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解读历史，按个人偏好写成小说，分明善恶美丑，以扬善；今人解读历史，以某种需要，把历史打扮成妓女，以招嫖招财。
苍天已死，是讲朝廷对民众的法律政策，让百姓走投无路，活不下去了；黄天当立，是苍天已死的结果，发生了“人民闹革命的问题”。苍天已死，无损于豪门贵族、官家富户，反而是他们的机会；普通民众则没有活路了，只能去立黄天。
三顾茅庐，顾的不只是人才，更重要的是人才在荆楚大地上的人脉。 孔明 先生的老丈人家是荆州的名门望族，还是刘表身边离不开的人物，不仅有权有势，还有钱财。
干成事业要有结义兄弟；毁了事业的也是结义兄弟。看来，成千古伟业，仅靠义字是靠不住的。
扛着别人的大旗，终究成不了大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终有令不下去的一天。扛着普世的美国大旗，就能统一世界市场、统一世界货币、统一世界政府？恐怕也难。
望梅止渴，说明精神和信念很重要。没有一点精神和信念，走进荒漠就没有了活路。
优柔寡断，该出手时不敢出手，再大的家当也靠不住。袁绍就是例子。毛主席对袁绍的评价可以用来镜鉴当今中国的对外政策。
海军很重要。曹操海军不行，最后失败有其合理性。曹操自己没有海军人才和技术，全指望从刘表那儿收编引进的，结果没靠住。
孔明 先生哥三个。一个在魏，一个在蜀，一个在吴。谁统一中国都有得官做，不统一或许更好，家族利益最大化。由此深思，三国鼎立也就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了。
狡兔三屈，诸葛家族三国。隆中对就讲三足鼎立，可见从一开始 孔明 先生就没有统一的。五出中原，或许是司马家族做大，碰到了诸葛家族的利益红线。事实是，做大的司马家族实现了统一。由此观之， 孔明 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就要打些折扣。正如当今，对裸官人品官格要打个打问号一样。
曹孟德在，司马家族是忠臣，而且是功臣。曹操不在了，司马家族开始改革，民主啊，自由啊，党政分开啊，结果则皇二代一死，司马就把皇权民主到了自己的家里。
孔家的后代，在生死之际说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话来，表现出真正贵族的那份睿智和淡定。面对国际强权、霸权，那些扛着普世大旗，心仪贵族、崇拜贵族、迷恋贵族、一心把自己装点得貌似贵族的精英们，却毫无“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智慧，在生死之际也绝不会有那份淡定。他们与真正的贵族，别如天壤。装贵族，跟装孙子差不了多少，都恶心。
杨修是极聪明的人，但却有意掺和到皇二代的执政地位的争夺里去了，这本是曹氏家事。更不应该的是他为了自己买马，教唆才高八斗的 曹植 先生演戏，害得 曹植 先生没继承大位，自己也丢了性命。看来，聪明人与智者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聪明反被聪明误，是历史经验，当代人不应该忘记。
从曹操的实力看，统一中国应该是有机会的。但他用人重才不重德，不讲德才兼备。因此，所用之人没有大智大勇者，有个郭嘉，又英年早逝。最后，也只能承认三国鼎立的现实，成为遗恨英雄了。干部路线出了问题，要实现政治路线是绝无可能的。没有可靠的干部路线作保证，皇到三代、四代也就皇不下去了。曹三代、曹四代就个人素质而言并不差，但没有好的干部队伍，所以司马一翻脸，魏就改成了晋。
都说阿斗弱智，最著名的评语是“扶不起的阿斗”。其实，阿斗是很智慧的。 孔明 先生都“亚父”了，可见大权、实权在握，亚父死了，军政大臣都是亚父安排的，与亚父比，他们更少了一份患难之情。阿斗除了装着“扶不起”，别无选择，一旦他要起来，就可能突发恶疾而终。这在“乐不思蜀”的情节里可以找到佐证。正因为他乐不思蜀，所以多活了好多年。活着，总是美好的。这是阿斗先生成长环境所决定了的。
从曹、刘、孙三家的二代、三代看，教育十分重要。“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是对寻常教育而言。身在帝王之家，后代教育不好，就不是过、惰，而是大祸了，天翻地覆的杀身之祸。当今执政党提出建设学习性政党，这是高见。但高见并不能自然生成高招、造就高人。比如现在政治局集中学习这种形式，可能就只是个形式。增加些知识是可能的，但要养成智慧，恐怕难于登天。更要紧的，形式多了，易于败坏学风。学风坏了，不仅不能益智，还会败坏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庙堂平庸则江湖混乱。道德狼藉。
强敌环伺，往往造就人才。曹操大军压境，造就了刘备、孔明、孙权、周瑜；刘备八百里连营，造就了陆逊；孔明五出中原，造就了司马家族。孔明出中原多了，司马也就最强大，终于完成曹操的遗愿，统一了中国。
面对强敌，既要讲策略又要讲原则。骨子里不能妥协。只要敢于斗争，就能造就大批中流砥柱的强国之才，魏、蜀、吴的奋斗历程都在演绎着这个规律。在危急关头，任何妥协和退让都无济于事，只能失败灭亡得更快、更彻底。
在生死之际、存亡之秋，越是大官、大家族、大贵族越是靠不住。曹军饮马长江，孙权旗下的大臣们一片叫“和”之声。和，即降。因为对他们而言，战如不胜则损，而和则无损。和的本质，从私从利；战的本质，从公从大义。看看今天义正词严扛着普世大旗的人们，当年的孙权旗下早已有之，不足为奇。
外交无小事，外交问题不能有个人偏好，必须时时事事把国家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是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关羽 先生无视这一点，把个人喜好见之于外交工作，结果把自己从英雄搞成了匹夫，不仅丧失了大片战略要地，连小命也搭上了。当今之时，把个人偏好带到金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外事活动中的人，多如牛毛。有个人偏好，往往会忽视甚至丧失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这就是9.9、918主流传媒没声音，而911蛙声一片的内在原因，这也是中国28个产业有21个为国际垄断资本所主导所控制的原因，这更是中国人民遭受美元量化宽松和人民币量化宽松双重掠夺和压榨的原因。凭个人偏好使国，就会居庙堂之高不忧其民，处江湖之远不忧其君，就表现出奴颜媚骨。
执政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山头主义。蜀国五虎上将，张飞只看得起远在荆州的关羽一个。关、张死后，刘禅只能装成“扶不起的阿斗”以自保。一把手不作为、无作为，二把手即使鞠躬尽瘁也成不了大事。设若二把手没有“亚父”之情，恐怕不等司马兵来，早已散了摊子。
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信念坚定、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没有一支团结战斗、奋发进取的干部队伍，没有一支强大而敢于斗争的军队，即使自然禀赋再好、经济再发达，也免不了被人搞垮、走向灭亡的命运。吴、蜀之命运就是最鲜活的例证。
水淹七军，淹了军自然也殃及民。战争是残酷的。面对敌人，要想不遭被淹的命运，除了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要料敌于先。不能奢望敌人的仁慈。面对强敌，想靠普世是靠不住的。美国最普世，打伊拉克，上百万人死伤于美国普世的枪炮之下；打阿富汗，数十万人伤亡；90%以上民众的生活急剧下降，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中国现在是一个主权国家，GDP又是全球第二，已然成了美国的提款机和输血站，要是被美国普世掉了，日子会比现在好吗？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最好的镜鉴！
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这话不确切。赵云救阿斗，是受 甘 夫人之托，是一种承诺，是一种责任。如果 赵 先生没有这份承诺和责任，刘备摔孩子也没用， 赵 先生早就应了曹操的阵中喊话，投到曹营去了。 赵云 先生的这份承诺和责任，是当今中国最稀缺的资源。要是搁在当今主流精英的身上，早就以避免战火涂炭生灵或其它普世名义，向曹操献上阿斗、投身曹营的普世大业中去了。 刘备 先生，想摔孩子都没得摔，摔了也没人看，何谈收买人心啊。
关羽 先生做大事不怎么样，做人却没得说。 曹 先生给他上马一秤金、下马一秤银、愣是收不住他的心。一听到刘备大哥的消息，立马过五关斩六将，追随而去。搁现在主流精英身上，早叫曹操亲爹了。比如 茅以轼 先生，拿了美元，就普世起来，钓鱼岛不要了，农田红线不要了，就差说加入美合众算了，一张口就是大粪味。就做人来讲，后人为 关 先生修庙，供如神仙，也说得过去。有点迷信，更是寄托！
孔明七擒孟获，可以解读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关系。无论怎么解读， 孔明 先生将这些关系处理得很好。孔明靠什么？靠政策，靠尊重，靠以德服人。可以确认的是 孔明 先生没有靠钱服人！今天中国，也有这些关系。毛泽东时代，国家很穷，但民族关系尚好。现在富了，民族矛盾反而上升了起来。这是一件值得认真反思的事情。比如新疆，南疆经常出事，但文革时期那么乱，却没出过大事。下放知青从大中城市到那里，百姓感到平等，也就感到一家人的亲切。后来知青回城，一去不复返。当地百姓就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有一种遭到歧视的感觉。感情有了裂痕，弥合起来就难，加之党内群众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丢失，也没人去做弥合的工作，裂痕扩大。现在中央大投资、搞开发，可能有些效果。然而，钱是万能的吗？恐怕，真诚和尊严更重要！一切向钱看，已然在内地产生了严峻的问题，见之于民族地区，会不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呢？钱，可使鬼推磨，就怕磨没推成，鬼全推出来了。孟获没擒住，热利亚娅却层出不穷。
妖魔化一个历史人物，就说他们的男女作风问题。三国就说曹操父子三人争一个女人甄氏，不仅父子争，兄弟也争，让他们背上道德的污点。这一招，现在也常用，连普世的美国也拿起来用。为了妖魔化毛泽东，美国找些见了美元就喊爹的无耻小人来造谣生事。一个医生拿了美元就编写了一本毛泽东的书，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书写完了，医生也不明不白的死了。最近，拿着美元的茅以轼，又重拾谣言说了起来，激起民愤，被告上法庭。对毛泽东，美国或许还有点敬畏之心，所以自己不出手，而是花钱请奴才出面。对自己阵营的人，美国人就不那么斯文了，直接出面做局，卡恩如此，维基解密的CEO也如此。只不过，罗贯中制造作风问题不是为了谋利；而美国制造作风问题是为了谋利，为了打击一切自己不喜欢的人，消灭异己力量。为此，美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择手段，不惜自己拉屎自己吃。
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既要勤于学习又要善于学习。勤于学习就要有日以继夜、呕心沥血的精神；善于学习就要能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践。曹操、曹丕、曹植、孔明、周瑜、陆逊无不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绝学之士。就是关羽、张飞、吴下阿蒙等草莽英雄也无不注重学习。魏、蜀、吴的皇二代（皇三代）、官二代不注重学习，学不足则平庸，平庸毁国！当今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但主流的说法都高度一致：这些新问题、新矛盾在改革中出现，要用改革来解决。全然不作具体分析，实际不得要领、不切肯綮。其本质原因是学不足而平庸所致。改革，就一定会产生这些新问题、新矛盾吗？这些问题要怎样改革才能解决呢？只看到现象，抓不住本质，又怎能将问题和矛盾迎刃而解呢？如此，就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而矛盾和问题却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化。剪不断、理还乱，是因为眼不明、手不快啊！
曹操鉴于东汉末年衰落战乱的体制和制度原因，建立了一套新的体制和制度体系。重点是不拘一格用人才，打通了创立了草根上升制度。曹丕继位后，全面否定了曹操的体制和制度，以家族名望和财富为基础建立了九品中正制，为曹魏灭亡埋下了祸根，并且贻患于司马之晋，造成了五代十国两百年的分裂割据时期。看来，改革不都是好的，而导致利益集团化、集团利益固化的改革一定最不好的！
蜀军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性。没有人才尤其是杰出的军事人才则国危。蜀国经孔明五出中原，战争的人财消耗应该很大，但史无民众上访如流、群众性事件频仍的记载，也没有内斗、冤狱等政治大事件的记载，说明蜀国不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管理人才，经济建设搞得也不错。就因没有杰出的军事人才而亡国。这应是当今中国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以史鉴今，殷鉴不远。据报道，一个领上将衔的“红二代”在谈中国航母时讲：中国有一艘航母就够了，最多要两艘。事实上，航母要形成作战能力，最少得有三个航母战斗群，这是海军的常识。身为上将，当代中国军队最高军衔的将领，居然连常识都不懂，可见在将军的行列里，人才缺乏到了何等的程度。这样的人手握军权，廖化先锋地下有知，只怕会自叹不如，羞愧得再死一回！
从经济的角度看，三国相比，应是是东吴最发达、最富裕，蜀国次之，魏国垫底。但被灭掉的，却是吴、蜀。没有了强大的军事，经济再发达、再富裕也不管用。缺了强大的军事保障，GDP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狗的屁。
魏延长没有长反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果如孔明所料，扯旗造反，闹起了广场革命。这倒不是 孔明 先生真的能掐会算，而是因为一个人，如果有了叛国卖国的打算，总要做些准备，做准备就难免有所表现。看来，执政者对于内部的叛逆、变节行为是要保持应有警惕，并要有预案，不能视而不见、放任纵容，否则，一旦内外条件具备、时机成熟，他们就会置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于不顾，搞起什么广场革命、颜色革命或者花革命。受损的是国家，受害的是民众，得益的是虎视眈眈的外敌。当今中国的普世精英、08宪章分子，就不能纵容其为所欲为，应依《宪法》预以批判和制约，不应让其自由泛滥。
当今中国，复辟传统数千年的私有制却穿起了普世的外衣。复辟私有制的一个论据是“有恒产者，有恒心”。照此逻辑，曹、刘、孙搞家天下就应是最好的体制选择。有恒国者，不也有恒心吗？可见用恒产恒心来论证私有化的天然合理性在逻辑上是极荒谬的。无论恒产也好，恒国也好，能不能恒心在于有没有“道”，符不符合“道”。这个道，根本上说，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不管恒产还是恒国，只要你不符合或违背或有损于或有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恒心就恒不下去，也恒不长久。在中国，私有了几千年的家天下政府体制靠不住，私有、自由市场了几千年的经济体制就靠得住吗？把清朝后期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程度、GDP总额与欧美作个比较，你就对所谓自由化、市场化经济强国富民的卖拐真相一目了然。
当临战之时，需要赵云、黄忠等老将披挂上阵，表明蜀国军事人才贫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没有死战之将，孔明五出中原，也只能无功而返。或许，孔明面对强大的曹魏，出战不过是一种求和的策略，根本就无意灭曹。以孔明的智慧，他一定知道以一蜀之力灭不了曹。唯一令人不解的是，孔明常年备战、长期打仗，居然锻炼不出杰出的将领！“少不入川”，是讲天府之国生活安逸享乐，会消磨人的进取心。看来，是安逸享乐害了蜀军、误了蜀国啊。看看现在中国成堆的演艺将军和庞大的文艺兵队伍，看看部队购买茅台酒在茅台酒销售中的份额，不能不让人产生蜀军、蜀国之忧。从南斯拉夫使馆到对台军售，从钓鱼岛到藏南，从东海海沟到曾母暗沙，除了抗议就是抗议，抗议成了最严正的立场。历史表明，和平和谐不是和出来的，是打出来。如果有一天，中国被逼到非打不可的地步，军中还能找出廖化吗？！总不能弄个姜云来指挥三军吧？如若是，其结局亦若是！
选拔领导核心很重要，人选错了，家破国亡。孙吴就是最好的例证。选人用人，不能凭个人喜好，不能只听其言，不能凭一时一事之表现；选人用人，要把人放到实际工作中去经受磨砺，经受考验。要经过民主推荐、严格考核的程序，不能一、二个人说了算。看其威武屈不屈、富贵淫不淫、贫贱移不移。贪腐败国，媚颜卖国，软骨失国，清谈误国，平庸破国。
司马家族改朝换代靠的是“三子”。一是帽子，自己的帽子够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话管用，有重大人事权，能从皇上那儿拿帽子来分给大家。二是票子，家族巨富。除了能给人帽子，还能给人票子。三是刀子。军权在握，非我不令。由此可见，稳定政权，必须管好帽子、管好票子、管住刀子。不能听普世忽悠。当今普世典范美合众，遇到华尔街和平示威，也是严阵以待，敢抓敢打的。如果听信忽悠买了普世之拐，不仅财富普世到美合众的腰包，连疆域都会普得四分五裂，落到美合众奴才的手里。中国龙于是普成断了骨头的蛇。记不住毛主席的话，至少要记住邓小平的话：“对美国要有最坏的打算”！
马稷是主流精英的代表人物。能入 孔明 先生的法眼，不是满腹经纶，也是饱学之士。日常之间，遇事肯定高见妙论不凡。然后会说的人不一定会干，理论遇到了实践，往往露出贫乏的尾巴。脱离实际的理论见之于实践，妙论就成了谬论，带来不可挽回的惨重损失。当前，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基础理论的改革，已产生严峻的局面，应是不争的事实。但马稷之流的主流们不仅未斩，也不见弃，还在忽悠。言者当然无罪，但闻着是不是应当足戒呢？
自秦以下，中国的文官制度在这个地球上先进了二千多年。汉朝末年，如果不是利益集团固化，阻塞了民间人才的上升通道，无止境地掠夺了民间的财富，就可能没有张角兄弟的黄巾起义。没有黄巾起义，也没有曹操、刘备、孙权这些一代英雄横空出世的机会。曹操还在京城当他的处长，刘备还在编着草鞋卖了过日子，张飞还在当他的屠夫，孔明还在隆中清风明月读他的书，刘表、孙权、袁绍兄弟依然过着他们豪门的生活。正因为曹操、孔明、桃园三义这等大智大勇、治国安邦的人才，被利益集团阻塞浪费在民间，才有了黄巾起义，才有了风起云涌的三国英雄故事。当今中国，要高度警惕利益集团固化的问题。如果雄才大略、治国安邦的人才摒弃于体制之外，则体制迟早崩溃，国危。一旦国危，利益集团即使显贵如何进董卓、袁绍兄弟、刘表孙权，也免不了走向末路。别忘了，混乱之中国，是摆不下一张书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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