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先生(以下简称“杨先生”)在杭州打车“被宰”一事惊动当地副市长之后，导致舆情转向，遭遇了网民的批判。杨先生首次回应称：“事件虽小，但我遭遇的所有声音，如实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仇官心态。”事实果然如杨先生所言吗?
熟习杨先生的名字是缘于“凤凰博报”，虽然杨先生的博客已经好久没有更新了，但是，在我的印象里，杨先生并非是一个反对市场经济的人，而是一个极力支持市场经济自由化的人。
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比如同样一件衣服，有的卖家1000元一件有人买，而有的卖家500元一件却没有人买，原因很简单，主要决定于买方的取舍和分辨力。
我们经常坐的出租车有两类，一类是按规定打表计算的出租车，一类是事先双方约定价格不打表计算的出租车。
在各地客运站、火车站等处经常停留着许多不打表计费的出租车，此类出租车的要价一般都比打表计费的出租车高，并且有时还会高许多，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试想，如果此类出租车不比打表计费的出租车价格高出一倍或两倍以上，那个出租车司机还会在车站旁傻傻地等客?但是，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宰客”，我并不认同。
原因很简单：此类出租车的车主事先都会与客人讨价还价，不存在强买强卖之类违背市场经济自由原则的行为。如果你认为对方要价过高，你可以选择到远点的马路上等打表计费的出租车;如果你图省事或方便，接受了对方的价格，按“合同法”也就形成了口头要约，达成了协议，事后反悔，既违背诚信原则，也违背市场经济自由公平的原则，更有损自己的人格。
真正的“宰客”，应该是那些一边打着表，一边拉着你绕着城市满城跑的出租车，以及那些强行把你拉上车后非要让你出高价的出租车。
具体到杨先生杭州萧山机场打车事件：先是某车开价350，杨先生认为太贵，随即选择了一辆要价200元的车。可见，当时的车主们并没有剥夺了杨先生选择“坐”或“不坐”、以及讨价还价的自由。既然杨先生选择了坐，那么，作为一位“名人”，应该诚信，付费200元后应该无怨无悔;作为一名提倡市场经济的人，应该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既然事先与对方达成了协议事后就不能反悔。因为杨先生并非属于无行事能力或无完全行事能力的未成年人。结果却是，杨先生两方面都没有做到。
所以，从杨先生杭州打车事件来看，根源并非是中国社会的仇官心态，而是杨先生太缺乏做人的原则了。一个缺乏做人原则且口是心非的人，受到舆论的指责，成为“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自然在情理之中。
试想，全国的普通民众每天都有人遇到类似的事情，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把牢骚发到网上，让副市长出来道谦?另外，即便大陆人民仇官，爱好和平、稳定、团圆的大陆人民也没有理由仇视杨先生这个香港官的理由。
再举一个例子：现在，全国人民都在高呼房价贵的离谱，如果按杨先生的逻辑，是不是也应该先买房后投诉?尤其是现在那些被“房价一落千丈”套牢的人，是不是更应该发文章申讨开发商，然后让市长出来道谦，让开发商受罚呢?显然不可能!而这一例子只不过是把杨先生的个体遭遇扩大到了一种群体遭遇，本质上与杨先生杭州打车事件是完全相同的。
当然，杨先生事件也给了我们某些启示，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应该得到有效的监管，绝对不能让提倡市场经济的杨先生们也发起牢骚来，否则，高一点的车费就会成为宰客，宰的杨先生们不舒服;过高的房价就会成为屠宰，屠宰中国人一家几代人的幸福!(程江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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