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代，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国企破产工人下岗，因为不这样它将象夏日里的冰棍融化掉——私有化急先锋张维迎语，不过张维迎只不过是一个口无遮拦的经济学文盲，称得上这一时期经济学国师的当属吴敬琏老先生，尽管是老政经出身，但在大洋彼岸超度后，开始急切地在中国推行华盛顿共识，私有化、全球化、自由化才是市场化的目标，而只有将庞大的国企分割私有，打开国门，加入世贸，遵守国际惯例，这当然有龙永图的功劳，才能让国际大资本在中国畅通无阻，为了缓解国内舆论压力，抛出“以市场换技术”的光亮口号，时至今日，国内大部产业已为外资所控，国家外汇储备中相当部分是外资权益，而曾经宁静的河流，湛蓝的天空，富饶的矿藏已经不再，中国好比是一头巨大奶牛，啃光遍地的青草，一刻不停地向外输送牛奶，换回来成堆的美元国债。从此，中国纳入了美元循环体系，成为国际大资本的理想领地。
而国民在经济学理性自利的熏陶下，制假售假成风，坑蒙拐骗盛行，官员贪污腐败，教师医生一心为钱，职业、婚姻、地产、保险黑中介泛滥。
吴先生不但时刻践行市场观，而且广收门徒，张维迎、许小年、樊纲、林毅夫、茅于轼不计其数，组织50人团，创办《比较》刊物，勇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今天，张维迎从北大光华院长的位置走开了，许小年偶尔发出几声愤愤之语，自己则抛出政改为自由市场失效遮羞。
2000年代的经济学国师非厉以宁莫属。期间实现了中国主要国有企业的改制上市，这成就了厉股份的称号，但这种改制基本上是里外两张皮，集团公司掏空股份公司，股市成为国企的提款机圈钱工具，而股市则是政策的应声虫，内幕交易，财务造假层出不穷。
2003年国务院的18号文确定了商品房的独大地位，这也是时至今日房价暴涨10倍的始作俑者，而厉以宁在此之前大力宣称国民应买两套房。房子问题将成为本届政府永远的痛，它制造了难以根除的泡沫，绑架了地方政府与银行，产生了数以亿计的房奴，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浪费了大量的土地、钢筋、水泥、玻璃、农民工的血汗，在中国的东西南北留下了无数的空城鬼城，房价调控屡调屡涨，民心尽失。
2009年为了挽救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萎缩，政府出台了4万亿扩大内需计划，而该计划首先是由厉以宁的学生——大摩中国区总经理龚方雄率先向股市透漏的；进一步在2010年通胀即将爆发之际，厉以宁率先吹风，要容忍较高通胀，3%的通胀率太低了，要突破它，随后国统局的高通胀数据如约而至。
这好比蒙蒙小伙做了坏事，为了减少罪责，事先给家长打个预防针，殊不知，这次惹的祸非但是通胀，而是滞涨，即高通胀、高失业率、低增长，并且它对于西方经济理论来讲是不治之症，很难根除，因为期望拉动经济增长的宽松货币必然引发通胀，治理通胀的紧缩货币导致衰退。
如果说前面的吴国师引入了市场经济，那么当时主要面对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规范微观自由竞争问题，也就是建设市场经济的法治环境，可惜这个重要问题被忽略了，结果是市场野蛮生长。
后面的厉国师面对的是市场经济的成熟阶段需求不足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宏观调控，但西方教科书与政治经济学都没有成功的范例可以引用，只好那凯恩斯救急，结果难免重蹈覆辙，根源在于市场经济的制度设计缺陷。
消费需求的来源于销售收入，因为要扣除利润，因此，消费需求必然小于销售收入；另一方面，投资需求、出口需求、政府需求、消费需求四大需求最终必将归结于消费需求，也即消费需求等于销售收入。这就导致了部分等于整体的悖论。
为了解决这个悖论，要么政府借债，要么企业借债，要么是消费借债，但这些结果无一例外地导致债务危机，以及通胀危机。
储备需求改变了消费需求是唯一的最终需求的局面，它解决了价值与实体的两大约束，当然也解决上面的悖论，从而能够摆脱经济周期，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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