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内外的“带路党”
黎阳 2012．3．3．
佐利克实在坦白得可爱。他不仅老老实实承认：“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报告”能出笼全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里的“带路党”，而且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带路党”的大名和盘托了出来。
佐利克的原话如下：（见佐利克2012年2月2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创建一个现代化、和谐和富于创新的社会：国际经验和中国的战略选择”的高级研讨会上的开幕词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2012/02/27/world-bank-president-zoellick-opening--remarks）
——“肯定张玉台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玉台）对这一研究的发起和指导作用（关键词：发起和指导starting and guiding）”
——“感激在联合研究项目中领导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小组的刘世锦副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对这一项目的领导贯穿始终，堪称模范（关键词：他对这一项目的领导贯穿始终，堪称模范His leadership throughout this project has been exemplary）
——“李伟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如何使本报告对中国领导层更有利用价值提供了特殊的重要引导作用（关键词：特殊重要的指导作用especially important guidance）”
注意：佐利克一再使用了guide一词。guide是什么意思？“指导、引导、导引、向导、带领”——说白了不就是“带路”吗？尤其是李伟，那可不是一般的“带路”，而是“提供了特殊的重要引导作用”，这才能让美国人知道“如何使本报告对中国领导层更有利用价值”——人家本来对中国政界官场内部情况两眼一抹黑，费劲九牛二虎之力乱碰乱撞也找不着北，全亏了李大主任这样的来指点迷津：这么做太露骨，那么做要撞墙，必须“打左灯向右转”、“能做不能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能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借力打力、克服阻力、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终得以左右中国领导层——如今有了GPS，明面上、地理上的“带路”已经过时了，但深入内部的政治决策上的“带路”可没过时，而且更时髦：带领对方深入中国政权内部、手把手地教会人家如何把握中国政府内部的运作规律、如何利用中国官场种种“潜规则”压制百姓、陷害忠良、更有效地干涉中国内政等如此深入细致的“政治带路”难道不比“地理带路”更要害？——所以佐利克才会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带路党”们大加赞扬，一口一个grateful（感激）。
把“中国2030”称为“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报告”不对，因为两家子搞才能算“联合研究”，一家子搞不能叫“联合研究”，只能叫“独家专制”。而“中国2030”表面是“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家子搞的，实际并非如此——主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组的刘世锦既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时又是从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拿钱的特约研究员（见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eYueYanJiuYuan.asp），而“天则经济研究所”是美国福特基金会包养的（同时又是世界银行的合作伙伴）。这就是说，“天则经济研究所”跟美国人是一家子，从“天则经济研究所”拿钱的刘世锦跟“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一家子。
这样一来，说是“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实际是“世界银行”与“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联合研究”。“世界银行”与美国人是一家子，“天则经济研究所”跟美国人也是一家子，那说来说去其实全是美国人一家在拿主意，这怎么能算“联合研究”？ 如此“联合研究”跟中国京戏的“男人扮女人”其实是一个味：京戏是“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 。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而这“联合研究”呢？外国人看见“世界银行做说了算”，中国看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说了算”，表面上“双赢”，骨子里当然还是洋人说了算。但这问题的性质可比演戏严重多了：戏不过逢场作戏，完了就完了，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决策一旦付诸实施了，就再难以推倒重来。
特别说一句：“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好些东西只肯让外国人知道，不肯让中国人知道，在其中文网页上只字不提。只有看它的英文网页才能发现好些它不肯告诉中国人的东西。比如它和外国基金会的关系：（http://english.unirule.org.cn/Html/About/index.html）
In addition, Unirule has, in recent years, built up various types of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private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s (CIPE), the Ford Foundation, Alton Jones Foundation, US-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s (IIE), and others, as well as with international public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Unirule also maintains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foreign embassies in Beijing, such as embassies from America, Australia, Canada, Germany, India, Israel, Japan, New Zealand, Russia, and Singapore.
（此外，天则经济研究所在最近的几年中已经与许多国际私人机构建立起了各种合作关系，如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会、美中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等组织等；与此同时还与许多国际组织建立了各种合作关系，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天则所同时与许多在北京的外国大使馆保持着关系，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兰、俄国和新加坡。）
又比如“天则经济研究所”跟许多官方媒体和国外媒体已经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Unirule also has extensive connections with the media, such a Xinhua News Agency,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entral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Economic Daily, China Daily, People’s Daily, Xinhua News Agency, China Securities, Time, The Economist, Reuters, the Financial Times, and others.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Unirule has established clos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them.
（天则经济研究所还跟媒体有着广泛联系，如新华通讯社、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证券报、时代周刊、经济人杂志、路透社、财经时报等。仅仅在几年的时间里，天则所就与这些媒体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百度百科”关于“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如下介绍：（http://baike.baidu.com/view/848414.htm）“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天则经济研究所”跟国内许多要害部门、要害人物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天则经济研究所荟萃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学者。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以及欧美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等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保持与这些学者交流的同时，与上述单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ianZeJianJie.asp）
仔细看看这些部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国内著名院校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海关总署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门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欧美著名大学研究机构
再看看“天则经济研究所”自己公布的拿钱的“特约研究员”（见附录）
（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eYueYanJiuYuan.asp）
用不着大费周折就不难看出一幅令人毛骨竦然的图画：
福特基金会—>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上层建筑各个要害部门—>中国决策。
想想吧，哪个“私人机构”能有如此神通，竟然同时跟那么多中外官方民间要害机构建立“密切合作关系”？
——中国的官方部门包括了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资委”、“发改委”、“外管局”、“社科院”、银行、海关、商务部、保险等机构；
中国的官方媒体包括了新华通讯社、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证券报；
外国的基金会包括了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会、美中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
国际组织包括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
驻北京的外国大使馆包括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兰、俄国和新加坡
——什么“私人”如此神通广大，同时建立这么多“密切合作关系”？别的不说，谁见过允许中国官方部门与“私人机构”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规定？你去找个部门建立个“密切合作关系”试试？
真正的解释只有一个：这个“天则经济研究所”实际已经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它一头通向外国基金会、外国组织、外国大使馆，一头分别通向中国上层建筑一切要害部门，天罗地网密密麻麻，上通下达，四通八达，来自外国的指令通过它这个“中转站”和“放大器”变成“中国包装”的“政策决策”、“学术研究”和“舆论呼声”，最终变成“中国内政”。换句话说，它是今日中国“带路党”总司令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过是它的分支，或者说，是“美国福特基金会驻中国国务院代理处”。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任何对“天则经济研究所”及其一伙的质疑总会遭到大肆围攻，遭到无比强大的反对舆论——人家是一个大团伙，分工明确，上来就打群架，还处于单打独斗势单力薄的左派当然不免占下风。比如这次围剿杜建国。但大骂杜建国的人忘了一条：杜建国的一切都来自他的研究，而许多大骂杜建国的人的“研究”却是来自外国基金会的指令。杜建国的脑袋长在他自己的脖子上，而大骂杜建国的“精英”的脑袋却长在外国屁股上。长在外国屁股上的脑袋没资格指责嘲笑长在中国人脖子上的脑袋。）
当年“国军”将领杜聿明当面大骂国民党“国防部”高官郭汝瑰：“你郭小鬼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赶！”——事实上郭汝瑰的确是共产党。
如今不少中国人大骂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他的一伙都是外国代理人，因为他们的一切结论都是把中国的利益往外国送，从来没见有反过来的：
——茅于轼公开主张放弃钓鱼岛、放弃东海利益、放弃保卫领土完整；
——2008年天则经济研究所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搞了一个中国“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报告，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
——2011年“天则经济研究所”建议分拆铁道部，铁路私有化；
——2012年“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主持的与世界银行的“联合研究报告”建议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
萨达姆垮台前已经弄不清每天收到的报告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美国人给他编出来的，他的部下也弄不清收到的命令哪些来自己人、哪些来自美国人，一切全乱了：“假做真时真亦假”。
前苏联崩溃时上上下下也差不多。可见一旦管不了敌人装成“自己人”发号施令，一个政权的气数也就快到头了。
如今“天则经济研究所”统帅的“带路党”能在中国呼风唤雨兴风作浪，能左右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能动员官方媒体大肆制造舆论，能肆无忌惮围剿一切敢于抵抗外国干涉的力量，
所以它们敢得意忘形叫嚣“宁要……不要”、“敢冒风险”、“倒逼改革”、“血路一条”、“死路一条”……华尔街也大声喝彩：“改革闪电战”。“树欲静而风不止”，“山雨欲来风满楼”。“图穷匕首现”，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不拼个你死我活决不善罢甘休。
附录： 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eYueYanJiuYuan.asp）
（注：按单位重新排列）
1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3 张永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4 卢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基金会
5 陈剑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
6 刘守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
7 江小娟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
8 张燕生 发改委宏观院外经所
9 银温泉 发改委体改研究所
10 杜鹰 国家发改委
11 孔泾源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
12 王小强 国家发改委体改研究所
13 牟广丰 国家环保局
14 王大用 国家开发银行（已辞世）
15 郑京平 国家统计局
16 张德霖 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
17 周放生 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企业改革局
18 万中心 海关总署政研室
19 宋洪远 农业部农研中心
20 陈宗胜 天津市市政府
21 谢平 中国国家投资公司
22 易纲 中国人民银行
23 王宇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
24 李向阳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25 陈绍充 成都市发改委副主任
26 马建堂 甘肃省政府
27 马捷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8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9 周春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30 李绍荣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31 吴有昌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32 刘世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33 张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34 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35 王铭铭 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
36 陈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37 海闻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38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39 卢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0 平新乔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1 宋国青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2 汪丁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3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4 张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5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6 赵耀辉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
47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
48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49 王国乡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
50 刘力群 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51 常修泽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经济研究所
52 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
53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54 魏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55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56 何光沪 人民大学宗教系
57 赵英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58 管益忻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
59 石小敏 中国经济体改研究会
60 胡鞍钢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
61 周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62 余晖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
63 张承耀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
64 程炼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65 李扬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66 王国刚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67 韩朝华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68 唐寿宁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69 王利民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0 杨春学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1 张平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2 张曙光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3 赵农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4 赵人伟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5 朱玲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6 冯兴元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
77 蔡昉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
78 黄平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79 李培林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80 李银河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81 何帆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82 王逸舟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83 余永定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84 贺菊煌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所
85 郑易生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
86 汪晖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87 张宇燕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
88 徐友渔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89 王焱 中国社科院政治所
90 刘军宁 中国文化研究所
91 方流芳 中国政法大学
92 刘东 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
93 陈来 北京大学哲学系
94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
95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
96 吴国盛 北京大学哲学系
97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
98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教育研究所
99 张祥平 北京农学院园艺系
100 严旭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01 贺力平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
102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103 杨晓维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104 李晓西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研究所
105 茅于轼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106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107 张旭昆 杭州商学院
108 崔殿超 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
109 陈嘉映 华东师范大学
110 邓正来 吉林大学哲学系
111 许向阳 南京林业大学
112 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113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所
114 陈学彬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系
115 华民 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学研究所
116 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117 许纪霖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118 邹蓝 深圳《商报》社
119 陈明 首都师范大学
120 盛洪 天则经济所
121 邹恒甫 武汉大学
122 蒋庆 阳明精舍
123 姚先国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24 陈志俊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125 金祥荣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126 罗卫东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127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128 杨如彦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129 李军林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30 李义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31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32 周业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33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134 梁治平 中国文化研究所
135 王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社会学系
136 黎鸣 自由撰稿人
137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
138 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
139 朱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
140 江山 清华大学法学院
141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
142 赵晓力 清华大学法学院
143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144 丁利 中山大学法学院
145 方星海 上海证券交易所
146 高西庆 中国投资公司
147 曹远征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48 郑戈 多伦多大学法学院
149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150 柯荣住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
151 张春霖 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
152 陈德升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
153 吴琼恩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
154 干学平 台湾清华大学
155 黄春兴 台湾清华大学
156 王建国 新加坡国立大学
157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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