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军方证实已拘捕穆尔西》，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4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中东报》7月4日报道，西班牙《国家报》网站7月4日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网站7月4日报道，俄新社迪拜7月4日电，美国《纽约时报》网站7月3日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网站7月3日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7月4日报道，德国之声电台网站7月4日报道，路透社开罗7月4日电，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7月3日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4日报道，美联社华盛顿7月3日电，路透社联合国7月3日电，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7月4日报道，中央社巴黎7月4日电。
在大是大非面前最能看清一个人的立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丑陋嘴脸再一次暴露在世人的面前。当然，对于这条美韩杂交狗，我们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
关于穆尔西政权，我们在其上台伊始就指出了“枪杆子”的重要性。恩格斯讲：“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会因为自身生命的连续性而忽略了生命过程本身的辩证性质。生成过程和成长过程虽然是无缝衔接的，但是，它们却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因而具有不同的运动规律。中国古代讲，马上能打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这实际上就是在讲夺取政权时(也就是政权的生成过程)与取得政权之后(也就是政权的成长过程)的历史阶段性区别。
但是，我们又不能非此即彼地认为在取得政权之后，之前的那个夺取政权的手段就可以被去除了，换言之，我们不能因为孩子已经出生，就认为这个孩子之后的成长过程与孩子在娘肚子里的时候乃至与父母双方的基因没有关系了。由于医学知识的普及，人们已经能够比较理解人的后天与先天之间是有紧密关系的，但是，将这个辩证的观点遍历到其他领域的时候，人们就会因为受认识能力等因素的限制而不易理解相关的情况。穆尔西政权的覆灭实际上正是由这种错误认识所导致的结果。
穆尔西政权之所以能够上台，那绝不是因为它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上台的，而是因为它首先利用了街头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然后又利用了帝国主义与军政府之间的矛盾，使自己得以上台。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穆尔西政权，抑或说，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误以为民主选举是其上台的凭借，同时，又因为其所推翻的一个军政权，因此它又在非此即彼的错误观念影响下拒绝使自己的政权也具有军政权的性质，换言之，它没有在上台之后想办法夺取军权，相反，它采取了和军方合作的姿态，然而也正是这一点暴露了穆尔西政权小资产阶级的性质。
事实无非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但是，这一论断之所以日益难以被人所理解，那只是因为颜色革命所呈现出来的形式不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而是通过街头革命夺取政权。也正因为暴力手段本身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了，从而使得人们因对暴力手段的片面化认识而没有用辩证的概念来理解暴力手段本身，进而也就使得人们只重视表面上看来与取得政权关系最近的那种暴力，而忽略了使得这种暴力得以发挥出作用的背景，由此导致的情况就是，人们重视让人吃饱的第十个馒头，而看不见之前九个馒头的基础性作用了。
如果没有埃及军方的纵容，如果埃及军方和叙利亚军方一样坚决镇压造反派，那么穆巴拉克就不可能下台，穆尔西也不可能上台。但是，无论穆尔西还是穆斯林兄弟会都没有看清这个本质情况，因此才幻想能够通过与军方合作的办法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由此，当军方感到推翻穆尔西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穆尔西政权的覆灭也就在瞬时之间完成了。
通过此事，无非再次揭示出埃及军方与美欧的紧密关系，对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再谈了。不过，此事反过来说明了土耳其政府整顿军队、清除有西方背景的世俗派势力的这个举动为什么会引起美欧极大的不满了。最后要老调重弹的是，无论街头革命是否是当下夺取政权的新方式，掌握军权永远是确保政权在手的根本保障，街头革命只有在军队不插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功，古今中外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了，当然，我们不要因此又反过来非此即彼的忽略街头革命的重要性，要知道，没有第十个馒头，光有前面九个馒头也是不能填饱肚子的。
当然，埃及军事政变的意义是很大的，这里先简单地指出两点：首先，军事政变使得埃及进而地中海沿岸重新进入大动荡时期，因为穆斯林兄弟会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暂时的失败只会帮助其更快的破除迷信，从而在客观上助其更快的成长，可以断定的是，穆斯林兄弟会一定会走上公开实行武装斗争的道路，而绝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民主选举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了，而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将会波及整个伊斯兰世界，美帝国主义终将会认识到它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其次，对欧盟而言，它现在唯一考虑的是如何能够尽快稳定埃及局势，以防埃及的动荡进一步加重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为此，欧盟很可能会让巴拉迪再次竞选埃及总统。但，无论如何，这个形势本身决定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加速恶化，而这也是美国策动这次军事政变的主要目的之一。
《中国将重启国债期货引关注》，香港《南华早报》网站7月4日报道。1995年，上海万国证券因国债期货投机失败而倒闭，由此使得国债期货被叫停。现在，中国政府又要重新推出这一投机行当了，其未来的前景可见一斑。国债期货之所以存在巨大的风险，只是因为国债事关国家的稳定，因而美国将中国大举抛售美国国债一事定性为敌对行为，因此，国债期货与政治斗争的关系极其密切，而且具体表现为权钱交易。当年万国证券之所以会在国债期货上栽跟头，那只是因为它的对家通过走上层关系使财政部提高了“327国债”的利率，从而让做空的万国证券陷入崩盘的状态。
因此，当我们知道了利率实际上是受到严格操控的这一事实之后，特别是在操纵Libor事件曝光后，我们就不应该再幻想存在所谓的由市场通过自由竞争定价的利率，因而也就不应认为在实行了所谓的利率自由化政策后，就不会出现人为操控利率进而在国债期货市场上谋取暴利并引发政治动荡的事情了，恰恰相反，如果不能通过操纵利率谋取经济乃至政治的暴利的话，有关方面就根本不会推出国债期货和利率自由化政策，换言之，有关方面推出这些改革举措的目的就是为了牟取红利的，但绝不是为绝大多数人牟取红利，而依然是为一小撮人牟取红利，否则就改变了改革开放的性质了，而这一小撮人显然是能够掌握中国的利率政策的，与此同时，要知道，如果没有客户亏本乃至破产的话，那么红利又从何而来呢?!在此前提下，中国政府所推出的任何被认为是控制风险的举措实际上都不过是在糊弄外行罢了，事实上，这些改革所能释放的红利正是只有通过人为地制造并扩大风险才能得以实现。
期货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一样，它本身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而只是瓜分由产业资本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只是因为金融市场提高了资产阶级瓜分剩余价值的效率，因而加快了总资本再生产循环的速度，由此使得在同一时间内被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较之以往显得更多了，由此产生了金融市场能够创造价值或剩余价值的假象。
《深圳“奶妈服务”招致众怒》，法新社北京7月4日电。既然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人专政绝大多数人，那么即便招致众怒，只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那么也就不会受到任何制裁。深圳推出的这个“奶妈服务”的确很符合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定位，只不过此举让改革开放的资产阶级专政复辟性质暴露得过于彻底，因而颠覆了很多人对改革开放时代的认识，或者说，砸碎了很多人对改革开放本质的幻想，总之，这些人，无论是公开地还是在内心里认为改革开放的这30年——在历史意义上——是超过新中国前30年的，都因被此事打了脸而恼羞成怒。当然，对此事感到生气的人未必就是认为改革开放是进步的那些人，广大热爱毛泽东思想的人理所当然地也会感到愤怒，只不过，他们之所以愤怒，不是因为自己谎言被事实无情地戳穿，而是因为自己的忠言不被当局采信，由此导致这个早在他们意料之内的悲剧。同样是愤怒，但引起的原因是不同的，由此区别为羞愤和悲愤。前者出于私心，后者出于公心。至于前者是否就此转变对改革开放本身的观念，还是依然将这件恶事做个案处理，那就要看这些改开教徒们自己的觉悟了。至于后者能否在绝望中坚持反抗，那也是要看个人的觉悟的，因为在这个投机分子大行其道的时代，很多人在绝望之后选择的不是反抗，而是投降。
《洋奶粉厂商向中国监管低头》，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3日报道，德国之声电台网站7月3日报道。昨天已经分析过此事。顺便再说两句。此事原本就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事——洋奶粉厂商趁中国民众对其的迷信尚未破除之前借降价来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同时将危机引向“兔”奶粉厂商，另一方面，中国的反垄断机构企图利用此事来消除人们对其殖民地机构的疑心。因而洋奶粉厂商立刻且毫无反抗地大幅度降价了，既然洋奶粉的降价必然进一步增加“兔”奶粉厂商的经营难度，因此，反垄断机构的这一行为就根本谈不上“支持国内制造商，刁难进口企业”，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此事无非再一次暴露了中国反垄断机构的汉奸买办性质罢了。中国的反垄断机构如果真想证明自己不是汉奸买办势力的一员，那么就对那些著名的国际垄断企业下手吧，欧盟已经多次对微软实施过罚款，中国的反垄断机构为什么不效仿欧盟的做法呢?
《埃及“变天”或成中东格局拐点》，法国《世界报》网站7月5日文章，俄罗斯《生意人报》网站7月5日报道，德国《时代》周报》网站7月4日文章。埃及的军事政变当然有可能成为中东格局的拐点，但是，对任何一种事物的否定运动总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复辟倒退，抑或说，反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夜回到解放前”、“人民群众吃二遍苦”等等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段历史，另一种是革命和进步。因此，“变天”并不意味着就是“倒退”，相反，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进步”。当然，对反动统治阶级而言，它们总是希望任何“变天”都能朝着有利于它们的方向运动，因此，法国媒体宣称埃及军事政变意味着“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失败”，可见，法国统治集团企图引导伊斯兰人民放弃它所谓的极端主义。
但是，对此，我们首先要问的是，穆斯林兄弟会为什么会被埃及军方推翻呢?因为它没有掌握军队，相反，埃及军队是听命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因此，当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认为穆尔西政权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穆尔西就那么轻易地被搞下台了，尤其是当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自己面临深重的主权债务危机的时候，搞乱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能在客观上形成对它有利的影响，尽管这种好处有时只是转瞬即逝的。
因此，事实证明，穆斯林兄弟会不是败于它被贴上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恰恰相反，穆斯林兄弟会正是没有掌握极端主义的手段，正是因为它还处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的幻想中，所以才很轻易地被镇压下去了。因此，穆斯林兄弟会能够从埃及军事政变中汲取的教训就是：一定要掌握军队。因而，埃及军事政变的成功不仅不可能终结所谓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恰恰相反，一直被基督教俱乐部妖魔化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这次事变之后才能真正转变为现实，换言之，基督教俱乐部将真正面对一个使用极端主义手段的伊斯兰武装革命集团。
宗教矛盾说到底是阶级矛盾，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世俗势力和伊斯兰主义者的矛盾，而只存在基督教势力和伊斯兰势力的矛盾，实际上只是基督教的国际垄断资本与伊斯兰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俄罗斯媒体所谓的世俗国家的拥护者有望从伊斯兰主义者手中夺回政权的论断不过是对基督教垄断资本有望重新压迫和剥削伊斯兰无产阶级的一种粉饰。因此，如果说埃及的军事政变能够对中东地区产生何种影响的话，那么最大的影响无非就是破除了伊斯兰人民企图通过街头革命来夺取政权的幻想，事实告诉他们，那些成功的“颜色革命”无一不是有军队在背后支撑着的，军队之所以不动，只是因为它处于主要矛盾地位，且“颜色革命”没有危及到它的地位，相反，如果“颜色革命”危及到它的地位，那么它是必然要出手的，而一旦军队出手了，那么这些街头革命者的“势力”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
也正因为埃及军事政变极其有利于破除伊斯兰造反势力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因而，真正能够强大起来的绝不会是什么恐怖组织，相反，只会是具有更加彻底的革命目的的革命武装组织。如果说，“基地”组织会因此得到强化的话，那么这种强化必然是以去除“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色彩为原则的，相反，“基地”组织的革命性质会更加凸现出来。当然，“基地”的定义很笼统，打着“基地”旗号的组织也各有各的盘算，所以，不宜把目标定在“基地”组织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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