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死?
夏俊峰不该死。那两个城管不该死。“顶层设计”了让这些本来不该死的人互相残杀的体系的王八蛋才该死。
夏俊峰的父亲是环卫工，被杀城管申凯的父亲也是环卫工;另一方个城管张旭东有一个和夏俊峰儿子年龄相仿的女儿，他带着老婆孩子与年迈的父母、因病未婚的哥哥一直挤在一处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里。这三个人都来自社会底层，“本是同根生”，并没有深仇大恨。
《采访夏俊峰家人》(中国周刊记者杨洋)有如下报道：
——“1990年代，夏俊峰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防爆电机厂做车工。不久，单位倒闭，夏俊峰下岗。”
——“为了每月挣四五百元钱，夏俊峰去劳务市场”、“就像货物一样让人家选，挑萝卜还得扒拉扒拉吧”、“因为丈夫只有一米六五，很多用工单位嫌他身材矮小，不肯录用，他只能去做季节工”。
为什么“1990年代”之前“只有一米六五”的夏俊峰能考上技校、能当上工人、用不着“像货物一样让人家选”、“象罗卜一样任人扒拉”?同一个“只有一米六五”的人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之后一切全变了?因为以前是公有制，以后是私有制——“单位倒闭，夏俊峰下岗”、“沈阳是个老工业城市，昔日大厂的荣光遗留下来的，是大量下岗工人成为流动商贩。摊贩与城管人员的矛盾几乎无法避免。”——总而言之一句话：“改开”、“特别是”所赐。
为了生存，夏俊峰夫妇不知吃了多少苦：“空调厂夏天招一批工人，干上三四个月，工作又没了”、“夏俊峰干过出大力的活儿，钉过箱子、做过推拉门，也曾在四十多度的厂房里工作，回家之后，张晶见他的裤子上都是层层的白碱”、“上衣就更别提了，都是咸的。”“张晶做过饭店服务员、给人看过店、做过幼儿园的面点师”、“两口子起早贪黑，日子还是过得捉襟见肘”……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公知”所谓的“下岗工人贫穷是因为他们懒”、“下岗工人根本不值得同情，当年他们和现在公务员没区别”、“下岗工人真是蛮懒的，好多下岗后不做事，还活在快活里，有的等国家来养活”、“村里赌鬼懒汉同起早贪黑干活的，十年后贫富肯定有差距”之类“理论”完全是胡说八道。
夏俊峰为什么不顾一切当小贩?为了儿子，为了后一代：“儿子的绘画天赋成了清贫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得挣钱，儿子得有出息啊，可不能像我们这样”(这令人想起《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而这点可怜的愿望也成了梦想：当了小贩，就撞上了城管——“‘管，他们的饭碗没有了，不管，我们的饭碗没有了。’一名城管执法队员用最简单最朴实的语言，揭示了这个矛盾。”“当地城管局长提出的执法口号是，‘城管工作就是要打’，还有一个，是‘用粗暴对待野蛮’”。(《是谁害死了夏俊峰和申凯》http://bbs1.people.com.cn/post/2/0/1/133567903.html)
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城市所谓的市容市貌，居然凌驾于公民生存权之上”?为什么“人的生存权，与一个城市的形象，居然会形成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矛盾激化到必须用死亡去消解”?
因为有人“顶层设计”出了这一切：“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厉以宁)。
夏俊峰和城管申凯、张旭东的死既偶然，又必然。偶然：摊到他们具体家庭具体人的头上是偶然。必然：有老王八蛋“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的“顶层设计”和老王八蛋调教出来的小王八蛋的“壮士断臂”，必然还有源源不断的下岗工人，源源不断的跟城管的你死我活，没有夏俊峰也会有“秋俊峰”、“冬俊峰”，没有张旭东也会有李旭东。
“顶层设计”了夏俊峰们当“改革代价”、下岗失业、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顶层设计”了“管，他们的饭碗没有了，不管，我们的饭碗没有了”的城管制度;“顶层设计”了夏俊峰们和申凯、张旭东们互相残杀的悲剧，突然又悲天悯人地同情起夏俊峰的命运来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的吗?这样的王八蛋难道不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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