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颜跃明事件看官员任免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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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颜跃明事件
颜跃明，湖南娄底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搞承包起家，后来当上老娄底市（现娄底市娄星区）人大代表。1992年因为罢免市长赵伯栋，遭到打击报复，被拘禁214天，受尽折磨。后来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据此写了一篇长篇的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揭露有关方面非法拘禁人大代表的事实。此事旋即受到北京高层的重视，颜跃明因此被迅速平反，并当上老娄底市财委主任，成为娄底的政治明星。
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颜跃明在娄底市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屡屡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影响官员的任命。一些去娄底任职的官员，都要去颜跃明家拜码头；颜跃明甚至联合一些人大代表，否决上级对市长、副市长、检察长的提名，并且成功地用他们自己的提名取而代之。颜跃明的种种行为，让上级领导感到头痛，以至于被称为娄底官场的“毒瘤”。终于在2007年，52岁的颜跃明被官场所清算，他被因经济问题判刑13年，而且名誉搞臭，政治生命彻底完蛋。关于颜跃明事件的详细情况，大家可以百度“颜跃明博客”了解。
二、反思人大代表的政治生态
颜跃明事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作为一个人大代表，他不愿意充当“举手机器”，而是真刀真枪行使权力，他的探索和行动，无论如何是值得歌颂的。
然而，颜的下场却非常悲惨。我们不用去替颜跃明翻案，我相信娄底官场要清算他，找的那些证据肯定是无懈可击的。几万块十几万块的账目不清，判个十几年，绝对无话可说。但是颜跃明的结局却值得我们思考，人大代表究竟路在何方？是继续做举手机器？还是真刀真枪行使权力，落得和颜跃明一样的下场？
或者，我要真刀真枪在政治舞台上驰骋，又不要落得和颜跃明一样的下场，那我就一定要穷困潦倒，不能有丝毫自己的利益？那么退一步说，即便你颜跃明没有任何经济问题，但如果你的行为和政权直接抵触，为官场所不容许，别人也一样能把你弄下去。一样让你名声搞臭，永世不得翻身。
从颜跃明事件，我们需要反思中国的政治生态，人大代表怎么样才能既行使权力，又和政府和谐相处？
三、官员任免的惯例
问题很大。
颜跃明事件直接反映出中国政治体制的合理性问题，甚至触及到政权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如何组织、如何运行等哲学上的思考。
颜跃明联合人大代表，公然否决上级政府对市长、副市长、检察长的提名，这个事情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为什么？
因为历朝历代都没有这个搞法。隋炀帝发明科举，中国开始有了选拔官员的制度性流程，这个流程被沿袭了一千多年，一直到清朝垮台。在这一千多年中，官员都是上级提名任命，而不是老百姓提名任命。
隋炀帝之前，官员任命也是地方推荐，上级定夺。那时候选拔官员的标准，就是“举孝廉”。我们知道汉朝的黄香就是因为孝顺出名，而被选拔为官的。从汉朝再往前，春秋战国时期，官员也是地方推荐，上级任命。据说管仲治国的时候，地方官如果埋没人才，是要被治罪的。就是说古往今来，从来没听说过，官员直接由地方提名任命。那还得了？人事任命权直接归地方了，那不是闹独立吗？那中央还怎么对地方进行领导？
所以从历史惯例来看，颜跃明组织人大代表否决上级政府的市长、副市长提名，这个行为的合理性值得质疑。
那我们的政治体制为什么又要弄这么个东东，说权力归人民，说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如果说颜跃明的行为确实不合理，那么我们的政治体制就有问题！
人民跟政府的位置，到底该怎么摆？
四、政权是一个生命体
官员由老百姓提名任命，这个国家肯定要乱套。老百姓谁也不服谁，选拔一拨人，一定会得罪另一拨人。就算选出来了，上了那个位置，也无从树立权威，谁也不尿起你，国家根本就无法管理。
权威怎么来？
权威从上级来。老大发话，大家安静，这个效率就高多了。
那么，老大的权威怎么来？
凭什么你当老大？
汉代的董仲舒系统地给出了回答，答案是四个字，君权神授。
君权神授？
你骗人吧？
宋公明见九天玄女，肯定是骗人的把戏。所以有人说，君权神授，是封建统治者利用人民对自然力量的迷信，把自己的意志假托为上天的命令，从而形成的一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理论。
但事实上没这么简单。谁都不是傻子，人民没那么容易蒙骗，也不那么容易迷信。假托肯定是不行的。要让人信你，假的肯定不行，要动真的。
真的是什么？
武力。
武力，丛林法则，不听话就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才是政权的本质和力量源泉。
有人立马反对说，这是专制独裁。我们不要，我们要民主。卡扎菲搞独裁不就死了吗？
可是卡扎菲怎么死的？还不是死在美国的武力之下？
我们不尊敬共产党的武力，从美国人那里借用武力，去倚重美国人的武力，第一，说明政权、话语权还是要靠武力；第二，倚洋自重这个搞法，历史的先例就是石敬瑭，这个是叛国，是被历史所唾弃的。
回来再说君权神授。
武力怎么来？
高祖刘邦建立汉朝400年的基业，完全是靠九死一生打出来的。鸿门宴刘邦凭什么死里逃生？项庄舞剑，如果少几个花架子，一上台唰的一剑先把刘邦杀了，再继续做舞剑的假动作，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会完全改写。但是他要先做假动作……结果搞得项羽自刎乌江。
为什么项庄要做假动作？
为什么刘邦九死一生没有战死？
这个问题说得清楚吗？
我们都不相信神，但是如果没有上天的机缘巧合，项羽一不小心上个厕所，刘邦一不小心丢了小命，是完全可能的。残酷的战争，胜败往往非人力所能左右。曹孟德在官渡身处绝境的情况下，绝对不可能去操作许攸来投。你操作没有用。但是上天把许攸给送来了。人算不如天算。所以你不信天，不信神，那怎么行？
武力的成就，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民心。刘邦战胜项羽，最主要的原因，是项羽在民心的经营上失败。
第二，主帅的素质。刘邦在沙场上胜出项羽，最关键的一条，是刘邦的个人素质、战略眼光，比项羽高出太多。
第三，机遇。战争胜败是一瞬间的事情，机遇垂青于你，胜败的局势就会逆转。
在比民心、主帅的素质、机遇这些要素更高的层面上，是历史大势，是客观规律，是天人合一。主帅也是自然的孩子，一切都在自然的掌控之中。武力，是自然所给予。成就武力者，是因为得到了自然的天机。
这就是君权神授。
这个神，不是迷信，是客观规律，是天机、天道，是自然。
客观规律成就武力，武力是民心、天机、神、自然的具体体现。
生命来自于自然，所以说“人命关天”。其实政权也是一个生命体，只不过是一个维次更高的生命体。政权来到这个世界，也承载着天的意志。政权也会衰退、死亡，也需要养生。生命来之不易，政权也来之不易。我们要用尊重生命的态度，来管理政权。这就是大医治国。
五、政权的天职是为人民服务
政权是一个生命体，是上天的孩子。
上天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要替上天行道。
怎么行道？
为人民服务。
首先，人的生命，是自然所给予。人心，是天意最直观的代表。宇宙天地万物运行的映像，都会体现在人心上。君权神授，政权由上天给予，具体来说，是由民心给予，得民心者得天下。君权具体由民心所授。
怎么转过来转过去，君权神授，又变成了“君权民授”？
不是，如果把“民授”理解为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更迭政权，每一个人都是老大，那是不对的。民授，什么才是真正的“民”，要经历一个仪式，一个认证，才能确认你是真正的“民”。
怎么认证？武力。
谁得到了武力，谁就得到了真正的上天的授权。
这个认证要几百年才有一次。这是自然的规律。
这个经过了武力较量、生死考验、人头授权、超越个人意志的“民”，还是神。所以还是“君权神授”。
那么，政权要为人民服务，这个理由就是：
第一，政权是民心的孩子，人民生你，你因为人民而生。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天职，就是为人民服务。
第二，因为民心，是天意的映射。天地万物的运行，都会在民心上有直接的反映。那么为人民服务，就是弘扬了天道。弘扬了天道，也就没有不辜负生而为政权的使命。政权听天的话，听老百姓的话，人心安定，政权寿命就会长治久安。
第三，不为人民服务，辜负了人民，那么民心思反，几百年一次新的认证，政权被人民赶下台，其实是被上天所淘汰。
为人民服务的三条理由，归纳就是一个字，“天”。政权天生就应该为人民服务。不为人民服务就会被上天所淘汰。
所以政权从哪里来？从天而来，从民心而来，从武力角逐而来，从“人头投票”而来；政权向何处去？为天而去，为人民服务而去。
六、政权有天生的官员任命权
生命体的生存方式，就是“试探——反馈——调整——再试探……获取能量，谋求生存”。把一根骨头，放在狗的前爪刚好够不着的地方，狗首先会用嘴去啃；啃不到，会用前爪去抓；前爪抓不到，狗会把屁股掉过来，用后爪去抓，终于把骨头啃到手。狗抓骨头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试探、反馈、调整、谋求生存的过程。
上天有好生之德。人民要生存，必须团结起来，缔结成政权这样的组织，才能内修秩序，外御强敌，趋利避害，人民的生活才有基本的安全保障，民族的血脉才能延续。所以政权和狗一样，是一个追逐利益的生命体，它必须有行动力，必须能够观察、思考，能够调动自己的肢体，去趋利避害，去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如果政权没有权威，没有官员的任命权和控制权，那么国家就会一盘散沙，谁也不听你的，社会动乱，民族将面临灭种。
显然，政权作为一个生命体，天生应该拥有官员的任命权和国家政体的控制权。连这个权力都没有，那就不成为一个政权。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颜跃明联合人大代表否决上级政府的市长、副市长、检察长提名，是不合法理的。我们的政治制度在这里确实有缺陷。各级官员的任免权和终极控制权，应该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这个规则应该写入宪法。
如果我们在官员任免上有这个明确的态度，颜跃明的悲剧不会上演，他断然不敢去挑衅宪法的权威。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官员由上级任命，是否意味着，官员可以为所欲为？甚至为上级的私利服务？
断然不可！
政权的天职是为人民服务，官员为政的根本目的，是为共产党赢得民心。我们回到狗抓骨头的模型，官员的任命，仅仅是狗派出了自己的嘴、前爪等等，能不能抓到食物，能不能赢得民心，还得反馈和调整。在这个反馈和调整的过程中，颜跃明等人大代表，可以找到自己的政治舞台。
七、官员任免的试探与反馈
在1992年罢免市长赵伯栋的那次行动中，颜跃明的行为具有更多的法理合理性。颜跃明批评赵伯栋不懂经济，任人唯亲，怨声载道，这个反馈完全是正当的。
当然，在具体流程上，颜跃明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议，发起对赵伯栋的不信任投票，然后把投票结果上报上级组织部门，上级组织部门依法审查，依法确定是否更换市长人选，那么这个做法就非常合理。既没有否定上一级政府任命官员的权威，也把官员任命之后的行政表现，反馈给了上一级政府，给上级政府的控制决策提供了参考。
但是很遗憾，当时明文的规则，是权力归人大。但实际规则，却是归上级。所以颜跃明背叛实际规则的举动，在娄底甚至是整个国家，都引发了政治地震。在颜跃明获得北京平反之后，事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干部的任命权直接落入了颜跃明等人的手中，颜跃明成了“地下组织部长”。人们并没有从深层次上去思考，政府和人大代表各自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定位。大家的心态很不光明。这种情况导致后来颜跃明的一再越位，和最终的被清算。
八、“离任投票”承载民心
现在的官员选拔制度，在考虑“为共产党赢得民心”的这个焦点上，着力不够。
第一弊端，投票太假。
上面派来一位副乡长，大家对这个人并不知根知底，贸然让大家投票，而且投票只是一个过场，大家都只能“按上面的招呼”投票。不按招呼投票，就成了一个“选举事故”。这个太假了！
任命官员本来是上级的权力，投什么票？
第二弊端，提前投票导致官员滥用权力。
人民一旦投票，就构成对自己权利的出卖，说这个乡长是你选的，他干什么都是他的权利，因为你投票，你就给他授权了。
这个从西方拷贝过来的不合理的设计，导致官员普遍滥用自己的权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们无需考虑行令不妥的后果，所以敢于放肆干一些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情。
我们回归常识。
任命官员，是上级政府组织部门的权力，直接任命，无需投票，体现政权，政府的控制权。但是官员离任，则必须接受投票，体现民心，人民对政府的评价和反馈。
这个压力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投票是在任期结束以后，任期之内所有的滥用权力，最终都会遭到清算。投票不理想的官员，依照法律规定，升迁永无指望，官场前程就此结束。
这个“离任投票”的设计，让官员的表现可以真正承载民心。而共产党因为有直接任命权，所以也并不失去对权力的控制。但是这个任命权，已经难以用来徇私，更不可能买官卖官，因为离任投票的设计，已经使官员的评价权，回到了人民手中。这个控制反馈的机制，与狗啃骨头一样，整个自然界都是一样的。
组织部门在任命官员的时候，应该至少有三个候选人，候选人应该在规定期限内，向组织部门提出自己的施政计划。
组织部门根据施政计划，甄别正式任命的官员人选。当然，这个施政计划的关键，是解决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为共产党赢得民心。谁的计划切实可行，真正为人民服务，那么就任用谁。
施政计划在获得组织部门大致认可之后，应该向当地老百姓公示，并且广泛听取意见。修订以后，再正式公布。
官员离任，则必须有述职报告。组织部门结合述职报告，以及人民代表“离任投票”的情况，综合判断官员的升迁与贬谪。
在离任投票的这个官员选拔机制中，颜跃明等人大代表可以大有作为。因为你的投票，是针对官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你的行动是对政府甄选人才的支持，而绝不是抵触。你也没有喧宾夺主凌驾于政府之上。人大的职责，就是对政府领导人每一年都要问责投票，要反馈民心，为国家护航。
因为人大和政府不再抵触，而受到了应有的尊敬，那么上级组织部门也不会偏袒政府官员，声誉不好丢饭碗，自己另谋出路，无需多说。有了这个控制，官员只能把心思放在民心上，放在为人民服务上，这样国家政权才能有好的声誉，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九、人大是反馈机构
反馈很重要。政府一年又一年，国务院一年又一年，不承载民心，不接受民心的反馈，人大如同摆设，国家的危机一步步临近。
我们需要清清楚楚摆正政府和人大的关系，人大不是最高权力机构，人大是反馈机构，反馈机构真正运行起来，国家才有生机。
最高权力机构是党中央，党中央的权力来自长征，来自三大战役，来自两弹一星。最高权力通过“人头投票”而产生，也同样需要“人头投票”才能更迭。我们要以对待生命的态度，以“养生”的态度，珍爱维护这个最高权力。
为什么要维护国家的最高权力？因为没有了这个最高权力，国家就成了一盘散沙，谁也不服谁。有些人梦想可以投靠美国，但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国家怎么能丧失独立呢？有些人梦想共产党垮台自己可以当总统，人民获得自由。哪有那么简单？政权的权威，如果不是建立在血流成河的人头投票之上，谁尿起你？毛泽东为什么一个电报，嘴巴一张，就可以收复西藏？这是人头祭出来的权威！他说话谁敢不听？他一发话，大家马上屁颠屁颠修公路，“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几个月的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到达西藏，西藏和平解放，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那些梦想将来当总统的先生们，有没有考虑过，自己能获得像毛泽东这样的权威吗？
共产党垮了，老权威不复存在，新的权威如何产生？唯一的办法，还是用人头投票，人死得越多，权威就越大！
多少苍生要死于战乱？
再说，即使投票选出了一个新的权威，能好到哪里去？难道就完美无缺了吗？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们要以极大的耐心来对待共产党的缺点。有一个故事，说在周朝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叫闵子骞，母亲很早去世，父亲给他娶了一个后妈。后妈生了两个弟弟后，对闵子骞非常刻薄。大冷的天，她给亲儿子穿棉衣，却给闵子骞的衣服里塞的芦花。闵子骞给父亲推车，冻得瑟瑟发抖。父亲以为他偷懒，就给了他一鞭子，说你得瑟什么？但这一鞭子抽下去，衣服破了，芦花露了出来。父亲发现了后母的劣迹，要休掉这个缺德的女人。这时候，闵子骞在父亲面前跪下，说了一句话“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
共产党有千般不是，但是共产党的权威却万万动不得。共产党一垮，国家必定分裂。我们又得上前线，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我们的孩子，又得当炮灰！
所以政权是一个生命，我们要以“养生”的态度，来珍惜维护这个生命体的健康。人病了要治，而不是干脆弄死。共产党病了，要改革，而不是“搞垮共产党”。
给共产党“养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官员施政的情况，制度性地反馈给共产党。人大履行了反馈的职能，就能为共产党赢得民心，让国家长治久安，让政权延年益寿。那么天下苍生，就可以少遭涂炭，多享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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