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利剑何时能悬到领导的头上?
-----贵州5男孩死于垃圾箱后处理一些领导干部带来的思考!
汪华斌
最近5名男孩被发现死于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街头垃圾箱内成为了世界新闻,连我的美国朋友也问我此事的情况。正因为如此,毕节市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的也很及时;如公开宣布七星关区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区长唐兴全及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区长高守军停职检查。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羿,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焦中华,海子街镇党委副书记、海子街镇镇长穆元兴,海子街镇副镇长刘洪玺,海子街镇中心校校长吴康琴,擦枪岩村干沟小学校长周旺等6人均被免职。虽然很多网友认为这立竿见影的处理机制很好,能起到责任的警示作用;但带来更多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改革开放后的责任模糊,只要自己不被上级领导定义为腐败分子就是永恒的官;也不管这官的能力或履行职责的结果,好像我们社会的官从来就是只升不降。后来因为安全事故的影响太大,从而将安全与官员捆绑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不管官员的能力如何,也不管安全责任归谁;哪里出了安全事故,这里的官员就倒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我们社会有一些官员并不是因为腐败而下台;而是因为安全事故而下台。当然我们社会对这些人还是有补偿的,那就是没有多久又会另有重任。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后的官,除了腐败基本没有下台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所以责任成为我们社会官员最淡漠的意识。
由于我们的责任目标模糊,因而个个领导都认为自己是丰功伟绩;所以我们社会的政绩根本没有标准,全部是领导们自己认为的高度总结与提升。我想如果抛弃这次垃圾箱死人的事件,叫这些被处罚的人自己总结自己的政绩;那肯定也是天花乱坠。因为总结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本事,而找问题却是中国人最没有的技能;所以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没有一处是有问题的土地;全部是莺歌燕舞的主流。这就是国情,大概也是中国特色;因为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是这样的特色,而绝大多数国家竟然是以找问题为主要文化的社会模式。这也是我们社会的领导有权力而无责任的原因,因为权力是明确的;而责任却是自己赋予的,这也是我们社会的领导只总结成绩而不谈问题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社会没有任何领导会因为责任问题而下台的,也不会有因为能力不行而无法履行责任而辞职的;这大概也是中国官员终身制的根源。
虽然毕节市委对媒体表示‘处罚人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健全完善管理机制’。但我们从上到下的机制能那么容易改变吗?所以责任还是要处罚人的,通过处罚人来形成责任意识。有人说我们是“出了事情再处理人,然后再形成新制度”;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在明确权力时实际早就有制度了;只是我们中国官员还是认为‘权大于法’,所以根本没有人把权力与责任联系在一起;久而久之,我们现在任何官员的头上都只剩下权力了;而责任的利剑早就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我们现在对全国官员进行一次岗位责任制的考试,肯定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只知道自己的权力;因为责任是什么连我们的上级考核部门都不清楚,而假、大、空的责任早就被上下级共同忘记了。
有人说“这次问责有失公平,只问责到区一级;再往上的领导就不要负责吗”?当然还有人说“公安部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5个孩子失踪,家长都报了警,但从监护人报案到发现5名儿童死亡,整整11天。时间这么长,事发地点也不远,当地警方是否存在不作为?而且现在办案细节也都不公开,完全没办法得知新的信息,之后的讨论也就没法开展”。其实这件事本来就是一个系统工程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的任何政府部门都有责任;如果要追究责任,那么就应该对政府的问责才能彻底;因为我们没有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形成制度化并落实。正因为如此,每次事故我们通常都是处理一些当事人就万事大吉了;我们还是没有对所有的官员亮出他们各自头上的责任之剑,从而使我们社会的官员总把责任事故当成运气;这就是我们社会有权无责管理的实际效果。所以我们社会的被处理的官员不服气,而老百姓同样也不服气。如果真的每个官员的头上有明亮的责任利剑,就是官员自己也都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后果;这也是我们社会的官员全装在上级领导的心中,而老百姓与官员自己却成为了等待结果的人;就如同我有个朋友说她单位负责人,实际把企业都搞垮了;可还在那里说自己使企业的规模翻番。就因为没有明确的责任之剑,所以任何领导都会说自己永远是成绩斐然;这也是中国特色,因为我们没有高悬责任之剑;所以领导的自我总结永远是没有缺点的成绩。如果真正的责任之剑明明白白的高悬在每个领导的头上,他们还敢逃避责任而鼓吹自己的政绩吗?正因为如此,这次贵州流浪孩子死在垃圾箱的事件不是处理几个官员的问题;而是从上到下官员的头上都要悬起责任之剑,这才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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