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妖镜：照出茅于轼及其天则所原形（旧文）

茅于轼及其天则经济研究所(上篇)(转载)

代序:我购书是为了阅读，除非看走眼买了一本烂书，一般买的书至少都翻阅了。自从网上可以下载书，就省了不少银子，不再去买书，但睡觉前有时还会翻翻纸质书。偶尔翻到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夜航船》，陡然发现是冉云飞写的序，又仔细阅读了一遍，对冉先生心生感佩，实没料到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的国学修养深厚。那是冉先生1995年写的，从对明末清初的张岱的身世感怀，可以看到今天冉先生的影子。　　

我很少看经济类的理论书，主要是看不懂，可操作有指导性的经济类的书会去读，比如韦尔奇的《赢》，特别是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22条商规》，我是常看常新、获益匪浅，当然，有故事的书也会看，比如《蓝血十杰》，不知道这算不算经济类的书。由于自己不懂，所以对这一领域的专家很是敬畏，发现经济领域的专家总是研究出一些很雷人的科技成果，尽管结论违背常识，但我不大敢质疑。因为很多结论并非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这确实是事实。在我从事的研究领域就是如此。　　

可经济学家冬雷震震、不分春夏秋冬地雷人，使得我去多读了几篇他们的文章，发现他们雷人的结论没有事实表述，也没有数据支撑，结论就出来了。作为学术文章，这就是造假。由于明星级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特别小沈阳，我就把他放在博客上的文章通读了一遍，惊奇地发现，茅于轼的经济学就两个字“市场”。判断社会现象政治形态的标准也是“市场”，看它是否市场化，若是，则是正确的。解决一切问题也是“市场”。把所有问题交给市场，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自然而然地替他解决了，经济学家甚至不用装神弄鬼地再念其他咒语，这样当明星做经济学家实在是太轻松了。为了不使自己显得太无知，我又去读了“市场”的祖师爷斯密的《国富论》，那只无所不在的“看不见的手”就是从这伸出来，茅于轼拿来以不变应万变。　　

茅于轼的博文中有几篇谈自由主义，自己也标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管是什么主义，以一个人、一本书、一个观点为人生所有的价值判断，这就愚不可及。以一个德国人的一本书为标准，规定和指导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以此为国家的立国根本，确实很愚蠢。但以另一个苏格兰人的一本书为标准来反对，难道就聪明了吗？奉马姓德国人为真理的，取的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民主自由、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社会福利，对自己不利就放弃。标榜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也一样，只取有利于自己的“市场”，而根本不去理会祖师爷斯密还有一本《道德情操论》，讲得是人性的另一面“利他性”。中国人总爱在外国人的书本中，寻找政治制度的依据和经济生活的方式。并非它山之石不可攻玉，但把任何一种理论当成教条，非得它山之石方可攻玉，则无疑是错误的。没有一种理论和学说可以适应任何时期和任何方面。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与马教的信徒犯的是一个毛病，僵化、傻。　　

在我读了几本经济类的书籍后，我不得不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多是白痴和骗子，至少与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关联的经济学家是如此。作为没有实证的一门学科，经济学在中国沦落成了玄学，一句“天意”在经济学家的嘴里换成“市场”而已。经济学家实则是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至少得通五行八卦、会察言观色；经济学家则简单得多，只需学会两个字“市场”。　　

张岱在《夜航船》里记录了一个测字先生，说一个学子赶考前写了一个“串”字让测测能否得中，测字的说可连中，果然中了又中。又一学子听说了，也写一“串”字求测，回答说是不仅不得中还有难，问何故，答说无心“串”为连中，有心“串”则为“患”。测字先生也许当时名声大振，引得张岱记录下来，几百年后让读者领略测字先生的急智和神通。经济学家要成为茅于轼这样的小沈阳，无需什么能耐，整天说昏话也行，找好东家傍好大款是第一。茅于轼深谙此道，所以想不“明星”都难。　　

一、茅于轼是如何“经济学家”的　　

如今，茅于轼俨然中国经济学界的班头，连本身不可一世的张维迎、樊纲等都聚于茅的麾下，为茅生命不止、擦鞋不已。单单是年纪大，谅也得不到这般待遇，想必在专业方面定有过人之处。一个半路出家、据自己说1975年直到满46岁才开始接触经济学的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有常人不可企及之处。茅于轼是怎么完成身份转换，又有哪些理论建树呢？　　

从火车司机到经济学家　　

茅于轼世家出身，伯父茅以升是我国著名桥梁专家，父亲茅以新是铁道专家，1950年任铁道部机务总局副局长，副部级待遇，直到离休。茅于轼1950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做火车司机，1955年调铁道科学研究院，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75年开始从事运输经济的研究，从这时开始与经济学沾边。茅于轼自承他的研究并没阅读西方经济理论书籍，也没说是不是从《政治经济学》着手，但明确表示了，完全是凭自己的脑袋想出了自己的理论。1985年，茅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从事中美经济研究，同年，出版了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本经济学理论书籍《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　　

茅于轼跻身于中国“经济学家”的行列得益于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克莱因是美籍犹太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80年，以克莱因为首的七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中国举办了为期七周的学习班，有100多名中国学员参加，日后，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或赴国外成为了前沿经济学家，或如茅于轼这样成为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参加这个学习班可看做是他接触到真正意义的经济学。　　

1986年，受美国福特基金资助赴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一年。茅于轼在博客中坦诚，在哈佛听了三四门课，并无收获，因为他自己就可以开课，唯一的收获是有了税收的概念。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所聘任高级讲师，给硕士研究生讲授“经济学专题”、“经济计划”和“环境经济学”，这个教职的得来，是因为与经济系的系主任相识。这三门课的内容与经济学有多大的关系，我不得而知，看“经济系专题”象是一个系列讲座性质，“经济计划”可能是给没在计划经济下生活的学生讲故事，满足外国人的猎奇心理。钱钟书先生在《围成》中，借方鸿渐之口评价过访问学者的“讲学”，说讲的人以为自己在“讲学”，听的人以为讲的人是在“学讲”，学讲外国话。茅于轼也许讲得好，那也不一定。一般给研究生讲的课，大多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讲完后都会集结付梓，但给外国研究生讲的课都没印成书，我感觉讲的不会是自己的东西。　　

在整个80年代，经济学家呼风唤雨的时期，茅于轼并没露出今日隐隐然帮主的身段，他几乎缺席了每一次改革的重大举措。说明那时茅于轼“经济学家”的身份尚未得到官方认同亦未获同行认可。　　

1980年，国务院体改办《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正式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起草这份文件的有薛暮桥、徐雪寒、马洪、廖季立、刘明天、林子力、柳随年等。1985年，针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通过对经济学家刘国光、赵人伟论文的分析，以及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形成了治理措施的共识。1983年，经济学家吴稼祥和金立佐写了一篇《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系统地提出了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的主张。此前，厉以宁也提出股份制，主张多元持股，破产重组，并致力推动股份制改造的施行，也就有了“厉股份”之称。这都没看到茅于轼的身影。　　

除了“厉股份”，还有吴市场、张产权、曹破产、杨卖光等，用以说明“经济学家”在改革中起的作用，这些作用无论好坏，都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表征。这些并不是自己或者官方授予的，而是老百姓根据他们的行为安上的。最近，在“经济学家”这个帮派中，自己给茅于轼安了个“茅维权”，大概是觉得茅于轼今日身份不同，行走江湖没个绰号很丢面子，但如果不是“茅”姓特殊，谁也想不到某维权是茅于轼。说是茅于轼致力于为社会弱势群体“维权”，所以“茅维权”。暂且不说茅于轼是否为弱势群体“维权”，仅就“维权”这个社会活动家的表征放在“经济学家”头上，实在是说明这个“经济学家”很不“经济”、浪得虚名。　　

茅于轼“经济学家”的身份起初不被接受自有道理，他非科班出身，也没自学，完全是自创。在80年代发表的经济类文章也只是以经济学的视角观照实际问题，谈不上经济学研究。80年代，他大致有这些文章：“环境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问题”（《经济研究》，1982年8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报告”（1983年）、“中国的能源政策及其国际背景”（《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7年）、“美国人口的分布和流动及地区经济发展”（《美国研究》，1988年）、“温室效应的经济后果”（《科技导报》，1989年）。与经济学沾上边的是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本书面世后，并无影响，只是近年，张维迎屈尊做了茅于轼的小弟后，张维迎将它吹上了天。　　

给茅于轼带来“经济学家”人气的是90年代的两本普及读物，一本是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三版时改为《生活中的经济学》；另一本是1996年出版的《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的专家，要不身陷书斋，要不奔走于政治权贵的屋前门后，肯放下身段好好给百姓解释一下他的学问的，少之又少。茅于轼看准了这点，走了一条群众路线，推出的两本书恰恰迎合大众急于了解美国急于致富的心理。是普罗大众首先认可了茅于轼“经济学家”的身份，名声在民间鹊起。那时，茅于轼尚未完全把自己卖给国内外的权贵，说的大多还是人话，又通俗易懂，大众自然认可。　　

1993年，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是茅于轼人生的分水岭。这是一家民间经济研究所，在美国人眼里，只要是民间的，就会是公允的；只要是民间的，政治就是正确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带有偏见地看中了茅于轼和他的研究所，开始资助他的研究项目，这个信号传递给已有“经济学家”身份的白痴，那些白痴第一反应就是，既然是福特基金资助，那一定“经济成了家”。于是，一改以前对茅于轼冷漠的态度，接纳了他。茅于轼成“家”而暴得大名，是一个从民间到“主流”的逆向过程。　　

社会科学的学术与资本结盟，会变得邪恶，但学术这个怨妇总归出身名门，邪恶得就不彻底，总惦记着要立牌坊，况且，学术离开了资本也并非不能生存，只是有些寂寞。而像茅于轼这样非学术和伪学术，就非得被资本包养，否则生存堪虞。茅于轼搭建了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个窑子后，迅速勾搭上了房地产资本，卖身给任志强潘石屹等，而任、潘则以资助研究项目、频繁举行研讨会让茅于轼在媒体频频露脸，一个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就这样包装诞生了，茅也从此不再说人话。　　

茅于轼的经济学　　

先说经济学，经济学理论作为当代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它从来就不是先有理论，而后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的，它是通过对社会活动中的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形成一套描述性的理论。先有了市场活动，亚当·斯密认为有一只无所不在神秘的手在掌控，才有了“市场理论”。先有政府干预，才有了凯恩斯理论。这门学科，没有实证，只有溯后性而前瞻性不强，并不算严格的客观科学。尽管现代经济学都引入了数学以搭建模型，但每一个模型产生于不同的人，反映的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将以往的经济数据放入模型中验证，如果得出大致吻合的结论，则认为构建这个模型的经济理论是正确的，提出这个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很希望用这套理论来指导经济生活。可现实中的条件改变了呢，是不是还会得出以往符合这个模型的数据，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大考虑这个，这就是按“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经济改革，越改越离谱的原因。开始靠谱，是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与它理论得出时的环境的谱子靠得比较近。由此看来，经济学就是经验型的算命的学科，在西方，“算命的”经济学门派繁多，但在我国流行的主要只有两种：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微观经济学。　　

1980年，来我国开班讲学的劳伦斯·克莱因属于凯恩斯主义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强调充分就业和国家干预，在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宏观经济学又称总体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体经济，通过对总量经济的研究，以期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和国际收支的问题。与宏观经济学对称的是微观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以价格分析为中心，分析单个生产者如何分配有限资源以获取最大利润。微观经济学的源头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就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学。　　

虽然茅于轼师从劳伦斯·克莱因，但并没接受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观点，而是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鼓吹者，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的。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中国经济步履维艰寻求转型阶段，经济学家们本能地拒绝有着“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转而紧紧拥抱听起来也悦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当然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推行和输出的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最主要的是经济学家的愚蠢，他们只知道“计划经济”不好，而不去分析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不是“计划经济”、适当程度的“计划经济”对经济发展有没有帮助。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命令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前苏联才是计划经济。从斯大林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他们一直是专家负责制和厂长负责制，没有象我国这般随心所欲，由狗屁不通的书记说了算。特别是“经济学家”拿新自由主义经济当成唯一标准，衡量一切经济现象、社会现象，以至于背离常识、公义、公理而不自知，荒唐得无以复加。“没有一种理论和学说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普遍不懂这个常识。　　

茅于轼的经济学建立在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里。简单地说就是：每个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可以达到全社会整体的“利他”。当然，这里的“利己”是不侵害别人的利己，是妥协均衡的利己，就是通过协商谈判达成互惠互利。了解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能轻易看出茅于轼的这本书是对那只手的山寨版解释。　　

不能说茅于轼的解释没有道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以至商业谈判都是遵循这个“利己”到“利他”的道理。但这不是普遍真理，不能用于任何时候和任何方面。茅于轼用“择优分配”为真理标准来观照所有事物，则是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又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经典牛顿定理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在物理学上的意义，牛顿定理不能解释宇宙现象，也不能适用于微观世界。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则是击碎茅于轼理论的“相对论”。“均衡理论”证明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极其荒谬。如果，茅于轼不了解“均衡理论”，就请茅于轼摘下头上经济学家的帽子；如果，茅于轼清楚“均衡理论”，仍然用“择优分配”来忽悠，那绝不是招摇撞骗这么简单。　　

美国影片《美丽心灵》，获得了74届奥斯卡的四个奖项，影帝罗素克罗在片中饰演经济学家纳什。纳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9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原因是提出了“纳什均衡理论”。　　

“纳什均衡”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个体的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所构成的最优组合，并不会达到总体最优的结果。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纳什均衡”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果。　　

下面这个著名的“囚徒困境”的故事，能很通晓地诠释“纳什均衡”。　　

有一盗窃命案，张三和李四的盗窃罪证据确凿，杀人罪证据不足。于是警方就将二人隔离审讯，分别对张三李四二人说：“由于盗窃罪成立，你将面临一年的刑期。但可以做个交易，如果你承认杀人的罪行，可以视为立功，只需收监三个月，而你的同伙将判十年刑期。如果你不交代，而你的同伙交代了，则你将坐十年牢，你的同伙三个月就可自由。如果，你们两个都交代，那么，你们各自服刑五年。”　　

显然，张三李四选择不交代，各自服刑一年是最好的结果。根据茅于轼的“择优分配”，有理性的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两人都会盘算：“假如他认了，我没认，我得蹲监10年，所以认了对自己有利。如果我交代了，他也交代了，我也是坐五年牢，也是交代了对自己有利；假使我承认了，而他抵赖，我就只要坐3个月，而他将坐10年牢狱，也是承认对自己有利。所以，不管他招不招，对我而言，都是交代了对自己有利”。最终，两个人都会选择招供，结果都获5年刑期。而对两人最有利的一年刑期不会出现。　　

为什么，因为理性的人不会冒这个风险，只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也就是茅于轼说的“择优分配”，但得出的结果却是与茅于轼的结论完全相反。也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悖，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看不见的手”会调节自利的个体以使整体取得最大利益。但斯密没考虑到，如果参与的个体数量不多，那么，每一个决策者都会顾虑其他人的想法，所以，完全的市场经济在全球一体化、国与国之间的商业博弈就行不通，那就需要另一套理论来指导。　　

张三李四能得到最好的结果的条件是：串供。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不懂“纳什均衡”，不可想象。那他为何时时事事都用有局限性的“择优分配”来界定呢？只有一个解释，他已经“串供”。茅于轼为地产商摇旗、为富人说话，就是他“串供”后的表现。　　

茅于轼经济学的学术地位　　

前些时，不少网站都做了个茅于轼华诞八十周年的专题，牛博网也在首页不甘落后为茅于轼弄了个镶金贴银的牌坊。茅于轼的江湖地位确实很牛逼。江湖地位不等同于学术地位，江湖人往往爱混淆，有意把江湖地位说成是学术地位。在中国，决定江湖地位的一般不凭本事，武艺低微的宋江能做梁山泊老大，凭的就不是上阵厮杀和运筹帷幄，所谓功夫在诗外。在中国，如果你年纪足够大、同时脸皮够厚，敢胡说，那一般会有不小的江湖名声和不低的江湖地位；如果还能念几句科学咒语，那大师、专家的盛誉就滚滚而来。　　

中国人迷信西方，也就从迷“马”开始，时间不长，也就一百多年，骨子里仍然是迷信祖宗，进而迷信年纪够老的人，总害怕不听老人言吃了亏。即使有人看出不过是除了年纪一无是处，也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但凡有人揭掉这层纸，也会指责别人不应该。理由是：老人已经做了这么多了，还想怎么样。不惜将老人做的“那么多”无限放大，放大到任何领域，比如茅于轼做的小额贷款，你可以放大到一个道德完人的高度，但放大到茅于轼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学家，那就过了界、不沾边。正因如此，中国就多了不少肆无忌惮的学术老骗子。　　

媒体和网络的喧嚣，只说明茅于轼的江湖地位，其学术地位如何呢？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并提出了评判经济学家的硬指标：看他论文是否发表在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上，他论文被其他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同时指出世界上有影响的期刊有160种，得到学术界尊重的有60多种，而被学术界推崇的只有20种。此言一出，民声沸腾，国内经济学家却装聋作哑，静寂无声。当然，也可理解成，国内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高风亮节，不屑于作口舌之争。我认为，国内经济学界是默认这个事实的，因为丁学良不好糊弄，相争只是自取其辱。丁学良出身皖南农村，1984年赴美留学，哈佛博士。国内经济学家用国情说、国际说均绕不过丁学良，只好认了。可见，国内经济学界最多只有五个在国际学术界有一位置，由于丁教授没举出五个人名，国内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可以意淫自己是五分之一。但茅于轼不可以，茅于轼在硬指标面前很困窘，他没有一篇论文发在了20种期刊和60种期刊里。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开在西方，香在拉美和中国，是不是茅于轼的经济学理论反其道行之，墙内开花，自家院里香？很有可能。张维迎曾经评价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说：“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并说前苏联人因为这项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奖，言外之意茅于轼也行。在介绍茅于轼的学术生平时，都说茅于轼是单独研究，用数学公式建立了一个线性模型，我看很可疑。早在1939年，康托洛维奇就写过《经济管理的最优化》一书，论述线性约束条件下的线性目标达到最优，也因此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茅于轼的研究成果与康氏暗合？但我知道茅于轼懂俄语。算是我小人之见，确实是茅于轼没参考、抄袭前苏联人的成果，自己坐在家里想出来的，可张维迎的评价仍然使人肉麻。先进性和开创性都谈不上的一项“成果”，别说是奠定什么地位，连成果都不是，况且别人完成于近半个世纪以前。线性优化也不是张维迎说的市场化的微观经济学，它是基于计划经济的优化。康托洛维奇一生都在计划经济环境下生活，是前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民经济管理研究所经济问题研究主任，1965年，前苏联为表彰他在经济分析和计划工作中应用数学方法的成绩，授予他列宁奖金。那个成绩就是“线性优化”。张维迎无逻辑地谄媚，就是他们那个帮派互相吹捧、抬轿子的游戏。　　

会不会冤枉张维迎，其实他不是在无耻地谄媚，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确实如张维迎所言，是“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呢？看看当今主流经济学家在大学教授微观经济学选用的教材和参考书，大致可以明白。教材和参考书有：“曼昆《经济学原理》、萨缪尔森《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国内高鸿业、历以宁、宋承先、梁小民、朱锡庆、尹伯成、司春林等所编的教材、哈耶克的、莫瑞斯的《管理经济学》、平狄克《微观经济学》、曼斯非尔特《微观经济学》、范里安《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高级阶段有：平新乔《微观经济学18讲》、张定胜《高级微观经济学》、蒋殿春《高级微观经济学》、武康平《高级微观经济学》”。但没有张维迎说的“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的、茅于轼写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仅此说明，张维迎很下流，以及茅于轼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没学术地位。茅于轼有的是帮派中的江湖地位。　　

学术地位有学界认同，也有民间认可。在国际上，民间同样不认同茅于轼的经济学家身份。Atlas基金会，1999年因《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颁奖给茅于轼，该奖项的7位评委都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代表民间组织评定的奖项仍然看不上茅于轼的经济学，而让茅以社会学著述获奖。在中国民间，茅于轼经济学家的名头则响彻云霄。这是因为，茅于轼将自己卖给资本后，资本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必须树立茅于轼的江湖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喜欢披“自由主义”外衣而不知“自由主义”为何物的愤青数量庞大，他们有个简单的认同标准，就是对暗号，说一句“自由主义”、回一声“反政府”，暗号就对上了，那么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脏毒、僵毒和圈圈都引为同好而一起流，也不怕会不会污了“自由主义”这件外衣。由于茅于轼在某个文件中是第一批签署者，所以“自由主义”愤青们也将茅于轼当作一面旗帜，誓死捍卫茅于轼“经济学家”的江湖地位，为他放的每一个屁做“不臭”的辩解。从而稳定了茅于轼在国内的江湖地位。　　

综上所述，茅于轼没有学术地位，只有江湖地位。　　

二、茅于轼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吗　　

媒体、公众、主流经济学们、茅于轼自己，都认为茅于轼是一个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的院长张维迎认为茅于轼是个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因为茅“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且将茅于轼当成经济学家，谨以经济学家的标准考量茅于轼是否合格。　　

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如果没能构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那他至少需要精通某一门派的理论，同时，还需要了解其他门派的理论，特别是必须清楚当前国际上经济学发展的态势。能够明白经济学的定义和作用，不能夸大它的作用；能够运用自己掌握的、某一门派的经济学理论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能够提出前瞻性的建议当然更好。这就是我以为的、“经济学家”的基本素质，经济学爱好者可不作此考量，以“经济学家”身份做研究、向公众社会发言时，就必须是符合“经济学家”素质要求的、合格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的身材不适宜披“经济学家”的大氅　　

茅于轼的身材太单薄，披“经济学家”的大氅，比例失调，看起来很滑稽。正如丁学良教授提出的界定经济学家的硬件标准，茅于轼没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就硬指标而言，茅于轼不合格。肯定，茅于轼的粉丝会以“国情论”来辩解，说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在于偏重理论的论文，而是身处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变革的实验场，用实践丰富了经济学理论。前文已述，茅于轼缺席了中国最初每一次的重大经济变革，而他极力鼓吹的“教育产业化”、“高校学费涨价”，实践证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在实际操作中，茅于轼也就不合格。唯一能说明茅于轼“经济学家”身份的，是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然而，同样内容的书，早在1939年就已经在前苏联面世，康托洛维奇凭此书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时间都早于茅于轼成书时间十四年之久。这不能叫学术成果，倒与学术腐败、抄袭论文是一般面目。而《谁妨碍了我们致富》这类畅销书，只是经济学爱好者的作文，尽管不乏阅读趣味，但与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关系不大。所以，茅于轼相对于“经济学家”这个称谓，既无肉也无骨，瘦骨嶙峋披“经济学家”大氅，很象一个床单绑在牙签上。　　

茅于轼不了解经济学这门学科，也不能正确认识经济学的作用。　　

实际上，“经济学”作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在西方仍存在争论，认为不是客观的科学，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以往的经验和对未来的假设。现在和未来的社会条件能不能满足这个“假设”，当社会条件不能满足“假设”时，是修正经济学理论，还是让现实来适应理论。很显然，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应该发展新的理论来适应现实，或者采取多种经济理论来应对现实出现的问题。茅于轼却不是这么看，他认为“经济学”是唯一客观的科学，经济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唯一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微观经济学。　　

茅于轼在《中国真有这么多危机吗》一文的结语有段话：“既然粮食危机、土地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统统都不存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专家都说危机确实存在呢？原因有二：首先因为各方面的专家未必都懂经济学，真正懂经济学的人不会被这些危机所吓唬住。”茅于轼全文的主旨是论述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这些危机，结论是懂经济学就不会被这些危机“吓唬住”。本身茅的逻辑就很成问题，存不存在危机和会不会被“吓唬住”属于两个范畴，你到底是说存在危机还是对待危机的态度问题呢？这是题外话。题内话是这样，粮食专家、土地专家、能源专家、水资源专家在提出自己的问题时，不必懂得经济学，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专业范畴内、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问题，至于解决问题，那就需要汇同其他各学科专家共同解决。发现问题、提出警示，与经济学无关，如果经济学家觉得那不是危机，很好解决，那正好是经济学家大显身手的机会，大可一试。认为其他领域的专家必须懂得经济学才可去从事本专业的研究，显得茅于轼自大而且是对经济学的无知。　　

茅于轼极力构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模式，在实际议案中，错漏百出。这些内容，我会在后面的章节里详述，下面仅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说明茅于轼用于包打天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关于这点，建议茅于轼去补补中国哲学和中医理论的课，任何一剂药，都分君臣主辅，没有一味药是可以包医百病的。　　

日本经济学家盐泽田典（1988，日本《经济学人》）曾就新自由主义主义的理论模型还原到现实中，发现这个模型要在现实中成立，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1） 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转移，是无需支付成本的；　　

（2） 既成的社会生产力结构（资本存量）是非刚性的，因此随时可以自由转变或抛弃；　　

（3） 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所必须的新资源、新技术要素是无限自由供给的；　　

（4） 生产能力的过剩是永远不发生的。　　

然而，现实中不存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可以满足以上四个条件。当市场需求通过价格给投资者信号时，资本方是否能抛弃或改造他原已拥有的全部资本存量，而把资金立即转向另一个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这种转移在经济代价上是否可行？转移有没有时差？当设备、工人、技术转移完成后，是不是还是当初那个市场，原有的高额利润是否依然存在？事实上，生产永远落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化。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山寨版茅于轼的“择优分配”的理论，往往会产生宏观失调，达不到资本的最优化选择。　　

任何一种理论道理与局限性并存，这不奇怪，茅于轼将一个理论当成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唯一标杆，那就有点奇怪。奇怪的理由先不深究，但这可说明茅于轼既不了解经济学，对他赖以为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是一知半解，实在算不上合格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经济学知识贫乏。　　

茅于轼在其博客上有篇《八十自述》的博文，不知是出于谦虚还是炫耀自己天才的心态如此写到：“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基础很差。许多经典著作我都没看过，比如《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都没有认真读过，更不用说洛克，康德，罗素，佛洛依德，韦伯，帕拉图，培根，黑格尔的著作。”不知茅于轼的说法是否属实，但看到这段话，我认为茅于轼的基础确实很差，而且不仅是经济学基础差，其他社会学科的基础也相当差。　　

首先，没看过《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基础是有所欠缺，特别是身为一个彻底而教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专家，声称没读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源头《国富论》，似乎说不过去。我不否认世界上存在某些天才，不借助前人的经验和成果，完全凭空想可以建立自己一套科学的理论。但这样的天才未必是你茅于轼，为什么不是你茅于轼，我以后会讲到。其次，我不知道没读洛克，康德，罗素，佛洛依德，韦伯，帕拉图，培根，黑格尔会影响到“经济学”的基础，也不知道读了洛克，康德，罗素，佛洛依德，韦伯，帕拉图，培根，黑格尔就会夯实“经济学”的基础。因为据我有限的知识知道，洛克是个哲学家，经验主义的鼻祖；康德是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天文学家；罗素涉及的领域颇多，有哲学、数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宗教和政治，但没有经济学；佛洛依德是心理分析的创始人，属心理学范畴；帕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培根是哲学家、作家和自然科学家；黑格尔是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其辩证法思想被马克思所吸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难道经济学的基础，来源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我怀疑，茅于轼并不清楚他列举的人名他们是干什么的，他只是知道这些名字而已。照例，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不该这么信口雌黄，可茅于轼义无反顾，莫非，真的是人越老越不要脸？　　

据茅于轼自己在文章中表述，在1975年，年满46岁后开始研究经济学，可又说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著作都没阅读过。那茅于轼是怎么研究的呢，是苦苦思索还是望天打卦？虽然茅于轼作为访问学者，去了哈佛一年，但茅也自承没学到任何东西，除了增加了税收的概念。一门社会学科，如果你把它当成科学，就必须尊重它的的研究方法和以往的研究成果，一味强调自己的天才，表现出来就是缺乏“经济学”常识。　　

在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认识上，茅于轼同样表现出了他的无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席卷全球，助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随着拉美各国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国家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经济走入了尴尬。眼下全球金融危机，更将新自由主义经济逼到了墙角。新自由主义经济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忽视政府理应承担的责任，消减福利。这在一个民主国家，民众可以通过民主的博弈达到平衡。而在中国没有自由主义的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则非常危险，民众的利益无法通过有效渠道去取得利益的平衡。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家寡头经济和资本寡头经济并存，贫富两极，剥夺了民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本该得到的利益。　　

茅于轼在任何问题上，都采取机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为标准，我不愿说他是别有用心，只认为他“经济学”没学到家。　　

茅于轼缺乏应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　　

一个经济学家，无论他秉承的经济学理论正确与否，他都应该按照他的理论、遵循他的理论框架下的逻辑，去解释经济现象和提出合乎逻辑的建议。茅于轼恰恰缺乏这个能力。　　

2002年，茅于轼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暨项目投资洽谈会”上说，北京一年由于堵车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六十亿元人民币左右，平均一个北京人一天损失一元一角钱，一年损失四百元。现在中等城市都有堵车问题存在，而公路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堵车问题也由此成为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茅于轼说，市场化是提高效率的最好方法，中国应该收费上路，只有实行收费，才能解决堵车，以达到社会的“择优分配”。　　

从现实逻辑上看，茅于轼的解决方案是荒唐的，因为全世界十四万公里的收费公路，有十万公里在中国，收得不能说是少。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收费还不堵车。显然，堵车与与收费与否没有必然联系，如果一定要联系，应该得出收费过多导致堵车的结论。我不与茅于轼讨论堵车的原因，只分析根据茅于轼的理论能不能导出茅于轼的“收费”结果。　　

要解决堵车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是规定驾车违法，或者一把火将车辆付之一炬，显然这个方法不可取，解决堵车问题不是最终追求的目的，是要寻找合理的途径达到最佳平衡。茅于轼是通过“价格”增加成本的方式，拟制车辆消费和减少车辆出行。根据茅于轼“择优分配”的原理，个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显然会选择成本低的方式，减少对汽车的消费，路自然就通了。同样，按照“择优分配”所说的继续延伸，由于个体的利己行为，会使整体也就是社会得到最大利益。然而，在这个个案中，社会成本却增加了，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车辆使用者，成本都上涨。由于减少了汽车消费，汽车生产企业以及与汽车消费相关的企业利益均将受损，受损的利益也是社会成本。而因为“堵车”造成的损失只不过是简单地转移到其他行业。如果有量的分析，转移后社会所承担的成本相信超过了“堵车”的损失。根本得不出茅于轼的“最大利益”的理论结论。也就是说茅于轼的理论与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推论是相悖的。　　

茅于轼给“堵车”开的药方，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就如庸医治驼背，两块木板一夹，压上巨石，背直了，人死了。你能说茅于轼不会治驼背？同时，车辆上路收费的法律依据何在，政府本应提供公众服务，在收了养路费后，凭什么还要收取上路费。公义和公理，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顾虑的。　　

茅于轼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以及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使他顶着一个硕大的“经济学家”的帽子，显得异常滑稽。　　

茅于轼的思维模式有违经济学家的理性　　

经济学家的理性在于：采集真实的数据考察经济现象，运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理论，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茅于轼做不到。　　

逻辑混乱的思维　　

春运铁路没涨价，茅于轼写了篇《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我以为，春运期间不涨价是本分，涨价的非分之想才值得讨论。茅于轼非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展开讨论也未尝不可，但不管是中学生、小学生还是“老人家”，写作文都得有事实支撑，依据理论，得出事实与理论合乎逻辑的结论。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为之，更应谨遵。　　

在文中，茅于轼是打算从成本分析入手，得出春运铁路不涨价的社会成本增加，得出“不涨价是不是最佳方案是大可研究的问题”。（此是茅文最后一句）　　

首先，涨价不涨价是个伪问题，铁路部门没有涨价的理由与依据，铁路企业是国有企业、全民所有，不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而应以提供最佳服务为宗旨。违背这个宗旨，是我国决策部门在“经济学家”的忽悠下走入了误区。其次，在茅于轼表述的“社会成本”中，茅于轼没有给出“社会成本”的构成要素，也无“涨价”和“不涨价”两种情况下“社会成本”量的对比，“社会成本”增加就绝无可信。茅文认为，由于排队买票花去很多时间，是增加了个体的成本；产生了黄牛倒票，消费者高价购买，同样增加了实体成本。所以个体成本增加的算数和就是增加的社会成本。这样计算，也不无道理。但“涨价”和“不涨价”，排队购票各自分别所需多少时间、如何换算成本、因为票价高而放弃回家探望父母和孩子的，他们的成本是增加了还是降低了、增加或者降低应不应有个量的分析。茅于轼没说。排队人的多寡、时间花费多少、走和留成本的界定和换算，都是动态的过程，以静态分析方法作用于动态过程是否合适，茅于轼也没说。什么都没说，“社会成本”是不是茅于轼说增加就一定增加？如果茅于轼认为自己是权威，他说“成本增加”就一定增加，那我就以他说的为准，也认为确实增加了成本。　　

但基本事实，我们是不是应该尊重？前几年春运涨价，排队多，一票难求；今年春运不涨价，多排队，难求一票。前几年春运涨价，黄牛党猖獗，高价兜售；今年春运不涨价，猖獗黄牛党，价高待沽。不管“涨价”还是“不涨价”，拥挤的购票人群和嚣张的黄牛党依然存在，你用无差别的事实数据，说明两者存在成本差异，是不是逻辑混乱？由于基本数据没改变，“涨价”则必然增加了社会成本，因为每一个人都额外多付出了票价成本，包括购买黄牛票的，黄牛票同样是在“涨价”后票价之上的累加。这个并不复杂的成本计算，为什么身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会答错，而且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出来提醒他错了呢。一个学术团体要得到公众的尊重，它得有可尊重之处；一个老人要得到尊重，也一定是有可尊重之处。一个老人，利用自己的身份，用胡说八道力图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他必定遭到公众的唾弃。一个学术团体，助纣为虐，下场只会更坏。　　

茅于轼文中的思路是，由于会增加社会成本，所以春运不涨价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是不明智的、是有待研究和商榷的。我就在茅于轼的春运不涨价会增加“社会成本”的基础上，按照茅于轼给出的“择优分配”原理继续推演：　　

按照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理性的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最后会达到整体也就是社会利益的最优。观之春运，春运不涨价，由于省钱，理性的人为省钱这个利己的目的，蜂拥购买，最后自然就在“看不见的手”的拨弄下，取得了最优的社会利益。可茅于轼为什么又说“不涨价”会增加“社会成本”加以反对呢？到底是茅于轼的“择优分配”正确还是“春运涨价”在理，由于两者结论相反，其中必有一种是放屁，无论哪种为屁，都是茅于轼在放屁。自己的主张不符合自己理论的推演，自己的理论推演的结果与自己的主张背道相驰，说茅于轼逻辑混乱断不会错。　　

自诩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必定还有最后一招，说自己的理论推演与自身主张不合，是因为体制原因，没有充分市场化的结果。既然知道有体制的原因，那就不应该用充分市场化的理论来套用现实的经济现象，这个基本道理，活到八十岁还不明白，也算奇迹。铁路客运这个公共事务，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仍然是国有，国家补贴，它体现公义和公平，一个完全没有国家福利、政府干预的经济制度在世界上不存在。用完全市场化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万事万物，是茅于轼出了问题。　　

本末倒置的思维　　

茅于轼的文章，其实每一篇都是逻辑混乱和本末倒置的纠葛，选“提高高校收费”这篇来说明茅于轼的颠倒，并非这篇颠倒得特别出彩，只是信手拈来作一标本。2008年1月5日，茅于轼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题为“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演讲报告，报告中没有提到教育收费的问题，在现场听众提问环节，有听众提问：“那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呢？”茅于轼回答：“我说学费要提高，因为大部分上大学的人不是穷人。这是一个理由。……穷人上大学用贷款、各种帮助的方法解决，而不是降低大学的入学费。这些意见对社会是有利的，对某些人是不利的。这就是道理”。媒体将这一观点单独拎出来，茅于轼觉得很受伤，于是，就有了茅于轼的《从高校学费说起》的辩解文章。　　

文章起首，茅于轼就很委屈，说他的意思是提高收费的同时增加对贫困学生的补助，完全是以高补低，并表示对此并无研究，也不是自己首先有此提议。确实不是茅于轼首倡此议，在他之前，张维迎和汤敏就表达过这个观点。然而，以提高部分的学费反馈给贫困学生，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因果不分。如果，政府教育经费投入能够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如果，目前的学费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在合理的范围；如果，教育经费没有被管理者中饱私囊，或者用来建富丽堂皇的大学校门。那么，提高收费来帮助贫困学生才可商议。现在是政府投入不足、国民承担比例过大、钱用来乱花，凭什么还要增加收费。假如政府不愿加大投入，那也应该将现在已经多收的学费，用来资助贫困学生。　　

作为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少不了用经济学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认为低学费是富人占了穷人的便宜，（确实学费低，可能尚可探讨，5000元以上的学费，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是被抽血。）茅于轼的理由简述如下：公共教育经费来源于税收，所得税占税收的很少部分，大部分税收来源于流通领域，也就是我们日常消费时含在商品中的那部分。富人的资产大部分存放在银行，没有进入流通领域，而穷人进入流通领域的资产比例大大高于富人进入的资产比例。按资产比例来说，富人交税少于穷人。所以，富人与穷人享受同样的公共待遇，则是富人占了穷人的便宜。　　

茅于轼这番话既没帮富人，也没帮穷人，而是帮政府的失职找托词。不管富人还是穷人，不是截然对立一成不变的群体，他们在既有税收制度下合法缴纳了税款，政府就得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如果觉得是对穷人的不公平，可以调整税收制度达到公平的理想状态。不能以此为理由重复收费。假如这可以成为理由，政府就可以以此为借口，以保证穷人利益不被富人均沾而拒绝所有的公共服务，或者，要提供服务就得提高收费，再从高额部分来支付。那我们的税收干什么用了呢？所谓富人，个体比较而言，在税收绝对值的贡献一定会大于个体的穷人；相比资产的比例会小于穷人。在守法纳税的情况下，富人没权利享受公共服务吗？茅于轼是很反对“打土豪”的，可自己却动手“打土豪”。如果富人交税的绝对数量大还不能保证得到公共服务；穷人交税绝对值少，有什么理由相信政府会提供公共服务呢？　　

所以，让大家上得起学，症结在政府负起该负的责任，将现在收取的高额学费立即拿出来资助贫困学生。而不是再涨价，咬了肉还要嚼骨头。　　

中国大学平均学费在5000元以上，学费假使不算高，那要求现在从学费中拿出部分来资助贫困学生，我还开不了口。就按“经济学家”的意思，把教育当成完全产业化的机构，看看它的成本，茅于轼也是这个意思，他在文中给了个大学教育的成本数据：“拿高校收费来看，现在公办大学的收费标准，大约只占全部成本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靠政府的补助。”找遍《从高校学费说起》全文也找不到“成本”到底是多少、学费是多少的具体数据，没有成本和学费数据，三分之一的是怎么得出来的，一个没有公示制度的大学成本真实性又有多少。茅于轼敢乱说，我不敢，我只能是找一些资料进行对比。　　

1932年，北京大学一年学费20元，加上每学期2元的体育费，一年22元。清华等国立大学也差不多。30年代的私立大学收费较国立大学高，南开大学学费60元，住宿30元，一年共计90元。最高的是上海的几所私立大学，复旦、光华大学一年100元，大同大学一年120元。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是50—80元每月；中学老师、工程师、记者、编辑等每月在100—200元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是350元，一级教授达500—600元。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一个月的工作可以支付北京大学的几年学费。现在大学生的起薪有1500元、有800元、有500元，甚至有零起薪。而学费是每年5000元以上。这个学费说很高，不错吧。如果现在的大学确实成本很高，那应该是控制大学的成本，总不能大学有病，让学生吃药，而且还自己掏腰包买药。说茅于轼提高高校收费是“本末倒置”恰如其分。　　

不用说“经济学家”，只要认识字能读报，都能知道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公众人物，呼吁政府加大投入才是为百姓说话和办事，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GDP比例2007年是3.32％，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了9％左右，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了4．1％。我们总说穷，没钱。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这是所占的比例，环保比例不够、医疗比例不够、养老比例不够，都是比例不够，多出来的比例比到哪去了？　　

再看英、美两国的助学政策：“2006年以前，英国家庭年收入在22010英镑以下的学生可免交学费，此类学生约占英国高校在校生人数的30%；家庭收入在22010～32744英镑之间的学生需交部分学费，此类学生约占英国高校在校生人数的10%；在读大学生可申请助学贷款，待毕业之后年收入达到1万英镑后开始偿还贷款。　　

2006年上涨后的新学费制度废除了先行的“先行缴费制度”，大部分大学生可以不付学费进校学习，毕业后也不需要立即偿还欠下的学费，待年薪超过1.5万英镑时开始偿还债务，所有无能力偿还债务的学生在25年后将不予追究。家庭收入在17500英镑以下的学生可获得每年2700镑的生活维持补助及3200英镑的生活维持贷款，此类学生约占英国高校在校生总人数的50％。　　

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的学生，凡是家庭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者，在本科阶段就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在2008年以后，这个标准又提高到6万美元。从2008年度开始，哈佛大学每年将多支出2200万美元，用以增加对中低收入学生的助学金。这项新政策对许多哈佛的学生来说，将会削减其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开支。　　

耶鲁大学从2008年度开始，每年将多支出3.07亿美元，占耶鲁目前的年度财政预算的12%来资助学生，其中同样包括较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宾夕法尼亚大学2007年底出台新政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逐渐取消学生贷款。目前在宾大4000余名本科生中，大约一半都有贷款债务在身。　　

考虑到美国大学有数量可观的社会捐赠收入不符合我国现有国情，而英国2004年通过“高等教育法案”，大幅度提高大学学费，但同时也规定英国学生在进入大学时不用先缴纳学费，而是进校后申请生活补助和助学贷款来缴纳学费。”（引自《科学时报》）　　

没有谁是提高学费后、拿出学费的高额部分来助学的，更没有那个国家的政府在收取了高额学费后，还要追加收取再去助学的。保证国民教育是一个国家政府存在的基本理由。　　

茅于轼未必看不到这点，他为何还要如此颠倒呢，如果真是思维出了问题，那还好，仅仅是一个不幸的个案。可张维迎、汤敏这般“经济学家”所见略同，估计是有意“本末倒置”。　　

　　头痛医脚的思维
　　
　　我感觉，媒体正逐渐将茅于轼往“二傻子”的方向驱赶，采访中特意让茅于轼说些不着三四的话，然后热炒，使其出丑。2009年3月7日下午，茅于轼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发表演讲前，“观点地产网”对茅于轼进行了专访，问：“您对经济适用房怎么看？”茅于轼回答：“经济适用房造成了很多不良的风气，破坏了社会风气，消灭贪污腐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审批。我的一个朋友在发改委工作，收入很高的，应该去买商品房的，但他就买了经济适用房。他是发改委的领导啊，政策是他们定的啊！”
　　
　　　　“政府有责任让每个人拥有住房条件，但是没有满足每个人占有房产的欲望的义务。怎么办？我主张廉租房，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
　　
　　我支持经济适用房设立的初衷，演变至今，真正需要的人不能都买到，而有钱人可以通过关系弄到，则是我不愿看到的。我想，政府不会以为富人谋福利的目的产生“经济适用房”的政策设计。应该是在执行过程中出了偏差，或者在制定申请和审批程序时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但问题不是出在“经济适用房”本身的制度设计。当出现问题时，我们是去完善审批制度呢，还是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掉。茅于轼是把孩子一起泼掉。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不坏的制度，真正的经济学家会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这项措施的利弊，看这项措施偏离制定初衷有多远，是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原因还是具体操作的原因，然后再决定该不该替换，以何种更合理的方式替换。茅于轼缺乏这种思维。
　　
　　茅于轼认为“经济适用房造成了很多不良的风气，破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抛弃经济适用房还是“消灭贪污腐化最好的办法”，因为经济适用房也需要审批。不良风气一个劲地刮，可在经济适用房之前，早已把社会风气破坏殆尽，消灭贪污腐化碍经济适用房什么事呢？到是因为贪污腐化的不良风气将经济适用房逼上了绝路。难道贪官贪钱，我们就得把金子化成水；腐败乐意包二奶，我们就要把妙龄女子关在地牢里吗。茅于轼继续举例说明反对经济适用房的理由：“我的一个朋友在发改委工作，收入很高的，应该去买商品房的，但他就买了经济适用房。他是发改委的领导啊，政策是他们定的啊！”假使他那个朋友参与制定政策，而自己又符合政策要求，那是政策定的太宽松，应该修改政策。如果他那个朋友不符合政策要求，那就与他定不定政策无关，他的朋友可以说是茅于轼认为的腐败。腐败由腐败者承担责任，不能得了好处反怪经济适用房勾引你腐败。就象强奸犯不能怪女孩太性感，强奸完再来惩罚女孩。
　　
　　茅于轼提出用“廉租房”来替代经济适用房也无不可，但理由太牵强。
　　
　　茅于轼没有给出“廉租房”的定义，我只好从字面理解，是廉价出租的房子。既然不卖只租，产权在谁手里呢。政府吧。那不还得审批？既然审批，不还是如“经济适用房”一样会勾引你腐败。所以，为了防止腐败，茅于轼自作聪明地在“廉租房”里不建厕所来阻止有钱人进入。你都不卖，有钱人凭什么可以得到“廉租房”，一个不打算卖的房子，你建不建厕所，与富人有什么关系。不是拿穷人开涮？当然，不建厕所，茅于轼所能够阻止的富人是没能力买房，而打算租房的“富人”。也就是象茅于轼发改委的朋友一类的“富人”，有能力通过“腐败”的关系，买得到又买得起经济适用房的人，可他们不管你的廉租房有没有厕所都不会租来自己住。他们通过关系侵占“经济适用房”，是看重的产权，是投资、为了升值，决不是为了解决自己栖身的问题。茅于轼“不建厕所”的天才创意是空对空，没有阻止的对象。
　　
　　只要审批不腐败，建不建厕所都可以拒绝富人染指。审批环节产生腐败，你连公共厕所都不建，也轮不到穷人的好处。富人们自然会成片租下来，转租牟利。茅于轼看到了“腐败”头痛的病症，却给脚趾头上眼药。
　　
　　“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此言一出，声镇江湖。茅于轼的粉丝本能地跟进，纷纷撰文阐述其各方面的意义。惹毛了的民众也死揪住“厕所”不放，表示穷人有大小便的权利，不能歧视。也许，这正是茅于轼歪打正着想要的效果，模糊和转移了扼杀“经济适用房”的根本病症，这个病症在共和国的任何一个领域发酵，他们吃完“经济适用房”大餐后，抹抹嘴要收拾桌子了，再准备上一桌“廉租房”的盛宴。其实，我们对待茅于轼的“厕所论”，只需还原到他的文本意义，看他为什么提出、要达到什么目的；考察他的理由是否成立、成立又是否能达到目的。不必与他纠缠平等和人权之类，落入他的圈套。
　　
　　我不认为“厕所论”是茅于轼以及他的房地产大佬的精心设计，我把它看成是整个大局中的一个花絮，谁也想不到茅于轼会那么搞，抛出如此小沈阳的一个“厕所”，而民众及其需要娱乐，于是就配合茅于轼一起将“厕所”搞得风生水起。“廉租房不建厕所论”与茅于轼说的理由和欲达到的目的，风马牛不相及，为何茅于轼还要正儿八经的提出呢，真费思量，我总不愿相信一个人会贱到求别人往他脸上啐吐沫的程度，茅于轼会吗？
　　
　　从茅于轼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思维方式，我认为茅于轼相对于“经济学家”，那是不合格的。

　　茅于轼代言违背道德和科学的准则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对一个知识分子的要求。知识分子必须恪守公平和正义、秉持道德和良心，为公众利益代言。经济学家中会出现个别的知识分子，但我不要求广义的经济学家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可以是学者、学人或者干脆就是以经济学谋生的职业工。我不会以知识分子的标准苛求他们。他们可以为政府、机构、社会团体、民众群体和利益团体代言。
　　
　　作为社会学科一个分支的经济学，从诞生的一刻，就打上了为利益团体代言的烙印。代言的本质是争取本团体的利益最大化、或在增加社会总体利益下取得本团体的最大化利益，而不是忽悠其他社会人群，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来谋取本团体的利益。经济学理论的内涵，并不排斥经济学家成为某一利益群体的代言人。
　　
　　美国的经济学人，或受政府部门雇佣，为政府部门提供服务；或任职投资银行，成为职业经济学人，为雇主代言，为雇主服务；或任教大学和开办私人研究机构，可以代言民众，也可以代言自己，或者仅仅代言自己认为正确的经济学理论。这都无可厚非。但必须身份明晰，任职投资银行就不能以公众代表的身份发言，民众可以根据你的身份和自己的理解来判断你的言论，信或者不信。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时，不仅将自己开办的咨询公司停了，自己的资金也委托基金替他投资管理。身份明晰，才谈得上公信。为谁代言并不丢人，但不明不白，就很可能是在骗人。
　　
　　经济学家替人代言，或基于良知、或基于自己信奉的理论，无论理论对错，都是经济学家的本分。如果不是从自己信奉的理论出发，仅仅是为某一利益群体粉饰，则丧失了经济学家代言的价值，成为了帮闲的吹鼓手。如果，不明晰自己的身份，又是“替富人说话”，又是“为穷人办事”，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则是不道德，至少是对“经济学家”这个职业不道德。其行为是欺骗、以欺骗的手段谋取利益。茅于轼的代言大抵如此。
　　
　　茅于轼的代言欠缺良知
　　
　　所有的经济学家、乃至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是替人代言，要不代言全体民众，要不代言某个特定团体。被称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概莫能外，但具体代言哪一个特定团体，茅没说过。茅于轼只说过“为富人说话”，是不是为“富人”这个整体代言，很难说，因为“富人”的定义就是模糊的，我以为的“富人”，也许在茅眼里根本就是穷人。再说，“富人”这个群体，在中国名声不佳，说茅于轼是为“富人”代言，茅粉们断不答应，认为我是抹黑。所以，我不在考证茅于轼究竟是为谁代言上瞎耽误功夫。
　　
　　茅于轼说过：“我认为经济学家为企业服务、代言是正常的，但是要透明化。你的收入摆出来，你帮人说话，你要说的有道理，大家就听嘛。否则律师怎么干？人家就是拿钱替人说话嘛。”看来，就代言而言，茅于轼基本与我一致，“透明化”就是我的“身份明晰”，只是关于“律师”一节有所差异。律师替人辩护时，职业道德是他的良知，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法律是刚性的第三方裁判，律师不能左右。经济学家则不然，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就违背了做人的良知，因为“经济学家”在这是第二方，“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是第三方裁判，“经济学家”与人消灾应该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下去“消”。否则，就是没有良知。此时经济学家的“良知”有两方面，一是对自己理论的尊重，这是职业道德；二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基本准则要求不高，即“不作恶、不害人”。
　　
　　经济学家需不需要道德良知，前几年在经济学界有过很大的争论，这个问题会引发争论，我得修正前文对“经济学家”是“白痴和骗子”的判断，其实根本是一群猪。是人都需要道德和良知。
　　
　　“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尊重经济学理论，当经济理论与社会道德冲突时，可以不要道德。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基于道德和良知而发生的，经济学理论也是力图找到一条路径，能使经济顺畅，经济顺畅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生活。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才有可能是科学的理论。如果某个经济学理论会不道德，经济学家应该修正这个理论，或者抛弃这个错误的理论，而不能教条化，让人来适应它，以牺牲道德和良知来适应它。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为了人，损害人类根本的理论只会是谬论。
　　
　　在道德问题的讨论中，有不少“经济学家”持这类观点：受雇于政府就得替政府说话，受雇于资本就得替资本消灾。不然就没职业道德。如果按社会道德要求说了真话，又会违背职业道德，是“道德两难”。
　　
　　前文对“经济学家”是猪的判断，看来很准。灾难来源于假话，不说真话就是违反了职业道德。政府雇你，不是要你粉饰太平解释政策条文，而是购买你的专业知识，希望你用专业眼光去发现问题、提出改进。资本之所以愿意购买你“经济学家”，是为了能得到你的专业帮助、获得长久利益。你必须用你的专业修养去工作，而不是看眼色行事，既是职业道德亦是社会道德对你的要求，一点不“两难”。也只有如此，才能保住所有经济学家长远的饭碗。借“经济学家”招牌骗钱的资本命不会长，出借“经济学家”招牌牟利的经济学家的命更短，当“经济学家”不要道德良知，公信力立即随风而去，丧失了公信力的“经济学家”马上会被资本扫地出门。
　　
　　曾几何时，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发出“股市赌博论”。茅于轼认为：吴对社会讲了道德，对他担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来说则没有职业道德。资本是追求短期利润还是长期效益，对长期效益来说，吴敬琏是讲职业道德的，他是根据他的经济学知识做的判断。当然，中国的资本没有追求长期发展的打算，茅于轼的话也不算错。但当职业道德与社会良知发生冲突时，人应该选择道德的行为。而且，这个道德要求也不高，就是“不作恶、不害人”。二战纳粹集中营里烧锅炉、看大门的，在几十年后仍在被追捕和审判，就是基于道德良知，他们也以职业为之辩护，当职业与良知交手，人类即以良知为最后审判。从这点看，茅于轼错在良知与职业道德的取舍。
　　
　　经济学理论是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为人类生活。一个经济学主张，仅仅是为经济理论成立、为经济生活看起来很美而妨碍人们生活的，那是错误的主张。力推这种主张的“经济学家”，一定缺少人类基本道德和良知。
　　
　　茅于轼“春运涨价”则是。前文是按茅于轼的“价格”、“择优分配”理论对“春运涨价”进行分析，得出茅文在没有价格量的分析，以及成本计算上的错误，使得他的“春运涨价”论流于荒诞。在道德良知上，茅于轼的“春运涨价”论同样残酷。价格涨上来后，假使确如茅于轼所愿，没那么多人挤火车，经济现象是好看。可那些人呢，他们辛苦一年，只有春节可以回家对老人略表孝心；只有春节可以回家对孩子略施关爱，因为茅于轼的价格，都成泡影。一个经济现象，有什么理由以牺牲几千万人的正常生活来使它看起来很美？经济学理论是为什么？
　　
　　说茅于轼缺乏道德良知，绝非冤枉。在《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一文结尾处写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想办法，或者改变人们的习惯，不要集中在春节回家。可是这两条办法事实上都不大可能实现。”既然如此明白人们一定要回家，涨价除了再扒老百姓一层皮之外，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在哪，经济学的意义又在哪？

　　茅于轼有违学理为代言而代言
　　
　　一介草民，难免虚荣，为自己一观点与明星“经济学家”茅于轼观点相同而暗自偷笑。茅于轼也应该感到欣慰，他那把刷子整天东抹西刷，终于也有刷对了一面墙的时候，说明他确实有两把刷子，只是第二把刷子不经常用。2009年3月3日，茅于轼做客腾讯新闻会客室，在回答记者“政府投资4万亿拉动内需，您最关心哪方面？”时说：“ 作为经济学家，最关心的是投资的效益问题。我赞成把钱投向民生保障行业，譬如医疗、社保，免去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这样大家就敢花钱了”。我深以为然。
　　
　　茅于轼在北京召开的“2007年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颁奖典礼”上，也是回答记者说：“如果股市不景气，股民的钱自然又会回到房地产市场当中，预计近期房价不会回落。”2008年下了一场大雪，2009年最后一场雪都已下过了，房价依然纷纷飘落，当然，我坐着打字不腰疼，纯属马后炮。可茅于轼的马前预测有依据吗？
　　
　　有，茅于轼认为股市流出的钱会流进房市，从而托住房价。茅于轼的理论依据自己没说，我替茅说：是财富效应作用于房地产价格与股市价格之间的关系。用“财富效应”说明房市与股市的关系，在美国有长期而且广泛的数据采集，经数据验证是正确的。但是否就适合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茅于轼认为可以，就简单地将“房市”和“股市”当成了跷跷板的两端，你高我就低。然而，条件变了，“财富效应”产生的跷跷板不大在中国发生。
　　
　　首先，在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环境，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它反应甚至提前反应GDP的走势，而中国的股市不具备这个功能，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所谓“政策市”即是。1996年后几年的大牛市、2001年后的大熊市，正好与中国经济增长状况背道而驰。其次，中国股民没有长期持股、做投资的打算。观之房地产市场，作为主要要素的土地掌握在政府独家手上，房产开发也非充分竞争的市场，两者很容易串供，以虚抬价格，共同获利。房产价格必然存在泡沫。所以，机械地套用“跷跷板”理论是错误的，到今天的现实，也证实了茅于轼2007年预测“近期房价不会回落”的错误。
　　
　　认为资金可以简单顺利地从不获利或少获利的行业，转移到高获利的行业，也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通病。股市下滑时，小户、散户很容易割肉离场，但他们不足以给房地产托市，反而是巨量资金被套在股市的峰值上，不得脱身。房地产价格会随股市一起下落。这么多年来的现实也是这么验证的，茅于轼说出结论前，是不是应该先看看中国股市楼市纠缠的现实，尊重理论没有错，更应该尊重现实。
　　
　　如果一个不笨的“经济学家”，在运用“财富效应”进行经济预测之前，应该先分析股市下落的真实原因，是经济、是政策、还是泡沫在破裂。如果是因为泡沫破裂导致股价下跌，就不适用“财富效应”，而应该象我这么“马后炮”地预见到，“房价在两三年内肯定下跌”。日本、台湾、韩国，都是在股市泡沫破裂后的一两年内楼市走低。中国之所以需要两三年，是因为银行不愿意，作为利益体的土地拥有者地方政府也不甘心，他们会帮忙托市，还有茅于轼这样一帮为房地产商代言的经济学家会忽悠民众帮着托住下滑的房价。所以，时间稍微比日、韩长点。
　　
　　茅于轼2007年放言“近期房价不会回落”，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要不茅于轼是一个水平低劣而不愿好好学习认真思考的“经济学家”；要不就是一个说谎话的骗子“经济学家”。我只能给得出二选一的答案，茅于轼的支持者们自己选，免得说我进行“人身攻击”。
　　
　　茅于轼如果确实水平低，说出一些很雷人的话，倒也怪不上他。要代言房地产商，也不是不行。但代言时，必须尊重理论，至少尊重自己的理论，不尊重自己的理论、最低限度要自圆其说。同时，代言就代言，真的不丢脸，完全没必要说是为了公众利益。之所以这样说，是茅于轼在涉及到房产业时，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为了挽救日薄西天的房地产价格，而且，给出的理由都是为了老百姓。
　　
　　2008年，茅于轼在中国房地产协会、广东利海集团、2008中国泛北部湾房地产博览会组委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北部湾高峰论坛”放言：“大建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可能推高房价”。
　　
　　2月22日在《新京报》撰《限价房太多会搞乱市场》。建设部出台限价房的思路是，“抑制开发企业过高的利润率；避免拍卖和挂牌出让带来的高地价倾向，降低土地成本，拉低住房价格；落实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住宅的供应，改变开发企业建设大户型、高档房的倾向”。限价房可以给民众带来实惠，你可以说执行中很不到位、相当不到位，而且还有腐败。总不能因为没有完全到位而去取消它，退回到老百姓得不到任何实惠的地步吧。政府为什么有责任维护地产商的价格利益，而漠视对老百姓保障制度的建立呢？
　　
　　2008年2月12日，在北京国展馆举行的住交会上，茅于轼表示经济适用房应该立即停下来。并给了四条理由：
　　
　　一：中国当前最重大的问题是消灭贪污腐败，而房地产中间的大问题就是经济适用房造成的贪污腐化的机会。
　　
　　 二：经济适用房的分配方法不科学，居民收入不可能准确的调查。
　　
　　 三：我们国家有限的资金应该首先照顾最困难的人，而不是照顾那些有钱买房的人。
　　
　　 四：经济适用房破坏了房地产市场公平竞争。
　　
　　第一条， 那个领域没有贪污腐化，我们是不是就什么也别干？
　　第二条， 第二条，执行中的具体问题可在执行中完善，不是经济适用房本身的问题；
　　第三条， 为穷人说话了；
　　第四条， 是主旨，为房产托市。
　　
　　近日，茅于轼提出以“廉租房”代替“经济适用房”是几年以来，眼花缭乱的组合拳其中的一个招式，在这个招式中加了个噱头，就是“厕所论”。“乱花渐欲迷人眼”，迷的我们看不清他到底是要干什么，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不要限价房、不建经济适用房，切实保障房地产商的利益。“廉租房”不“廉租房”不过是说事的由头。话说回来，茅于轼代言房地产商，我真没说他不是的理由。但罔视经济理论胡说，拿老百姓得不到任何利益的方式假装是为老百姓争取利益，我就有了说他不是的理由。他是为代言而代言。其实，这种方式很危险，老百姓不信了就失去了代言的价值，于茅于轼倒无损，反正他也代不了几年，可坑了那些没来得及死的经济学家，谁还会请他们呢。

　　茅于轼由于在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对经济学的认识和运用经济学的能力等自身原因，决定了茅于轼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加上茅于轼怪异的思维方法，注定茅于轼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羞答答露半个脸的代言身份和无视经济学理论、道德良知的代言方式，使我这样经济学的门外汉都能看穿：茅于轼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作为一个学者，茅于轼合格吗？
　　
　　三、茅于轼是合格的学者吗
　　
　　不，茅于轼不是一个合格的学者。学者“大胆假设”，会“小心求证”，茅于轼是大胆假设，无需论证，天降结论。学者作文，用原始材料和数据做支撑，茅于轼只需要上下嘴唇一开一闭；学者的论据与结论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茅于轼的论据与结论八竿子不见得打得着。口说无凭，我就茅于轼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回应耕地红线争议：骂人者可哀”，和他的两篇博文“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为什么18亿耕地红线没有必要”，以及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学术成果《粮食安全与保护耕地》进行剖析，仅从学术研究应遵循的原则、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应秉持的态度方面考量，不涉及他的“学术成果”正确与否。
　　
　　如果，我对茅于轼的“学术成果”进行优劣评判和价值判断，茅于轼的粉丝定与我纠缠不清，他们非得学白痴司马衷说“到国际市场买肉松吃更好”。对一个无法验证的事物，又遇见这帮非认定“市场化”一根绳子上吊的，估计很难听得进我劝他们不忙上吊的金玉良言。
　　
　　
　　学术研究要有不虚饰的态度
　　
　　2008年12月24日上午，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茅粉请保持理智，并非是我要抹黑茅于轼而说“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事实如此，天则经济研究所尊重事实也是这么介绍，是不是茅粉觉得确实是一件亏心事，所以怕别人说。其实，福特资助了中国的很多项目，别太神经质。) 2009年2月25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项目”专家研讨会在北京皇苑大酒店召开。
　　
　　赵农是“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组成员有杨小静、宋厚泽。此“成果”一经发布，舆论哗然，面对汹汹舆情，最应该出来释疑答辩的、此“成果”的负责人赵农却隐身幕后，态度超然。倒是与此项目表面看没多大关系的茅于轼跃至台前，连撰“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为什么18亿耕地红线没有必要”两文，并将专访以“回应耕地红线争议：骂人者可哀”为题放至博客。学术研究无禁区，这是茅于轼倡导的，研究者享受学术研究成果的权益，也承担“学术成果”相应的责任，也是基本道理。茅于轼似不必替人释疑，按道理，你非课题组成员，你未必能够释疑。虽然茅于轼是天则所的老大，学术研究没有要求老大对每一个研究课题负研究过程中，论点、论据、论证、结论，等每一步骤的具体责任。茅于轼出来对论点、论据、论证、结论等具体步骤的解释，纯属越俎代庖。也不是尊重科学和尊重研究人员应有的态度。从茅于轼三篇博文中，看出茅于轼与研究结果结论高度认同、趋于一致，是茅于轼基于观点相同的学术侠义之举吗。
　　
　　赵农在介绍课题研究过程、课题主要成果时指出，该课题于2008年年初启动。似乎没有介绍是自选课题、委托课题还是“命令课题”。但2008年才启动的研究课题，茅于轼在2007年就有了结论。茅于轼在“中国真有这么多危机吗”最后一段写到：“顺便说一句，由于对耕地的过度保护，耽误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房价飞涨，也与此有关。损失有多大还没有人计算过。我估计也不少于几千亿元”。在新浪博客此文后特意注明“本文写于2007年”。2007年5月29日，茅于轼在国际在线网站发《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所说的不保护理由、和可以达到的目的与赵农的研究成果一致。英雄所见可以略同，强盗作恶也会不谋而合，而处在同一家研究所、又是上下级关系，所长2007年的结论，研究人员2008年启动研究，2009年得出结论与所长茅于轼前年的结论完全一致。只能说这种研究不过是用研究课题的形式来对茅于轼的结论进行诠释。或者说是给茅于轼的话语披一件学术外衣进行包装，以便看起来“科学”。
　　
　　“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在学术成果出来之前，此命题是一个假设。茅于轼可以这样假设，科学研究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开始的，但对假设必须小心求证，论证这个命题是否成立。对假设的求证，委托或“命令”别人去求证假设，尽管很玄，但委托者信得过也非不可。但在公布研究成果时，对课题的来源应有个说明：是“基于茅老直觉判断进行的理论研究”。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因为，基于假设的研究并不丢人，也是常情，课题组与茅于轼为何讳莫如深？
　　
　　对于有人指责天则所拿外国财团的钱，鼓吹进口美国粮食一事，赵农回应：“基金会提供了资助，但并不过问我们的研究内容”。我相信，基金会在中国就四个人，他们不可能过问。但此项研究是先有结论，后开课题是事实，是对结论的理论诠释抵赖不了。
　　
　　“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这个假设有多少科学依据呢？国家该不该保护耕地、耕地保护的底线在哪？这是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作为“微观经济学家”的茅于轼提出“不应再保护耕地”的结论，有多少客观依据和经济学的依据、或者是头撞在门框上的灵光闪现。茅于轼自己很清楚，他自己不能自圆其说，遂委托赵农替他说。科学家或者经济学家不小心头会撞在门框上，运气好，撞过后还真有“妙论”，囿于本身学力不逮，寄望别人替他圆场，应该找一个能够圆的人。如果找一个不具备“圆场”素质的小弟来“圆场”，对公众而言，没有可信度；对假设本身而言，可能会证伪。
　　
　　赵农，医学学士，行医六年，经济学博士，师承计划经济经济学家谷书堂。请一个计划经济的专家来诠释市场化经济，好像不靠谱。唯一的理由就是，赵农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员，他有责任完成，2007年茅于轼说的“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这个假设的解释。

　　学术研究要尊重数据
　　
　　任何学科的学术研究都要尊重作为论据的数据，自然科学尊重实验数据、社会科学尊重统计数据。由于社会学科的统计纷繁复杂，就要借助文献资料的统计数据，如果觉得文献资料统计数据不准确，可以按自己的统计方式采集自己认为可靠的数据。推翻文献资料的数据，必须给出自以为非的理由；用自己独家数据，也要说出自以为是的道理。不提供数据、无视文献资料的数据、不证明自己独家提供的数据，以此得出的结论，没有可信度可言。这样形成的学术文章，根本就是笑话。本只可对初中生而言的作文注意事项，需要用来教育茅于轼以及赵农这样的博士经济学家，深感悲哀。茅于轼锲而不舍地“笑话”以娱大众，投身娱乐界，是敬业的表现，但以经济学家、学者的身份一本正经地自娱乐人，则是学术界的悲哀。
　　
　　茅于轼在《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上，发布了3项研究结论：一、现代中国，基本上不会发生粮食安全问题；二、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没有必然关系；三、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
　　
　　中国会不会发生粮食问题，先看看中国粮食的现状。2008年，我国粮食产量是5.25亿吨，2007年：5.016亿吨；2006年：4.9亿吨；近几年最少年份的2003年，仅有4.31亿吨。忽略国人好浮夸，报喜不报忧的水分，取统计数字为真实。除以13.2亿人口基数，人均397.7公斤。一年365天，基本上一天人均1公斤。由于政策的原因，存在大量没有统计的黑户，他们也要吃饭，人均397.7公斤也只是理论上的理想数字。即使按397.7公斤的理想数据，相比世界人均占有粮食的400公斤，也只是勉强刚刚好。以这样的粮食占有水平是不是可以说没有问题，当然，茅于轼觉得不饿死就没问题，我也没话说。如果，按茅于轼的“学术成果”，18亿不用保，15亿不用保，10亿保起来也是多余，那究竟耕地多少才合适呢？茅于轼的“成果”没说。反正茅于轼的“学术成果”就是减少耕地，至于减到多少才合适，不在茅于轼考虑之列。我国的耕地还有得减吗？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供的资料，世界耕地面积约为130.64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约0.225公顷，而中国耕地面积只有12208.38万公顷，人均仅0.1公顷，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这样的基本数据，我不信茅于轼以及他的那个项目组的专家们不知道，知道还要建议减这个不到世界平均值一半、少的可怜的东西是意欲何为？就算在世界市场可以买到粮食，也没见过砸了自家的饭碗改用手捧着吃饭的道理。
　　
　　茅于轼认为中国不会有粮食问题，是他首先坚信世界范围内没有粮食问题。果真如此吗？
　　
　　美国农业部做了一项预测：“2007—2008年度全球粮食产量从上年度的大幅减产中恢复增长，但消费量连续11年增加，期末库存量连续四年减少，产需缺口为1471万吨，1999年以来产量一直低于消费量。”
　　
　　200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表的粮食问题报告指出：“全球性的粮食价格飙升，导致非洲和亚洲等22个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短缺现象进一步严重。” 报告说，全球共有37个国家正面临粮食危机，粮农组织将为形势较严峻的国家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粮农组织的总干事【雅克迪乌夫】：“全球粮食价格2006年上涨12%，2007年上涨24%，2008年前8个月涨幅则超过了50%。到今年年底，受影响的人口很可能超过10亿”。
　　迪乌夫在国际粮食安全会议上提出警告：2008年又有4000万人因粮食危机而陷入饥饿，这使得去年全球的65亿总人口中，营养不良的人数达到了9亿7300万。
　　世界粮食不是没问题，是有很大的问题。减少耕地，将本没多大问题的中国粮食特意搞出问题，再寄希望通过世界粮食市场解决，这不是没吃饱就撑得难受。世界粮食问题本就困难重重，这个希望靠谱吗？茅于轼之流可以无视世界粮农组织的文献、说法以及数据，但至少要拿出你的数据推翻粮农组织，同时，使你的数据成立，你才能形成你的结论。
　　我退一步，承认世界粮食市场没什么问题，也认可茅于轼通过世界市场解决。目前，国际粮食市场的贸易量为2—3亿吨。茅于轼说：“根据我们的研究，我国生产的粮食有高有低，但是上下波动只有三四个百分点。百年一遇的粮食供给不足，也只有消费量的11%，约合五千万吨。如果全部靠进口补足，要用外汇约100亿美元，不到我国一年出口创汇的百分之一。所以我们有足够的钱从国际市场买粮食。现在全球的粮食生产为23亿吨，其中粮食的国际贸易量为2.7亿吨。如果中国进口五千万吨，不到全球粮食贸易的五分之一。并不会对全球的粮食市场造成太大的冲击”。中国和世界粮农组织一直认为中国占世界粮食贸易的10%是安全的，茅于轼抛出“不到全球粮食贸易的五分之一”没问题，依据何在？一个学者的假设和预测不能是演小品，博粉丝的喝彩。无端增加10%的需求，来源在哪？粮食不是工业品，世界耕地面积只减不增，粮食单产量吹不出来，用资本逐利而转移也不行，耕地面积和单产量都是刚性的。即使粮食吹得出来，5000万吨的缺口也不成立，这是茅于轼基于18亿亩耕地的估计，耕地红线突破后呢？会有多少耕地，产生多大的需求缺口？怎么可以拿我是人来证明你茅于轼也是人呢？
　　
　　我再退一步，认可你茅于轼说的，世界粮食市场真有那么多粮食卖给你，按你茅于轼的价格原理，该不是原来的价吧。茅于轼又说：“假定我们进口创纪录的3000万吨粮食，只不过花45亿美元，我国去年出口创汇9700亿美元。进口粮食只不过用掉出口创汇的半个百分点。又有人说万一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一下5000万吨一下3000万吨，由你这老家伙，同样，3000万吨是基于保有18亿亩耕地的假设，与他要说明的突破红线后的需求都不搭界，这也由你这老家伙。但自己说出的数据要老老实实有根据才行吧，不仅是对学者的要求，仅仅对得起人这个称谓，也不该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啊。
　　
　　“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茅于轼这句话估计会得到茅粪、特别是伪自由主义的茅粪的喝彩，认为是对付政府最好的一招。可万一我的邻居犯了忌呢，万一是我的上司犯了忌呢，难道要全中国人民为他的错误而活活饿死？自己本可以好好活不活，非要“减少耕地”、特意使自己有可能吃不饱，找一个绳子套在脖子上，战战兢兢地活。你茅于轼爱这样犯贱，自己犯去，别拉上我们。
　　
　　
　　再说茅于轼给出的数据，“45亿美元”买“3000万吨粮食”，合150美元一吨。2008年3月底，作为世界粮食市场基准的泰国产中级大米价格每吨760美元，150美元上哪买？就按你茅于轼说的，假如需求仅再增加10%，760美元还能不能买得到。
　　
　　一个学者，决不会基本数据不清楚就开口胡说；一个学者，绝不会编造数据胡说。茅于轼无视数据出“学术成果”，只能是手段低劣的江湖骗子。

 　　学术研究是一项综合考量
　　
　　做社会科学研究，缺乏综合分析能力和逻辑推演能力，对自己以及所研究的学科，都将是一场灾难。社会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不是谁为了显得自己聪明，而有意去渗透和影响，因为社会学科观照的对象是社会问题，不同的学科只是采取不同的视角进行观照，没哪一个学科得天独厚，观照得就彻底和全面，它们都是对客观对象不完整的观照。仅以这一个视角得出的结论，难免偏颇。所以，社会学科的学者一般都涉猎广泛，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宗教学方面留下他们的足迹。比如，自由主义经济学祖师的斯密既有表示一个经济学家身份的《国富论》，也有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的《道德情操论》。这样，他们的结论才能融合各种元素，尽可能与现实吻合。
　　
　　一个社会学科的学者，说自己没读过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经典著作，也没读过本学科的经典著作，而他却成了大师级的专家，那一定是骗子。天才也有，但牛顿这样的天才也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成其为天才，没理由晴天一个霹雳，石头缝里就蹦出了个天才，蹦出来的是猴子。最起码，一个社会学科的学者至少要具备基本常识，那样才不会被人误认为是骗子，因为普通人的想象力不够，想象不到有些被称为“经济学家”的，确实是如斯愚蠢。
　　
　　茅于轼恰恰与基本要求相悖，所以，茅于轼不会是一个学者。他到底是一个老蠢蛋还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老骗子，随着对他文章和言论理解的加深，我还真拿不准。
　　
　　茅于轼的“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提供给我们最主要的解决方法是依赖市场。市场是可以解决很多商品问题，可粮食不是一般商品，它是战略物资，主动打破战略物资的平衡而去求助不确定的世界粮食市场，对国家和人民都是危险的一件事。这个基本常识，不知茅于轼是否明白。也许，茅于轼不知道粮食是战略物资，把它当成了一般商品，那属于缺乏常识；如果明知粮食是战略物资，那是别有用心。
　　
　　西方发达国家，同时都是农业大国，只有日本例外，每一个西方大国都把粮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美国拥有占世界耕地总面积12%的耕地，是最大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出口国，仍然给农业巨额补助，进行战备粮的储备。美国很清楚粮食对一个国家的意义，也很善于使用粮食策略取得国家利益。将粮食作为武器用来打击、改变进而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形成对美国等援助国的经济依赖与政治依赖。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成为附庸则是明证。也许，伪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样很好，可以促进我国的民主进程和自由，但将子孙后代的生存押上去，赌注是否大了点，万一政府不屈服，演变成朝鲜这样，美国禁运，赌上中国人生命是否有些残忍？用血淋淋的生命为赌注换来的民主不是真民主，也不会给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想以此方式将人民绑上伪自由主义者的战车，估计没人愿意跟你们去“颜色革命”。
　　
　　也许是我会错了意，茅于轼确实只是提出一个纯经济问题，没有政治目的。但耕地不可逆转，铺上了水泥柏油之后，它就再也无法耕种。耕地其实只不过是表层薄薄的腐殖土，或者是长江中下游的酸性粘土。酸性粘土本不适宜耕种，是我们的祖先几千年不间断地培育，使它可以种上水稻，失去了就永不回头。为一个不保险的世界粮食市场，干嘛要自断生路，套一条绳索在脖子上，还把另一头交到别人手上？
　　
　　是不是茅于轼觉得他有常识，他知道粮食是战略物资，但战略物资同样可以通过市场来保证国家安全。一个学者、一个不读书的学者，抽空看看报或者瞄一眼电视，知道一些国际现状，要求不高。通过国际现状，比对自己的市场理论，再得出结论，总算基本。刚刚过去的冬天里，俄罗斯就成功地运用手上的战略物资—天然气，阻击了乌克兰，让整个西方世界尝到被别人卡住喉咙的滋味。茅于轼建议我们伸出脖子给别人卡，是愚蠢得丧失了分析能力还是另有所图，我不好说。
　　
　　就当没有俄罗斯应用战略物资这个先例，而且茅于轼设想的市场真实存在，按茅于轼整天含在嘴里的市场理论，资本是逐利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天职，需求与供给失衡后，我们失去筹码，就没资格与别人讨价还价。你茅于轼在论述别的问题时，祭起“市场化”的理论，从利己的角度肯定企业追求高额利润是合理、应该、必然发生的，在粮食问题上，怎么就放弃你的理论，认为企业是施主、是天使、是会慷慨便宜卖给我们呢？
　　
　　掌控世界粮食市场的八大巨头全在西方，他们是企业，他们要获取超额利润，在商言商，在利润面前，他们从不会温良恭俭让。他们已经将大豆作为突破口，在我国粮食市场攻城略地。我国的粮食不是将来没有问题，而是现在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2004年，中国大豆企业赴美采购，大豆期货价格剧烈攀升至4300元/吨，回来不到一个月，价格跌了50%。经此一役，中国大豆企业元气大伤。2008年一季度，几个来回的价格震荡，将中国企业震散了架。至今中国70％油脂加工厂是外资或合资企业，80％大豆压榨能力为跨国粮食企业控制。正在上演的故事是，外资转基因的食用油价格高昂，用来获利；非转基因食用油价格低廉，用来打压国内企业。因为国内企业用的是非转基因大豆。打死之后，再来获取垄断利润。市场经济就是这么残酷，在我们有城防工事，外资巨头都血淋淋地征战，获取超额利润。如果我们弃守耕地，自毁长城，还有我们说话的份吗。
　　
　　茅于轼主动要求放弃底牌，不知作何打算。他不知道这个发生在我国的事例，则治学不严谨；知道这个事例，则居心叵测。谁都知道，国家抓住耕地这副底牌，即使到世界粮食市场，也有博弈的砝码。
　　
　　2006年8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中国大豆被外资垄断，造福美国农民”。无疑，美国成为最大受益者。据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2007财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收入约82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0亿美元。2008年美国预计粮食出口额将达1010亿美元。美国通过卖粮食的收入，大大抵消了进口石油所需付出的成本。
　　
　　我们就不唱什么大国博弈、民主自由这些高调，就谈市场经济，做生意我们是不是该这么做法？大豆的全面溃败，就是在“经济学家”鼓吹不需要考虑粮食安全下发生的。世界大国，德国、法国、日本，无不重视粮食和耕地。茅于轼是缺乏常识、缺乏分析、还是缺乏邯郸学步的能力，如果缺邯郸学步，鹦鹉学舌“市场化”“市场化”三个字到学得事事讲、时时讲，关乎国计民生，他又装傻充愣。
　　
　　茅于轼在《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做了一个比对来说明他的理由。说：“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问这么一句话：如果出现粮食缺口，我们是不是要进口呢。我并不是说中国粮食靠进口解决，而是不足的时候靠进口来调节。日本自给率只有60%，韩国只有40%，古巴只有20%，他们这样活了好多年了。”
　　
　　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农业出口大国也活了好多年，日本和韩国不是因为发展工业、投资房地产而主动这样活，他是国土窄小，不得不憋屈地这么活。日本与韩国也从来不愿这么活。他们一直在殚精竭虑、想方设法，改变这种活法，以便能够安心活得下去。我们本可以活得好，什么理由使得茅于轼欲挥刀自宫，学日本和韩国他们自己都不愿意的方式活。
　　
　　早在1899年，日本就向秘鲁派出了农场工人。1908年，日本在亚马逊河谷和圣保罗建立了农业聚居区，二三十年代又发展到哥伦比亚和巴拉圭。日军占领我国东北后，大规模移民，在那里种植粮食。“日本三井物产日前在巴西投资了100亿日元种植玉米和棉花，以满足日本市场的旺盛需求。除了巴西外，日本现在与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印尼、新西兰、美国等国的农场都签订了玉米等饲料作物种植协议”。日本这样做目的就是解除粮食的后顾之忧，苦心孤诣，不得已而为之。
　　
　　韩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海外垦田，2008年，以无偿援助的方式在蒙古获得了27万公顷的土地进行粮食生产，韩国政府动用农田管理基金，向垦田企业提供支持。韩国大宇物流公司也获马达加斯加政府授权，取得130万公顷可耕地的使用权，租期为99年。韩国缺乏耕地，胆战心惊，设法取得粮食上的安全感，个中苦处，人人皆知。
　　
　　茅于轼如此比对，该不是要我们把耕地盖了房子，再到海外买地种粮食吧。有这种想法，只是学术问题，谁叫茅老头傻呢。但单单说日本韩国60%40%能活得好，我们也必将活得好，而不说日本韩国没有耕地的苦，以及日本韩国为了能活得好，在海外买地垦田的措施，是有这些措施的保证，才勉强活得好。用意何在？为了说明自己观点正确，只取对自己有用的证据，在学术上是造假。明智这种造假会产生无法预料的恶果，仍然一意孤行，说的好听是缺德。难道茅于轼不知道日本韩国海外垦田来保证它的粮食安全？不可能。如果不知道，他怎么又会知道60%、40%。
　　
　　我国目前并没有任何其他措施保证粮食安全，除了耕地，茅于轼却用有其他措施保证的日本韩国来说明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首先，不是学者治学的态度。美籍学者恩道尔写过一本《粮食危机》，他在书中推理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说白种人正通过转基因粮食消灭其他有色人种。我不信。但分析茅于轼到现在，我相信茅于轼确实是想要干什么，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人能愚蠢偏执到这个程度，我怀疑他的动机和目的。

　　学术研究要建立结论与目的的逻辑关系
　　
　　本来学术研究的结论，与所要达到的目的之间的逻辑不关研究者的事，研究者只负责根据事实、结合理论给出相对科学的结论，学术研究即告完成。至于人们拿这个结论去泡妞还是磨豆腐，都是应用者的事，应用者认为研究结论与自己的应用有莫大的关系，则须负责在两者之间搭建合乎逻辑的桥梁。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傻逼的归傻逼，偏有些傻逼不甘居傻逼本分，还要去做上帝。拿研究成果去解释在应用中想要达到、和能够达到的目的。这本身就是对科学研究的僭越。而目的与结论之间八竿子都打不着，就一竿子都懒得打，直接说就是可以就是可以。我不说这样的人是傻逼，真是对不起自己的人生准则和智力。茅于轼与以赵农为首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的课题组成员均是这样的傻逼。他们的研究成果的结论是无需保护耕地，却解释是能更好地保护耕地，而且还有反腐败的功效，为什么？却又不解释，或者以“无知者无畏”的姿势进行解释。
　　
　　为了一目的作结论、为了这个结论能够成立开始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事，研究者没有足够的定力和学识，很容易被自己的主观认识所左右，得出的结论很可能就是不顾客观事实的对早已认定的“结论”的虚饰。赵农的课题组2008年启动研究，开始研究茅于轼2007年的结论，2009年结题，结论与茅于轼2007年的结论完全一致。不一定肯定就是错误，一个不读书的“经济学家”有个天才的设想，一帮天才的吹鼓手帮着粉饰，或许瞎猫就碰上了死老鼠。但要自圆其说，骗子骗人也要动脑筋圆谎，不圆谎的是强盗，茅于轼就不圆谎，直把人们都当成了懦弱的白痴。
　　
　　在《南方人物周刊》做专访时，茅于轼说道：“红线是国家管理，没有必要。这与农民自己能否保护耕地有一定关系，但没有必然关系。农民要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土地，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放开红线的前提，红线是一定没有必要”。在看到这段话之前，我心里曾替茅于轼有个善良的解释，是不是茅于轼认为国家管理耕地红线，通过权利寻租、滋生腐败，而不能有效管理，将耕地交到农民自己手上一可以有效管理，二能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然而，我错了，茅于轼没这个意思。茅于轼很明确地表达“农民要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土地，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放开红线的前提。”农民权利缺位，土地还是掌握在政府手中，有红线会侵害农民利益，没有红线一样会侵害农民利益，甚至更甚，原来还有红线卡住；有红线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取消红线资源一样不能配置有效，基本条件完全一样，只是有无红线的区别。茅于轼怎么就能得出“红线是一定没有必要”。
　　
　　茅于轼给“红线是一定没有必要”找了一条反腐败的理由，在“中国不应再保护耕地”中说：“尤其值得关心的是用地的审批会造成贪污腐化的机会，当前很大一部分的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关，这些贪污犯犯错误固然是因为不能洁身自好，但也与占用耕地的审批制度有关，好制度可以防止人贪污腐化，坏制度则造就贪污腐化，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
　　
　　审批滋生腐败，世人皆知。茅于轼真愿意思考，探索一条抑制腐败的路径，值得鼓励。但不能利用人们对腐败的痛恨，就把“反腐败”当成一个框，什么私货都往里装，以图自己走私目的。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也不能把人们当成白痴，说是“反腐败”就是“反腐败”，至少应该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能自圆其说的逻辑。有红线时，审批会腐败。取消红线，土地的所有者并无改变，仍然要审批，只是无须审批是否触了“红线”。审批存在，腐败就依然存在。而且，取消红线不仅起不到抑制腐败，而且更加剧腐败。有“红线”时，官商勾结的腐败尚有所忌惮，侵害农民利益屡闯“红线”总不那么踏实。没了“红线”卡住，官商联手就可天下无敌，因为茅于轼并不主张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在有红线时，是会有腐败发生，但那是违法。没有红线，官商联手，就是正当。哪个可以保护农民利益不言而喻。
　　
　　取消红线，得利的只能是政府机构人员、房地产商和购买土地的商人，受损的是普通人群。如果，茅于轼真是一个“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就应该主张将土地交给农民，让农民自己决定，在市场博弈中取得自己的最大利益。茅于轼没这样做，可能他是骗子，并不真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为主人说话时，顾不得自己整天叨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茅于轼为自己的主人说话，可以，但不能借“反腐败”为行腐败之实扫清障碍，也应该为富人说话时讲点逻辑和技巧。穷人千万别被茅于轼的“为穷人办事”所迷惑，为富人抄了你家而对你施了一碗薄粥也是为穷人做事。并不是开粥棚就是做事，为富人代言、立言；替富人忽悠更是做事。利用取消耕地红线“反腐败”，根本就是茅于轼利用人们的情绪、无厘头地瞎扯。
　　
　　茅于轼找了条为什么要取消红线的理由，他在“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里说：“我国是一个土地十分稀缺的国家，即使把西藏、新疆等人烟稀少的地方都包括进来，我国每平方公里是135人，而世界平均是48人，大体上只有我国的三分之一，如果不计算西藏、新疆等地，我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的五倍左右，而每亩耕地的负担人口数只有三倍(我们常说，我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这证明我国一般用地比耕地更为稀缺。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是十分片面的口号。”
　　
　　这般言辞，就不是学者的方式，而是泼皮骂街，还是一个文盲泼皮光着膀子骂街。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就是保护“其他用地”，而不必将各种用地单列，说保护耕地，是因为我国耕地少而且关乎国计民生，正如你茅于轼引用的数据，“而每亩耕地的负担人口数只有三倍”，我们认为不到世界平均数的三分之一，很值得认真保护。人口密度大，是没办法，我们不能说去邻居家抢别人的土地，正因为人口多，所以更应该保护耕地。你茅于轼认为没说保护“茅厕”用地，就不该保护耕地，可笑而且荒唐。不能因为有人没活到70岁，你茅于轼就不服气，去攀比，在80岁时觉得不合理，就非要出来找死。
　　
　　茅于轼用如此荒唐的逻辑和言辞质疑保护耕地政策，我认为茅于轼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才不惜光着膀子来叫骂，反正他不要脸，也无所谓。
　　
　　再抄一段《南方人物周刊》对茅于轼的专访：
　　
　　“有人批评你们的报告太粗糙，不够严谨，包括同意您这一观点的人士。比如，吴向宏说，您这个研究，实际上立场已经预设了，即“自由市场最有效率，政府干预必须取消”，而研究工作反而粗放了。您怎么看？
　　
　　茅于轼：不错，是这样的。我们首先看到了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我们再研究有关这一政策的方方面面。对研究的批评，我们接受，一个研究可以做得浅，也可以做得很深入，看你有多少资源。
　　
　　天则所很穷，这也就是一个二三十万的小课题，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相信把最重要的问题都搞清楚了，过去从没人看到的问题，我们看到了，比如百年一遇的缺粮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茅于轼到很坦诚，不否认是先有结论后研究。但研究前这个结论根据什么得出不知道，是灵机一动还是有人告诉他，茅于轼没说。至于深浅，深的是缸浅的是盆，都是器皿，一个学术研究成果，没听说有深浅之分，只听过有对错之别。即使浅得似碟，也需要自圆其说。不能埋怨二三十万太少，与人消灾时就牛头不对马嘴，论据与结论脱节，结论与目的相悖，弄得80岁多岁了还要不顾老脸脱了衣服上阵，说些你不A那就不能B的这样的糊涂混账话，可能“研究”没做好，压力确实大。当然，这也与做课题时，茅于轼没选对人有关。
　　
　　课题负责人赵农在介绍成果时说：“通过一年的研究，天则所要向政府呼吁，死守耕地红线只是权宜性措施，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还应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让农民分享工业化的利益，从根本上改变耕地保护的被动趋势，更有效率地使用土地。”这就是典型的没理解茅老头精神的做法。茅于轼压根就没有改变土地产权制度的想法，也没保护耕地的意思，他只是耕地少了可以买着吃的意思。赵农按自己的思路做文章，必然得出取消红线能更好地保护耕地的荒唐结论，也必然会与茅于轼各唱各的调。
　　
　　茅于轼与他的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放到愚人节，倒可博人一哂。然而，专家正儿八经地研讨，我得怒斥苍天：注水猪注水牛我们认了，就不能放过专家？别往他们脑袋里注水！
　　
　　2009年2月25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项目”专家研讨会在北京皇苑大酒店召开。与会专家有：天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卢锋教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市场贸易室韩一军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室室主任党国英教授，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军，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规划司副司长郑振源，以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杨俊峰。
　　
　　与会专家说了什么，不知道，我认为“与会”就是非常傻逼的一件事。

　学术研究不可以证伪的论据来证实
　　
　　学术研究无禁区，言论自由也无禁区。一个学者，行使自己的自由言论为自己的理论辩护；或者一个无良的学者，利用言论自由的权利为自己的理论进行诡辩，无一例外，都会例举能够支撑自己的论据。只有茅于轼特别，他的举例，就如抡圆了胳膊猛煽自己的那张老脸，以为自己辩护的方式将自己理论和“成果”的荒谬展现出来，制造一出喜剧。所谓喜剧，就是剥开华丽的外表，让人们看到华丽下的虚假与丑陋。茅于轼的行为，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则又是一场悲剧，是将求实求真的学术研究毁灭给大家看。
　　
　　对于“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茅于轼有个立论的依据，他在《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说“18亿亩红线的数目完全是拍脑袋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经得起检验的研究。”照理，历时几年从“结论”到“结论’的研究之后不该如此立论。
　　
　　国家提出耕地保护政策之后，被地方在利益驱动下一次次突破。1996年全国土地利用总规划曾确定，2000年的耕地保有量为19.4亿亩，2010年要控制在19.2亿亩。然而，没有守住，2000年时，全国耕地面积减少到19.2356亿亩。2005年，全国耕地只剩下18.31亿亩，到2006年，再减少到18.27亿亩，所以才有确保18亿亩这一红线。
　　
　　确保18亿亩实出无奈，因为19.4亿亩没能保住，而18亿亩的粮食产量，全国人均占有刚好接近世界人均占有量400公斤这个数字，而且是按几十年最高产量，和现实人口的计算得出。目前，还没找到茅于轼说的“替代”品，“肉糜”可以替代，但单位“肉糜”需要更多的粮食才能生产出来。2006/07年，小麦、玉米、稻谷三大主粮单产相比1960/61年，分别增加了的2.43倍、2.42倍和2.21倍。目前已很难大幅提高单产量，另外，作物单产还受天气、病虫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所以，确保18亿亩耕地，才能确保即将到来的15亿人的粮食安全。这就是确保18亿耕地由来。其实，这无需什么“经得起检验的研究”，是个人都会明白。
　　
　　茅于轼、以及茅于轼的支持者们另一个观点是：耕地红线屡被突破，并没起到保护的作用，所以就应该取消。我觉得，茅于轼与茅粉有很浓重的破罐子破摔的思想，没保护好，是政府的责任，他们要为此负责，决不能破罐子破摔，干脆就不保护。茅于轼走到今天这一步，与他“破罐子破摔”的思想有莫大的关系，常在海边走，哪能不湿鞋，下一次海不要紧，妓女都可从良，茅于轼真不应该抱有失身一次就永世为娼的理念而生活。
　　
　　还是在《南方人物周刊》专访，茅于轼说：“我是自由派，没问题，但中国改革成功全靠自由派。……不光是我们中国才有自由派，全世界的自由派都这样讲的，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都强调自由啊，没有哪个强调计划。你看阿马蒂亚·森怎么怎么说的，自由就是发展，没有自由哪来发展？”
　　
　　看到“自由就是发展，没有自由哪来发展”，确实没懂。我能懂“知识就是力量”，什么是什么，简单判断。或者“有钱能使磨推鬼”，也懂，什么能够什么。但始终没懂茅于轼想说什么，“自由”怎么就是“发展”呢，“自由”是人的社会权利和形态，“发展”是社会经济状态，两者等同不起来。“没有自由哪来发展”，自由摇身一变又不是发展了，成了发展的前提。自由是发展的前提当然没错，可上下句的矛盾实在是别扭。茅于轼说是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阿马蒂亚·森说的。我少读书、不学无术，不认识阿马蒂亚·森，很惭愧，就去读阿马蒂亚·森。先是发现阿马蒂亚·森没说过“自由就是发展”这么山寨的话，他有一本书是《以自由看待发展》，然后发现阿马蒂亚·森是对茅于轼捧为圭皋的市场化的批判者。为什么茅于轼要找一个证伪自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来篡改以证明自己呢？不懂。
　　
　　 阿马蒂亚·森在《纽约时报书评》的一篇文章写到：“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标准的定义似乎把经济交易对市场的依赖作为将经济制度视为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同理，对利润动机和对基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的依赖，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但是，如果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当前所拥有的经济制度——例如在欧洲和美国——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吗？全球所有的富裕国家和地区——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和其它地区——都在一段时间内依赖主要发生在市场之外的交易，例如失业救济、公共养老金和其它社会保障功能，以及由公共部门的学校教育和医疗。在经济取得真正成就的岁月里，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些值得称道的表现，是源于多种体制的结合，这些体制远不限于仅仅依赖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
　　
　　阿马蒂亚·森不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仅仅依赖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资本主义，而是融合了其他要素的经济体制，政府提供“失业救济、公共养老金和其它社会保障功能，以及由公共部门的学校教育和医疗”，不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上述国家在这些方面都很完善。这是上述国家从人本出发，不拘泥于某一个经济制度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茅于轼之流的经济学家，却偏要削公有制的足来按适书本上资本主义之履。
　　
　　在同一篇文章中，阿马蒂亚·森还写到：“斯密不仅支持政府完成市场可能无法完成的任务，例如普及教育和减轻贫困（他还希望受政府补助的穷人拥有比当时的济贫法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自由）；总体而言，他还主张提供多种体制选择来解决出现的问题，而不是把体制绑牢在某种固定的程式上，例如把一切事情交给市场处理。”
　　
　　阿马蒂亚·森认为市场无法承担“普及教育和减轻贫困”，政府应该完成这些市场无能为力的事务，而且，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源头，斯密也是如此认为。“不能一切都交给市场”。
　　茅于轼认为一切由市场说了算。要是说茅于轼是一个教条的新自由主义追捧者，那应该遵循斯密、阿马蒂亚·森的教条，“提供多种体制选择来解决出现的问题，而不是把体制绑牢在某种固定的程式上”。要说茅于轼是发展的新自由主义追随者，那应该照搬美英日德法的模式，督促政府承担起“普及教育和减轻贫困”的责任。但茅于轼都不是，我不知怎么界定他，只好说他不是一个学者，比我还文盲。但以反对者来支持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那就不知是无知还是卑鄙了。因为普通民众不会象我这么无聊，会去寻找阿马蒂亚·森到底是怎么说的，往往就会疑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说的，大概不会错，就被茅于轼给骗了。
　　
　　茅于轼的支持者们大多以阿马蒂亚·森的这句话来支持茅于轼不保护耕地，“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以此认为，只要有了制度，就不会饥馑。在对付饥馑，一个相对好的制度无疑有巨大的优势，它的根本作用是在救济方面，民主本身不会生产粮食。即使产粮大国的美国，在大萧条的年代，也出现大面积的人群营养不良。原因是穷人买不起粮。
　　
　　在世界粮食安全方面，阿马蒂亚·森在一篇文章中说道：“全球粮食问题的真正原因并非粮食减产，也不是所谓的人均食品产量的下降（这个结论毫无根据）。粮食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需求的增长。解决由需求增长所带来的粮食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快速提高粮食产量，而这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
　　
　　在这里，阿马蒂亚·森认为存在粮食问题，而不是茅于轼以为的世界市场上粮食没有问题，说解决粮食问题唯一快速方法是“提高粮食产量”。粮食产量等于粮食单产量乘以耕地面积，这句废话不得不说，因为茅于轼认为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无关。
　　
　　茅于轼祭出阿马蒂亚·森来支持他的不用保护耕地，以及他的极端市场理论，实质是自我证伪。
　　
　　
　　因为茅于轼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实事求是、不遵循尊重数据的基本准则、不具备基本常识、基本逻辑推理和普通综合分析判断能力、道貌岸然地闹自我证伪的笑话。所以断定：茅于轼作为一个学者是不合格的。

　　四、非常茅于轼
　　
　　茅于轼非常人，源自茅于轼的《八十自述》。
　　
　　《八十述怀》里，茅于轼这样描述他自己在北京机场的“人行传送道”上行走：“大部分人都站着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却等不及，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我不得不绕过许多人，还要对他们说对不起。这可以说明我与众不同。其实大多数人也会跟我一样，在传送道上往前走。只不过他们碰到障碍(有别人挡道)就停下来了，而我却偏偏要绕道往前走。”然后又说绕过挡道的人并对他们说声“对不起”，接着谈他的思考：“我也有教训这些人的意思，因为他们不懂得应该靠右边站着。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只要看一点，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不管一个人文化是高是低，学历是高是低，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
　　
　　一个人勤于思考是个好习惯，特别是有素质的人。但一个有素质的人，一般具有起码的修养和知己观人的能力，不会得意于自己的习惯，固执地以为自己的习惯就是“素质“的表现，与他不同的人就是没“素质”，更加不会将这种思考推及到一个国家的老百姓。
　　
　　有个叫Hlcheng网友就茅于轼以为很有素质的行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究竟应该站在左边还是右边，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俗例。虽然多数地区通常要求站立者站到右边，但也有要求站到左边的。日本关西地区铁路当局要求靠右站，东京地铁当局却要求靠左站。
　　
　　其次，在这种“人行传送道”上行走不一定很科学。虽然中国电梯协会建议“自动扶梯的乘客应该尽量靠右站”，感觉像是要空出左侧让他人行走，但我看到内地许多地方（地铁或大商场）有告示禁止行人在扶梯上“活动”。我想，这应该就是委婉劝阻行人在这上头行走的意思吧？除了行走，谁会在“人行传送道”上做别的什么活动呢？拿大顶吗？
　　
　　为什么要禁止在“人行传送道”上活动呢？因为发生过行人在空出的一侧奔跑摔倒或推挤受伤的事件。
　　
　　正因为如此，香港铁路当局这样告诫乘客：请不要在自动扶梯上行走。加拿大蒙特利尔地铁当局也这样。
　　
　　也有的电梯管理当局认为，如果行人长期站立于规定的一侧，会造成电扶梯受重不均，引发水平系统故障。所以他们反而希望行人随心所欲爱站哪边站哪边。台湾高雄“捷运”当局，就属于这一派。”
　　
　　看来，茅于轼在自动电梯里上串下跳并非是什么“素质”。其实，一个人有素质是好事；一个人将不是什么素质的行为当成有素质也并非坏事；一个人将不是什么素质的行为当成有素质并觉得高人一等就不是什么好事；一个人将不是什么素质的行为当成有素质觉得高人一等还认为是经得起考验的思考结果、这个人就绝非常人。这种人关起门来，对着老婆做思想家状，倒也无碍。作为有江湖地位的人、以学术研究的幌子“思考”，则贻害无穷。茅于轼在学术上的思考也与此相同，不分真假、不知对错、自以为是。
　　
　　
　　非常茅于轼的“无妄之灾”
　　
　　京城一对夫妇，从北京富平家政服务中心雇请了一个保姆照顾他们两岁的孩子，护理期间，小孩在客厅从沙发上掉到地上，伤到头部，抢救无效，不幸死亡。由于保姆无钱赔付，法院判“北京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赔付小孩父母53万元人民币。茅于轼遂以“富平发展学院理事长”名义写《无妄之灾》一文。我以为是那对夫妇请一个护理来照看自己的孩子，孩子被照看死了，遭受了无妄之灾，谁知，茅于轼不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北京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因为要承担53万元的赔偿，而遭遇“无妄之灾”。
　　
　　北京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陈祖培，注册资金：10元人民币，2002年11月29日注册。与之相关的“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只找到其网站，未找到注册资料。这两个机构就是茅于轼为穷人办的两件事其中之一。茅于轼在“无妄之灾”的第一段即介绍：“2001年的年底，由汤敏发起，我们五个人出资三十多万元，创办了“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专门帮助贫困地区的妇女来京就业。次年初就招生开学。同时我们又投资三万元创办了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负责毕业学员的工作分配和上岗后她们的权益保护。”说清楚了两个机构的来历和与他的关系。
　　
　　培训学校只能收取培训费，而不能收取家政服务的中介管理费；家政中心只能收取家政服务是中介管理费，又不能收取培训费。为了两头收钱，所以两块牌子。家政服务公司，有给服务员培训也有不培训，单纯做中介。如果培训，收培训费，涉嫌违规。“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培训费：700元人民币，培训时间：21天，培训课程：烹调、家居清洁、幼儿及老人护理、家电使用。家居清洁、幼儿及老人护理、家电使用培训三天即够，烹调三年也不一定能学好，但与家电使用并列，我以为是简单的开煤气灶之类。700元的培训费算是昂贵。“北京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收取每个客户780元的中介费。
　　
　　以上就是茅于轼标榜、茅于轼的粉丝恨不得跪下来给茅于轼磕头的、为穷人办的事。家政服务公司，每个城市都不少，他们从不认为是为穷人办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值得去夸耀和在道德上浮夸自己。他们认为不过是单纯的生意，不存在为穷人做事，对穷人的施舍。只不过是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搭了个桥梁，从中获利，也可以认为是穷人赏了你一碗饭。但正常人都不会抬高自己，去说单纯为了别人。家政公司、需求方和供给方都是平等的，都是在互相提供的服务中获利。
　　
　　茅粉认为茅于轼道德高尚，确实为穷人做了实事，一个理由是不收钱，可他收了，收得还不少，一个商业活动说不上道德高尚吧？也没听茅粉赞扬全国各地的家政公司“道德高尚”、为穷人做事呢。茅于轼开业初，确实没收培训费。一个企业，要在竞争中凸显自己，赢得竞争优势，必须采取不同的举措，吸引眼球、赢得口碑，特别是在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更需如此。最初没收培训费，只是企业推广的一项商业策划。与道德高尚和为穷人做事毫不沾边。茅于轼在介绍为穷人做事时，总爱举例说与某个县建立长期关系，为某县输送了多少劳力去北京做保姆，“一年创造的GDP将超过一亿元，为政府创造税收约两千万元。”如果是一个骗子这样说，可以理解，“经济学家”就匪夷所思。做家政公司，最主要一项是要有足够多的、能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的服务人员，这个家政公司才能维持下去，不是你茅于轼帮某县，是某县提供你人员帮你让你能够获利。在深圳、东莞需较多劳动力的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与劳务输出大县建立长期的劳务关系，甚至，很多企业直接在当地设立办事处，以保证企业用工需要。他们这样做，决没有将自己当成上帝，觉得是在帮穷人做事，反而觉得是穷人在帮助他们企业。怎么到茅于轼眼里，就颠倒了。
　　
　　茅于轼涉足家政业，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商业行为，如果以此把他当成帮穷人做事的救世主，那至少，全国各地做家政公司的都是救世主，同样，茅于轼也不会显得比别人高尚。
　　
　　再回到茅于轼认为的“无妄之灾”：“ 先是孩子呕吐，服务员为她换衣服，并去洗手间拿墩布。在这几分钟的时间内发生了孩子摔倒的事故。在客户自己家的客厅里发生这样的事，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意外，或者说不是责任事故。即使服务员在场也未必能够防止。”
　　
　　请保姆是在自己家里看护，在自己家的客厅发生的事，就不叫事故，茅于轼的看法非常诡异。说“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意外，或者说不是责任事故”则典型的放屁不分场合，死去孩子的父母也这么认为吗？至少我就不这么认为，一个拿薪水看护孩子的把孩子给带死了，茅老头竟能辩解不是“责任事故”，茅老头的思维真是非常人也无法理解。
　　
　　
　　“最后把我们告上了法院，要求赔款50多万元。在法院调解时又降低到40多万元。但是我们认为数额太高难以接受。一个成年的劳动者死亡也不过赔款二三十万元。而且事情并不是我方的责任，至少不是我们的全部责任。客户家里在孩子活动的地方没有地毯，家具陈列不安全，也有部分责任。调解不成，只好由法官裁判。没想到的是法官居然判我们赔款53万元”。
　　
　　茅于轼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仁”，缺的是普通人具有的恻隐之心、同情之心，他把活生生的生命完全用金钱量化，“成年的劳动者”体重重、分量多，而两岁的孩子体重轻、分量少，就不该赔得比成年人多，这是茅于轼的逻辑。而又找“孩子活动的地方没有地毯，家具陈列不安全”作为推卸责任的理由。我不知道，是什么心理驱使茅于轼有勇气找这样的理由、而且形成文字发在网上，他真老得没一点人味吗？不可理喻的是，一众茅粉真的为茅于轼叫屈。最后，茅于轼上诉后，赔了47万。茅粉以此为题，又对茅于轼歌颂一番，说茅于轼是一个高尚的人，本可以让公司破产而不用赔这么多，茅于轼却高尚得没有丧尽天良地耍无赖。以破产来逃避对一个孩子死的责任，那是人渣。以茅于轼没有做人渣而吹捧茅于轼高尚，我不知道是茅于轼品格低劣，还是茅粉的标准仅为不是人渣即“高尚”。
　　
　　“家政服务业是低收入群众的一个主要就业途径。北京有约三十万在此行业里就业的农村妇女，有近两千家家政服务公司。几十万个在岗工作人员，时间长了难免会发生各种意外”。
　　
　　首先，请茅粉看清楚茅于轼的话，北京“有近两千家家政服务公司”，如果茅于轼的家政公司是为穷人做事，那“有近两千家家政服务公司”也是在为穷人做事。茅于轼做的这点事，你们吹不成道德高尚；其次，家政公司不过是一商业活动。最后，尽管“几十万个在岗工作人员，时间长了难免会发生各种意外”，但发生了意外，就要承担责任。全国矿工几百万，没有说发生矿难是意外而听之任之。
　　
　　一个两岁孩子的死，因为茅于轼提供的保姆而造成一个两岁孩子生命的夭折，看不到茅于轼老先生对此有丝毫的悲哀和愧疚，反而以“地下没有地毯”来推卸责任。给一个家庭带去了“无妄之灾”，却觉得自己遭受“无妄之灾”，对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我很难发出对他的诅咒。对学术的低能，最多是笑话，对人生命的漠视，就会变得冷血。低能加上冷血，就可以解释茅于轼“学费涨价”、“车票涨价”、“不保护耕地”学术成果的来龙去脉。
　　
　　我不知道茅于轼为什么要写“无妄之灾”，是觉得委屈还是想通过自己的身份影响法院的判决？不管是自由主义立场还是精英专制立场，无论是基于人性还是基于法律，都不该。可茅于轼做了，只好认定茅于轼是个非常人，与普通人存在着人性方面的差异。

　　“小额贷款”为什么
　　
　　中国最初的改革，大都来自民间的自发行为，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开始了中国农村改革。这一行动，很快席卷全国，最高层也是在短时间内作出了回应。茅于轼的个人“小额贷款”是不是冲击中国金融制度，第一个敢吃螃蟹的行为呢？
　　
　　“小额贷款”被定性为“高利贷”的违法行为，长期存在。历年以来，都有无数人为此付出丧失自由的代价，陷牢狱之灾。茅于轼的“小额贷款”不是第一个。但被宣传为“为穷人做事”的是第一个，而其他做着茅于轼同样一件事的或不敢走到台前，或在台下被发现而遭到扼杀。为什么对待同一件事，法律和媒体采取的标准有着天壤之别，颇费思量。
　　
　　或许，高层对茅于轼网开一面，是想通过茅于轼的实验找到一条好的路子，为金融改革提供依据。但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的亵渎，没有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考虑到中国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上突破法律的框架，再修改法律，这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中，有例可循，倒说得过去。在“分田到户”这件事上，小岗村开头后，全国各地纷纷跟进，政府并未强力打压，而且很快作出了肯定的回应。而茅于轼从1993年开始的“违法”的十几年中，政府从没放松对民间信贷的打击，而且量刑很重。为何没有对待“分田到户”那样，允许其他人参与这项实验呢，仅仅对茅于轼另眼相看。更何况，直到2005年，政府才做出了适当的反应，允许一个人独占的实验是否时间过于长了点。
　　
　　在1993年之后的十几年间，主流媒体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茅于轼“小额贷款”的宣传和拔高，直到把茅于轼拔高到道德完人的高度。这其中非常诡异，主流媒体一向受到严格控制，并非可以自主选题报道，为何会对在法律层面上明显违法的茅于轼的“小额贷款”进行正面报道呢。其间，也从没放松对民间自发的借贷行为的打击。既然肯定了茅于轼的“小额贷款”，为何不对其他民间借贷松绑。
　　
　　茅于轼因为“小额贷款”而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这个制高点是政府、媒体合力推上去的，禁止其他人进入，别人想“道德”而不得，只允许茅于轼一个人开展“小额贷款”而“道德”。我始终想不明白，既然茅于轼因为“小额贷款”而道德，为何对其他民间贷款不遗余力地打击。媒体宣传也不顾自我矛盾，本身一个没有注册、没有公章十三年的机构，却在从事金融业务，相安无事，这不啻对共和国法律的嘲讽。要说是鼓励制度创新，可媒体并没仗义执言，为其他被打击、被取缔的民间信贷鼓与呼。媒体对茅于轼的造神运动究竟来自哪一个层面的授意？
　　
　　2002年，茅于轼开始吸收农民的存款。在这件违法的事上，茅于轼是这么说的：“我这个是个很大的突破，它的意义就在这儿。全国就一家，又存又贷，而且到现在没人找我的麻烦，只是从口头上说是非法的，但没采取行动。从人民银行行长到省长，都说好，那行了，就让我办下去吧。虽然非法，按理说我可以坐牢的，但是谁也不来说这个事，改革就是这么改成功的。”
　　
　　但企业家孙大午却没这般待遇。大午集团自创了“粮食银行”，公司向农民借余粮。农民要粮食还粮食，不要粮食还钱。2003年5月27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孙大午被徐水公安拘捕，直到11月1日，以“判三缓四”的罪犯身份走出监牢。孙大午吸收的是粮食，而且没有放贷；茅于轼吸收的是现金，用于放贷；孙大午有实业有公章，茅于轼只有皮包没有公章。结果迥异，茅于轼是改革成果，孙大午是违法犯罪。孙大午是知名企业家，所以“判三缓四”，而那些不知名吸收公众存款的，最高刑期有死缓和无期。就是这样的咄咄怪事成就了茅于轼戴上“道德”的光环。究竟茅于轼与哪一层发生了“串供”，才使他如此被青睐。
　　
　　2003年3月13日，孙大午到北大作《十八年感受三农——来自底层的声音》演讲，直言“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是权力和资本对农民劳动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并痛陈基层管理弊病。2003年5月27日孙大午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拘捕。茅于轼坦言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大概是这个原因，为穷人施些粥说起话来有人信，所以保证了茅于轼在“小额贷款”领域从事了十几年的垄断经营。
　　
　　尤纳斯到中国演讲时，提到吸收公众存款是“小额贷款”银行必须的一条腿。茅于轼也在非法的情况下，于2002年即开始吸收公众存款，并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改革的成功。可茅于轼在2007年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但目前有一个情况我觉得是个问题，以前的小额信贷都是“只贷不存”的，现在的村镇银行也开展了存款业务了，这个比较危险。存款业务应该非常小心，我不赞成一开始就让它吸收存款。”并进一步解释说：“开始可以做一些限制，比如前三年不许吸收存款，从第四年开始可以少量吸收，到第几年可以不受限制吸收存款。”
　　
　　如果，茅于轼的“小额贷款”真是为穷人办事，而不是想从穷人身上牟利，就应该象他2002年做的那样，支持开展存款业务，让更多的公司参与进来为穷人做事。至于“危险”，自有法律，就如菜刀也可用于杀人，凭什么三年后的公司就没有“危险”呢。他这样主张，是为了他的公司独占市场，因为他已经违法经营了十几年，早已超过了三年的年限。而那些2005年后开办的“小额贷款”机构则未到年限。为他的“小额贷款”公司争取时间，加紧存款业务的布局。
　　
　　其实，茅于轼的“小额贷款”实质就是“串供”后对这块市场的提前布局，以取得竞争优势。也许，茅于轼的原始初衷是想做一件好事。
　　茅于轼“小额贷款”的现在与将来
　　
　　2005年以后，国家开始试点，允许民间开办“小额贷款”公司，打破了茅于轼凭籍“小额贷款”而一统道德江湖的格局。投资者纷纷进入，他们没人以为自己是在做一件高尚的事，也没人如茅于轼这般以救世主的姿态说是为穷人做事，只是本分地认为自己是将本求利，进行一项商业投资。当然他们也非常赞同茅于轼“小额贷款必须高利息”的说法，但他们普遍没有高到茅于轼说的20%的程度，他们认为有钱赚，而茅于轼认为20%都没什么钱赚。谁也不嫌钱多，在商业活动中争取自己的利益是正当的，我也认可“小额贷款”的利息应该适应提高，就如批发和零售，成本不一样。既然要求20%的贷款利息，就要承认此是一项商业活动，而不是什么扶贫和“为穷人做事”。你的客户是穷人，你的客户就是你的衣食父母。千万别天真地以为，所有的穷人都会被你茅于轼卖了还会帮你茅于轼数钱。
　　
　　由于民间资本挟巨资进入，分吃“小额贷款”这块蛋糕，也将“小额贷款”的商业实质显现于天下，茅于轼因为“小额贷款”而道德完人的肥皂泡也随之破灭。面对正规注册的民间资本，茅于轼再不能以“道德”来抵抗，开始寻求资本注入，完成注册，以使自己这么多年来不合法的身份合法化。
　　
　　茅于轼最初的想法是成立基金会。根据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的规定，茅于轼于2004年10月25日发布了“创办中国富民基金会（暂定名）募款信”。信尾列名的发起人有：最初发起人∶ 茅于轼 、汤 敏 、柳传志 、吴敬琏 、林毅夫 、张维迎 、沈东曙 、陈明键 。募捐信中有一段：“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能够在全国进行公开募捐的基金会，最低注册原始基金为800万元。目前基金会创立募款的最低目标800万元已经募集到位，为扩大基金规模，并为明年的工作募集必要的启动经费，我们正积极征集基金会的共同发起人。”信中明确提到“最低目标800万元已经募集到位”，但这个基金会并没成立。
　　
　　对基金会的流产，茅于轼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解释：“这个民间性质的基金会必须募集到2000万人民币的资金才能够被批准。……仍然无力改变政府划定的边界，最终成立基金会的想法宣告失败，妥协的方案是将之变成一个投资基金”。但《基金会管理条例》没有2000万这个要求，按照“募捐信”所言，800万已经到位，为什么没有成立基金会，具体原因不明。可茅于轼找一个子虚乌有的理由来解释，殊为可笑。也许信口开河惯了。
　　
　　茅于轼所说的投资基金是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没查到这家公司的注册信息和公司网站，但在北京富平学校网站上找到这家公司的招聘信息。其中对公司作如下介绍：“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创新型社会投资公司，由北京富平学校和联想控股等著名发展机构和投资机构共同发起，通过在小额金融和社会企业两大领域的创新投资，旨在推动社会创新、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公平和谐社会。”一家投资公司再怎么说自己“为穷人做事”，也不过是商业策略和宣传。
　　
　　2004年，任志强掌舵的国企华远集团向富平发展基金会捐款人民币50万元、2006年向富民基金会捐款50万元、2008年，向富平基金会所属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300万元。
　　
　　2007年1月11日，茅于轼携任志强举行“房地产经济学讲座暨富民基金说明会”，任志强帮茅于轼募捐，茅于轼帮任志强做托。最早见到茅于轼说不用保护耕地就在此次会议，茅于轼在此次会议说：“其中有一个很错误的观点，就是保护耕地，这个口号还没有人挑战，我要挑战这个口号，保护耕地是一个错误的口号。”“现在中国非常有钱了，我们进口粮食有足够的钱”。谈到粮食进口时说：“我们不怕价格高，我们那么多钱”。对世界市场这样表态：“中国、美国、日本都是进口大量石油，都在争夺那些有限的石油资源，但是从来没听说中国、日本、美国因为石油要打仗的，因为有一个石油市场。所以全世界的政治家应该拿保护市场作为他们的任务，而不是去交朋友，搞关系，那个靠不住。”竟然无视各大国为石油在非洲、在中东的国际博弈。在为任志强做托的会议上，提出不用保护耕地，可以看出茅于轼的一个大概。
　　
　　任志强被问道为什么主张大家捐款时，回答倒不拐弯抹角，他说：希望通过学者茅于轼、吴敬琏这些人，用他们去做地产的宣传，可能要比我们自己去做这种宣传好得多。
　　
　　茅于轼卖自己的价格不知几何，但从投资公司开张看来，价格不低。从茅于轼“小额贷款”起步到投资公司的华丽转身，作为一个商业案例，非常成功，但不可复制，谁也没有能力让政府保证没有合法身份独家经营十几年。唯独茅于轼行，而且对企图染指者，采取的是刑事制裁。

　　非常茅于轼的“主义”
　　
　　茅于轼定位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根据是自己推崇和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很多自以为是的“自由主义者”亦认可茅于轼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根据是茅于轼在一个文件上的签名。没有人会说自己是一个混蛋，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混蛋，不在于他自己对自己的鉴定表白，而要看他表白之外的内容、以及他的行为。根据茅于轼的内容和他的行为，我认为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个精英专制主义者。对于茅于轼签名的具体行为，可有两种解读，一是精英专制主义内在理念驱使他反对现实的政治权威；二是已经“串供”，签名不过是一个形式。因为我看到排名在茅于轼之后的，或受到监视或收到喝茶的待遇，而茅于轼却仍然可以作为著名经济学家被请到CCTV去高谈阔论。
　　
　　在谈茅于轼的精英专制主义之前，必须理清几个概念。
　　
　　什么是自由主义
　　
　　自由就是不被强制、也不遭禁止。“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无不从这个基点起步，由于理解的侧重点不一，形成了许多不同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既有左派的也右派的，既有民主的也有专制的。从“不被强制、也不遭禁止”这个基点出发的哲学流派涵盖广泛。
　　
　　自由主义产生之初，它的敌人是专制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则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反抗多数人的暴政，即是反对多数人以民主的方式对少数人的权利侵害。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强调以法律限制政府的权利，提倡自由贸易。主张人的基本权利，生命、言论和财产的权利。文化自由主义反对政府限制个人的私权利，通常反对政府干涉赌博、性、卖淫、合法婚姻年龄、堕胎、吸毒等，认为政府不应该以大多数人的道德干涉个人选择的自由。
　　
　　在不侵害他人的前提下，个人享有充分而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这一般得到各“自由主义”流派的共同认可。但如何才能确保每一个人都能享受这种充分的自由，“自由主义”也有一个近乎一致的共识，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利，提倡“小政府”，小到哪个程度，则不同的“自由主义”思想流派有不同的见解。即便是最“市场化”的自由主义，也支持政府是保障个人自由的一道屏障。认为，政府固然会限制和侵害个人自由，但没有政府，则会产生其他强势势力，他们也许比政府侵害个人自由更加严酷。
　　
　　哈耶克认为：“自由只能是相对地达到，因为国家必须拥有强制权利以防止个人实施强制。即便仅仅是为了防止更为严酷的强制，也要求一个强制机构永远存在下去。”所以，自由永远是相对的，不自由是绝对的，自由主义就是寻找一个最佳点，以使国家既能够保障个人自由，而又不妨碍个人自由。民主选举和三权分立，可看成是自由主义对政府的妥协，工会制度则是为保障弱势人群自由的制度设计。
　　
　　自由主义的困境
　　
　　“自由主义”难以兼顾“自由与平等、权利与美德”，从而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批评。马克思主义者着眼于平等，认为个人自由的释放，会产生权利的不平等。非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接受“自由主义”在个人权利下的庸俗化和道德矮化，认为以个人自由而放任了人们的行为，必将模糊人类善的美德。在中国有个很现实的例子，就是范美忠。他就是以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来颠覆人类美德。范美忠的“自由主义”，招到来自左的、右的，以及“自由主义”内部的批评。
　　
　　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个人观念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以善恶观念加以干涉，不能以道德对少数人选择平庸生活实施“多数人的暴政”。自由主义者认为，强迫是最大的恶。充分相信人的理性，认为个人选择可以推动社会美德的完善和进步。国家与团体的教化和价值观的灌输，则被认为是对个人自由的干涉。这有点象理论上的“乌托邦”，也是备受批评的原因。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无一不是在内部加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以增强竞争优势，为本民族争取更好的生存空间。任其国民自我道德矮化，世界上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国家，美国政府同样不遗余力地对内进行国家主义、英雄主义的教化，对外输出他的价值观。
　　
　　自由主义将限制政府权力为首要考虑，但是，如何找到平衡点，是自由主义无法摆脱、致命的困境。政府强势，会对个人自由造成伤害；政府太弱，则会放纵强者对弱者的侵犯、富者对贫者的伤害。这不仅是自由主义的困境，也是全人类的困境。
　　
　　自由主义与民主
　　
　　自由主义旨在限制政府的职能、特别是限制政府的权利，民主则是涉及政府产生的程序。民主与专制对立，自由的反面是奴役。现代社会中，自由主义的最大敌人是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政府、即“多数人暴政”对个人自由的伤害。
　　
　　民主并非宪政，民主是一种形式，宪政是一种政治制度，宪政是自由主义找到的最不坏的一种制度。丘吉尔说过类似的话：民主是政府最坏的形式，但除了民主其他形式皆行不通。宪政的精髓是“有限政府“，宪政的显著特征为：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和权利制衡。这是自由主义设计的最不坏的一种制度，政府不至于强大到侵害个人自由，同时，政府又不至于虚弱到不能保障个人自由。而这个政府的产生通过民主的形式产生。民主并非自由主义的目的，而是自由主义为保障个人自由的手段。
　　
　　思想家卢梭的民主理论侧重于平等的观念，认为：多数人的力量应该凌驾于个人的力量之上，多数人的智慧优于个人的智慧。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朴素的“民主”观念。另一位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维克托尔则认为：多数一旦拥有绝对的权力，则会发生多数人的暴政，导致恐怖，最终丧失自由。新自由主义的哈耶克更进一步：民主并不是多数人的主权，多数人的主权实际上很可能与专制或寡头政体一样，是专制主义的。

　　民主更贴近下层民众，工人、农民和小工商业者希望通过民主的途径，发出多数人的声音、取得多数人的权利。自由更受小资、精英和官僚、资本家的青睐，他们以“自由”为屏障，保护自己不被多数人所侵害。当自由主义需要反专制、反政府干预时，会使用民主这个武器。在中国，自由主义不能够独立存在，一般要依附强权或者资本，这个时候，自由主义就是反民主的。这个时候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有反民主的特征。
　　
　　自由主义对民主存在较大的戒心，原因在于，认为民主会产生暴力、民主是暴力的温床，其核心就是，多数人会通过“民主”的形式侵犯少数人的权利。
　　
　　如何才能避免专制主义的发生，如何才能准确拿捏民主的“适度”而不过度，如何保障少数人的自由不被多数人伤害，同时又能保证多数人的权利，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同，产生了不同的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不同的解读。过分强调少数人的自由，则会产生另一种专制主义的发生，那就是“精英专制主义”。特别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化，基本上就是“精英专制主义”的立场。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脱胎于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改造。古典自由主义是亚当。斯密等人创立的一个经济学理论，强调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推动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包括众多学派，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影响较大的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及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
　　
　　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和过程，相当一批私有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多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
　　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塞阿则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
　　
　　新自由主义的具体形态完成于“华盛顿共识”。“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企业界人士，以及由美国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和若干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经过讨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上述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实践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主要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还有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但都不成功。除了美英主导世界经济的国家力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资源有效配置，德日法等经济强国并不主张全球一体化的资源有效配置，因为一个民族国家没有谁愿意成为另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附庸。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政治自由下的经济自由正在“金融危机”中受到质疑和挑战。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
　　
　　茅于轼、张维迎等一干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自己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他们运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指导改革、或者对改革建言。由于中国现实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土壤贫瘠，所以，茅于轼等人教条地应用新自由主义，极大地偏离了平等和公平、善良与美德。让新自由主义恶的一面得到无限放大，伤害了国家经济，也伤害了普通国民。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词，在民众嘴里正在演变成一个恶毒的咒语。
　　
　　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提倡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都有“民主”作为前提保证。西方新自由主义首要考虑少数人的利益权利，这个“少数人”没有富人和穷人之分，既有财产占有者的少数富裕人群，也有不同观念、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少数，还有赤贫阶层的少数。这个“少数人”是广义的少数。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仅将“少数人”局限在富裕人群。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可看做是中国新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宣言。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有民主制度限制政府的权利，同时有“工会”制度保障多数人不被侵害的制度设计，限制了资本这个强势集团对多数人“自由”的伤害。茅于轼有个著名的言论，说工人1000元工资尽管很少，但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是合理的。这显然偏离了西方新自由主义者保护少数人的初衷，造成了事实上的少数人伤害多数人“自由”的权利。因为，在“市场”中，普通工人没有工会的支持，也没有政府提供保障，普通工人完全丧失了与资本对话的权利和地位，只能任其宰割。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环境，有保护弱者的制度设计，尽管不脱丛林法则，但大家每人手里都有猎枪。而我国的市场，是少数人有枪有炮，多数人只有两只脚。这样的市场也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不愿看到的。我不知道是茅于轼教条地理解了新自由主义，还是有其他原因。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为了套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实行国企贱卖、工人下岗、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根本无视我国的现实条件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中国的国企，很多是工人们一辈子从几个人的小作坊干起来的，甩几个钱买断工龄的法理基础在哪？一个社会失去对个人的公平，将万劫不复。公平不是财富的平均，公平是人的权利平等。人生而平等，这正是任何自由主义的基石。我国在没有完善失业救济制度、教育资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的现实情况下，仅仅是为了去套西方的一个理论，新自由主义者鼓动政府配合资本，对“多数人”进行了强制。从理论上说，在手段和效果方面都不符合新自由主义。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对外是教条，对内是异化。对内异化，是现实原因、中国传统和个人素质多重因素影响而导致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发生扭曲。
　　
　　中国几十年的公有制经济，使得知道分子人群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存在，民间没有独立大学和研究所可供栖身。人的自由，失去经济自由的保护，都将是一句空话。知道分子或被政府收编、或为资本豢养，狭缝生存的，到最后都被边缘化。正如茅于轼所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基本决定了他们的立场。中国传统文化也为知道分子提供了学得经人济世才，卖于帝王家的超级入世理念。他们不大有为理论而理论、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自由的精神。他们会择木而栖，依附能为他们提供生存条件的团体。茅于轼、张维迎等缺乏人文关怀，也是他们将新自由主义隐藏的“恶”释放到极致的主要原因。
　　
　　茅于轼的“血统论”观点，使得他本能地疏离普通人群。茅于轼的疏离，不是表面的傲慢，而是骨子里的救世主情结。相信自己是拯救民众于水火，又缺乏自知之明，竟固执地以为自己的“家政公司”是对穷人的施舍，视全国各地几万家“家政公司”为无物。“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正是茅于轼救世主情结的显性表征。
　　
　　由于中国的生存环境，使得新自由主义者大多为资本豢养，他们选择新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和“保护少数人自由”的观点，推销被扭曲的新自由主义，拟制新自由主义本身积极的一面，而放大新自由主义恶的一面。到现在，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基本上都嬗变成反民主的“精英专制主义者”。
　　
　　什么是“精英专制主义”
　　
　　所谓精英，就是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人。政治、经济、文化需要精英来推动发展，但是，精英与精英主义者不是同一个概念。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描述理想的国度是“智者”治国，很多人就把精英主义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但不少人有不同的解读，认为柏拉图是通过描述他自己也否认的理想国，阐述精英治国的弊端。由于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死于大众民主，所以，柏拉图对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有过这样的思考：“民主制有可能导致无节制的自由，而一旦自由没有了必然性的约束，真正的自由也就荡然无存了”。民主制这种形式可能导致“无节制的自由”，其“无节制的自由”才是核心，正是无约束的“无节制的自由”使得真正的自由荡然无存。其核心不在民主，而在真正的自由需要有所约束。
　　
　　一般认为精英专制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精英，以精英主义来对抗大众民主，强调政府由精英管理，关注利益集团，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精英决策和精英统治的合法性。精英主义否认“人民主权”、“公平”和“社会福利”等价值取向。精英主义的精英政治，强调的是人治，寄希望于个人能力和个人品质，实质还是专制。是掌握了知识的救世主、又能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始终如一保持一颗善心的专制。20世纪后半叶，精英专制主义在西方普遍退潮，不管是左还是右，都急于与精英主义划清界限，避之唯恐不及。
　　
　　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共和党即以“精英”来诟病。奥巴马才搬出平民夫人来淡化其精英色彩。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从不认可精英主义。平等、自由、博爱，是自由主义者所推崇的普世价值，这与精英主义的“人治”相距甚远。
　　
　　茅于轼在“分析网上骂人”的最后一段这样写到：“所以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可惜的是简单的道理还没有被普遍承认，而是被大范围地破坏着。”这种被全世界所抛弃的专制理论，竟借标榜新自由主义的茅于轼在中国还魂。而茅于轼的所作所为，竟完全与精英专制主义的主张和特点吻合。

　　非常茅于轼——一个精英专制主义者
　　
　　如果是通过分析茅于轼以往的言行得出茅于轼是一个精英专制主义者，茅粉们一定不会同意。对茅于轼以“所以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的公开自白来表明他精英专制主义者的立场，茅粉可能还是会读出茅于轼的“微言大义”，窥探到他背后的动机，臆测茅于轼其实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把他生拉硬拽进自由主义者的阵营，以壮声势。就如茅于轼投其所好地“反腐败”，以“反腐败”为幌子反对耕地保护、经适房政策一样，“自由主义”愤青们闻听，恰似打了鸡血一般亢奋起来，用“青春的鸡血”为茅于轼保驾护航。愤青的“自由主义”者们从来都懒得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下“反腐败”与耕地保护有什么联系，茅于轼的理由是否成立，甚至都忘了茅于轼从来都是不“反腐败”的。
　　
　　茅于轼曾说过：“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五千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五千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财富生产才是最大的事。”在一年贪污5000亿都不是大事的茅于轼眼里，他会“反腐败”吗、愤青的“自由主义”者们凭什么就坚信茅于轼“反腐败”呢？在提到贪污5000亿这个数字的时候，茅于轼用了个“障眼法”混淆视听。他用5000亿被贪污的真金白银来与20万亿的生产进行对比，生产是什么，生产是产值，不是利润。5000亿的真金白银占20万亿生产形成的利润还会是百分之二点几吗？这个比例将会如何庞大。我相信茅于轼不至于如此愚蠢，分不清产值与财富的区别。他为何用弥天大谎替贪污腐败辩护，是因为茅于轼看准了愤青的“自由主义”者们的愚蠢，只要念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反腐败、反腐败”的咒语就可使自由主义的愤青们五迷三道、任其驱策。
　　
　　茅于轼的《分析网上骂人》秉承了他一贯的不顾逻辑胡言乱语的作风，文中最后一段语：“所以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自由主义的理念里，政府是一个受托机构，是一个服务机构，而不是治理机关，更加不是一小群精英人士的统治治理机构。茅于轼“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的观念与现代民主自由的观念相去甚远。及其可笑的是，茅于轼“但是”的背后，“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一党专制、个人独裁都可以这样来“但是”。怎么来确认这个“但是”、谁来监督这个“但是”、以什么形式来保证这个“但是”？难道仅仅靠精英们的道德品质、个人良心和自我约束？世界各国几千年的发展，不是从各个方面证明此路不通吗。我揣摩不透茅于轼的心境，茅于轼竟老着脸说“精英治理”“ 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幸亏我还识字，我从文献中知道“精英治理”的精英专制主义学说，在西方乃至世界各地，无论是左的、极左的、右的还是极右的政治、经济学等哲学流派，都将“精英主义”视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
　　
　　茅于轼由于写了《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招致谩骂，继而写《分析网上骂人》为自己辩解。“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样的题目就巨搞，茅于轼一定是以为说话就是聊天谈恋爱，做事就是挫脚丫子做爱。他可以将“说话”和“做事”完全分开，认为替某人说话不是为某人办事。其实，站在富人的一边替富人说话才是替富人办了一件最大而富人没法办得到的事；而不在穷人的立场，为穷人办的事决不会是代表穷人根本利益的事，甚至是忽悠穷人、麻痹穷人，掩护不法富人暗度陈仓的事。一个人的立场观点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决定一个人行为的最终价值取向。特别是茅于轼引以自豪、茅粉们激动得舌头打结的两件事“家政公司”和“小额贷款”，也看不出是茅于轼用自己的影响为穷人办的事、甚至不能说是为穷人办的事。全国有上万家的家政公司在做这件事，全国也有几百家公司在做“小额贷款”。说茅于轼为穷人找到家政服务的工作，同样可以理解为茅于轼帮富人寻到了佣人；说茅于轼为穷人贷款接了燃眉之急，难道不可以看成茅于轼为富人找到了资金出路、替富人牟利？所以，就这个问题，我仅仅还原它的商业行为的本质，不认可将一个商业行为用“道德”来解读、去判断到底是为穷人还是富人办事。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茅于轼不会连这都不懂吧，他为何要将自己普通的商业行为拔高到“道德”的高度呢？就是为了增强他“替富人说话”的欺骗性。
　　
　　正常人能够违背自己的立场观点，真心诚意地做一件扭曲的灵魂的事吗？不能，除非他精神分裂。一个以“治理”者自居的精英能为“被治理者”做一件好事吗？也不能，“治理”者以为的好事对“被治理”者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没有迹象表明茅于轼是个精神分裂者，而茅于轼认为自己是精英、社会是应该由精英来治理的，所以，茅于轼即使真心想为穷人办事，但办出来的事也未必是穷人认可的好事。
　　
　　茅于轼眼里是精英甚至不同于西方精英专制主义的精英标准。西方精英主义一般指学术型、技术型的专家，茅于轼不是。茅于轼认为既得利益者和目前整个官僚阶层都是精英。在《分析网上骂人》还有一段话：“现在的社会非常复杂，需要专家来治理。绝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够胜任的。但是当官的人必须为每一个人着想，不能光想着有权有势的人，否则就难免会有社会动乱的可能”。在这里，他没有给出精英的定义，但可以看出茅的意思，“当官的”就是“精英”，“精英”就是“当官的”，“当官的”和“精英”两词完全可以互换。前提是“当官的”“ 必须为每一个人着想，不能光想着有权有势的人”。如果没有精英来治理，所谓民主选举、个人自由就“难免会有社会动乱的可能”。
　　　　
　　　　 活到快死的年纪，茅于轼总不该幼稚到不了解我国的干部遴选制度吧，“精英”如何产生才能保证是货真价实的精英，而不是世袭罔替、裙带关系、买官卖官窃取官位的呢？按茅于轼的意思，既然“当官的”就是精英，那么只要谁一当了官，身份立马转变为精英；既然是精英，那肯定就有当官的资格，治理国家就该是天经地义。这是一个互证的命题。在“精英”的标准上，茅于轼有意扯淡。
　　
　　我再退一步，承认茅于轼的精英治理很有效率、而参与治理国家的全部是货真价实的“精英”。可“精英”们就会天然地、始终如一地“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吗？凭什么“精英”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精英”们为什么不去代表自己的利益而来为我们“草根”的利益着想呢？按茅于轼的市场化理论，理性人都是从利己的立场出发去“弱肉强食”的，只有那样，茅于轼认为经济才会发展、社会才能进步。在这，茅于轼又不承认自己的理论，莫非，“精英”个个都精神分裂不是理性人？
　　
　　精英专制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张维迎有个观点：“正确的决策是不需要投票的”。将“精英”们化身为真理标准。决策正确与否，大概就是他们说了算。一个国家，没有了民主决策，将民众划分为“精英”和“草根”、“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鼓吹这一理论的，决不会是“自由主义”者。愤青的“自由主义”者们，不知能否明白这一点。
　　
　　西方的精英专制主义，尚有一丝理想主义的光芒，欲通过知识和技术“精英”、采取“精英”专制的手段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茅于轼的“精英专制主义”则是取“专制”弃精英，将在朝在野的所有既得利益者一网打尽为“精英”，为了掩饰，就羞答答地说：“必须为每一个人着想，不能光想着有权有势的人”。没有民主，你茅于轼的“必须”不等同于放屁。茅于轼的“精英专制主义”是维护目前既得利益者的固有格局，也阻止其他伸手想分一杯羹的新晋者，所以，颇能蛊惑自以为是其实不是的“自由主义”者们。茅于轼一般用“享乐主义”来说服这些没脑子的“自由主义”者，法国路易氏的：哪管它死后洪水滔天。成了他们共同维系的纽带。
　　
　　茅于轼在《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一文中写到：
　　“政治家们制造的欺骗百姓的重要理论，就是把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当成至高无上的准则．百姓为了维护主权领土，把自己的性命送掉了还没有觉悟．请问，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
　　“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帮助没钱看病的人能看上病，没钱上学的孩子能上学，是不是更有价值．也许有人认为，钓鱼岛虽然现在没有人，也可能将来附近有石油等资源，为什么不值得争夺？但是我感觉大家为钓鱼岛动感情，并不是出于资源的考虑，还是出于主权的考虑．如果是为了资源，根本用不着斗争，坐下来谈判，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也可以拿它竞价拍卖,出钱多的一方获得开采权.所出的钱成为放弃一方的补偿.现在是政治家在插手，把问题越搞越复杂，而且得不出解决方案，因为主权问题是排他性的，不可能双方都握有主权，很可能最后诉诸战争，得出双输的结果．而单纯的资源开发问题原本是一个双嬴的问题”。
　　
　　对于茅于轼上面的两段，我得先给他讲个常识。钓鱼岛的重要不在于有没有人居住，或者适不适合人居住，而是关系到大片的领海主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可以自领海基线起划出12海里宽的领海、24海里宽的毗连区、200海里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作为其管辖海域。这一大片领海不仅有海洋矿物资源、生物资源，也是对本土防卫的延伸。当然，茅于轼有“市场化”保护，国土安全在他看来是没问题的。但问题是，既然那片海域有石油资源，而你茅于轼一直认为石油是最重要的，根据你的市场经济理论，人都是利己的，况且利己的效果又最好，你就不应该反对政府在此事上“动感情”呀，你茅于轼反对是为哪般？至于茅于轼的建议“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的解决钓鱼岛的方案。我无法评说。只是搞不懂茅于轼画个大花脸又蹦又跳的，到底是真天真还是装天真，不管是真的还是装的，80岁了，我只能摇摇头，在心里说一声：傻逼。
　　
　　傻逼的堕落无止境，所以，茅于轼这个老傻逼才会说：“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不管什么体制的国家，无论何种“主义”，都坚守义务和责任。一个自私自利的守财奴，也会保管好祖宗的基业，即使是无可救药的败家子，败完家后尚对祖宗存一丝愧疚。没见过茅于轼傻逼得这般理直气壮的。茅于轼从“精英专制主义”者堕落至此，尚有迹可循。可这帮不成器的“自由主义”者们，以为没有责任不要义务享受人生是第一要义，跟着茅于轼，不管是脏的独还是僵的独，都成了你们追求“自由主义”的标志，仿佛不脏不僵你们就不“自由主义”了。不知这帮不成器的东西是误读“自由主义”，还是想借“自由主义”来浑水摸鱼。好好读读你们奉为圣贤的“自由主义”的书，读读斯密、读读哈耶克、读读弗里德曼、读读欧根，看看清楚，他们哪一个的理论不是为了自己的阶级、不是为了自己的民族、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有哪一个“自由主义”者像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这么愚蠢、这么大度、这么割肉饲虎？
　　
　　茅于轼和自诩为“自由主义”的茅粉们，你们是自由主义吗？

　　小结
　　
　　本文的上篇“茅于轼”部分，到此结束。我通过对茅于轼文章的分析和探讨，得出茅于轼既非经济学家也够不上一个学者，他所有的结论都与他依据的理论和提供的论据没有逻辑关系。他提供的结论所欲达到的目的，也与他表白的目的毫不沾边，甚至完全相反。比如，他说取消土地“红线”制度是反腐败，但他又不以土地私有为前提，在任何前提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取消“红线”的约束，只会加剧腐败，使腐败走到台面而肆无忌惮。指出了茅于轼在“自由主义”口号下，精英专制主义的实质。对茅于轼的结论是：一个疯狂的既得利益者，为了利益不惜牺牲当代人的福祉，也不惜赌上子孙后代的生存。是权贵阶级的帮闲和帮凶。
　　
　　由于我不大愿意以“阴谋论”去观察和思考，所以，对茅于轼尚存疑窦未解。那就是茅于轼的“小额贷款”。他从1993年涉及此项目，十几年的非法金融活动，不仅没有受到干扰和追究，反而以此为阶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其他人却没有如此好运，皆受牢狱之困。朝野间为何如此默契，不惜“违法”来联手打造茅于轼的“道德”？特别是在某个文件高调签名后，一点没有受打压的迹象，反而更加高调地出现在朝野各大媒体。相反，其他的签名者，都或多或少地为签名所累。茅于轼是什么样的老大替他罩着呢，或者，茅于轼本身就是官办江湖的老大？
　　
　　我看一个人，不光看他披什么外衣、喊什么口号，往往会费心掀开他的外衣看看，也会听他喊完口号后看他的行为。更不会拉帮结派、画地为牢、给人贴上不同的标签，标签相同则无论他说什么干什么都为他呐喊、冲锋、做炮灰。我不相信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普通人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只是他们不愿也不敢独立思考，同样是被头脑中的“精英专制主义”理念束缚了。就如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新军一定要用枪逼着不愿“革命”的黎元洪来做老大，似乎没有一个名人“精英”做首领就名不正言不顺。现在，茅于轼签了名、入了伙，“自由主义”者们乐得屁颠屁颠，根本顾不得鉴别茅的真伪，甚至害怕鉴别出茅于轼的伪而失去了一个看起来很美的老大。民主猛人杨恒均属另一种情况，他自顾自地猛打猛冲，闲不下来看个仔细，猛一瞅茅于轼的外衣颜色差不多，就引为同道，捧茅于轼为“孤独大侠”。其实，杨恒均的“民主”思想与茅于轼的“精英专制”争锋相对、水火不相容。
　　
　　娱乐界为保证票房，采取明星制，是吸引粉丝不费脑子地追捧明星，而不是靠娱乐本身的内容去吸引粉丝。在学术文化界，也是一样，学术大佬也只看“学术明星”怎么说，对“学术明星”深信不疑。有个当代大儒、ID为：东海一枭的可作说明。
　　
　　5.12地震后，网上有个疯传的帖子：《茅于轼说，不如纳粹》。东海一枭大肆推荐并写荐语。后因此贴，有外国媒体邀茅于轼接受采访，茅于轼遂申明非他所为。东海一枭也马上贴出更正启事，其文曰：“东海荐语中曾引用该文一节：“阜阳市一个区政府建了一个媲美白宫的政府大楼，却把一所学校拆毁搬迁至危房上课，并乞求日本的国际组织捐助建校办教育。”云云。既是无名氏冒名之作，真实度如何便难得到基本保证，所举事例有待于进一步了解。为了对读者负责，谨收回对《纳粹都不如》一文的推荐”。
　　
　　东海一枭收回推荐的理由很有精英心理和明星制的味道。“阜阳市一个区政府建了一个媲美白宫的政府大楼，却把一所学校拆毁搬迁至危房上课，并乞求日本的国际组织捐助建校办教育”。就这个事例，东海一枭自始至终都没去证实。当他以为是茅于轼写的时，他毫不怀疑其真实性，不用证实就相信。当他知道此文非茅于轼所作时，他就觉得“真实度如何便难得到基本保证”，也不去落实其真伪，就取消推荐。对事例的真假质疑没错，对“明星”无条件相信则错之大矣。特别是判断“无名氏冒名之作”，则毫无来由。为何不是“明星”冒名呢？为何不是“明星”的粉丝替他冒名呢？从效果来看，茅于轼因此贴收获了数不尽的赞誉，被誉为中国的良心。是“明星”茅于轼冒名才合理。再看东海一枭的“推荐”和“取消”，文本还是同一个文本，唯一的区别就是“茅于轼”与“无名氏”。到底是看内容还是看“明星”。无论是“儒”还是“自由主义”，他们都把应该严肃的事情娱乐化了，追捧的不是他们心中的理念，异化为追捧“明星”。
　　
　　“茅于轼说：不如纳粹”这个帖子，贴主只贴了两个论坛，“天涯杂谈”和“猫眼看人”，题目是：《地震后耸立的政府办公楼是中国人为自己建造的坟墓》，均已被删。但以此题搜索，还能找到最初的转帖。贴主放在自己的博客上显示的时间是：5月13日19时。贴主打心里瞧不上茅于轼，决不会为茅于轼贴金。只可能是网友为使帖子能活得长一点，而改为茅于轼，或者就是茅于轼的粉丝一厢情愿地为茅于轼贴金，收获民心。
　　
　　因为，贴主就是本楼主，用的从来就是yangyizhqun。茅粉们一直臆测我是官府派来的，或是有组织的行为，恰恰是茅粉们内心的虚弱，不愿承认自己已经是天怒人怨，想象对你们进行批驳的都是组织授意。楼主yangyizhqun从不接受任何组织的授意，也不入“自由主义”的帮派。口诛笔伐，凭一己之力，不邀帮手。

茅于轼及其天则经济研究所(下篇)(转载自经济论坛)

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网站的“企业简介”一栏，其第一段如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于1993年7月创立。现任理事长为茅于轼教授，所长为盛洪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为张曙光教授。”然而，网站没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而用“天则经济研究所”为站名。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工商登记资料，法定代表人：茅于轼，状态：吊销。查共同发起人“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滨、状态：吊销。没找到“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工商登记资料，但找到“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茅于轼、注册资金：200万、成立日期：1999年7月22日。
　　
　　据网站资料介绍：“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是经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注册的事业法人组织”，理事长：茅于轼、常务理事：茅于轼、张曙光、盛洪。在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的“事业单位登记”查询的结果是：“当前没有记录”，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2009年事业单位公告里，也没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于2004年向公众发起募捐，募捐信中称，已募集到800万元人民币，募捐的目的是为了筹集到2000万元人民币。其后，茅于轼称未能达到目的，但也未公布募集数额，即将本以慈善为目的的“基金会”改为投资公司，成立“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其中，有任志强的国有华远集团的300万捐款，但华远集团同时披露茅于轼等已募集到2100万。
　　
　　在民政部、工商局均未查询到“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信息，也未找到“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网站以及媒体的宣传报道，茅于轼放个屁，媒体都要热炒一番，可对这么大的“善事”，媒体不置一词，使人狐疑。仅在“富平学校”的网站上看到“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介绍和招聘信息，说是“富平学校”与联想投资共同创建，也未找到联想对这一投资的披露。我的信息渠道狭窄，望达人补充，以释我惑、以正视听。富平学校的全称应该是“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2002在民政部注册，属非赢利性机构团体。
　　
　　看“北京富平创业投资公司”的招聘职位，应该是为“小额贷款”服务。茅于轼长袖善舞，可以在违法的环境中，没有合法身份、没有公章从事十三年的存贷款的金融业务，不仅安然无恙，更因此得“为穷人办事”的美名，而孙大午只存不贷也难免牢狱之灾，所以，不得不对茅于轼的组合拳多看几眼。没有证据证明一个人到了80岁就不贪财，因为他不是一生下来就80岁；也没有证据证明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就不贪财，因为他也非一出世就80岁。如果，贪财还能得名，同时还能抒心中的愤懑、得到报复的快感，那不是瞌睡与枕头双双降临。
　　
　　论“著名”，茅于轼比不过张五常；论财产，茅于轼多不过张五常；论年纪，茅于轼也大不了张五常几岁。张五常尚不存对美国政府的宿怨，仅仅因为自身的贪欲而偷税、造假古董，面临美国政府的刑事裁决而滞留大陆。茅于轼呢？他胸中怨毒尚存，报复的同时攫取钱财、还得到茅粉的歌颂，他会有别的选择吗？按照茅于轼“利己”的理论，他有其他选择吗？

　　一、 魑影
　　
　　魑，祸人的鬼怪。在国企改制、教育产业化、等诸多祸害中，都看得到张五常的身影，他就是一只祸害中国人民的魑。
　　
　　就中国经济学家的排名，张五常曾对媒体说过：“我排第二？茅于轼，我的朋友，他排第一，那是没有问题的”。最近张五常又说了：“中国的经济学家全是垃圾”。自承自己不过是排在垃圾茅于轼之后的另一垃圾。这两个垃圾有一共同点，就是狂、说话语无伦次、不顾逻辑。
　　
　　为说明自己是一天才，张五常说自己三十年来不看经济学的书，连经济方面的论文也不看。茅于轼邯郸学步，在《八十自述》中说自己经济学的基础书籍没读过，而且比张五常更进一步“天才”，说自己连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统统没读过，然后，就摇身一变成“著名经济学家”了。张五常毕竟从1959年开始在美国学经济学，读到1967年博士毕业，然后开始博士后研究，他说不读，至少是已经读了不少。茅于轼这个老糊涂鹦鹉学舌就浅薄了，你一学机械的，46岁转行，经济学知识哪来的呢，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说这种话，要不就是为了使自己显得“天才”而编的瞎话，要不“著名经济学家”是山寨版的水货。
　　
　　古语说，英雄所见略同，但茅于轼与张五常在粮食问题上一致，只能说一般肚肠、各怀鬼胎，因为张五常自己承认自己是排名第二的垃圾、推茅于轼为垃圾第一。垃圾不是英雄。
　　
　　粮食
　　
　　2008年12月24日上午，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学术成果的核心是：18亿亩耕地红线无需保护，粮食可以去市场买。早在2007年1月11日，茅于轼在“房地产经济学讲座暨富民基金说明会”就已经表达了不用保护耕地的观点，在那次会议上，茅于轼即说：“现在中国非常有钱了，我们进口粮食有足够的钱”。茅于轼反对耕地保护有两个理由：一是滋生腐败，一是推高房地产价格。其保护或不保护耕地是形式，其目的和指向是去“买粮食”，这是关键。
　　
　　2008年4月，张五常撰“粮食如何算安全”一文。提出粮食安全的保障还是“买”。家中无米，持币购买，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是个人都会这么做。可由经济学家正儿八经地提出来，说自己种粮不算安全，去“买”粮才安全，我觉得离常识太远。买粮至少要有钱，有粮食卖，而且不太贵，能买得起，人家愿意卖给你，粮店还不能太远，不然买好了粮食没等到家就饿死了。怎么也“安全”不过自己家里存好了过冬的粮食呀。经济学家不管用什么理论、模型、曲线，最终都要还原成人话，如果还原成鬼话，我还真怀疑“著名经济学家”的动机。
　　
　　在文中，张五常肯定了我国是“人口最多的大国，比例上优质耕地实在少”这个事实。依据事实，我国应该加大保护耕地的力度才对，然而，张五常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人口多，耕地少，只有让它更少，粮食才安全了。张五常的理由是要将农业人口转到工业上去，把农业用地改为工业用地，说“一部小电视机出口可以换取大约一吨非优质的白米进口。”我不反对国家的工业化，但工业化是一个循序发展的过程，揠苗助长的大跃进到不了工业化社会。农民并非留恋土地不愿工业化，逼迫你采取剥夺农民耕地的方式来促使农民工业化和城镇化。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不是工业用地不够，全国有多少空置的开发区在招商引资，怎么单单与耕地过不去呢。如果说是耕地束缚了农民的流动，可农民没有了农业税，耕地对农民来说不是负担。如果说工业发展急需劳动力，可现在大学毕业都找不到工作。剥夺了农民的耕地，他们就能立即转化为产业工人？他们的竞争力比大学毕业生还强吗？再说一部小电视机换不回一吨大米，我国电视机乃至一切产品的出口量，不是由生产量决定的，而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我国电视机目前的产能远远大于实际产量。从来就没有因为用地不够而影响了工业生产。张五常用这样的理由说服政府不要耕地去“买”粮，有点对不起他的雇主。
　　
　　茅于轼在这点上比张五常狡猾，他知道找一个政治正确的理由，那就是“反腐败”，由于茅于轼尽管狡猾，但人不够聪明，始终找不准“腐败”与“耕地红线”的契合点。张五常直接说粮食安全取决于“购买”，茅于轼稍稍有些迂回，用“腐败”来反对耕地保护，再出主意，粮食不够去“买”，再套上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套子，增强说服力。两者的取向是一致的，就是去“买”，卖主是谁呢？世界上粮食最大的卖主是：美国。
　　
　　茅于轼就象一个赌徒，从来不怀疑市场上是否有足够的粮食可供应，也从来不担心市场上的粮食的价格。张五常毕竟是正牌的经济学家，不会那般无赖地不要脸，不要脸得有些羞羞答答。他在文中出了个主意：“政府全部开放粮食进口，让私营（或称民营）的商人处理，绝不限制牌照数量。这是毫无农业的香港从来没有缺粮的主要原因。数之不尽的零散粮食商人，互相竞争，各出奇谋，各有门路，有什么战争或政治上的风吹草动，他们总有办法”。他承认粮食问题受“战争或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如茅于轼一口咬定市场决定一切。但给的主意，对经济学家来说，匪夷所思。
　　
　　首先，“政府全部开放粮食进口”就没谁是这么做的，讲究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家为何在这个问题上搞“中国特色”呢。日本为保护本国的粮食市场是怎么做的呢，“在大米进口上采取的措施一是实施二级税率，对最少准入量范围内的大米进口实行低关税，对超过市场准入量的进口大米征高关税。二是规定进口大米用途控制在加工用原料范围，使进口米对本国米市场的冲击和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就是为了保护本国农民利益，使农民愿意种地，而不是贪便宜将国民的生计寄予不确定的市场、不确定的收成、不确定的价格和不确定的“战争或政治”。在“战争或政治”发生时，张五常将十几亿人的口粮，寄予“零散粮食商人”的“他们总有办法”。要是他们不愿想办法呢、要是他们没有办法呢、要是他们的办法行不通呢？如果说茅于轼装着一根筋地坚持市场不受“战争和政治”的影响，还可用“天真”“幼稚”来找退路，你张五常都承认“战争或政治”的因素，却让小商小贩去为十几亿的吃饭想办法。除了别有用心，实在找不出其他的解释。
　　
　　我很难相信某国是在下很大很大的一盘棋，但看到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又一个“著名经济学家”，都出同样的馊主意，而且给出的理由、目的、善后，皆违背常识，同时，所指的结果相同：“买粮食”。我不得不怀疑资助背后的交易和利益。
　　
　　茅于轼说取消耕地红线是为了农民的利益，上篇已经分析过，既然土地国有，审批仍然存在，官商勾结更加肆无忌惮，农民同样没有谈判和博弈的权利。农民的利益无从谈起。张五常也说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可他的保护比茅于轼还要不靠谱。下面是对张五常的一段采访：
　　
　　“人物周刊：政府征地，再补偿给农民，补偿多少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您认为现在的补偿价格合理吗？
　　　　张五常：公平的赔偿金额是容易算出来的，现在对农村的补偿，以农地的价值算，赔偿价是3至5倍，是慷慨的。只是农民与一般人无异，补偿再多也可能嫌不够。人性如此。
　　像上海，要收回某些旧房子，就一个床位，平时不过值一万多块，赔偿20多万都不行，那就打架，封锁马路，这种情况下，强政府可能是好的。我在美国有一块农地，一条公路刚好把这块地切开，政府说要补钱，我没有反对，但是有人反对，官司打了十几年。”
　　
　　赔偿是3倍5倍还是30倍50倍，这都不是问题，只要农民乐意，交易的双方满意，即使一分钱不赔，旁人也插不上嘴。问题是，政府征地后，将土地投入市场进行交易，是按市场价买卖，这实际是一个商业行为，商业行为就应该遵循商业规则，协商价格，不可强买强卖。这个时候，张五常又觉得“强政府可能是好的”，这就使人怀疑张五常的学术人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理论和实际中都极力淡化政府的作用，消弱政府的权利，当权利与农民实际利益冲突时，经济学家却又选择“强权”。
　　
　　张五常与茅于轼不同，他是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的人。他1935年生于香港，1959年赴洛杉矶入加州大学经济系，1967年得博士学位，1969年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 1982年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近年避居深圳。
　　
　　还是在接受“人物周刊”的访谈中，张五常说：“取消农业税是好的，但是我不赞同补贴农业。”政府对农民、农业实施补贴，在发达国家是通行良久的政策。不仅日本如此，美国和欧盟也不另外。欧盟、美国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这在欧盟《2000年议程》和美国1996年、2002年《农业法》中都有明确体现。它们的共同点是：①补贴与基础面积和单产水平挂钩，而不与当前的价格挂钩。②补贴范围不局限于粮食，而是包括各种谷物、油料作物、蛋白作物、纤维作物等绝大多数农作物。如此煞费苦心，都是为了保证粮食这一战略物资，在非常时期的安全。作为世界知名经济学家的张五常不具备这个常识，是不可想象的，可为什么一项国际通行的、惠民的、保证粮食安全的政策，会遭到张五常的反对？张五常的核心还是去“买”，这与茅于轼取消耕地保护一样是对国家安全的“釜底抽薪”。
　　
　　张五常在访谈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这是他对农民、农村和经济的一句评价。如果说现在人人都可以看电视、坐汽车、搭火车，五千年来，没有一个皇帝能有这般享受，那我同意“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可我觉得，五千年的历史应该用横切面去比较，比如公元1000年时，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比较；公元1500年时，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比较；当代中国在世界是什么位置，这样比较才有意义。不然，“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无异于谄媚的一句文字游戏。
　　
　　香港学者丁学良说的很明白，张五常的表现，只不过是为乞得一栖身之所，以逃避美国对他的刑事追究。“2003年1月28日，美国政府控告张五常夫妇13项串谋逃税及虚报资料罪，涉及漏报的资产估计高达7000万港币。张五常被控1项逃税罪、6项虚报收入罪和6项虚报海外银行账户罪，他的妻子苏锦玲则被控串谋逃税。若所有控罪皆成立，数罪并罚，最高可入狱83年及罚款475万美元。但张五常随后立即逃离了美国，拒不出庭受审。美国司法部随即向两人发出拘捕令。由于香港和美国之间有引渡协议，只要张五常回到香港，美国政府就可以要求香港逮捕张五常引渡到美国”。所以从2003年开始，张五常一直居住在中国大陆，不应该给工人和农民更多权益等言论能迎合官僚和权贵，而鼓吹买粮安全，则是他对资助他的“基金会”的责任。也许，张五常的通缉犯身份，减弱了他的“权威性”，所以“基金会”才选择茅于轼承担课题研究，研究出了《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的科技成果。正是“福特基金会”在全球致力与“绿色革命”，为美国农业确立垄断地位，这完全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人类利己的本性。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民族利益，没什么不正当。不正当的是它民族的“经济学家”帮助别人来完成这个至少有巨大经济利益的布局。
　　
　　抛开政治和意识形态不谈，中国缺粮，最大经济利益的获得者唯有美国。市场经济在国内是残酷的，参与国际竞争更加残酷，新自由主义经济一般从价格着手分析，为何对粮食问题不从“价格”考量呢？茅于轼之流真的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吗。世界大同，那是共产主义，在市场经济下，谁也避不开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茅于轼、张五常们真的不懂？我认为不会如此“天真”。

　　教育
　　
　　金融危机，中国以大换小，以资源换花纸头的“外向型”经济玩不转了，自然想到“内需”，正常人都会这么想，不是内就是外。可老百姓手里没钱，想掏钱“爱国”都爱莫能助，所以各路专家就鸡一嘴鸭一嘴讨论如何拉动“内需”。尽管讨论不过是显得自己忧国忧民、加上自己有学问之外，对实际问题仍是缘木求鱼，但总算没有南辕北辙，始终不离“内需”左右。然而，张五常与众不同，他提出走出金融危机的路径是：《张五常：中国鼓励内供远胜于鼓励内需》。对张五常的标新立异，我是哭笑不得。
　　
　　“内供”无需鼓励，金融经济危机渐现端倪，中国的企业就开始寻找国内市场的缝隙，使尽浑身解数欲在国内市场一显身手，站住脚跟、扩大销售，这是每一个企业自救的本能。问题是国内没钱，需求疲软，他们头痛的是国内市场怎么才能接受他们的“内供”。只有在需求旺盛，供应不足时，才需要鼓励“内供”。目前是，企业都挤在“内供”的独木桥上，现有产能已无处释放，谁都想“内供”，可供了没有下家接盘。
　　
　　张五常可是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还真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成家后一准就变成神经病，而且，越是著名病就越加严重。张五常在文中提到怎样鼓励内供想了一项措施：“如今懂得做厂的人才散失严重。做厂是难度非常高的一门专业。我认为要不论既往，不管是否欠债逃亡，要出些优惠鼓励这些专才再做厂。”一日资本家、一世资本家，欠债逃亡了还要找回来供起来，此类自由主义者大概都有这种藐视法律、专制与被专制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精英主义思想。也难怪他会在美国受到十三项指控。
　　
　　张五常这种神经病的呓语肯定不会为决策者采纳，也无从采纳，因为正是人人想做而不得的事。而在1998年，也是为了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一个叫汤敏的“首席经济学家”，一纸建议，改变了千万人的生命轨迹，将中华民族推向了万壑悬崖。
　　
　　汤敏，茅于轼的富平家政公司的合伙人，前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职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担任副秘书长。1998年，以个人身份向高层提出启动消费点的建议，即“教育产业化”。 在陈述高校扩招的5个理由中第三条为：“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8%，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于是酝酿增加高校收费”。同时，汤敏算了一笔账：“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由此，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疯狂掠夺和对教育的极度摧残。始作俑者，汤敏。
　　
　　“教育产业化”的成败得失，已经摆在了人们面前，我不想过多地提其中的惨痛，只是就汤敏当时的心理做一分析和梳理。汤敏是出于保证8%的经济增长目标而提出增加高校收费的，这点很明确，他自己1998年的建议和200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是这么回答的。这里面就蕴含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保持8%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什么，经济增长是给外部世界看的还是应该使人民享受到增长带来的利益，经济增长的数字是衡量一个政权合法存在的唯一指标吗？执政者从它执政的角度，希望有漂亮的经济增长数字，以使自己的执政合理、合法，而偏离经济增长的实际意义，有它的内在原因。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是什么态度，他首先必须是一个人，得从人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应该明白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人服务的，不能为了数字的好看而增长，不能巧立名目硬抢人民的钱来满足增长的数字。一个经济学家，如果心里没有了善，缺少人文关怀，专业知识只能帮助他成为一个精致的、残忍的帮凶。汤敏就是。他很专业地看到“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就建议从此下口。
　　
　　汤敏算的那笔帐也不对，他大概是为了增强他的扩招在经济上的说服力而有意胡扯，因为我不相信“首席经济学家”会这么弱智，为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有意胡扯是所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通病。汤敏算法是这样：“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即使算进不算出的奸商也不会如此算法。假使没招这30万学生，这30万人也得吃饭喝水穿衣娱乐，照样得消费，也许不如在校消费多，但必须是动态比较。唯一增加的是学费这部分，然而，学费进入了教育系统这个循环，成了教育系统个体的定向消费，是否会比分散在老百姓手中的乘数效应更大，也是未知数。就是说，扩招和增加收费并不能给经济增长的数字提供太大的帮助。为什么汤敏要提出来，政府又欣然接受呢，因为，这是一场对老百姓的抢劫，所以的参加者都会分到好处，汤敏的好处是更加巩固其帮凶的地位。
　　
　　汤敏留学美国，长期在国外工作，对世界各国大学教育和收费标准，不说是精熟，总该大致有所了解，即使不了解，在提出建议之前，也应该去试着了解，这样才不失一个学者的态度。如果汤敏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他就会比照世界通行的做法不会去做大的变动；如果汤敏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就会学美国、学日本、学德国，建议政府重视教育别光停留在口头，帮助国家走上教育强国的路；如果汤敏是一个普通意义的人，他就会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决不会竭泽而渔。可惜，汤敏都不是。汤敏选了仅仅有利于政府的短期利益，而有害于人民、国家长期利益的狂涨高校学费的路。
　　
　　学费之高到了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程度。我国2002年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分别为：7703元、2476元，学费是：5000元—8000元。也就是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全部只够勉强维持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而农村则3个人的纯收入都供不起一个大学生。而且，自己还一年到头不能吃喝。简单的比对，就能看出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的疯狂。教育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命脉，说起来都懂，敢情是捏住人民的命脉而敲骨吸髓。就算汤敏是个死不开窍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他总该学学他奉为神灵的老师吧。德国对本国和外国的大学生一律免费就读。英国在1998年才开始试行收费办法，在此之前一直是免收学费；法国只收取少量的注册费；印度最著名的尼赫鲁大学，每学期只需交108卢比学费和260卢比的住宿费（两项合计只相当于人民币70元左右）。在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国家，汤敏怎么就能够想出这等主意。我国1996年制订的《教育法》规定全国教育开支不得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6%，但十几年过去了，却从来没有超过4%，不到联合国规定最低标准的二分之一，列全世界倒数几位。这不是钱多钱少，富裕贫穷的事，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偏低，几乎所有的公共事物投入所占国民生产总值都偏低，那一块蛋糕的其他部分分给谁了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汤敏，本着专业的立场和眼光，理应追问这个。
　　
　　教育是产业，就如我们说文化产业、科技产业一样，美国也提教育产业化，那是利用大学的科技资源去发展实业，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应用产品，所以才有了加利福利亚的硅谷。不是我们现在的，我国政府拿办大学当成一本万利的生意，直接将大学当成产业来获取暴利。公立大学的投资来源于国民的税收，而且，企业都额外交了教育附加费，公立大学却用来赚钱，情理上也说不过去。产业化的大学，又没有按照产业要求来对待，完全成了一个黑洞。因为大学并没有成本核算，没有量化一个学生四年大学需要多少成本，缴费就没有依据。既然是产业，却又不用缴交营业税、增值税。收费时是产业化，收上去如何使用又是官僚化。“教育产业化”实际成为了打劫老百姓的一个似是而非的托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纯粹为商业赚钱的目的来办高等教育的，唯有中国。言必称自由主义，事比托国际惯例的“经济学家”们怎么就会有如此创举，以公有制的大学体制来行市场竞争的“教育产业化”，他们不会觉得别扭吗？可汤敏是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家，我不相信他会如此愚蠢。
　　
　　在2004年亚洲大学校长论坛上，日本亚细亚大学国际交流委员长容应萸开门见山地说：“我不赞同‘教育产业化’。” “教育就是教育，教育就是培养人才！” 高丽大学副校长听了翻译的话以后，很莫名其妙，然后说：“教育产业化？我没听过。我不懂这个概念。”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校长卢耀群表示，好的大学必须平衡“社会责任”和“赚钱”的关系，真正世界一流的大学，不应该是充满商业气息的。 他强调说：“毕竟，大学首先是培养人才、孕育思想和创造发明的机构。” 在国内一些政府官员与学校校长看来，教育产业化就是应该成为一项赚钱的行业。
　　
　　大学，是孕育思想、创造发明的机构。这是全世界无论何种意识形态的国家的共识。我国共和初年，蔡元培先生即以兼容并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理念来办高等教育，走马灯轮换上台的军人执政，也从没想过依靠大学来牟利。在失去半壁江山、极度困苦的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也没因为战事紧张和经费困难而放弃高等教育的投入，更加没有打大学赚钱的主意，反而在那个年代，造就了“西南联大”这样至今无法企及的学术和思想的丰碑。建国后，乃至经济濒于崩溃的时期，仍然保证了大学教育平民化，没有造成因缺钱而大批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然而，从78年经济起飞，飞了20年后，政府说没钱了，告诉我们接受高等教育是一项个人投资，获益者要自己掏腰包，掏多少由垄断企业“大学”说了算。高等教育不仅仅是受教育者的获益，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获益，一个民族的传承必须通过教育管道达到目的。49年后，大学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尽管已偏离了大学教育的实质，但尚有理想主义成分存在。98年后，大学则成了不称职的职业培训基地，赤裸裸完全不要一丝一缕来遮羞。
　　
　　大学，对一个政权来说，他还体现公平和正义，也是稳定政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无论出身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都能够走接受教育这条路，提升自己的阶级地位，使社会保有一条改变身份地位的良性通路。中国超稳定的历史进程，科举文官选拔制度功不可没，它不同于西方贵族的世袭制代代相传，而是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晋升的机会。同时，为了公平，尽可能地降低晋升的成本，所以，考题内容不脱四书五经，将读书晋阶的成本控制在最小程度。“教育产业化”几乎堵死了平民改变境遇的通路，今年重庆流失考生即是例证。阻断平民与精英阶层的良性流动，对民族是巨大的伤害，对政权，则是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汤敏的学识不可能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他讨好现政权为现政权提供理论依据，尽管获得了短期效益，经济增长的数字好看了，焉知汤敏不是断其后路，有更深一层的目的。
　　
　　“教育产业化”成为瘟疫之后，教育部几次三番地出来澄清，说从来没有提过“教育产业化”，也不支持“教育产业化”。须知，一个事实的认定，不是看口头的表态，以及用什么词语来述说，而是看实际发生。就如婊子立牌坊，立了牌坊的婊子仍然是婊子。时至今日，高校收费依然高高在上，你说不是“教育产业化”也行，总得给个你的说法，不然，就改成“教育掠夺化”。2005年，汤敏也说从没提过“教育产业化”，只不过是建议扩招和涨价，这就如拉客、上床、收钱，然后说自己不是婊子一样。
　　
　　2007年，汤敏很委屈地说，都说我为富人说话，今天我为穷人说话，于是写了篇《谨防富人搭穷人的便车》，说的是大学学费要继续涨，然后由国家来减免贫困学生的学费，现在的学费太便宜了，是富人沾了穷人的光。在为谁说话的态度上，汤敏就不如茅于轼诚实，茅于轼从来都说是替富人说话。2008年，茅于轼也说同样学费涨价的话。我发现，茅于轼每每都是在张五常、汤敏之后接着鼓噪，而且，他们的对象和效果皆有不同。张五常、汤敏一般是针对上层，茅于轼是面对公众，茅于轼的鼓噪又往往吸引各路媒体来热炒。
　　
　　暂且不说学费到底是高是低，就说低学费政策。低学费政策能够惠及所有人群，富裕阶层也可从中受益。高学费政策会使富裕阶层受损，但不一定能够惠及所有的贫困人群。将钱收上来再返还，中间也会产生交易费用，使总金额减少。特别是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更难以保证惠及真正需要的人、而杜绝富裕人群的搭便车。茅于轼极力反对的经适房，就是基于权力寻租的立论，在收钱的问题上，似乎就忘了。
　　
　　汤敏在否认“教育产业化”之父的称谓时，反复强调他说过学费涨价后要对贫困学生进行补贴，是政府没按他的说法去做。可到了2005年，又说还要涨价，政府就会减免学费吗？人说吃一堑长一智，人不能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两次，可偏偏贵为“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要用同一根绳子吊死自己两次。说来谁信。汤敏真为穷人说话，怎么不提先完善各项助学措施，然后再涨学费呢？

　　改制
　　
　　 教育产业化动摇了中华民族可资发展的根基，企业改制则是杀人的屠刀，我们的血是他们的珍馐，他们舔着刀口的血说：“你们不流血，我们哪来的血喝”。
　　
　　知识界的堕落
　　
　　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我们必须记住一个人，记住一个叫厉以宁的主流经济学家，等有一天政治清明，法律可以伸张正义，而厉以宁恰好还没来得及死掉，或者他的家族还没来得及席卷钱财全体出逃到美利坚时，我们应该调查他、以及他的家族，看看他们的享乐是牺牲了多少万人换来的。厉以宁有段经典的宣言：“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厉以宁倒是实话实说，不虚饰不伪善，真豺狼就真豺狼面对世人，不象茅于轼、张维迎之流用些“帕累托改进”和“权利寻租”来蒙骗，装一副为国为民不嫌恶心的样子。既然厉以宁说的这么直白，“少数人的享乐”就是要靠“维持现在的状态”，那就麻烦主流经济学家别再去扯经济学原理和自由主义了，你是要“维持现在的状况”。也别说什么是为了发展、为了穷人或者国民的利益了，你都要牺牲掉“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你们的改制就不会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的利益，只会是为了你们个人的占有和分赃。看到厉以宁这样血淋淋的话语，我不寒而栗，甚至可以沿着这个线索，追寻到当代知识人屡此被整肃而在当时不被老百姓同情和保护的原因。是不是知识人在占有知识时，就丢掉了人性，所以在他们被主子赏识，取得应伯爵的身份时，就把自己当成了西门庆。从而招致人民的痛恨。在我读黄永玉的《比我老的老头》时，我不胜嘘泣；在我读谢泳的《逝去的年代》时，我痛心疾首。当我看到当代的知识人，我多少有些理解，也许远去的才是风景。中国的知识人在现实中不是帮凶就是帮闲，特立独行的第三种人少之又少，所以显得弥足珍贵。
　　
　　一项改革，无论赋予它多么伟大的意义，必须满足大多数人的现实利益，你要说有多深远的历史意义，就是骗局。美国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有说：“经济政策必须优先考虑群体利益，社会资源应该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群体的一员”。茅于轼说不读书，不懂自由主义却装一副自由主义的派头，不可能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不读书吧，这一段总有人看到过。即使不读书，一辈子与人为伍，总不至于退化成禽兽。要牺牲几亿人来满足几个人的享受，认为合理而且“很有必要”，我就不知道厉以宁该归为哪一类禽兽。
　　
　　每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且只有短暂的几十年，每个人的生命属个体所有，他们不能被别人规划，也不能容忍别人拿来牺牲，以换取少数人的享受。自由主义的典范《美国独立宣言》言：“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了他们若干不能出让的权利，其中如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却依靠专制权利，剥夺人民的基本自由。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有多少“自由主义”的成色，我看不到一成，“牺牲几亿人满足少数人享受很有必要”是奴隶主的思想，但我还没看到有代表奴隶主利益的知识人胆敢这么说，他们至少还有一丝人性，也只有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敢。在《美国独立宣言》中，紧接我引述这句的后面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任何政府一旦破坏这些目的，人民便有权把它改变或者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厉以宁之类的经济学家，将政府变成宰杀八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的暴力工具，同时变成保护那些在虐杀中享受快感的少数人的保护伞时，是不是有更深层的目的。因为他们个个都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美国独立宣言》当是读过的，他们知道怎么使政府变得不合法。
　　
　　厉以宁的“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这已经是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财产权、发展权、生存权的掠夺和威胁，是对大多数人天赋人权的侵害。茅于轼等经济学家却喋喋不休地大谈“多数人的暴政”，大唱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他们不是瞎子，也不是不理解自由主义，他们不过是以“自由主义”为幌子，保护权贵的自由、保护富人的自由、保护能人的自由、保护强人的自由、保护知识人的自由。保护他们“自由”地侵害弱者、穷人、农民、工人、和无知识者的权利。“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实际是茅于轼语带挑衅的自我表白。任志强之类的富人本身具有霸道的话语权，放个屁都会让媒体捧在手心嗅了又嗅，还有成龙这样的国际巨星帮腔。没有话语权的是农民、下岗工人，上访人员，他们想通过法定渠道说句话，也被知识人定义为精神病，欲一关了之。他们最需要的是有人帮他们说话，而不是介绍他们去给富人做佣人。茅粉们争论茅于轼有没有给穷人办事，是不是一个“善人”，毫无意义，不替穷人说话的茅于轼与厉以宁是分工不同。厉以宁是说出一个事实，并指出维持这个事实是对少数人“享受”的保证，茅于轼则是为维护这个事实实施的具体步骤。
　　
　　国企改制是主流经济学家与权贵的一场世纪盛宴。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所长盛洪对这场盛宴有深刻理解，他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我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批驳这种强盗逻辑。茅于轼、张维迎、汤敏等等主流经济学家怎么又不担心其中的权利寻租呢？可能他们认为厂长自卖自买，或者干脆白送就是最好的改革方式。
　　
　　按照张维迎、厉以宁、樊纲、盛洪等人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确实是这样。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流进了私人腰包，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工人下岗。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奈特曾批驳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蠢猪：“最大的的谬误莫过于把自由与自由竞争混为一谈”。今天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完全彻底地把“自由与私有化混为一谈”。而且以牺牲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推行私有化，这种剥夺公众利益的私有化与共和国当初的“公有化”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公有化”是公私合营、赎买一个渐进的过程，而“私有化”则更加激进，一步到位，谁抢到谁获利、将工人甩给社会。恰恰社会并没提供保障下岗工人能够“自尊的生活”的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群体的一员”是自由主义的精髓，如果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话，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自由主义的哲学概念实在相距甚远。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丧失了基本的道德感和正义感，这毋庸赘言。然而，一个使少数权贵暴富，牺牲几亿人的国企改革竟一时间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在一个香港人郎咸平发出怒吼之前呢，有几个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的学者发出了他们的声音。这不能不悲叹中国知识人的整体堕落。
　　
　　那个美国政府的刑事通缉犯张五常，对缺乏社会福利保障的中国人民说了一句话：“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我还真没见过一个没有社会福利的国家，包括朝鲜和古巴。中国的情况大概不会使这个老通缉犯反胃，“中国目前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城乡困难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1.4亿老年人和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张五常用的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惯用的逻辑，“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言下之意被腐败和“权力寻租”了，他们往往都是这么一巴掌一巴掌猛煽自己的那张厚脸，提高高校收费不怕腐败，“经适房”怕腐败；又说腐败没什么了不起，又说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建立福利制度，就担心钱“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反正不顾逻辑不要脸，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说，偏偏政府还听这套。

　　改制的源起
　　
　　存在人格缺陷，几乎是所有主流经济学家的共同特征，他们一般不了解自己吃几碗干饭或者能够吃几碗干饭。2006年，张五常忽然突发奇想，鼓吹打开秦始皇陵来发展旅游经济，推测秦陵入场费500元，每年接待500万人次，认为这还是略低估的数字，并且安全可靠。我以为，经济学尽管与算命的学问相差无几，但经济学家还是别去摆摊与相士争抢饭碗为好。说打开皇陵，500元、500万，使我想起牟其中炸开喜马拉雅山的狂想，很象一个浪漫主义的江湖骗子。主流经济学家如此，他们的“学生”也极其相似，“学生”们对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一书推崇备至，我大略翻了一下，是一本讲座和演说的集子，内容凡是与经济学挨上边的，无不是从一个假设出发，然后得出自以为正确的真理，中间完全没有论证的过程，或者与茅于轼一样，论据与结论毫无关系。毫无逻辑的学问，竟让主流经济学家的学生佩服得恨不能喊一声亲爹。
　　
　　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一书中，详述了他是如何到香港大学的，“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韦特先生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罗纳德•科斯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于是，张五常到了香港，港英当局安排张五常出任香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看来，张五常确实是肩负某项使命而来，这项使命不一定出于某国官方授意，但至少是出于推进中国的私有化、为推销一种经济理论而为之，至少是为验证一种经济学理论而将中国当成了实验场。这种经济学理论，张五常将它称为“新制度主义”。
　　
　　1988年，张五常安排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访华，并受到当时的赵老二接见。他们向赵老二推销了一步到位的价格改革、产权改革等一揽子市场改革的“休克疗法”。1988年9月19日下午，在紫光阁弗里德曼与赵晤谈两个多小时，9月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有论者认为赵是反对价格冲关的“休克疗法”的，但我找不到证据，尽管我尊敬赵的人格、仰慕赵的个人魅力，但我读了“赵与弗里德曼会谈记录”后，我只能说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弗里德曼来中国三次，分别是1980年、88年和93年，每次都与江会面。2001年4月27日《张五常中山大学讲演》里说：“弗里德曼一向主张放开价格管制，1988年我们向中国的领导人极力推荐这一点，结果一团糟”。张五常一向自诩预测准确、从没犯错，但言多必失，还是不小心说出了“一团糟”，而在2005年、2006年的多次演讲中，又不承认这点，认为所有的改革都是成功的。
　　
　　张五常很喜欢讲一个他很有名气的故事。说1988年他与弗里德曼在杭州茶馆喝茶，有一个青年激动得浑身发抖，趋前索求他的签名。他介绍旁边这位是弗里德曼，那青年激动地噗通一声、栽倒在地。夏业良教授评论说：“1988年能认识张五常的青年，在中国内地大概只有他的亲戚。”就这样一个意淫得没谱的江湖骗子，竟左右了中国的改革，决定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命运。实在是领导人的幼稚。这场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实验以葬送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作为代价，理论提供者不承认错，认了就失去了继续招摇撞骗的依据；参与实验者，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更不会认错。只有老百姓该死。

　　改制违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宪法第七条：“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法的善恶是一回事，对宪法的尊重是另一回事，既然宪法没有修改，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仍然是公有制，那么，出卖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即是违宪。违反宪法实现的任何改革都是危险的，无论改革者抱有多大的善意。突破规则的底线，不能保证任何人的安全，包括现在置宪法于不顾，一意孤行的权贵和自由主义者们。你们可以为实现目的，不顾程序的合法性，同样，收拾你们的人也可以。
　　
　　茅于轼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签署“县长”，要求宪法赋予的各项自由能够落实，正当，没错。但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践踏宪法肆意妄为，则是对自由主义毁灭性的伤害。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有这种强烈的、功利性的、实用主义倾向。一面指责别人，一面放从自己。
　　
　　也没有一部法律授权行政机关或党的机关，可以出卖名义上属于全体国民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的依据，是党的政策，党的政策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与宪法冲突。这是中国所有的、无论真假的“自由主义”者的共识。但在甩卖国有资产这个问题上，真假“自由主义”者与党保持了高度一致，提供理论支持，身体力行地推进，并从中获利。这是对自由主义的背叛，还是根本就是投机，或者是两伙强盗，合伙打劫，分赃时各自用不同的理论术语讨价还价，以免老百姓看破个中玄机。
　　
　　改制违宪的拷问，促使宪法学家出来圆场，提出了一个良性违宪和恶性违宪的概念。违法就是违法、违宪就是违宪，中国的这些“家”，实在天才，找不出抵赖的理论，可以生出一个不违法的违法行为的解释。我不知道历次运动被整肃时，是良性还是恶性。我肯定是良性的，因为“良”“恶”的标准和判断掌握在实施者的手上。所以，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再来一次对知识人的整肃绝非不可能，知识人以“良性”“恶性”来帮助权贵欺负老百姓，就一点没顾虑到会被反噬吗？到那时，恐怕死了都没人替他们收尸。“良性违宪”皆可行，所有的罪恶皆可假此名而行。
　　
　　宪法学家提出了检验“良性违宪”的两个标准，一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一是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由此看来，我国的宪法非常糟糕，既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维护不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既然如此糟糕，当然是修改比较好，没必要让“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去违反国家的根本大法，显得偷偷摸摸不够光明正大。
　　
　　就算宪法学家“良性违宪”成立，国企改制仍然改变不了其邪恶。如果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争论的话，没能“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确凿无疑。没有有效的补偿机制，几千万工人下岗，对个人是惨重代价，对社会同样是代价惨重。企业到少数寡头手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很难说，因为看到太多改制后的企业，关门大吉，就地发展房地产。房地产业能助进一个国家发展生产力吗？全世界没看到有哪一个国家是以房地产业发展的。即使寡头经济提高了效率，也是牺牲了公平，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效率非常脆弱，没有公平的社会将会是一个动荡的社会。当权者希望这样吗？不知道。也许，这正是伪自由主义者和主流经济学家们想要的效果。

　　郎顾之争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顾雏军劫掠国家财富，除了顾雏军发律师函外，所有操办“产权改革”这场盛宴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地方政府、以及入席者都保持了暂时的沉寂。他们不得不缄口，因为事实和数据都说明了顾雏军劫掠国家财富的这个事实，而且，在全国各地，权贵、资本家已经正在分享盛宴的大餐。所以，要否认劫掠属于全民的国家财富这个事实，有相当的难度。所以，不能正面回应，得另辟蹊径。
　　
　　8月28日，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上，张维迎发表了题为“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演讲。这可看成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集体作出的回复。是回复而不是回应，回复是表现一种姿态，表示你郎咸平发难的事我们知道了。回应则是就别人发难的内容进行回答。在张维迎的演讲中，就郎咸平的内容避而不谈，这是主流经济学家的策略。
　　
　　张维迎在演讲中，说了企业家的生存依靠三种环境：商业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而他看重的是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这又与主流经济学家市场决定一切的商业环境至上不同，总之他们根据自己的目的知道说什么更重要。首先，张维迎对政治环境感到满意，特意对戴三个表提出了表扬，说让企业家理直气壮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平时最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节骨眼上却搬出与商业不沾边的三块表来为自己撑腰，让人觉得张维迎人格非常下作。张维迎不满意的是“舆论环境”，他说：“我们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舆论环境变化非常大，网络时代是信息特别容易偏离的时代，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是一个很多人可以说话但是又可以不负责任的时代，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我只知道广开言路、畅所欲言是一个好的舆论环境，连封建帝王李世民也这么认为。禁锢言论、只留一个传声筒，是恶劣的舆论环境，各个自由主义流派都这么认为。可张维迎不这么看，异于常人，偏偏他还是“自由主义”者，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我可不信。认为可以自由表达的网络时代，就“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算是张维迎的一个天才创见，我要反对，张维迎一定有理由，说真正的穷人是大多数，他们根本就不上网，所以网络意见是少数。张维迎在这耍了两个伎俩，一是统计上的取样，他把取样人群混淆于所有个体，并无耻地将不上网人群当成他的意见的支持者；二是转移对比，他将网络舆论与不存在的全民投票来对比，认为没有涵盖所有个体的舆论是少数。取样数量越多就越接近于真实，这是统计学的基本，是几个“精英”通过官媒发出的声音更能代表大多数还是自由表达的网络更能代表大多数，读了博士的张维迎不会想不明白。应该用网络舆论与“官媒”对比，比较谁代表大多数。其实，张维迎也懂，当他们“签名”的时候，他们能熟练运用，主要是看自己的目的进行取舍。
　　
　　张维迎的演讲他自己用一句话做了概括：“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纵观整个演讲，张维迎的所指是特定的人，特指企业家。关于善待不善待，几年前就有人撰文指出是社会对企业家太“善待”了，已经把他们个别人“善待”成了强盗。却虐待了几十年低工资、为企业积累作出贡献的工人们；虐待了因为“剪刀差”为工业发展作出牺牲的农民们。在此，我不赘言，否则又入了张维迎下的套。张维迎及其主流经济学家的回复完全罔视郎咸平的主旨，避而不谈在“国退民进”中是不是一场权贵与富豪的一场盛宴，在这场盛宴中，权贵与富豪是不是以底层百姓的血肉做佳肴。转移所指，用泛道德的大棒来回击郎咸平的特指，将劫掠国有资产的“企业家”泛化为整个企业家群体，试图将对特定行为的追究引入道德争论的歧途；试图将整个企业家群体绑上战车，以方便他祭起“反对改革”的大棒。确实不要脸，但不得不佩服张维迎及其主流经济学家的战术运用得当。
　　
　　好在事情很快就明朗，顾雏军下狱。张维迎这时面不改色地出来说：“我和他不熟，企业也不太熟”。张维迎完全没必要出来说自己没在床下卖三百两银子，更何况，你都不熟，如此谰言岂不是极不负责任。我认为张维迎不仅与顾雏军熟，而且，根本就是同案犯。
　　
　　在力挺顾雏军后，人物周刊有对张维迎做过访谈。张维迎的语言很有特色，比如用“无赖”、“疯子”、“无耻”等来形容郎咸平就表现了张维迎有市井流氓的语言天赋。但就别人的指责和披露，如果觉得荒谬，那是学理的荒谬，与“无赖”、“疯子”、“无耻”似乎不沾边，有理不在声高，有理不在骂人，张维迎没必要如此气急败坏，在世人面前显现自己一个流氓的本质。张维迎、茅于轼以及他们的粉丝们一贯强调以学者的方法讨论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学者，所以就不以常识和良心来讨论问题。遇到真学者时，知道藏不住尾巴，就不“学者”改为谩骂了。或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及其粉丝们认为郎咸平不够讨论的水平，那就夜郎自大了。郎咸平在世界顶级排名一、二、三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有17篇论文，张维迎别说是一、二、三，连一类刊物都没有一篇发表。也许，讨论不在一个级别上，张维迎不得已而谩骂。
　　
　　谩骂还只能说明张维迎的学术人品和为人卑劣，到不能肯定张维迎就是顾雏军的同案犯，但张维迎的另一句话露出了他的尾巴。他说：我不与无耻的人争论。我想起周老虎周正龙的一句话：“我认为照片是真的”。这句话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说的，这不仅说明照片是假的，而且周正龙本身也是一个道具。尽管在整个造假过程中，周老虎很入戏，但一个人的心理无法保持时时刻刻都做到替代，人的心理有强大的自我认知能力，不可能做到完全舍弃自我而替换为另一个人。“我认为照片是真的”，从心理分析，周正龙不是拍照片的人。
　　
　　再看张维迎的这句话：“我不与无耻的人争论”。在访谈中，张维迎爆出那么多的污言秽语，这肯定不符合北京大学光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身份，在平日里，张维迎断不会是这种表达方式，之所以在访谈中如此，因为情绪激动，有些不受控制，这时候就可能忘记自己入戏的身份，而以“自我”的身份说出一些意料不到的话。“我不与无耻的人争论”就是这样一句。
　　
　　郎咸平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中，并没有说张维迎参与了狂欢，也根本没有打算与张维迎争论什么。顾雏军与张维迎，一个商人一个“学者”，郎咸平恐怕想破头也想不到指责顾雏军会是与张维迎的争论。为什么张维迎会觉得郎咸平对顾雏军的指责是对他的挑衅呢？是因为张维迎身在其中，被击中了要害就不能很好地入戏，自然表露了真实的身份，而说出了“我不与无耻的人争论”这种郎咸平所指的受体说出的话。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郎顾之争”，不过是郎咸平说了一个事实，主流经济学家在承认这个事实的基础上，说要善待他们。

　　张维迎其人
　　
　　茅于轼于张维迎有知遇之恩。1982年张维迎读研究生时，因为参与“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的服务工作结识茅于轼，1983年专程去北京觐见，1984年进京工作后，交往频繁。由于茅于轼的人脉，在茅的推荐和襄助下，张维迎羽翼渐丰。张维迎1990年—1994年就读英国牛津大学，得博士学位后欲在香港大学谋一教职而不得，遂回国任职北京大学。张维迎称茅于轼为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第一人，算是投桃报李，也是卖身投靠，他一个陕北农村出来的孩子需要树大根深的茅于轼的荫庇。而茅于轼正好需要一个洋博士的肯定，抬高他学术的身价。
　　
　　张维迎在力挺顾雏军之后，曾接受过《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如果不了解其人，光看张维迎的访谈，会认为张维迎是一个学术严谨、同行尊敬、道德高尚的人。我摘几段访谈内容：
　　
　　“记者：那一开始为什么不说，才导致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状态。
　　　　
　　　　张维迎：因为一开始我觉得不值得站出来，因为我非常注意学者的公信力。举例来说，法庭双方在辩论，如果你是证人，提出指控，但我的律师证明你曾经谎言累累，那么你的证词是无效的。这就是一个人的公信力的问题。讨论社会问题，公信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缺少公信力的人他对学术是不会严肃对待的，他实际上是在戏弄别人。一个学者要有公信力，首先得有良好的个人品德，其次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我一直认为，学者首先应该修身养性，是一个道德观念很强的人，至少对人文社会科学是这样，因为他的言行会对社会、对公众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做人的品质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上都没有基本德行，连偷鸡摸狗的事他都能干的出，他怎么会成为有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心的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如果你在做人的基本道德上是为人所不齿的，如果没有基本的科学精神，我们历来认为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
　　
　　记者：不管怎样，这种影响确实在老百姓心中是形成了。
　　　　
　　　　张维迎：我相信是短期的，潮水终究会退去的。做为学者，我们更在乎同行的评价。在学术界，有些规则大家都是了解的，而你什么样的人，我们也都是了解的，国内外经济学术界的沟通很多。其实大部分民众，他们也将会更加成熟，当他们发现了解某些人在学术界缺乏基本的公信力、为人所不齿的时候，难道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对不起，我只能用相对抽象的话来表述。因为不愿意过多的去说。
　　
　　记者：前几天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公开承认在国企改革中的资产流失问题，以及近期出台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堵漏”措施，你怎么看？
　　　　
　　　　张维迎：这个问题早就谈过，我自己曾经就负责过北大的企业改革，我知道怎么回事。关键是站在什么角度看问题。正因为这样，才更要加快改革的步伐，而且这也不是今年才存在事。有人利用这个问题去否定改革。 还有也许你的判断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什么叫流失？能不能定义清楚？
　　　　
　　　　记者：那为什么国内的经济学家就不能以同样的学术方式在数据上直接反驳呢？
　　　　
　　　　张维迎：我刚才说过了，用数字唬弄普通人是最容易唬弄的。……我相信社会主流的经济学家都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因为没有社会责任心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流，否则，这个社会就乱套了。”
　　
　　引述比较长，我将张维迎的要点概括如下：学者要有公信力，他张维迎是一个有公信力、道德高尚的人，郎咸平是一个“偷鸡摸狗”没有公信力的人，学者的言论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国内外的学者对张维迎他评价很高；不承认国有资产流失；他张维迎这样的经济学家做研究和下结论是不用数据的；主流经济学家具有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
　　
　　先说评价，国内的几个主流对张的评价确实拉风，但香港的郎咸平认为张很差；丁学良也认为张不入流；邹恒甫自认为是三流经济学家，给张维迎评为九流。邹恒甫是中国第一个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的经济学家，在国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了40多篇宏观经济学的论文。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SSCI检索结果，仅因为邹恒甫所发表的文章，就把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排名从十几位提高到第三位。就学术地位而言，以上三位都具备评价张维迎的资格和水平，张维迎认为得到国内外的认可那是他欺瞒外行。张维迎和茅于轼的隐形班主张五常也说过：“张维迎没有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言下之意不明而愈。在访谈中，张维迎不承认国有资产流失，但在另外的场合又承认流失的事实，并给出了60%多的模糊数据，那就是说流失了30%以上，不知道在张维迎心里流失多少才称心。张维迎觉得数据是糊弄老百姓的，可你糊弄老百姓总得拿出点东西吧，变魔术也得讲究手法身形，就凭你张维迎自己说有“社会责任感”那可不算，汪精卫还说曲线救国呢。况且，张维迎还是个学术道德败坏的真小人。
　　
　　 转一篇邹恒甫先生揭张维迎一系列造假的帖子：
　　一：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时间造假
　　
　　　　光华官方网站上的张维迎的中文简介，从中可以看到“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 1994年获博士学位(D. Phil.)”（见附件一）。这个简历是张维迎的没有当上光华正院长以前的。他当上光华正院长后的中文简历是。其中教育背景部分已经把“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 1994年获博士学位(D. Phil.)”部分变成“1990.09-1994.08 ，牛津大学读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他当上光华正院长后的英文简历是，其中仍然是“He received his M. Phil. in economics in 1992 ”（见附件二）。
　　
　　　　牛津大学学位授予办公室主任Dr. David Brown 提供的证明文件（见附件一）显示张维迎是在1994年7月30日获得硕士学位。
　　
　　　　因此，张维迎简历中“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存在造假。
　　
　　　　二：获奖信息造假
　　
　　　　光华官方网站上的张维迎的简历中提到他在牛津大学时期获得的一个奖：“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对于该奖，在张维迎回国早期的几篇论文中的唯一一篇带有详细个人简介的论文《从现代企业理论看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与市场,1995,(2)）的小传中有如下文字：“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1992年因对企业理论研究的贡献，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该奖为牛津大学所设的唯一的经济学研究生论文奖，每年授一名）”（见附件四）
　　
　　　　通过Google搜索发现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Robert Shimer在其个人简历中也出现了“1992 :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M.Phil. thesis and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written exami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Shimer 教授是耶鲁大学的学士，牛津大学的硕士，MIT的博士，现在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学顶级刊物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主编之一。
　　
　　　　根据张维迎论文的简介中描述的“每年授一名”。可以推断张维迎和Robert Shime教授肯定有一个人说了假话。因为张维迎自称“每年授一名“的奖不可能同时授给两个人。
　　
　　　　本人致信Shimer教授，询问他是否得到1992年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M.Phil. thesis，Shimer教授回信表示他可以确认他自己获得了1992年的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M.Phil. thesis 和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written examination 两个奖。对于张维迎是否同时也获得了1992年的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M.Phil. thesis，Shimer教授表示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清楚（见附件五）。
　　
　　　　因此，张维迎在获奖信息上造假：要么他和Shimer教授同时获奖，该奖就不是“每年授一名“；要么他根本没有得奖。
　　
　　　　三：编造不存在的书作为自己的著作：
　　
　　　　在国内出版的张维迎的博士论文英文版（收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博士论文集》，1995，）的简介中（见附录六），张维迎提到自己出版了一本著作《中国经济转轨》（与易纲、迟福林合编，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牛津大学出版社书目查询的地址：Sch上进行检索，未发现这本书。用百度和Google搜索此书，在国图和上图搜索此书，在易纲、迟福林的个人简介都没有发现这本书。
　　
　　　　 因此，张维迎编造不存在的书作为自己的著作。
　　
　　　　四：盗取他人的贡献
　　
　　　　张维迎在90年代中期开始在自己的简历中鼓吹自己是双轨制价格理论首创者（见附件四），2007年9月，张维迎要求莫干山会议主报告执笔人徐景安先生证明自己是双轨制价格理论首创者。徐先生以事实驳斥了张维迎。张维迎以谈话的知识产权为由，拒绝徐景安先生将双方关于双轨制价格理论首创者争论的谈话公开。 2007年11月，《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在徐景安先生访谈的编后加了一段文字，把张维迎吹捧成双轨制价格理论首创者以误导大众，徐先生写澄清文章，而该报不予发表。为还原历史，2008年3月，莫干山会议主报告执笔人徐景安先生撰文回忆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由来，对张维迎的盗取别人贡献的行为进行了揭露 2008年9月，在《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对张维迎的专访中，张维迎更是以双轨制价格理论首创者自居，对于自己在莫干山会议上的表现大肆吹嘘，引起媒体和众多学者质疑.2008年10月，当年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双轨制的华生、高粱和张少杰撰文对张维迎篡改历史、造假欺骗的无耻行为进行了深刻揭露.
　　
　　正如张维迎所说，一个学者的公信力来源于个人修养和道德观念，一个处处造假的“学者”实在谈不上“道德观念很强”，上述造假也就是张维迎所说的“偷鸡摸狗”，一个平日里偷鸡摸狗的宵小，再怎么说自己有“社会责任感”，恐怕除了他自己，他老婆都不会相信。
　　
　　张维迎在指责郎咸平时说过：学者的言论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影响有正有负，所以学者应该谨慎。既然张维迎这么懂道理，可自己做的事却蛮不讲理，先是呼吁要善待顾雏军，顾雏军事发后，又出来撇清自己说：与顾雏军不熟，对企业也不熟。你张维迎既然都不熟，又明白谨慎发言的道理，就不怕产生负面影响吗？你的社会责任感又怎么体现呢？说到底，张维迎就是顾雏军乃至所有富人的一条狗。做狗大概张维迎有不得已的原因，因为张维迎没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而偏偏混迹于“学术”江湖中，尽管认了茅于轼为老大，但这个老大本身就浪得虚名，是个学术骗子，不能在“学术”江湖中给予实际帮助，至多给张维迎成为经济新闻人提供舞台。所以，就只好追随茅于轼一起成为权贵们的两条尽职尽责的好狗了。
　　
　　张维迎有一本《企业的企业家》，主流经济学家张曙光对此书佩服的五体投地，茅于轼将此书捧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最高水平。不知他二人是否真读了，但北大公共管理学院余斌教授是真的读了。而且验证了张维迎在书中第139页给出的公式，发现竟然是假的。把数字代入张维迎自己给出的公式一算，得数居然是负数，与张维迎自己的结论完全相反，随后的重要推导和结论都不能成立。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造假。
　　
　　没有学术能力，大致可以理解张维迎做狗的献身精神。同时，也从另一方面找到他“牛津博士”真假的佐证。一直以来，都有说张维迎的牛津导师没有给他博士文凭，张维迎的博士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颁发的，据牛津大学学位授予办公室主任Dr. David Brown 提供的证明文件显示，张维迎是在1994年7月30日获得硕士学位。也于同年回国，在时间上，不可能来得及得到博士学位。最有可能就是美国出于政治的考虑，给了他“博士”。

　　原形
　　
　　没有证据证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天生就是魔鬼，也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具有与生俱来的、祸害中国人民的天性。尽管有不少论者认为，张五常肩负英美的特殊使命，将香港作为桥头堡，抱有渗透进而颠覆中国国民经济的目的。我觉得不大可信，中国经济崩溃，势必会产生社会动荡。在世界经济犬牙交错、互相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今天，中国的社会动荡，一定会波及全球，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张五常为何会强力推进伤害社会公平和正义、给社会造成隐患的“改革”建议呢？我认为不外两个原因。
　　
　　一是学者的精英意识使然。特别是人文科学的学者，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这是学科本身对他们的要求，因为学科的理论和结论都不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支撑理论的框架很大程度来源于学者的自信。自然科学家一般很难产生自己是一个超人的幻觉，是由于自然科学家在今天要有一个小小的进步，都离不开前人的积累，必须是在以往的基础上向前逐步推进。而社会人文学科，有些分支完全可以斜刺里插出、独树一帜，特别是经济学领域，许多都是平地起高楼，自创一套“经济学”理论。能够自创“理论”的，大多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和天才观念，他们一般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有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冲动和使命感。而自诩为“精英”的天才观念也妨碍他们以普通人的方式思考，以至于弄出些违背常识的结论，还怪别人不懂他的“经济学”，或者干脆就以上帝的身份来对待芸芸众生，从根本上忘记了经济是什么，发展经济是为什么。张五常狂妄到无知的状态，似乎有点这个味道。
　　
　　二是利益集团的推动。我不大相信张五常负有美国的国家使命，但相信张五常负有美国国内或者国际利益集团的特殊使命。利益集团与张五常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双向选择，张五常利用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基金会资助的大学、研究所来传播和发展他的的理论，借助跨国公司的利益集团来推动理论在全球的实践。这完全符合“经济学”的学科个性和经济学家的天才观念。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其实践能给跨国利益集团带来切实的利益，通过学者来宣传和推进，更有说服力，跨国利益集团当然乐意为之。
　　
　　英国女学者诺瑞娜•赫兹写过一本书《当企业收购国家》，在书中有说：在目前全球100大经济体中，有5 1个是企业，只有49个是国家。当企业的势力、财力胜过国家后，全球化带来的到底是福是祸?我们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这些都是未知数，但在这未知之中，隐隐藏着忧虑。
　　
　　企业存在的意义就是利润最大化，追求最大化的利益回报股东，它们没有共同发展、资源合理搭配的义务和责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承认这点，但以为“看不见的手”会伸出来调节使之合理，而这只手是通过“比较优势”的路径来调节的。“比较优势”正中跨国利益集团的下怀。“比较优势”就是要求各个国家各安天命，在现实的市场格局下做自己看来短期内有利的事。比如，工业落后就种粮食，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我国人多，就绑死在代加工这棵树上，我们发挥资源和血汗工厂的“比较优势”，而让戴尔、阿迪达斯去发挥品牌和通路的优势。“比较优势”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从长远而言，则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在这种“比较优势”的发展下，后发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当资源耗尽、血汗流干，又没博弈地位时，就只能仰人鼻息。跨国利益集团最爱“比较优势”，此理论帮他们开拓市场、扫清竞争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高枕无忧地获取垄断利润。发达国家也青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比较优势”，这能让他们保证自己的国际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向中国、印度、南美、东欧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而自己进行政府干预的原因。
　　
　　发达国家和跨国利益集团的推动，基金会资金的资助也是张五常疯狂的主要原因。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将违反常伦、违反常理的“经济学”当成不可置疑的真理，则是多方面的原因。

　　客观现实促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主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几十年的实践中，流于破产，使得中国的经济学人急于摆脱政治经济学的束缚，寻找新的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破产是必然的，因为中国人没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门科学来对待，而是当成了经书，一字动不得、一字改不得，所有的理论都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注解，所有的实践不脱政治经济学的藩篱。一门形成于几百年前、德国人的经济学理论，用来作为中国人经济生活的标准，想不把中国人逼到绝境都难。所以，我很能理解经济学人另觅出路的心情。
　　
　　国门初开，先是凯恩斯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挤了进来，本来应该是带有政府干预理论的市场经济更容易被中国现实社会的接受，但正因为政府干预带有计划经济的元素，中国经济学人的逆反心理，使得他们本能地拒绝。而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由于中国经济学人不求甚解的态度，并不能掌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四个字也帮不少忙，中国经济学人被禁锢的时间长了，看到“自由主义”就忍不住生理冲动，根本不理会新自由主义经济与“自由主义”是不是一回事。
　　
　　知识结构和人文精神的欠缺，是中国经济学人拥抱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另一个原因。现在风头正劲的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张曙光、盛洪等都是从政治经济学起步，当他们与茅于轼接触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时，那种震撼只能用五雷轰顶来形容，他们根本看不懂满是数学符号推导的经济学。就如纳什，一个数学家，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数学已经深深根植与经济学中了。由敬畏而生崇拜。而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高深完了又很浅，浅到用“看不见的手”解决一切问题，浅到什么也别做、一切交给市场就万事大吉。
　　
　　深，使自己显得有学问；浅，学个三五天就可做大师、行走江湖摆场子卖艺。当然新自由主义经济会成为首选。不一定主流经济学家个个都是江湖骗子，说不定有个把是真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当成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那就是囿于知识的缺陷，吊死在了现实中不存在的静态供需曲线上。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大师：弗里德曼、哈耶克、欧根都不赞成不受束缚的自由放任的“丛林法则”，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走向极端，甚至扬言要牺牲几亿人呢？这就是中国社会整体出了问题，几十年的洗脑教育，批臭了西方的人道主义，埋葬了中国的仁义道德，剩下了残忍与暴戾。张维迎、张曙光、盛洪等是在这个教育环境中长大的，而厉以宁与茅于轼则是以牙还牙的报复。
　　
　　外力的作用也是一个原因。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传知行经济研究所得到资助“就包括福特、CATO Institute、企业基金会(AEI)、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亚当斯密社 Adam Smith Institute、开放基金会（索罗斯的那个）、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直接或间接），大部分都是右翼社团或者特殊使命社团”。他们也许不会有明确的指令，但一定会通过有选择的交流和有目的的探讨来推销对他们有利的理论。至少他们要对得起基金会的股东。
　　
　　利益驱动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堕落的最主要原因。
　　
　　2008年12月，当黄光裕刚被拘捕时，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说，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2009年1月就因黄光裕一案涉嫌受贿被双规。所谓无利不起早，察其言观其行，权钱交易几乎摆到了台面。同样是摆到台面的张维迎却是无惊无险，在郎咸平质疑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时，张维迎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声嘶力竭地骂大街，最后，全身而退。零风险的利益驱动下，主流经济学家不成为贪婪的狼、乞怜的狗，那才是咄咄怪事。
　　
　　在公有制的国家，推行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极端的市场化，在法律缺位、保障机制缺失的社会环境中，疯狂进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其中流失的国有资产，有多少进了他们的腰包？主流经济学家到底从权贵的餐桌上分到了多少美味佳肴？要说没有利益，除非主流经济学家通统丧失了人性和理智，才会鼓吹牺牲几亿人满足少数人的享受很有必要。
　　
　　就是这个要牺牲几亿人的厉以宁，利用证监会的身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他的家族聚敛了巨额财富。几次人大代表提案调查他财富的合法来源，均无功而果。而那些虏取了巨额国有资产的权贵们，也都袋袋平安。这是主流经济学家伙同权贵对中国几十年积累的一次瓜分和掠夺。“新自由主义经济”不过是一个幌子。
　　
　　中国，魑魅魍魉四处横行。
　　
　　二、叶公
　　西汉刘向《新序•杂事》：“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学术耶利益耶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赵农，初学医，后师从谷书堂入经济学的门，谷书堂一辈子都以“政治经济学”的武功混迹于学术江湖，赵农在谷书堂处学徒期满后，转投茅于轼的门下，改换门庭后开始用极端而扭曲的市场经济蒙事，本来学的就是“政治经济学”，却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进行课题研究，牛头能对得上马嘴还真奇了怪，所以赵农就按茅于轼“不需要保护耕地”的结论凑了一个课题报告，就是“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赵农即是此课题的项目负责人。
　　
　　赵农是怎么从“政治经济学”转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脑子的弯是如何转的，看起来很吊诡、不可思议，想通了“利益”二字就好理解了，不仅赵农如此，他的导师，鼓吹了一辈子“政治经济学”的谷书堂又何尝不是。中国的知识人，在利益面前，往往骨头就酥了，膝盖就软了，迫不及待地给强势者下跪，一般强人还没提示他，他就主动地请求下跪的权利和待遇。1949年，建国后的第五天，中国当代最有学问的哲学家冯友兰，就呈书圣上，检讨自己过去《中国哲学史》的错误，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写《中国哲学史》，圣上很明白这些知识人的投机，就回信冯友兰，告诫他做人要老实。批林批孔时，终于逮到机会，做了一辈子孔孟信徒的冯友兰反戈一击，成了批孔的骁将，狠是露了一把脸。“四人帮”玩完后，冯友兰又换一套衣服，成了尊孔的宿儒。变来变去，没一点迟滞和心理负担。“文豪”郭沫若，建国后表过同样的态，说过去他的所有文章都毫无价值，可以一把火全部烧掉，如果真没有49年以前的文字，郭沫若还真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在利益面前，中国的知识人都善于变化，这个利益，是金钱、待遇、地位、声望等等的集合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谷书堂，则是当世的变色龙。
　　
　　谷书堂，195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并留校任教，同年入党。一个1950年入党的知道分子，如果没有做昧着良心的事，那起码也是个激进的愤青，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一定比别人站得高、立得稳。几十年来，谷书堂著述甚丰，著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政治经济学家（社会主义部分）》、《对价值规律与价值决定的再认识》、《商品经济与发展中的新体制》、《社会主义价格形成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论》、《经济和谐论》等等，总之，都离不开社会主义，甚至一“和谐”，都能写一本《经济和谐论》来应景。看谷书堂一生的追求和著述，很容易以为他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尽管也会用“经济和谐论”来拍拍马屁，寻求政治依托，总不失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其实不然，任何学术，在中国的知识人眼里都不过是捞取利益的、可资利用的手段。在利益面前，谷书堂照样可以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为他服务，将歪理叙述得头头是道。
　　
　　2002年，《南开经济研究》第六期，谷书堂与王璐联名发了篇文章：《价值创造、产品分配和剥削关系的嬗变》。其中有段：“劳动者的劳动以企业为生产单位，个别劳动并不能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还必须经过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换这种迂回曲折的道路，才有可能转化为社会劳动。只有当企业通过销售产品取得收入后，在企业范围内才能实行按劳分配”。简单一句话就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没销售出去，工人不能拿工资；只有产品销售出去拿回了货款，工人“在企业范围内才能实行按劳分配”，领取工资。马克思认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资方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资方没有将工人的劳动力折算成股份让工人入股。劳动者与企业或者说资方是平等的交换关系，企业或者资方是按一定的市场价格购买了劳动力，并不会因为企业的获利多少与劳动者分享利益，劳动者也没有承担企业或者资方因为经营不善产品滞销的责任，更没有与企业或者资方承担破产的义务。为何谷书堂会写一篇不符合既马克思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理论的“欠薪有理”的文章呢？这就是利益使然。
　　
　　按照谷书堂的说法，企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拖欠工资，既可以产品没销路。也可以没赚钱来搪塞，反正企业最后没完成交换，工人是不能进行分配的。这是恬不知耻地为富人为强人说话，为企业为强势群体剥夺劳动者的正当利益寻找的歪理。谷书堂说这样的歪理有利益吗？有，富人和企业会给他提供研究经费，而且找一辈子“马克思”的“经济学家”更具有欺骗性。
　　
　　在工资问题上，茅于轼有一很著名的论断，是说：工人几十年没涨工资，维持在1000元左右是很低，但是市场决定的，没什么好抱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家在工资上完成了对劳动者的合围，他们的默契配合，就双方各持的理论来看，根本没有契合点，那只能是资本和利益将他们绑在了一起。
　　
　　在对改革三十年的总体评价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谷书堂也达到一致。比如张五常就说现在是五千年最好，茅于轼也认为最好，但遗憾没有更好，没有完全抛弃社会福利和政府干预，没有彻底市场化。但在功劳上则存在分歧，茅于轼认为每一步改革的进步，都是自由主义经济的胜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推动，其间的错误，是没有彻底市场化。谷书堂却不这么认为。
　　
　　2008年，谷书堂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如何看待改革进程中的分歧和争论》。其中一节的标题就是：“改革并没有背离社会主义方向”，文中有段：“有人甚至认为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走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我认为这个论断是不能成立的。”谷书堂的结论与茅于轼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结论截然相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改革的成果是来自对社会主义的抛弃，抛弃的越彻底则越成功，而且功劳属于他们。谷书堂则认为改革没有背离社会主义，功劳属于他。对同一个事物，对事物的结果达成一致，为什么对产生的原因各执一词、意见迥异呢？到底谷书堂对还是茅于轼等正确？
　　
　　无所谓对错，政治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他们眼里，都不过是一个婊子，谁给钱就让谁上，他们不过是霸占这个婊子来谋取自己的利益。
　　自由的陷阱
　　
　　秋风写了篇给茅于轼贺寿的文章《绅士茅老》。秋风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对他的介绍一般是这样的：“秋风，独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普通法宪政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目前已出版著作三种，译著十余种，主持翻译出版《奥地利学派译丛》五本。在《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中国经营报》等报刊开设专栏”。秋风算得上中国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之一，对自由和民主有着深入的思考和精辟的见解，对主流经济学家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批判。
　　
　　秋风在《用市场信念拯救不了市场》一文中，指出了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错误的要害之处，同时分析了造成他们如此食古不化的内在原因。他在文中写道：“今天，并没有几个人当真地认为中国应当回到计划体制时代，这不是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大多数人的疑问其实是：市场化为什么给大家带来了现在这样的结果？比如，收入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有企业的权贵化改革，以及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等等。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够使现在的这个市场更好一些？”在分析主流经济学家不屈不饶地鼓噪“市场经济就是好、就是好”的内在动因时，秋风写道：“不过，主流经济学家差不多都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那时节，他们为了反驳坚持计划体制的种种理论、学说、信念，要从各个角度论证市场的好处。这项工作当然具有很大意义，市场具有好处，终于成为常识。但不幸的是，这一工作似乎形成了一种知识惯性。关于市场具有的种种好处的知识锁死了他们的心灵，他们由此形成了不择手段实现从计划体制向市场制度转轨的心态。”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应该是主流经济学家仰仗权利推行市场化过程中，他们从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所以就不惜违背常识，“新自由主义经济”成了他们的幌子。
　　
　　秋风对事是理智和清醒的，对人性的邪恶则估计不足，还是同一篇文章：“主流经济学家却只是反复地对人们申说市场的好处。在人们迷信计划的时代，这样的论说是必要的。在市场信念确立之后，主流经济学家似乎没有及时地转轨。他们诚挚地为市场辩护的发言，让人有一种时空错置的荒谬感。人们会问：你把市场说得天花乱坠，中国的现实又是什么样的？”秋风以为主流们是诚挚的教条主义者，然而，世界上绝无可能不同年纪、不同的受教育背景的主流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教条了。如果全“教条”了，一定有其他原因。
　　
　　秋风在《中国经济的暴力化倾向》一文中，清醒地指出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变态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权利与资本结合而产生的怪胎，暴力拆迁被政府默许，是利益共享的结果。但秋风没进一步考量主流经济学家其间起的作用，或者假设主流经济学家看不到这点。在另一篇《“主流经济学家”的逻辑》中，则点中了主流经济学家的死穴。这篇文章分三个小节，分别是：权利经济学、谁的收益最大化和财富的道德属性。在“权利经济学”中，秋风善良地认为主流经济学家怂恿企业家收买、勾结官员实施腐败，是为了实现“私人财产权、自由市场、法治及宪政”的次优选择，以为主流们目的正确，但过于乐观。在第二小节“谁的收益最大化”中，分析了使用“腐败”做润滑剂的赎买式改革，只会强化管制。我抄几段秋风的文字：
　　
　　“相关官员很快就会通过经验学习到一点真理：维护和强化管制就是他实现自身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策略。他之所以能够在政府发给的薪水之外获得灰色乃至黑色收入，仅仅因为自己掌握着管制权力，权力越大，权力的灵活性越大，他的寻租空间就越大，贿金收入也就越多。”
　　
　　“它绝不会把一项管制作为一个整体一次性出售，假如这样，他就是在自断财路，就绝不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的最优策略是每次只针对单个企业家，出售管制制度的一个例外特权。”
　　
　　“依据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预设，恰恰能够证明，腐败将会把一个社会锁定在腐败的死胡同之中。企业家群体以及整个社会沿着看似能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最终却大幅度增加整个社会交易成本的危途狂奔。这些企业家的活动空间确实扩大了一些，但是，相关政府权力似乎并没有缩小，原因在于，这些企业家所得到的活动空间，不是制度化的，而仅仅是管制制度的例外。”
　　
　　在“财富的道德属性”中，秋风指出负有“原罪”的企业家或者富人，会成为自由民主和市场化的最大阻力，他们必须依靠权利来保护自己。
　　
　　秋风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多于赞赏，可他为何会给主流的象征性的老大茅于轼贺寿呢？由于他的《绅士茅老》，使我格外注意了他的另一篇文章，《社会自治有待新绅士阶层》，从中读出了秋风的精英意识，正是源于相同的“精英情结”，使得“自由主义”的秋风选中了茅于轼，茅于轼口不离“自由主义”，也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上篇说的对暗号。
　　
　　在《社会自治有待新绅士阶层》中，秋风以为，宪政的基础须有社会广泛的自治作为支撑，而实现社会广泛自治得依靠绅士群体。49年之后，绅士群体在中国已不复存在，80年代后，新的绅士阶层正在形成，中国需要新的绅士阶层发展和壮大，由绅士领导人民去实现民主宪政。什么人才有绅士风度？秋风这样解释：“表现出绅士风度的一个前提是必要的财产。一个人如果不能解决自身的生计问题，恐怕难有余裕关心、从事公共事务。而且，如果他每天都要为生计发愁，恐怕也难以有一种宽和的心态，难以从容地与他人进行理性的讨论。相反，他们可能有太多的怨恨，太强的报复心理，而这是与民主、自治的精神气质不相容的。”这逐渐表露出了秋风的傲慢，在秋风看来，民主、自治的精神气质取决于一个人财产的多寡。那么，绅士群体由什么人所组成呢？秋风认为“商人、退休官员、专家、公共知识分子等成为绅士的机会是相对最高的”。在民主与宪政的理解上，秋风与茅于轼取得了共识，茅于轼认为社会必须由精英来治理，两者都从自由民主和宪政出发，相遇于精英治理的专制。正如我前文所述，社会学科的学者主观意识强烈，很容易因为知识的掌握而产生傲慢的优越感。
　　
　　然而，世事并非符合秋风知识人的傲慢心理。推倒东欧民主变革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瓦文萨，他不过是一家造船厂的电工，所受教育只是小学和职业教育，没有财产保障他从事民主运动，也没有傲人的学历，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领导团结工会撬动东欧变局的门缝，并通过民主选举成为波兰总统。
　　
　　1955年，发生在美国的争取黑人人权运动，也不是哪位有财产、有知识的精英或者绅士发动和领导的，直接导火索是一个叫罗沙•帕克斯的黑人妇女，她是一个裁缝，她得为生计而奔波，没有因为她是一个穷裁缝而被上帝剥夺了自由、民主的精神气质。领导这场运动的马丁路德金，出生于牧师和教师家庭，没有显赫的出生，也无傲人的财富，也不在秋风先生定义的绅士行列。
　　
　　中国自1911年共和以来，人民享有自由的广泛程度，既不是由大商人、大律师、大知识分子组成的国民政府最深，也非当今精英遍天下的天朝最广，而是在草莽出生的北洋军阀掌权期间，人民得到了相比较而言最多、最广泛的自由。我们常常嘲笑曹锟贿选的荒唐，但另一方面，我们不是能看到议会的权利，以及曹锟骨子里对议会的尊重?国民政府和天朝政府，有哪一个选举比曹锟贿选更接近于选举真实？在我国最高权利机构的人代会，有谁敢投最高领导人否决票，即使投了，又会有什么实际效果？我们现在的荒唐是，根本都不用“贿选”，权利安排一切。
　　
　　以上事例说明，自由、民主和宪政的精神气质，并非商人、退休官员和知道分子们所独有，以精英或者绅士来代表人民争取自由与民主，恐怕结果更糟。发生官商结盟、官与知识人的结盟、知识人与商人的结盟将无法避免，后果也就是秋风在其他文章里说的，腐败加剧，结盟后的共同体为保住既得利益，一定会阻碍自由、民主和宪政的推进和实施。秋风能清醒地看到这点，却看不到绅士治理和精英治理的反民主、伪自由的本质，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吗？

　　实现自由的手段
　　
　　秋风是个睿智而广博的学者，同时又是复杂而矛盾的集合。他崇尚自由主义，但又不能将每一个人作为平等的个体来对待，寄希望于具有超人性质的绅士阶层的出现，以及绅士阶层作为头羊来引领羊群。他崇尚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是实现宪政的基础，同时又反对民族主义，坚持象“欧盟”那样，中国应该抛弃民族主义立场，而走世界大同之路。他能敏锐地看到中国目前的新自由主义的偏差，以及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伤害，但善良地以为是“自由主义”者们的教条化。而中国的宪政道路所能指望唯有他们——商人、退休官员和知识人。
　　
　　1911年建立的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宪政共和国，但似乎近一百年来，宪政与我们渐行渐远。秋风认为是传统文化被破坏，使得宪政缺少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宪政秩序无法正常运转，而五四运动则是摧毁传统文化的罪魁祸首。他在《从泰国经验看五四运动的错误》中说：“从泰国、印度的经验来看，再加上日本、韩国的经验，当然还有美国等国的经验，可以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整个是一个错误，一个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的错误”。秋风分析泰国与印度的宪政运转的原因是因为宗教，宗教保证了社会的平稳过度。日本与韩国受儒文化影响，并没有很深的宗教根源，但秋风放过了这节，没有分析宪政的原因。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可成为民主宪政的保障姑且不说，就五四运动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结论，我不以为然。
　　
　　对一个运动的定性，我以为不能以官方的调子为准，而应该多读当时的文献，从文献中进行多视角的分析。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没有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一时期，呈现了一个短暂的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有代表旧文化的章太炎、杜亚泉、林纾，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许多无政府主义的流派、以及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旗手，陈独秀和胡适。陈独秀反对“三纲五常”，但坚守传统文化的精髓，曾说：“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及忠恕之道不可取”。胡适提倡新文化，同样不反对传统文化。1921年在《东方杂志》撰文“研究国故的方法”，提出用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等几种方法，可看出胡适不仅提倡传统文化，自己也对研究传统文化颇有心得。同年11月，在《教育杂志》发表“中国哲学的线索”一文，从老子、孔子、墨子一直贯穿到宋明理学，说是线索，当可看成对中国哲学的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量文章是对自由、民主和宪政的启蒙和传播，反对传统文化中的“三纲五常”是为自由民主的理念扫清障碍，没有主观摧毁传统文化的故意，也未取得摧毁的客观效果。我认为秋风的判断是错误的。
　　
　　这一时期，章士钊、高一涵等人对自由、民主和宪政的阐述，当代诸君也只能望其项背，而不能逾越。特别是民运人士起草的“县长”，理念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所以，我与秋风的观点相反，正是精英集体扼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宪政道路如此艰难。
　　
　　先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聚集了一批时贤，在打倒了北方军阀后，计划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来实现共和国的宪政。军政即为军事管制，其中的自由与民主的成分自不必说。训政则是将政党当成了人民的保姆、人民的教师、人民的守护神，教人民怎么做主人，训导人民这个阿斗。也许，孙中山怀有善良的愿望，但通过邪恶的手段一定会得到邪恶的结果。历史告诉了我们，训政的结果是一党专制的独裁。后来，另一档团结一批反独裁争自由的精英推翻了国民党，他们同样认为人民是愚蠢的，需要他们来代表，进而把自己当成了人民的母亲，那么，孩子是没权利向母亲要民主的。人民被精英团体反复训导和教育，自由和民主却越来越少。摧毁传统文化的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当今的天朝，它将传统文化当成封建糟粕，连同“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及忠恕之道”一起抛弃。
　　
　　秋风从宪政而联想到传统文化，而怪罪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毁了传统文化，似乎离题太远，其实不然，秋风是要说，因为传统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国少了绅士阶层，也就是古时候的士人阶层，而这一阶层正是宪政民主的推动者和领导者，所以，中国的宪政道路维艰。
　　
　　马克斯.韦伯有一篇《论中国士人阶层》，将不以财产和血统、以知识进入权力系统的官员任命体系与印度等世袭制进行对比，罗列了士人的几种生存状况，特别揭示了士人作为“策士”的本质。“策士”是为雇主，即皇帝、诸侯和大臣服务。士人在有限的权力空间里并不可为所欲为，他被终极裁判、他的雇主所束缚。这时候的士人，或许能代表人民，因为人民的利益也是“雇主”长远的根本利益。秋风想在现代社会寻找一个士人阶层，也就是他说的绅士来代表人民。不管存不存在这样一个阶层，他们不可能会代表人民，古时候士人有“雇主”对其约束，而在没建立宪政的当代社会，“绅士”们进入了权力机构，他们自己就是皇帝、自己就是国王，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不受任何人的约束。结果必然就是孙中山走过的路，走到精英专制。
　　
　　秋风以为绅士能胜任牧羊犬的工作，可以带领羊群走到“宪政”，所以他要寻找一个绅士群体的代表，所以相中了茅于轼。姑且不说绅士民主的终点是人民不需要的精英专制，单单茅于轼也不是秋风心目中的绅士，他不符合秋风给绅士下的定义，其在《绅士茅老》中的描述，只是秋风的理想，而不是茅于轼其真身。
　　
　　《绅士茅老》中说：强烈的公共精神是绅士的标志性特征。秋风认为茅于轼有此特征，我认为没有，茅于轼自己都说自己没有，他说“为富人说话”，就已经失去了公共性，仅代表某一个群体。茅于轼所有的行为，同样不具有公共性，所有的指向都是服务于房地产业。秋风界定绅士的另一个特征是“绅士必有价值担当”。茅于轼的“就是歧视穷人”、“一年5000亿腐败是小事”毫无道德观念。秋风对茅于轼的风度欣赏则令人不解，秋风在文中说：“但面对不解，甚至谩骂，茅老始终心平气和，并且十分认真地针对哪怕是荒唐的论点讲道理。他具有绅士的那种文雅气度”。我可从来没看到茅于轼解释过他荒唐的理论，没有给出过论据与结论之间的逻辑解释，发表言论时没给过，面对质疑时还是没给过，从来都是真理在握不屑一提的傲慢。面对谩骂，茅于轼何尝有过风度，他都是选择回骂，“分析网上的骂人”将对他的质疑统统归结于没有文化、缺乏教养。完全没有一个学者应有的理性。不知有心还是无意，秋风重塑了一个茅于轼，把一个什么都不是的茅于轼塑造成了理想中的“绅士”。
　　
　　秋风是为找“绅士”而造“绅士”，绅士民主、精英治理的想法很危险，是对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的背叛。

　　骄傲的猴子
　　
　　忘了是克雷洛夫还是伊索寓言里有一则“骄傲的孔雀”，说是一只孔雀觉得自己很美，看不起其他的鸟，那些鸟啊青蛙啊，就都不理它，这只漂亮的孔雀最后郁郁而亡了。我也模仿做一寓言“骄傲的猴子”，说是有两只很有语言天赋的猴子，它们不仅会说猴语，还学会了说人话。猴子自由惯了，天生就是自由派，就常常代言人类争取民主与自由，人类很喜欢他们。可有一天，人类指责一只老猴子嗷嗷怪叫很难听，这两只聪明的猴子就急了，觉得人类侮辱了猴群，只有高贵的猴子才知道什么是人类的利益，人类不应该指责高贵的猴子。
　　
　　要在现实中找到与寓言对号入座的话，茅于轼很像那只老猴子，两只聪明的猴子当属张鸣与笑蜀。
　　
　　当然，张鸣不是猴子，张鸣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张教授在本专业领域造诣颇深，分析和判断都是以史料为依据，以理服人。最近写了篇《用板子打五四运动不靠谱》，反驳秋风先生的《政治改革没必要摧毁传统文化》，从多层面说明五四是一场自由民主运动的先声，是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复兴而不是摧毁。对秋风先生的无知，张教授并没表现得盛气凌人。即使对“当年明月”讲的不靠谱的明朝的那些事儿，张教授也表现了理解和宽容。对自由民主的思考与鼓吹，都闪现着思想者的光辉。张教授的作文写的好，干净、不啰嗦。笑蜀的作文就很难看，尽管是大名鼎鼎《南方周末》的评论员，但行文拖沓，读起来很吃力。可能笑蜀人好激动，一激动又管不住自己，往往一篇作文从头到尾都慷慨激昂，支持他慷慨激昂的论据散落而隐藏在他激昂的语句中，要找到它们得细心阅读，而通篇高潮迭起的“激昂”让人很费精神。就文本而言，我不大喜欢笑蜀的作文。然而，笑蜀表现了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评精神，对几乎所有的公共事件都站在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进行了批评和文字干预，尽管用词激烈，但绝非强词夺理，都是摆别人的事实，讲自己的道理。这得到我相当程度的尊敬。所以，笑蜀也不是猴子。
　　
　　然而，读了张鸣的《那些攻击茅于轼的伪穷人立场》、笑蜀的《“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之后，我一度怀疑是不是别人冒名之作。从文本来看，“攻击”一文依然干净、利落；“炮打”一文还是拖沓、激昂。但文章的内在理性荡然无存，“攻击”一文一改张鸣摆事实讲道理的作风，也失去了宽容的态度；“炮打”则与大字报一般无二，完全是用语言暴力来维护话语霸权，根本没有一丝“笑蜀”孜孜以求的自由主义精神。不幸，两文确实出自张鸣与笑蜀之手。
　　
　　郎咸平揭露顾雏军盗取国有资产，张维迎挺身挡子弹，这好理解，他们之间存在切实的利益关系。张鸣与笑蜀出于什么考量，违背自己的行为准则和现实追求来指责大众对茅于轼的批评呢？我可以人格担保，张鸣和笑蜀与茅于轼不存在实际的利益关系，他们是为什么呢？为了他们群体，他们认为所属的精英群体是为人民根本利益的，不能忍受普罗大众对他们的质疑和责难。他们所做的一切，普罗大众只应该感激涕零、歌功颂德，他们精英群体是天然的自由民主的追求者和维护者，普罗大众只能被动地等着他们来赐予和安排，任何参与都是侵犯了他们争取自由民主的高贵的领地。在他们眼里，普罗大众根本就不知道好歹，他们也不屑于解释。张鸣与笑蜀就成了寓言里自以为比人类聪明的两只猴子。
　　
　　当代社会学把拥有知识的这个群体作为“新阶级”来考察。专业主义是新阶级共有的意识形态，他们把自己当成法理和正义的典范，拒绝来自社会的任何批评，新阶级的目标是分取更多的社会成果，他们的实质是以“文化”为资本的“文化资本家”。巴枯宁、马察斯基认为新阶级属于统治阶级，他们以学识为资本攫取权力成为统治阶级。乔姆斯基则持“新阶级是权力的奴隶”的观点，认为新阶级仍处从属地位，由于掌握的学识，而成为“技术”奴隶。美国社会学家A.古尔得纳指出：新阶级是精英主义者。他们将知识作为可拥有和可识别的对象，把闯入者视为对他们权力的挑战。张鸣、笑蜀的行为就很像A.古尔得纳所言。张、笑二人自恃掌握了学识，并以学识来识别茅于轼为同类“新阶级”，把所有对茅于轼的批评当成了对“新阶级”整个群体的挑战。
　　
　　张鸣的《那些攻击茅于轼的伪穷人的立场》是针对茅于轼的“无厕论”被攻击而写的，立论即为攻击茅于轼的是伪穷人立场。在声讨茅于轼的人群中，可能有富人，也有专家学者，更多的应该就是穷人。穷人的“攻击”就是穷人的立场，而不会是伪穷人立场，你张鸣可以说穷人站错了立场，但不能推翻立场的本身是部分穷人所持的立场。其中的逻辑荒唐就好比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领导层里却没有一个工人、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里工人也是撒在热汤面的胡椒粉、企业被别人拿走，工人下岗而找不到地方说理一样。也许穷人就是不知好歹，误解了茅于轼的好意，那也是穷人的立场，不过是穷人“错误”的立场。
　　
　　穷人有可能犯不知好歹的错误，这时茅于轼针对质疑就应该正面给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告诉穷人为什么廉租房不建厕所就可以避免“权力寻租”，而穷人能得到切实的帮助，而不是指责穷人“没有教养，是可哀的”。因为无论是富人、穷人都知道只要有审批，“权力寻租”就不可避免，同时，富人占有廉租房不是自己住而是用来出租获利的，建不建厕所都不能阻止权贵的介入。如果，经济学家有独到的视点，穷人看不到，则更有为穷人解惑的责任。如果是因为茅于轼老糊涂了，想得到说不出，张鸣作为年富力强的教授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将之逻辑化，让穷人明白你们，明白你们确实是为穷人呕心沥血。但是，张鸣没有这样做。
　　
　　张鸣只是简单地做了价值判断，“这个建议，是站在穷人立场上来说话的，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明是非，将之说成是对穷人不利”。同时，张鸣有意将一个人的道德与一个人具体的某一个理论混为一谈。他在文中写到；“像茅于轼先生那样，做过那么多帮助穷人的事，有谁给农民提供过小额贷款？有谁办过保姆学校？一个退休的老人，把自己的钱和精力，大块投向那些农民、那些进城打工的打工仔，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褒奖，反而饱受打压和挤兑，官司缠身。对于这样的老人，有些人却借端生事，兴风作浪，鼓动网上那些愤青们，大骂而特骂之，我真不知道，这些人的良心到哪儿去了”。即使一个道德圣人，也不成为拒绝一切社会批评和评判的理由，这点，张鸣比我们谁都清楚，因为从他大量的文章中可以读出他“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可具体到茅于轼这儿，张鸣的标准就变了，就可以用泛泛的道德形象来说明一个人所有理论和主张的正确。
　　
　　然而，张鸣搭建的茅于轼的道德丰碑选材低劣，造成碑基不稳，形象摇摇欲坠。张鸣用“有谁给农民提供过小额贷款？有谁办过保姆学校？”来说明茅于轼道德高尚，经济学家这样说倒不足为怪，他们从来没有实证精神，可张鸣是以实证见长的历史学教授，这样信口开河难免使我吃惊。“小额贷款”，在民间从没绝迹过，只不过被当做犯罪被打击，前些年提供小额贷款的被取缔和判刑。唯独允许茅于轼一家经营，不是没有谁，是根本不允许谁的问题。开放“小额贷款”经营后，有数百家公司在经营。保姆学校和家政公司更不必说，全国一万家此类公司都不止。为什么茅于轼就高尚了，别人就不能因此而高尚呢？在张鸣的心里，这些事情一般人做是商业行为，他们“新阶级”的高贵的知识人做就是帮助穷人。说道“官司缠身”，我惊诧于这些自由民主斗士们的道德感和不把自己当人的勇气。你茅于轼的公司将一个两岁的小孩给摔死了，不该“官司缠身”吗？“新阶级”的知识人凭什么一边高喊着自由民主，一边埋怨法律没有给你们开一扇方便之门？
　　
　　笑蜀《“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网上文集里的字数，大大多于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文本，我耐着性子读了几遍，始终扑捉不到他到底想表达的重点。但“家政公司”和“小额贷款”依然作为支撑茅于轼道德完人的两根拐杖，将对“道德完人”的质疑定性为“革命大批判”。由于笑蜀的文章中充斥着我不熟悉的文革语言和文革思维，我特意了解了笑蜀的年纪。笑蜀，1962年生，这个年纪本不应该娴熟掌握文革语言和文革思维，特别是笑蜀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也没有掌握文革语言和思维的动力，可偏偏是他充分表现出了大批判似的思维和语言。这种现象很值得思考，中国的知识人，无论是极左派、极右派还是民主自由派、或者民粹派，只要身入某派，就一定想独霸话语权，而为本派辩护时，可以不顾常识、逻辑和道德底线。自由主义者，也可以一点不脸红地抛弃他孜孜以求的理性、宽容；毫无顾忌地践踏他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
　　
　　中国的知识人，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等主义的理解，或者是肤浅的，或者是作为一门实用的谋生技术而熟练掌握和使用。他们组成了一个部分为统治阶级、部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的“新阶级”，不同的主义是区分“新阶级”体系中不同派别标志，他们都有“救世主”情结，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穷人，穷人有所怀疑是愚蠢，普罗大众若是质疑，则会觉得是对他们的挑战。共产主义者是如此，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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