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产业化，后果很严重
：老蜗牛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徐文被五年前的一名患者连砍数刀，生命垂危，经全力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警方随即控制了凶手。但事情并没有完，医院全体医生护士打出了横幅，要求保障医务工的生命安全，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主流媒体和网络上也展开了对此事件的争论：医院和患者究竟谁是弱势群体？
据报道，原来患者五年前在此医院就诊，该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大夫为其诊断出喉部癌症，需做手术切除病变部位。患者因职业需要，要求手术后需保证喉部发声功能，为满足患者要求，徐文大夫只对病变部位进行了局部切除。后来患者癌细胞扩散，不得已又去北京市肿瘤医院做了喉部全切除手术。患者认为，正是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徐文大夫手术不彻底，才导致了癌细胞扩散，以致发展到喉部全被切除，应属医疗事故，遂上诉至北京市某法院，以求讨回公道，赔偿其损失。而法院受理该案后，却迟而未决，既未及时对双方进行调解，也未按程序开庭宣判，一直拖了三年之久，以至患者感觉“维权”无望，故铤而走险，持刀行凶，酿成了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
这里我们暂不去指责法院不作为而堵塞了解决矛盾的管道，导致矛盾升级的错误。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个事件，似乎是一起典型的医疗纠纷，可老夫却不以为然，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有其因果关系的，如果将此事件放在社会层面上分析，就不难找出答案，那就是医疗产业化带来的恶果。
央视在报道此事件时指出，据有关方面统计，因医患纠纷引发的恶性案件每年以22.9% 的幅度攀升，每年因此受到伤害的医务工不在少数，可见医患矛盾激烈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其实此事件并不算新闻，N年前就有广东某市医院医护人员被患者持刀砍伤，导致医生护士穿防弹服、戴头盔上班的报道。而另一方面，看病难、看病贵、看不起病的报道则是更多地见诸媒体，说明“特别是”以来的医疗改革似乎陷入了一个两难处境，以至引出医生和患者究竟谁才是弱势群体的讨论？
尽管卫生部已于前年向社会公开宣布医疗体制改革已经失败，但时至今日仍未能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以老夫的弱智胡乱揣测，卫生部大概是想在不触动现有体制的前提下，寻求一条新的改革思路，既能维持医疗产业化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又能解决小民们看病难、看病贵甚至看不起病的难题，但老夫却心存疑虑，认为此举不过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而已。
老夫出身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那正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尽管当时国家很困难，物质非常匮乏，但国家仍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用于全民医疗保障，所以当时并没有看病难、看病贵甚至看不起病的情况。那时各个城市都有公立医院，也有集体性质的医院，大一点的企业还有职工医院，收费都非常低，国家将医疗事业作为人民应当享有的一项福利，城镇职工看病由单位报销，家属子女也可享受一半的报销金额。那时毛主席对医院的要求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所以医院是不能赢利的。记得儿时俺害了一次肠炎，肚痛拉稀不止，到县医院看病，连挂号带药费一共仅花了两角几分钱（五分钱的挂号费，一角多钱的药费）。
七十年代初，老夫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生产队还未为俺修建住房时，暂寄住在一位“赤脚医生”家中，对当时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略有了解。针对农村地广人稀的特点，为解决农民兄弟看病就诊的困难，毛主席曾批评卫生部为“城市老爷卫生部”，意为只为城市中的少数人服务，并发出了“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农村每个大队（相似于现在的村级机构）都成立了医疗点，简称合作医疗站。由于医疗站的大夫除在站内就诊外，还要到田间地头为广大社员看病就诊，所以称之为“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不但要为农民看病发药，还要承担防病防疫和宣传工作。有的合作医疗站还利用山区自然资源自制一些膏、丹、丸、散之类的中成药，以节省患者的医疗成本（当然大病和危重病人仍要送上级医院处理）。此模式后来被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所推崇，并向第三世界（即非洲等不发达国家）推荐，说明当时中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全民医疗卫生难题。老夫不禁要问：在那个“经济濒于崩溃的年代”能办到的事，为何“GDP居世界第二”的现在反而办不到了？
说到这，可能有喜欢抬扛的朋友会露出不屑的神情，指责那时医疗水平低，医院设备简陋，手段单一，最多只能化验大便小便，药品也非常有限，只有阿斯匹林、黄连素、止痛片等，享受不到较高层次的医疗服务。如今不管啥病，伤风感冒也好，头痛肚痛屁眼痛也好，一旦进了医院，除了常规检验，还可以照心电图、X光透视、B超照片等。如阁下银子多，更有高级的核磁共振等高级仪器侍候，反正手段多得不得了，可将病因检查得清清楚楚。若是心脏病或癌症，不但可以做切除手术，还可以心脏搭桥，放疗、化疗等。其实对这些弱智型的指责老夫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只想对这些家伙说：你丫从娘肚子里下来就可以参加奥林匹克长跑比赛？既然现在医疗条件这么好，为何还有那么多的人看不起病？
究其原因，毛主席老人家去世后，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将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改为了以资本为导向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不但企业要改，教育也要改，医疗也要改，一切领域都要改。这一改不打紧，不仅改出了几千万下岗职工、改出了贫富严重的两极分化，更改出了住房、教育、医疗这新的三座大山。
老夫认为，将医疗事业进行产业化改革是极其错误的，这不叫改革，而是名副其实的倒退。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将医疗作为一种国民福利，即便是俄罗斯的“休克式改革”也没有将全民的医疗保障作为改革对象。而我国正是因为医疗产业化改革，才改出了看病贵、看病难、看不起病的现状，改出了老百姓小病拖、大病等死、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悲剧，改出了今日严重对立的医患矛盾。
啥叫医疗产业化？无非是将医院当做企业来运作，靠生产和出卖产品牟利。市场经济的规则是等价交换、钱货两清，站在患者的角度，既然医院收了我的钱，就应理所当然治好我的病；我交给医院的是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医院就得给我去除病痛，还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若达不到这个交换条件，则属于用“假冒伪劣”产品来欺骗我，我当然就有“打假”的权利；医院的高额收费我一分钱没少付，而我的病没治好，当然要找医院讨个说法，如此等等，一切均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来运作。加上确有个别医护人员中“猫论”流毒甚深，凭借其优势地位敲诈勒索患者，而患者本就因疾病折磨痛苦不堪，加上花了“冤枉钱”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自然会由怨生怒，如此一来，医患纠纷怎能不产生？医患矛盾怎能不激化哉？
医院不是企业，尤其是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不能以产业化来要求医院。医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人类对自身的了解并没有比对其它领域的了解更多，很多疾病还处于有待研究的阶段，致病的因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没有那家医院敢宣称能包治百病，也没有哪一位医生敢在自家门前挂上圣手观音、手到病除的招牌。人类医学对防治疾病的探索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医疗产业化不但解决不了科学难题，反而会引发大量的医患矛盾，并加深其矛盾的激化，如果硬要将医疗事业按产业化道路发展下去，老夫相信被患者砍伤的徐文决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总而言之，医疗产业化，后果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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