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红歌”妨碍了晒“三公”?
――与 云边客 先生商榷
梁 新
10月11日 《杂文报》发表了云边客先生的文章《晒“三公”与唱“红歌”》。云先生批评说:“国务院今年明令中央各部委于6月底前要公布‘三公’经费,除了科技部于 4月14日 按时公布以外,其余多于7月以后才公布。而且公布者大多‘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通常选择在周五、甚至双休日和子夜公布,可谓‘用心良苦’”。
云 先生在文章后面还进一步剖析说:“晒‘三公’的实质,是官员花钱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把黑箱里的东西放在阳光下。这样做无疑是割官员的肉,抖他们的丑。更要命的是,这种‘割’与‘抖’,是要高官大员自己去‘亲为’,其积极性和彻底性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不,更大可能的是本能的抵触,顽固的阻挠。尽管人民对之翘首以待,千呼万唤。不过,他们为什么又要硬着头皮去晒?因为国务院有严令;互联网众目睽睽盯着,毕竟官员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监督,毕竟衙门还挂着‘人民政府’的招牌”。
云 先生对某些官员对于“三公”问题的态度的剖析一针见血、入骨三分,直指要害,说出了广大民众的心声,也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潮流对在制度上遏制腐败的渴求和强烈愿望。
这些年来,人们除了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以外,意见最大的就是“三公”问题,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和公车私用不仅大量耗费纳税人交的钱用于享受,更严重的是使民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健康运转。甚至可以说,“三公”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妥善解决,迟早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我完全赞同 云 先生对“三公”问题的剖析。
然而, 云 先生在本文中非常牵强附会地把“三公”问题与“唱红歌”扯一块,就有点令人费解了。
从重庆开始的“唱红歌”,到今年“7.1”前后,的确如 云 先生所说,“形成燎原之势”。也正如其所说的,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是“唱红歌”的支持者,但是我也非常愿意认真听取反对者的意见,理性地思考一下是否有道理。不过,到目前为止,还真没有见到有一个人能够拿出令人信服的反对理由。反对者提出的反对意见无非是出于如下理由:一、“文革”时“唱红歌”,现在也“唱红歌”,所以,“唱红歌”就等于恢复“文革”那一套。二、“唱红歌”能够为贪官提供“红皮”,以掩盖他们的腐败行为。三、“唱红歌”并没有对某些干部产生教育作用,等等,更滑稽的是这次李双江的儿子打人,有人也赖到红歌头上。而这次 云 先生的反对理由更加奇怪,官员们只积极“唱红歌”,不积极晒“三公”。
我记得,我曾经先后与几位杂文界的朋友就上面的反对理由进行过商榷,理由不妨重复一次:一、“红歌”的名称虽然相同,但是解放前、“文革”前,“文革”中和现在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仅仅因为名称一样就加以反对,就跟“文革”中某些造反派因为刘少奇的《论修养》中出现过“修养”的字眼,于是谁使用了“修养”一词,谁就被说是同情刘少奇一样荒谬。二、利用“红皮”掩盖腐败行为的确有其人,但是这跟“红皮”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些人非得“拉屎不出赖地硬”,硬把腐败和“唱红歌”扯一块,那好,从重庆开始的“唱红歌”顶多也就是几年的事情,那么在“唱红歌”之前就没有腐败了吗?恰恰相反,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某些贪官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搞腐败,无论是当年利用所谓“价格双轨制”的“官倒”,还是前些年利用企业转制,首先把企业搞垮,然后低价买下的所谓“改革家”,他们披的不是“红皮”吧?我们那些“唱红歌”的反对者怎么就不提“改皮”问题呢?他们不会提,也提不出来,因为这就如同有个歹徒穿着警服去抢劫,于是有人不是去抓歹徒,而是从此禁止别人穿警服或者要所有警服都销毁一样荒谬。三、“唱红歌”只是一种教育形式,如果只是用此单一的方法,教育效果肯定有限,尤其是对于某些油盐不进的贪官、庸官。我们现在的官员大多数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成长的,而且是在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当官的,从正面说,对于某些官员,邓小平理论都对他们产生不了教育作用;从反面说,法律都对他们产生不了震慑作用,我们某些人却苛求“红歌”发挥超过其影响范围的作用,否则就加以排斥,这不就跟要求人们用机关枪来打现在的先进飞机,打不了就说人家无能一样荒谬吗?
最后剩下的一个反对理由就是 云 先生提出的某些官员对一“晒”一“唱”的一“冷”一“热”了。的确如 云 先生所批评的那样,有些部门对“三公”是采取“蘑菇战术”,能拖则拖,能推则推,实在拖不过去就云里雾中应付一番。可是这跟“红歌”有什么因果联系呢?又跟很多官员热衷于组织“唱红歌”有什么因果联系呢?是“红歌”必然会导致他们这样干吗?还是唱“红歌”会妨碍了晒“三公”?打个比方,假如我跟 云 先生一个单位,而且他是我的领导,他非常喜欢看足球比赛,但是却对我们这些下属关心不够,我能够以此为理由反对他看足球比赛,或者认为是喜欢看足球比赛导致他不关心我们吗?
这些年来,据说在老百姓中产生了“仇官”和“仇富”心态,这种说法有些不够准确,因为大家仇恨的不是所有官员和富人,而是贪官和靠不正当手段致富的人。而最令我不能理解的就是某些人的“仇红”心态,说不出像样的反对理由,却总是跳着脚在那里反对,至于所谓“动用公款唱红”,也是一个摆不上台面的借口,就一个庆祝建党90周年的“7.1”期间,就算是动用了一下公费,满打满算,我想跟平时组织的某些大型庆祝活动差不多,跟这么多年来某些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所花费甚至浪费的相比,应该连零头也达不到,用此作为借口,不起码是小题大做吗?
综上所述,对于某些“仇红”者和某些曾经对“唱红歌”进行过批评的朋友,如果不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话,我倒非常希望他们能够拿出点像样的反对理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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