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是而非，南辕北辙
最近，又有人开始高调讨论“以党代政”、“党内民主”和“司法独立”等问题，笔者谨陈浅见参与讨论，位卑未敢忘忧国，故不揣冒昧也。
中国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呢？
中国现状，主流谓改开盛世，支流亦有盛世危言。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论虽然急切些，但从红色超级大国的一朝崩塌看，亦非危言耸听。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特别强调“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这个道理，不仅全党同志要牢记在心，还要引导全体人民牢记在心。”看各级执政实践中“维稳”的位置，足见“危言”非虚。
盛世危言，“危”在何处？
一曰日趋加剧的贫富悬殊。改开30年，地覆天翻，颠倒了社会主义中国原有的基本阶级关系：工农大众由主人变成“弱势群体”，被剥夺成被压迫阶级；以权钱黑联手的资本变成强势，聚敛掠夺，暴戾恣睢。这是“不稳”“不和谐”的根子。
二曰“外向型”模式将中国日益殖民化，以资源环境和血汗的过度榨取奉献给跨国资本，“做负责任大国”。“为洋人打工”的“全面开放”，将中国拖入卡夫丁峡谷，大步迈向苏东崩塌的悬崖。
三曰外敌内鬼策动“颜色”动乱蠢蠢欲动，中国面临改旗易帜、最后堤防崩溃的危险。
由胡德平牵头的所谓纪念决议活动，就是重要标志，“08宪章”后的又一高峰。
以上三点，是中国现在基本的最大的“实际”，从这一“实际”出发，才能有的放矢。谁避开这一“实际”侈谈“民主”，你听时就得多个心眼。
开篇所涉问题，诸如“以党代政”“司法独立”之类，于中国兴衰存亡的“关键”，不仅未着肯綮，而且南辕北辙，似是而非。听起来，与德平公子的“纪念”旋律，倒是相距不远。
容试论之。
一，“以党代政”“依法治国”问题。
目前，摆在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根本问题，是反思，反思改开路线。
改开30年了，有前车覆辙，有潜在危机，正视苏联亡党亡国教训，回视改开初始的“完善”目标，正视现实危机，直面小平晚年关于“分化”“失败”的谈话，实事求是地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以党代政”是个似是而非的伪问题，“依法治国”也是暗指“以党代政”。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赋予的，“注册”“合法”云云，“以党代政”云云，不过是资产阶级颠覆共产党领导的借口。代表哪个阶级，“姓社”还是“姓资”，才是根本。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自然“民主”；为“先富”“保驾护航”，自然与“民主”背道而驰。
“保驾护航”式“民主”，是“先富”的民主，内外资本的超国民待遇民主，是权钱黑结合的民主。对劳动大众，则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变成弱势的“民主”和“非法上访”的“民主”。这种民主，也是广东“做大蛋糕”式的民主，是戈尔巴乔夫式的和叶利钦式的民主，是由美国用航母与贫铀弹输送给南联盟、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民主。
因此，重庆“除恶打黑”，老百姓稍见天日，他们就以“文革”“群众运动”罪名鸣鼓攻之，必欲置之死地。——普世民主，只见权钱黑的无限霸权； “文革”“群众运动”果能除恶打黑，又何罪之有！
右翼买办不乏民主，他们却声嘶力竭地叫嚷“民主”，其玄机，不过是忽悠百姓，煽动大众把愤怒指向共产党，改旗易帜取而代之，如张贤亮所谓，“由别人代表自己到自己代表自己”而已。
买办精英的“民主”，是要将他们攫取的一切最终合法化，以彻底消除被清算的原罪恐惧。
二，“党内民主”问题。
党内民主问题，是否定文革颠覆毛泽东的直接结果，是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产物。正因此，“端正党风三年大见成效”以来， “党内民主” “民主化进程”了30年，腐败愈演愈烈几难收拾。继续高唱“党内民主”“学习型政党”“变革命党为执政党”之类，所能解决的吗？
记得17大前，“皇甫平”拿越南党代会说事，也曾做过“差额选举” 文章。
劳动大众在经济上被剥夺和政治上“失语”，从经济到政治，“弱势”之“弱”，是全面的。“民主化进程”，将他们“进程”出局，“民主”早已成为“强势”的专利，这“强势”就是以资本为代表的官僚买办阶级。试看人大政协及各式代表会议，可有几许工农代表？
毫无疑问，选举民主的优势绝对属于“强势阶级”。因此，选举也就成了时下买办阶级进行政治博弈的一个重要手段。广东的政协改革“新思维”，玄机就在这里。
自然，“失语”大众也不是变成了哑巴，除了左翼网络平台，除了“群体事件”，他们利益表达，主要还寄希望于共产党内的坚守力量。党内有“李锐”，也有“李成瑞”，他们都不是个别，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李成瑞”会越来越多——重庆模式就是这一表达的最新表现。也因此，围绕重庆模式才会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争论和斗争。
如果说，“民主”“普世”之类是广东模式的优势，是官僚买办阶级利益表达的政治形式。
那么，重庆模式则是现阶段弱势大众诉求的一个表达方式。
“党内民主”的优势属于“广东”，属于“南方”和“炎黄”所代表的“强势”——他们唱响 “民主”的秘密就在这里。
在右翼眼里，无论是欧美助选还是炮轰议会，叶利钦永远民主；胡赵辞职下台，“程序”再正义，也不民主。
民主从来都是阶级的。它不过是阶级斗争与整合内部的一个手段。
三，“司法独立”问题。
司法系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灾区。以西方为蓝本“接轨”出“法制社会”，由哈佛剑桥培育法学权威，这“健全法制”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宪法同步颠覆的过程。
这接轨出的法制，不光具备保卫资本神圣不可侵犯的普世属性，而且还带着“赦免原罪”废除贪官死刑情结、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为疯狂掠夺保驾护航的浓厚特色。这法制，是资本权贵的法制，是黑窑奴工横行无忌、以狼狗保安和“安元鼎”为必要补充的法制，是鼓吹“信守不平等条约”和WTO承诺、保护富士康和金龙鱼“超国民待遇”的法制，是护厂游行有罪、“群体上访”非法的法制，是“开胸验肺”“临时性强奸”“嫖宿幼女”的法制，是为“李刚儿子”、药家鑫、刘涌和文强们飙车杀人恣意驰骋搭建平台的法制。
买办精英不遗余力地利用话语霸权打造“司法独立”迷信，似乎是“一党专政”妨碍了“司法独立”，才导致腐败的不可收拾。这舆论不光是糊弄百姓，而且还包藏祸心。
难道现实的司法系统是清水衙门？
俗谚云：“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
司法系统的腐败，不光较其他部门毫不逊色，而且是权力腐败的重灾区。
市场经济，丛林社会，人人为自己，行行有优势，“先富”光荣，“成功”辉煌，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社会“转型”，权力是掠夺的首选优势。权之所在，利之所存。司法的腐败正是市场化丛林化的必然产物，与独立不独立有何干系！
在这个意义上，“独立”云云，也不过是不同权力部门之间权利分配的问题。李庄捞人声势赫赫不可一世，欺侮当事办案人员，不就靠着“独立”之外的牌子或条子吗？刘涌案所折射出的严峻，正在于法界精英与权钱黑的结合。
“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所指更有点匪夷所思。邓玉娇案、药家鑫案、张东民案、李昌奎案，草根民意通过网络都曾表现出强大声势，使司法霸权不能不有所顾忌，不能恣意妄为。民众的觉醒，使他们烦恼，更使他们憎恨，这是“司法独立”同时剑指舆论的原因所在。他们所要的“司法独立”，是司法霸权与司法霸道。虽未图穷匕见，但从其初露峥嵘，也可瞥见他们充分得势后的法西斯风采。不是高唱民主吗，难道连民意监督也妨碍“法制”了？谈话实在不可思议。
自然，“司法独立”的意义主要还在政治。中国时下依然“姓社”，共产党一天不改旗易帜，社会就存在着改弦更张的可能。重庆的打黑除恶，对依赖普世法制保驾护航打造的权钱黑乐园，不啻是一个“游园惊梦”。所以才会有举国“法律人”的精英总动员，与之血战到底。它宣告，李庄文强式的“法制”霸道不容挑战！
李庄捞人和“法律人”捞李庄的成功，反映出中国的“法律人”已成气候，已经成为一支可以背倚外部势力与“一党专政”叫板的独立力量。他们虽未完全“独立”，但已经可以无所顾忌地利用药家鑫案、李昌奎案和徐老太案等判决实践，显示“独立”的力量，可以配合内外势力呼风唤雨激起民愤，为“颜色”动荡造势。无论是“西山会议”，还是胡德平的“纪念”活动，“法律人”的高层势力，已经成为颠覆中国的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如果进一步“独立”，其结果还用多说吗？
四，其他问题。
近期媒体出现了一个颂扬包括胡耀邦在内的过往领导人的二重奏，一时间颇为热闹。这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颂谁贬谁，左右早已阵线分明。不讲“大开快流”“某人治某”，不讲“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和加入WTO不平等条约，不讲将中国“新自由”的责任，一味站干岸推责任指责别人，为自己撇清，难免为识者所笑。“南方”当年就曾掀起过一起热浪，这该是第二次冲击波了。窃以为，谈论腐败，肉食者与草民不能一样，他们是施者而不是受者，他们不光应检点是否“从我做起”，而且应有勇气回视自己在个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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