是这样理解,这里先不讨论。)目前,最底层的人正是那些年龄偏大的下岗职工,他们有的无企业可依,无分文收入;有的因企业改制“内退”,月300~400元“生活费”,不够支付水电煤气费用。中国经济起步就是靠他们,可他们的生活状况现在都比不上有地的农民,成了城市的赤贫阶层。同样,中国的不少豪富(包括“官富”)也并不是“素质”的公平竞争换来的。实现公平公正正是我们“有关部门”的主要责任。暂且不言“为人民服务”,起码,“感恩”、“饮水思源”是一种慈善吧?这种问题被长期搁置,时时刻刻想到公务员该涨工资了,是不是也算“道德”失血?
在贫富差距悬殊、物价高企时期,一部分不是最急需涨工资的人涨了工资是什么后果呢?稀饭加水,膨胀加剧,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当然,这仅仅是就经济说经济。
有资料显示,截至2001年10月1日,第七次公务员工资调整后,中国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人均工资在15个大行业排名中,公务员居第5位,如果再加上其医疗、社保、“小金库”等方面的福利,实际处于更高水平。(不要将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列在其中,它与合法收入无关。)
上半年,曾就发改委提出的“每年递增15%的大范围涨社会工资方案”,我撰文分析说,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由发改委“说了算”的涨工资的对象“范围”,只可能是公务员和一部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现存的国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时隔几个月,人保部再次明确公务员工资“改革”,根据“有关部门”的决心看来,不涨是不行的了!
在公务员工资问题上,我倒是支持与西方接轨,将公务员的工资问题交由议会(中国人大)去决定。“公务员”的概念本来就是接轨得来的,为什么待遇不接轨呢?“官员”的概念是来自于封建制度,然而,封建社会的俸禄也是“皇家”制定的。我们不能留下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空子,让“有关部门”戳着玩儿。相比“公务员”、“官员”,我更怀念“干部”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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