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9日 ，17日，21日三个时间点，发生了三件相关联的事。 10月9日 ，国家发改委宣布柴油每吨价格下降300元。 10月17日 柴油限购引发的柴油荒从安徽、江西蔓延至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河北等地。 10月21日 ，国务院国资委公布了102家央企2010年国有资产运营情况，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1241.8亿元的净利润成为最赚钱央企，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分别以742.3亿元和721.2亿元的净利润获得二三名。同时，有消息援引中石油股份公司总裁周吉平的话称，国内成品油价尚未调整到位，距当前的国际油价还有18美元/桶的差距。周吉平说“今年中石油在炼油板块将亏损500亿元以上”。
这几件事情凑到一块，引爆了媒体对号称“三桶油”的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的猛烈抨击。也就在 10月24日上午 ，我有幸聆听了中石化党组书记、董事长傅成玉在“中石化第三期党政正职培训班”上关于“国有企业如何履行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经济责任”的讲课。我想，要说清“柴油荒与央企的社会责任”问题，还得引用《关注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需要政府从调整财政税收政策入手》两篇博文和傅成玉讲课的主要精神，用较长的篇幅才行。
去年8月，我到新疆的塔中、轮台油田和陕西的长庆油田考察项目，写成了《关注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延安变了，在这近二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宝塔掩映在林立的高楼里不再巍峨，延河水已经断流，红米饭成了饭店里的高价健康食品，领袖们住过的窑洞成为旅游景点。这种巨大的变化，源自于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借助于从这里走出去的领袖们倾心的关怀，以及受益于地下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和地方企业、民营资金可以参与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的特殊政策。
离开喧嚣的市区，我们走进山青林密的山乡，走近陕西省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的石油开发的生产矿区。小型抽油机悠闲地运转着，不时地看见油井旁点着的“天灯”——原油伴生气未经回收而点燃的火把。有的还自然放空，气体放空时发出“吱吱”的响声。据当地的村民说，没有风的时候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这表明空气中的石油天然气含量超过了一定的浓度，这时如遇到意外情况，如明火、雷击等，就会发生爆炸。一旦出现这种重大事故，大型抢险救援车辆进不了山区，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陕西省境内的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分别由中石油集团的长庆油田和陕西省的延长油田登记开采权。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是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地下资源储量按勘探探明程度分为控制储量、探明储量、可采储量，要根据储量、地质状况，地面状况等综合情况，注重循序渐进、可持续发展，做出全面、完整的勘探开发方案，然后着手实施。而地方企业不具备这样的科研技术实力，更没有这种按部就班的耐心，而是采取“有水快流”、“杀鸡取卵”，其结果是形成严重的环境资源和安全生产隐患，资源采收率低，造成石油地质资源的不可恢复性的破坏。从维护国家石油天然气战略资源的大局着眼，从保护当地环境资源的现实出发，国家必须更加关注环境保护和不可再生性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建议一，将陕西省境内的石油天然气探矿权、开采权有偿出让给中石化或中石油，将延长油田的经营权转让给中石化或中石油，保留地方政府或企业拥有的股权和相关权益，依法享有上述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企业的股权收益和股东权益，分享企业高速成长的红利。
建议二，在目前国家外汇储备充足，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而且终究要走向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采取大幅度提高资源税和适当提高人力资源成本的政策，降低石油石化企业的利润。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的，一旦利润下降，国外资本就会自动退出。同时，国家出台政策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石油石化产业，把战略资源、优良资产所产生的红利留在国内，藏富于民。在增收的资源税中，首先用于提高中央财政与石油产出地财政的分成比例，激励当地政府加大保护石油天然气资源和石油石化企业资产的力度，彻底关闭和取缔年产200万吨以下的高污染，高消耗的地方小炼油石化企业。 其次用于民生项目建设，如保障性住房投入。 这些措施跟上以后，不仅能有效地提高石油产量和石化企业的效益，改善石油产地的生态环境，治安状况，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还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国人对石油石化企业的误解，缓解来自产业外部的压力。
建议三，从石油天然气企业的发展沿革和实际出发，实现企业的上市部分和存续部分的一体化经营。对石油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的大型石油天然气企业赋予独立法人地位，撤销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石油管理局”，注册为油田有限公司。这不仅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石油天然气企业愿景目标的历史要求。企业具有法人地位，才能独立地承担社会责任，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解决产业接替，结构调整的长远问题。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拥有独立法人地位后，还有助于从长远角度筹划资源接替和产业结构调整，为弱势群体建立“养人机制”，安抚心灵受到创伤的内部职工，凝聚人心。
建议四，我国石油石化企业在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其产业结构进行战略调整。在产业链上，石油勘探开发企业处在源头，炼油、石油化工处于中游，而成品油零售企业则在产业价值链的末端。在产业价值链上，按照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价值要逐步由高端向低端流动。因此，石油石化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不仅要把眼光投向处于产业价值链末端的加油站，还要关注到“西气东输”，“城市气化”中的加气站。进加油站、加气站的客户不仅要补充油气，还可能需要机动车修理，保洁，餐饮，购物等非油气服务。目前发达国家的加油站、加气站的非油气收入占到营业收入的60%以上。而中国石油的规划是在未来十年内占到营业收入的10%，这个发展空间还非常大，利润空间也很大。“砍枝强干，精干主业”，对处于产业价值链上的中高端企业仍然具有约束力，但不宜制约处于末端的加油站、加气站。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将其作为行业利润的增长点，适当延长其产业价值链。2008年，国内石油和化工行业总产值为6.5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4%；利润4990亿元，比上年下降10%。其中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的利润为2228亿元，比上年下降31.3%。而同期民营加油站、加气站的营业毛利率却高达40%以上。同时，由于石油石化重组，减员增效、分拆上市、改制分流，形成人数众多的内退职工、协议解除劳动合同职工和改制分流职工群体，导致我国石油石化企业的就业、再就业和维护稳定的压力巨大。大幅度提高石油石化产业末端的非油气营业收入，可以增加大量的就业岗位，降低改革成本，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建议五，石油石化企业的改革要统筹兼顾，维护职工利益。石油石化企业的改革经历了减员增效、分拆上市、改制分流和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改制分流，市场化运作的成功或者留下的负面效应，凸显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如何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充分考虑企业的发展沿革和历史成因，把职工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这是因为大型国企的改革涉及到产权制度，运行机制，尤其是引入了海外资本，企业由国家独资变为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公司。改革牵涉面广，企业减员增效，改制分流的职工众多，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企业特色管理模式的制度设计中坚持把职工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仅关系到企业的持续经营，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筑牢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对特大型资源开发企业来说，最大的风险是资源枯竭后替代产业没有发展起来。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石油企业是一个没有围墙的特大型工厂，在勘探开发，生产经营中面临的风险是处于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矛盾的节点上，长期遭受施工设备，原油产品被围堵、盗抢的困扰。 现在又面临着内部不同利益群体平衡的巨大压力。大家都在一个居民小区、一栋楼上住着，一方面油田主体企业效益上升，一方面部分职工的生活水平下降， 造成一种人为的心理失衡。然而，历史是不能割裂的，我们必须正视石油石化职工和职工家属长期以来受“家文化”熏陶，以企业为家的心理状态。作为既承担经济责任，又承担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特大型国有企业， 石油石化企业有能力有责任也有义务承担对石油石化企业职工，包括已经改制分流企业职工的责任，承担起更多的保护当地环境，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需要政府从调整财政税收政策入手》：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的消费率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从1991年的62.5%，下降到2008年的35%。同期的投资率从34.9%，上升到42.5%。政府、企业、居民等现代社会的三大权利体系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所占的比例，1994为18：16：66，到2005年，政府、企业、居民这三者的分配比例为23.8：16.2：60。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所占比例在11年间下降了6%,而国家财政收入则上升了5.8%。
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的三大权利体系应该是相互制衡的，任何一种权利体系都不能危害另外一种权利体系的应有权利。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要让改革开放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说居民收入的增长比例要与GDP的增长比例同步。但从1992年至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年平均递增达到19.6%，高出GDP增递近10个百分点，而居民收入的递增则一直低于GDP的增长速度。
在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过程中，分配向资本倾斜，也就是向企业权利体系倾斜，劳动分配比例偏低，也就是居民权利体系收入偏低。在再分配过程中，国家财政收入长期偏高，而居民收入长期偏低，并呈下降趋势。而且在居民之间的收入结构也严重失衡，2005年我国平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镇人民币和外币存款总额的64.4%和88.1%，而最少的20%家庭，拥有存款的比例仅为1.3%和0.3%。也就是说，居民收入在社会财富分配结构中长期偏低，严重失衡。居民之间的收入结构也严重失衡，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贫富两极分化。导致国富民穷，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启动消费难以兑现。
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把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从现在的35%左右增加到50%以上，推行民富国强的国家战略。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从调整财政税收政策入手，从减税、增加财政支出，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不断增强国有资产的影响力竞争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面，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精兵简政压缩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效率等方面整体推进。
通过减税来扩大企业的盈利，拉动民间资本投资。资本的流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投资利润率，一是银行利率。如果投资利润率高于银行利率，就会流向投资，反之则会转向银行存款。政府减税，扩大了企业的盈利，一方面是企业有能力投资，另一方面又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投资领域。其实，我们所说的保增长，其关键在保企业，而保企业就是保就业，保民生。但是，减税就会减少当期的财政收入，增加财政赤字。通行的办法就是增发国债，以弥补财政预算缺口。如果我国每年新增GDP 3万亿以上，每年可发行1万亿以上的国债，用于启动经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但必须同时控制政府管理成本的支出额度，确保国债收入完全用于启动经济上。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经济主体，国有企业，尤其是直属中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辖的央企，其资源和所产生的利润应由全社会共享。目前的利益分配格局可以不用去改动，只需把增量的部分，以提高征收的资源税和碳税的税收拿出来，限定其支出用途：70%用于全社会养老、医疗、失业等五项保险的社会保障性投入；30%用于保障性住房投入。
国家加大对石油、煤炭、稀土、有色金属等资源型企业的监管，大幅度提高资源税的征收比率和开征碳税，可以产生以下五个方面的利好：一是可以体现国家放开民营资本或其他投资主体进入资源性行业的限制，保护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有效地消除人们对国有资源型垄断企业的诟病。二是以征收资源税的方式，并限定这部分资源税的用途，体现国有资源，国家征收资源税，确保绝大部分用于广大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使国有资源全民享有变为看得见，摸得着，全体公民共享改革成果。三是缓解民众对所谓的“利益集团”的怨恨。按理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会滋生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但现实有时不尽人意，否则就不会出现网络媒体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铺天盖地的谴责和声讨，也不会有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称为外国资本家“买办”的事情发生。四是提高了资源型企业的进入门槛，促使企业更加重视规模效益和对新技术的应用，不断提高资源的采收率，资源综合利用的水平。同时，对国内生产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开征了碳税，可以规避进口国施行的“碳关税”。五是通过提高征收资源税和开征碳税促进全民对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认同。资源型特大企业大多是中央直属的国有企业，由于中央与地方在资源型企业收益上分配格局不合理，导致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的心态失衡。围堵资源型企业的经营场所、施工设备，盗抢资源型企业的产品，滥采滥挖，破坏资源，损害环境的现象层出不穷。如不是重大案件由上面督办，基本上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不仅使不可再生的国家宝贵资源被大量浪费、破坏，生态环境遭到难以恢复的损害，还滋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腐败公行，黑恶势力猖獗等等。通过大幅度增加收缴资源税，调整国家财政与当地财政的分成比例，可以有效地激励当地政府加大行政作为力度，保护资源型企业的财产安全和生产经营环境。让当地广大居民也感受到来自资源型企业开发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福利，使“保护国有资源，保护当地环境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能从墙上走下来，走到当地居民的心里。
上述两篇博文都说到了加大对石油、煤炭、稀土、有色金属等资源型企业的监管，大幅度提高资源税的征收比率和开征碳税；对非资源型企业通过减税来扩大实体企业的盈利，拉动民间资本投资。现实情况是，“三桶油”无论在金融危机发生时的2008年，还是恢复回升期的2009年，“三桶油”在央企中始终名列前茅， 2010年，102家央企全部净利润达8522.7亿元，其中“三桶油”的净利润达到2705.3亿元，占到净利润总额的34%。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相对于中石油、中石化庞大的资产总额来说，它们的资产收益率并不高。中石油为9%左右，中石化仅为5%左右。傅成玉认为，中石化以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和经济安全为己任，年上缴税费3800亿元。央企是公有制经济中的国家队，它是一个经济组织，但又不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经济组织，它不仅以效益为中心，承担着经济责任，还肩负着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以强大的竞争力和控制力，来证明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制度。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占领华尔街”等抗议怒潮风起云涌时，日益彰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抗议风潮，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根本矛盾的必然反应。由极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财产的社会制度，必然要走向没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模式还是过渡体制？》一文中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逐步松动了对私人创业的准入限制，1997年中国认可“非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积极性喷薄而出，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户的民间企业。大量原来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家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绝的状态下通过国家动员资源和强制投资的手段进行的，这大大限制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和经济的整体效率。当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民间创业活动活跃起来，生产要素开始从效率较低的产业向效率较高的产业流动。中国有高达2.5亿左右的处于低就业状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从事工商业。与此同时，约7万平方公里的农用土地转为城市用地。生产要素大量向相对高效部门的转移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吴文虽然有失偏颇，但至少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如果说驾驭整个社会的强势政府和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强大国有经济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中国同样拥有强势政府和比如今更为强大的国有经济，中国人得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苦难？”这应该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与没有建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有关。二是没有出现前苏联解体，俄罗斯全盘私有化的“休克”苦难。在俄罗斯实行私有制，全盘西化的十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少数官僚、国企高管和黑社会头目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0. 4%，物价飞涨5000多倍，农业总产值下降了50%，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75%，职工平均工资减少了50%，失业率更是高达30%。到2000年底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数量上大幅度减少，但在石油、电力、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保持了强大的竞争力和控制力。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成为私有化进程的拦路虎。MBO管理层买断被迅速叫停就是例子。国有企业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地、主动地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支撑着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同时，中国培育、发展了具有生机活力的民营经济，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中石化掌管着16000亿国有资产，年上缴税费3800亿元。承担着为社会提供安全、绿色、可靠的能源和化工产品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作为一家企业，还要为股东提供更好的投资回报。中石化年利润700多亿，年投资在2000亿以上，需要向投资者募集发展资金。如果企业让投资者亏损，这是企业的耻辱，也是不可持续的。中石化坚决支持国家开征资源税，但也提出要在其它领域减轻负担。原因有四项：一是上游石油勘探开发企业都到了高含水的中后期，开采成本居高不下，已有7个油田处于亏损状态。二是维稳的任务很重。中石化有130万职工，还有70万分流、协解和离退休职工，企业要拿出利润来建立“养人机制”，居住环境需要改善。三是政策性亏损是短期的、特殊时段的才是可持续的。四是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到国外去拿油，保障社会的能源和化工产品供应。柴油荒的出现，调高油价、炼油装置检修是偶然原因，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也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出现问题，社会不理解可以忍受，但不能无原则攻击诋毁央企。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库代表资本主义国家和垄断财团的利益，公开说资本财团最畏惧的就是中国的央企，出谋划策要想把中国政府搞垮，先要把中国央企搞垮。当今世界，私有化、全球化已成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唯有中国还有强大的央企支撑着公有制经济发展，才能与欧美经济危机相抗衡。目前，连欧美学者和媒体都在反思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罪恶，我们为什么还要痛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攻击央企呢？似乎不合逻辑，需要三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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