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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之:谈论“政治智慧”其表,喧嚣“夺旗”“涂色”其实——评王长江《邓小平的政治智慧》

宪之 · 2013-07-05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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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长江是以创“自己利益说”闻名的党校公知,2013年“七一”在《学习时报》上刊出《论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文章,引起广泛关注。他通过与论述内容似是而非的标题以宣示主题,借总结名人,抛出耸动人心的政治口号。何谓?“夺旗帜”“涂颜色”是也。

  王长江是以创“自己利益说”闻名的党校公知,2013年“七一”在《学习时报》上刊出《论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文章,引起广泛关注。当代文艺的一个重要“智慧”是以细节淹没主题,比如许多“法制文学”,在细节中不厌其烦地渲染暴力色情以及作案细节,通过细节感染受众,实际上起的是教唆犯罪和腐蚀灵魂的作用。王文的策略与此相反:他是通过与论述内容似是而非的标题以宣示主题,借总结名人,抛出耸动人心的政治口号。

  何谓?“夺旗帜”“涂颜色”是也。

  文章的效应不就是在一口号吗?网上转帖标题大多改为“学习时报刊文谈邓小平政治智慧:夺旗帜,改颜色 ”,凤凰网即然——对于来,可以说是深得吾心焉。

  与毛泽东主席的评价一样,对小平,草根权贵、左右两翼,也不和谐。

  毛泽东主席当年曾经说:“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在中国也已断裂的社会中,小平的遭际也是一样。

  比如小平著名的几个“如果”,他们只会避之唯恐不远。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尼基系数名列前茅,先富的速度举世望尘,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等等,两极分化还能到什么程度?

  按照小平政治智慧给出的逻辑,算不算“失败”了?

  公知们只好装聋作哑,不争论了。

  也许会说,这也体现小平的“政治智慧”,比如当年也说过“永不翻案”之类,难道你能较真吗?

  那么问题来了。

  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一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策略可以灵活,但原则问题上是立场鲜明宁折不弯的。“两极分化”改革“失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原则问题,难道小平能够出尔反尔吗?再如“四项基本原则”,也是不能随便动摇的。

  退一步说,如果王长江以为“失败”和“四项基本原则”也可以“政治智慧”,那么他的文章就要加上一条——至于这一条“政治智慧”怎么概括,别人难于代拟,那只好看翰院智囊们的“政治智慧”了。

  再如胡耀邦的问题,王文肯定也不敢碰。

  胡氏之落马,不是毛泽东时代“迫害老干部”的产物,乃是小平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的正式决定,应该不存在胡氏常说的“平反冤假错案”问题。此事明载青史,不便翻案,他们却利用自己掌控的媒体,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为胡涂脂抹粉,这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且置勿论,其颠倒黑白不择手段的做法,也为人不齿。胡氏适应美国需要,紧跟戈叶分裂脚踪,与某某一手种下了藏独疆独的祸根,至今仍在持续发酵,祸害中华民族罪莫大焉。“大开快流”,将人民血汗和国家资源,供奉霸权喂饱私人,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恶果越来越明显。胡氏不下,中国早已步“独联体”后尘的四分五裂了,又何须公知们直至今日还要辛苦鼓噪“普世”!

  “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

  “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我们对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处理是合情合理的。”

  对于胡,小平说过多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王文此避而不谈,不知算什么“智慧”?

  公众人物,政治人物,都是阶级的代表,阶级又分阶层,左中右、激进温和,都有其代表人物。公知们颂邓,其实是不得已而求其次,胡才是他们当下更适合的旗帜。不过还不是最后,胡——赵——蒋——汪,是他们从左到右与时俱进的一个系列,多元一点,也应包括国外的戈尔巴和叶利钦之类。

  颂胡,实际上是变相否邓,一旦他们如愿以偿,刘、邓、胡、赵,都会在清算之列——不信的话,看看东欧!

  表面看,王文是在颂扬邓的智慧,实际上,他们是用自己智慧兜售“夺旗”“改色”。欲要打鬼,借助钟馗,左派右派是一样的。

  与此同时,周天勇发布了关于在大中专学生的课程中取消马列主义课程的宏文,可谓一唱一和相得益彰的姊妹篇。

  堂堂最高党校,匪夷所思。

  “夺旗帜”是王文强加给邓小平的耸动听闻的头一个口号。

  他把追问“姓社姓资”归结为“左”,而把资本主义称为“全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东西”,在这里王文很“智慧”,他没有使用“普世”字样,谁也能看出他讲的就是今天高举的“普世”。

  其实小平从来没有正面说过“不问姓社姓资”。

  “姓社姓资”问题,是中国改开过程中左右两翼争论的焦点之一。记得当年《中流》还专门为此表过辨别文章。去年,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同志还在“人民论坛”专访中谈过:《“不问姓社姓资”是一种曲解》:

  所谓“不问姓社姓资”的提法,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曲解。我们只要认真看一下南方谈话的原文就会知道,邓小平讲的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这里不但没有说“不问姓‘社’姓‘资’”,相反,他在这句话之后紧接着说:“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提醒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绝不能搞资本主义。他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南方谈话中他还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其后,两位第三代领导人也多次强调:“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70年奋斗的全部成果。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

  这是左翼之解。

  右翼与此相反。

  “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方向,无所谓社会主义方向还是资本主义方向;谁讲改革开放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谁就被指责是“问姓‘社’姓‘资’”,是“反对改革开放”,朱佳木同志的话就是针对他们的。这还是台面上“只能说”的,至于“做的”,何尝限于“不问”,简直是只能“姓资”,不许“姓社”,只能以美国“现代企业制度”为“先进生产力”,以好莱坞和多党议会制为“先进文化”!

  “不问”云云,看似左右各取所需,但实际上,霸权一方可以“大胆的干大胆地试”,不容争论,以致“不问”30年之后,公有制徒剩孓遗,而“姓资”则洪水滔天。

  回头看,“不问”云云,确见邓公政治智慧。当时可以取得左翼与党内“保守力量”的和谐;而“姓资”与右翼,打着“不争论”的旗号,在普世的康庄大道上,肆无忌惮扬鞭奋蹄一往直前。

  “不问”之前,邓公就曾说过:“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出现百万富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3 0年的实践,邓公的话也并不“句句是真理”,中国决策层的政治智慧,须敢于实事求是地反思。

  就文论文,王文之所谓“夺旗”,是“夺回”普世旗帜,“为我所用”。

  “姓资姓社”,水火不容;红旗白旗,自来分明。共产党一天不易帜,打的只能是红旗,马列旗,毛泽东旗。“白旗”本属对手,“回”从何来!

  “夺旗”云云,加在小平头上,有点耸人听闻。

  第二个口号:“涂颜色”。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大方向,为此,十八大强调不走邪路不走老路,为的都是强调这一政治方向的准确性和严肃性。王长江笔杆一摇,就宣告这“中国特色”,是“涂”上去的“颜色”。

  好一个“涂颜色”,用金圣叹的评点笔法:“奇绝妙绝”!

  到底是中央党校教授,底气十足。

  有些成果,西方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用。但从历史渊源讲,这些成果确实又是人家发明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人家的色彩。怎么办?邓小平的做法是:加上“社会主义”,就可以为我所用;加上“中国特色”,就把特殊性和一般性结合起来了。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比我们搞得早。

  真可谓煞费苦心,他在“具体”和“一般”上玩花花绕,三绕两绕,就将“有些成果”的“具体”,偷换成了资本主义的“一般”。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从来没有标榜什么“自己利益”,共产党人从来也没有否定过需要学习人类社会也包括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

  这方面列宁讲的最多,他的名言“专制年代”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只有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主席不光强调:“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要坚决抵制和批判,这并不妨碍去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论十大关系》),而且,很清醒地认识到“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毛泽东主席一直强调“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反对刮“共产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并不否定“市场”。但“市场经济”不能变成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后来“转型接轨”的鼓吹者,当年正是“共产风”的作俑者。

  这一些,列宁和毛泽东从来是光明磊落的,从不遮遮掩掩。“学习”,是“为我所用”,无须什么“涂颜色”!

  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绝不能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混为一谈——经济上的“人间正道私有化”,政治上的“三权分立”之类,学不得。

  学习,绝不是“转型接轨”,认同皈依。

  “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比我们搞得早”——这从何谈起?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布中国人民第一次当家做主,是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60年后,怎么又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比我们搞得早”了?照此逻辑,1946年伪国大比我们早得多,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就完了,何须辛苦改革!

  偷天换日!一个“民主”露出了狐狸尾巴:先将资产阶级民主与人民民主混为一谈,继而得出资产阶级民主比人民民主早,自然比后者优越的结论。

  “民主”背后的潜台词:“普世”、“宪政”、“三权分立”、“军队国际化”、“中华联邦”等等——谁都能读懂。

  “涂”字,如果直译硬译,就是将资本主义涂上红色,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涂”字用得太轻薄,未免亵渎了邓公。

  “算明账”和“不争论”不算重点,姑置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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