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伟文章：四因素决定中国不会激进改革》，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11月21日文章。十八大后，境内外敌对势力持续叫嚣要“进行大量新的转变和改革”，而且明确提出要清除所谓的阻碍改革的各种障碍。沈大伟在文章中列举了四个障碍。
其一，是所谓的“道路惯性”。认为，转变既有的模式可能带来大量失业和劳工抗议的风险，将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党的统治。因此，反过来认识这一问题的话，就可知道，目前某些说是为了深化改革而提出的改革主张，其真实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在中国制造大规模的失业问题，并且由此激起民变，从而破坏社会稳定和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尽管提出这些改革主张的人本身也是共产党员，甚至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是，我们知道苏联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改革家，正是他所推行的改革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并且将俄罗斯直接从第一世界打入第三世界。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共内部也有类似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改革者。
其二，是所谓的苏联的阴影，以及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运动。换言之，认为中国不应该吸取世界上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只要按照西方授予其的教科书上的理论和教条进行改革即可。因此，在中国国内也就有了为了推行改革而“不惜毁誉”的说法。但对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而言，改革者的名誉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群众三番五次被改革者欺骗、耍弄，并且最后还要为整个失败的改革埋单，相反，失去名誉的改革者们自己却通过屡次改革而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人。因此，对中国人民而言，对那些祸国殃民的改革者们，绝不能简单骂两句了事，而必须适时给予其应有的报应。
其三，是所谓的机构利益。与当下中国的主流媒体所宣扬或暗示的一样，这位美国也将国有经济部门及中国政府本身作为深化改革的障碍。在国内，汉奸国贼们之所以整天叫嚷着要推进改革，却总是闭口不谈为什么要推进改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要下手的目标是国有经济部门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本身，因为只有通过私有化改革运动消灭了所剩不多的国有经济，才能让改革释放的红利落到这帮汉奸国贼及其家族的口袋里，同样，也只有改变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本身，才能让这帮汉奸国贼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合法的代理人。中国在晚清沦为半殖民地，李合肥是功不可没的，由此，谁知道今天还会不会出第二个李合肥呢?!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取向就是为了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就是为了将政权交到资产阶级的手里。汉奸国贼一方面以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为由来推行所谓的收入分配改革，另一方面又以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来使上层建筑适应既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社会，由此可知，这种改革取向就是反人民的。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1999年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部产值49%左右，三资企业占26%，剩下的不到25%是民营企业。到了2010年，这个比重就变成了国有26%，三资26%，民营48%。尽管中国的国有经济已经被摧残到如此地步，但汉奸国贼们依然用所谓打破垄断的借口来推行私有化改革，而且，一如既往地用极端无耻地手法来扶植私人瓜分国有经济。比如，私人资本明明没有能力经营铁路，汉奸国贼们却想尽办法让投资铁路的私人资本稳赚不赔，但是，同样的办法却绝不给国企享用。现在在全国推开的各种资源价格改革，其真实目的都是为了搞私有化，也就是要将原本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自然资源变成极个别人手里谋取利润的资本。我们早就论述过，涨价的目的就是为了搞私有化，因为私人资本的盈利能力不如公有资本，因此，如果不抬高价格的话，私人资本就无利可图。具体的例子就是煤炭，而且，我们从煤炭私有化中，看到的不仅仅是煤炭价格飞涨这个问题，在价格飞涨的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矿工的死伤。
其四，是所谓的悲情的民族主义和根深蒂固的受害思维。该明确提出，受害思维是共产党存在的政治理由。由此可知，其所主张的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推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同理可知，任何与该持相同改革主张之人，其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推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当然，我们在此只是按照自己给出的逻辑来进行合理的推理，我们并不认为中国存在什么悲情的民族主义和什么受害思维。相反，我们看到，正是美国屡屡宣传要在中国周边动用民族主义武器来遏制中国的崛起，也正是美国在以民族主义为由在中国国内制造分裂和扶植分裂主义势力，也正是美国在其国内用民族主义来排除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换言之，美国并不反对民族主义，相反，它惯于使用民族主义，但是它反对中国使用民族主义，美国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只要民族主义还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那么美国就很难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同理，这位美国之所以指责民族主义和受害思维是中国与其领国和西方国家发生摩擦的核心源泉，并且套用了“今天你居然刷牙”这种心理战把戏，称民族主义和受害思维是中国的心理负担，并要求中国除去这一心理负担，这与国内某些汉奸官僚和专家讲得如出一辙，其目的就是要中国人民甘心情愿地接受西方新旧殖民主义势力的统治，而导致这一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的过程在那里被定义成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正常化，换言之，该认为，中国只有被西方殖民或半殖民，那才是正常的。
综上所述，这位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尽管也算是美国的知华派，但显然，他绝不是什么亲华派，相反，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民的敌人。而那些与此人持相同改革理由和主张的中国官员和学者则必是汉奸卖国贼无疑。
《梁光烈反驳中国军事威胁论，苏霍伊公司否认歼-15抄袭苏战机》，路透社北京11月27日电，英国《简氏防务周刊》网站11月26日报道。美国不失时机地在中国周边地区推销中国威胁论，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向该地区兜售武器，而此举也绝不是仅仅为了遏制中国，其间还有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美国的军工工业的正常运转。众所周知，美国受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其负债水平已经达到历史最高，由于其自视还有向外转嫁危机的能力，因此也就不愿意激化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但是，金融和产业两大资本之间的斗争在危机的压迫下自然还是变得更加激烈了。为了应对压力，对产业资本而言，它一方面要压缩雇佣工人的规模，以减少在可变资本上的投入，从而降低其资本的运营成本，由此也就必须用更多先进的自动化机器设备来取代工人，同时，由新增的失业人口反过来压低上岗工人的工资水平;另一面它需要开辟新的市场，以确保其生产规模扩大后依然能够顺利地销售产品，可是，由于在美国本土的产业资本几乎都与军工相关，那些与军工无涉的产业早就转移出去了，而这些被法律限制留在美国本土的产业资本——为了生存下去——就不得不敦促美国政府为其在海外开辟新的市场，然而，如果非美世界太平无事的话，美国的这些军工产业也就无用武之地了，因此，在军工资本指挥下的美国政府，其在外交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因此，美国政府以“重返亚太”为名，实际上就是要将世界经济的一个发动机变成一个火药桶，而美国军工产业就指望靠这个火药桶来发财了，当然，美国军工产业还有其他的财路。也正因为如此，因此，无论中国发不发展军力，美国为了其自己的资本安全，总还是要在中国及其周边惹事生非的，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加剧该地区紧张局势来渔翁得利。当然，也有些国家并不吃美国的这一套，因此，美国就对这些国家下了不少黑手，比如泰国国内的动荡就是由美国干涉所致，由于事关美国资本的国际统治地位问题，因此，奥巴马也说了不算，换言之，泰国总理英拉再怎么抛媚眼，也是无济于事的，这场斗争必然是异常艰巨的。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美国无论如何也要在中国周边煽风点火，以便其售卖军火，因此，中国自己在发展军工的问题上则不应理睬美国的动作，只要是有助于提升我国生产力水平的事情，我国就应该坚定不移的做下去。而且，更重要的是，鉴于美国军工既得利益集团与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在国防开支增减的问题上斗得不可开交，中国军力不失时机地展现也将起到打乱美国国内政经结构调整步伐及加重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航母编队将为美国军工既得利益集团争取到更多的拨款，尽管这对美国内部的结构性调整是非常不利的。
《曾被嘲笑为“太平洋比索”，澳元即将成全球储备货币?》，日本《外交学者》网站11月27日文章。关于澳元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之所以要讨论澳元以及澳大利亚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及其地理位置都非常特殊。由于中国工业化的速度很快，中国进口外部资源的规模也就逐年提高，由此使得澳大利亚逐渐成为中国比较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进而使得中澳关系得到了长足地发展，然而，中澳接近是美国极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因此美国动用一切手段将被其认定为是亲华的陆克文赶下了台。与此同时，美国加紧了对澳大利亚经济金融的控制力。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澳元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正如中国人民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所体会到的“幸福”一样，澳元的大幅度升值也让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由此又反过来迫使澳大利亚的银行不断提高利率(澳大利亚央行公布的基准利率是3.25%，这个利率不仅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而且还比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利率还要高)，从而将澳大利亚的金融置于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一旦美元大幅度贬值，那么澳元就会首当其冲，届时，由于澳元的汇率和利率都处于高位，因此，澳大利亚将不能采取任何调控手段，而只能眼看着自己被美国洗劫，正如当年的阿根廷一样。因此，对于澳元这样的货币，如果将其作为储备货币的话，那么等于是在给自己挖坟，实际上，与其储备澳元，倒还不如储备澳大利亚的资源，现在的问题只是在美国的干涉下，中国要想在澳大利亚收购些大的矿山是极其艰难的。
《英国任命加拿大人执掌央行》，法新社伦敦11月26日电，法新社伦敦11月27日电。英国任命加拿大央行行长卡尼为英格兰银行新任行长，这是英国央行自1694年创立以来任命的第一个非英国公民的行长，当然，卡尼表示愿意申请加入英国国籍。而卡尼之所以能够获得此项任命，据传是因为卡尼有高盛的背景。由此也就意味着，一方面，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反国家性已经演绎到其能够在不同国家间调整人事布局，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央行行长的人选居然不是英国人，这也就是说，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经不再相信英国本地的金融人才，因此，这也就意味着英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受到了实质性的削弱，换言之，英格兰银行的独立性已经所剩无几了，可想而知，在卡尼上任后，英格兰银行出台的相关政策将不再以英国自身的利益为第一考量，而是会根据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来调整英格兰银行的相关政策，而且很可能因此牺牲英国本地居民的相关利益。
作为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卡尼只是个职业经理人，就算他加入了英国国籍，我们也很难相信他会热爱英国。从这项人事任命的过程中，我们就能知道，卡尼将效忠的只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而不是英国。当然，卡尼不爱英国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然而，对英国而言，当卡尼获得“来”的自由的时候，英国也就进入了它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时代，英国不再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大本营，因为英国不再能够保护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正是因为金融资本家获得了“走”的自由，所以，最后才让迫使英国赋予卡尼“来”的自由。也正因为金融资本家不爱英国，因此，最后才能够派遣一个不必爱英国的卡尼来管理英格兰银行，然而，如果没有强大的日不落帝国，这些金融资本家又如何能垄断国际金融市场呢?!当然，这些金融资本家现在落脚到了美国，但他们在事实上背弃了英国，在客观上出卖了英国。由此，不禁让我们联系到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光明网评论员声嘶力竭地为移民海外的政协委员张兰进行辩护，声称张兰有“走”的自由。对此，我们要说，既然张兰有行动的自由，那么网民也就有对此行动评论的自由，既然张兰作为政协委员而移民海外，那么网民们给她贴上一个“不爱国”的标签也是理所应当和恰如其分的，与此同时，将反对爱国主义的光明网评论员定性为汉奸走狗的这个做法也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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