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腐败“防不胜防”又咋办?
人民网看到一篇文章，说“避免腐败滋生比惩处腐败份子更有意义”，文章说：“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在中医看来是最蹩脚的治疗方式。神医扁鹊曾说自己的哥哥是比自己高明的医生，就在于他可以治“未病”，即看到别人有生病的苗头就帮助其遏制住了。预防腐败工作就好比是治“未病”的工作，看似没查出什么贪腐案件，但如果能在腐败发生前就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避免腐败的滋生，则可以避免腐败产生后对社会带来的重大损失，防患于未然，这样的工作在我看来比惩处腐败分子更有意义。”
还洋洋自得地给我们显摆了一个糊弄外国人的例子，说“如果一个人经常感冒，当时吃感冒药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只有加强体育锻炼、改善生活习惯、提高免疫力，才能避免感冒的经常发生。上世纪90年代中国刚刚开展反腐败斗争时，中国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吃感冒药”上，这样做在当时很必要，但只能治标;而近十年来，中国更加注重的是用各种手段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这样做才是“治本”。这个比喻得到了对方的认同。”
的这套“中医理论”看上去非常在理，假如咱的官场队伍还是清水一潭，纯洁无暇，那防患于未然当然再好不过。可假如一个人都已经肿瘤扩散，病入膏肓了，你还用“未病”的方子，希图慢慢“治本”，这不是误人性命吗?对于腐败深重的官场，没进行过一次大手术，没搞过一次放疗化疗，仅仅只用治感冒的药来敷衍了事，外加什么稻草人不如的“预防体系”建设，就能治住腐败?作为反腐巨大成绩的薄熙来案，陈良宇案不都是在近十年发生的，你那“预防体系”怎么没把他们给“防”住呢?
病在体内，首要的问题是治病，而不是预防，只有彻底清除了病灶，恢复了健康，才能谈得上做好预防。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由此可见，当前更主要更有意义的工作应该是惩治腐败去除肿瘤，难道不是吗?
其实，的这套言论并不新鲜，早几年，“制度”崇拜者们就扬言只有靠“制度”防腐，才能根治腐败，当时，我就写文章进行过驳斥。下面是我2006年8月23日发表在人民网的一篇文章。
在谈到治理腐败时，许多人会提到制度建设，认为有了切实可行的制度，有了民主监督机制，腐败就会被遏制甚至被铲除。事实是并不尽然。
说两件并不鲜见的小事。第一件：上级在年终时，总要来对单位班子进行民主测评。他们首先召集班子开个会，说明来意。然后要求立即安排20-30名员工到会议室来参加测评。老总和书记使个眼色，马上让办公室主任去通知，并在他耳边叮嘱几句。员工们很快就到齐，于是每人一张表，按ABCD划钩。A为非常满意。B为满意。C为一般，D为不满意。不到三分钟，表就收齐了。结果A占98%。B占2%。测评结束，自然皆大欢喜。实际上，来参加打钩的人，几乎全是中层干部和梯队培养对象，并且主任在通知时还吹了风，让尽量往好里填，我们单位民主测评每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再说第二件事。某单位有员工近千人，国有企业。为对付领导公款吃喝，员工中成立了监督小组[这也是上级让搞的]，小组里大部分人都聪明地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只有老牛楞头青。某一日，他看到领导又进了酒店，便冲进包厢抓个现行。领导们也真给面子，不吃了。这顿饭为企业节省了近千元，算到老牛头上是省了一元钱。就为这一元钱，老牛当月的奖金没了，次月又被换了岗，年底，第一批末位淘汰的名单中，老牛列第一位。为了这一块钱，老牛肠子悔青了也无济于事了。
上述两例不都是有制度有“机制”吗?还有诸如公示制度、投票制度等等。哪一种不是在推行过程中变了调，走了样?民主可以被操纵，监督一定会遭报复。在这种状态下，制度和机制很快就成了稻草人，成了摆设。所以，想当然地寄希望于用机制，或叫用制度解决腐败问题，要么是痴人说梦，要么就是以制度预防体系不健全来为腐败开脱。
1999年，国家就出台了关于政府部门修建楼堂馆所的具体规定，对面积楼层都有非常详细的具体制度要求。但这么多年来各地执行得怎么样呢?这段时间这个问题不是又在被拿出来议论纷纷吗?《环保法》颁布多少年了，可环境现状又怎么样呢?对以上这些事例，那些立法治国、制度反腐的热衷者倡导者们又作何感想呢?
管理无能或伪管理时，便把出现的问题一股脑推到制度的不完备上，说什么只要制度完善了，情况就会按照人们预想的方向走下去，就会始终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可事实往往却总是出人意料。就拿一些地方政府大兴土木违规建设楼堂馆所来说吧。第一次突破的人往往是这样的：他们先做个预算，说造一个办公大楼需要多少钱，而这个数字是没有突破规定的，可造着造着，费用就开始超了。不过没事儿。到了工程决算的时候，可以用某某物价上涨了，工人工资增加了，当时的预算费用过低了为借口，再加上一些必要的公关，上级最终只好就批了。甲批了，乙比甲只超了一点点，自然也批了;丙比乙也只超了一点点，当然还得批。于是到了丁、戊，费用恐怕就超了数倍了。至此，该项制度也就土崩瓦解了。
世上有完美完善的制度吗?没有，因为尽善尽美根本就不符合最基本的发展法则。既然制度永远不会完善，制度本身就永远有空子可钻。一个对制度执行缺乏文化自觉的群体，制造再多的制度也只能是走形式作壁上观或纸上谈，根本不能持久地落实到管理的全过程中。不幸的是，我们目前的文化心态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计划赶不上变化”、“原则上这样实际上可以那样”、“下不为例”等等，本来应该刚性的制度经过如此“变通”，最终演变成了一个良心活，一个只能管到老实人或只有老实人愿意干的活。其结局自然就可想而知了。这也正是制度本身往往被嘲弄被耻笑被践踏的原因所在。
最后，想给乐于建设“预防体系制度体系”的人们说个真实的故事：张总白手起家办了个服装厂，几年下来规模不断扩大，现已有缝纫机120余台，雇用工人150名。家业大了，管理模式相应也得跟上变化。张总花血本去京华管理学院学习现代管理知识，一回厂就嚷嚷着让秘书起草各项管理制度和预防措施，他说要改过去的人盯人管理为制度管理。
首先是劳动纪律。他们起草了员工上下班登记制度，规定员工必须按时上下班，对迟到或早退者由办公室记录在案，开工资时一并处罚。最初两个月确实没有迟到早退的了。可渐渐地有些人因为种种官冕堂皇的理由而迟到后，又到办公室主任那里去补签。这样的结果是迟到早退又开始回潮。张总一想，又使出一招，出台了指纹机登记制度。凡在规定时间内没按指纹的员工一律按迟到早退处理。这下，迟到早退几乎绝迹。张总很高兴，认为制度开始起效了。然而，员工虽然按时上下班了，但功效却并未提高。调查下来发现，许多员工在上班时打磕睡，影响了工作进度。于是，张总又命人起草了禁止上班打磕睡的制度;上班时间果然没人打磕睡了，但交头接耳说东扯西的又出现了。于是，关于上班时间禁止相互谈笑的制度又出台了。车间里再也听不到员工说话的声音，可张总又发现少数员工在悄悄干私活，两天后，关于上班时间禁止干私活的制度又闪亮登场。没人干私活了，次品量却又增加了，张总很生气，命令主任连夜颁布了关于重处次品的制度;次品明显减少，但每天上交的正品也相应减少了。许多员工干活慢腾腾的。于是，禁止消极怠工的制度又及时出台。一波未平，有的员工又开始自带饭盒，用厂里的电炉加热，张总又宣布了禁止用电炉加热的制度，有人上班把自己的小孩带进厂里，又出台了禁带小孩的制度。有些女工上厕所时间过长，又出台了大小便具体时间的制度。有人上班打电话泡电话粥，又出台了禁止上班打电话时间过长的制度。三个月下来，张总吃惊地发现，已马不停蹄地制定了一百八十多项制度，够厚厚的一本书的了。可即使这样，漏子还是天天有，比如昨天，就有人用边角料做小挂件带出厂去卖钱，张总正为如何起草此项制度在伤脑筋，下面车间里又传来江北员工与江南员工搞帮派闹矛盾的事，看样子，今晚又要熬夜起草制度了......他叹息，真是防不慎防啊!
后来，张厂长的老婆看他成天愁眉苦脸累得不行，便来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员工将任务领回去，按每套衣服提取加工费，员工想什么时候干都行，厂里只把住质量验收关。这样一来，不知为何，效率反而飞速提高。那些制度一样也用不上了。张厂长愤愤地骂一句：“难怪制度越多腐败越腐，原来全是他妈的狗屁制度!”
把官员们各式各样的所谓“管理权”全部卸掉，把权力关进笼子，你再看看腐败的毒瘤还存在不?不敢对特权的毒瘤动刀，贪腐亿万都不杀头，却假惺惺慢腾腾搞什么“预防制度”，省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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