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2)颁奖典礼”上说：“改革红利又称为制度红利和体制红利，通过改革让制度得以调整，从而推动着经济的前进。”
厉以宁先生的这番言论，就其地位和作用来说，不能不对中国未来的五年或十年莫名地担忧起来：“改革”与“红利”组合在一起，于是也无外乎按股分红，以资析利，那么，非但共同富裕无望，而且两极分化更甚。
就其语义来说，所谓“改革红利”是、也只能是改革的红利是指某种“发展”，而不是像某些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即改革本身就是红利的意思;“红利”就其本义来说，就是指“上市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分配给股东的利润。”
所以“改革红利”之说，似乎就是将“改革开放”完全市场化了或者说资本化了，并且还被认为“旧改革红利是指原有的改革措施带来的优势，但它是逐渐消失的，或者正在消失，这是必然的，旧改革红利如果不进一步改革，那将是体制优势耗尽之时。所以制度调整，改革必须及时推进，继续改革才能保证新改革红利的出现……”(厉以宁)
这里，“新改革红利”是对“旧改革红利”的进一步改革的意思已经表白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那么，这种“改革”的前提是什么呢?我认为，基本上也就是两条：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二、社会主义制度。
平心而论，这30多年以来的“旧改革红利”正是对于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果进行改革，至少从经济方面的改革来说，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口号下，几乎到了推倒重来、另起炉灶的地步。
厉以宁先生还说：“最急迫的改革是社会主义体制要赋予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力”，那么，接着的下一步“新改革”又是什么呢?可以料定，不将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都连根拔掉，厉以宁们的所谓“改革红利”是永远不会宣告收盘的。
“异化”就是自己变成非己之意：农业承包是对集体经济的异化，国企改制是对全民经济的异化……由此可见：“旧改革红利”难道不是对“前三十年”的异化?而所谓“新改革红利”当然是对“前三十年”作更进一步的异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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