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环球时报评苏联解体一文是为谁说话?
附一：环球时报社评：以苏联解体为鉴，应是中国最低要求
附二：大卫科兹：前苏联改革变质的阶级原因
环球时报10月11日刊了一篇社评《社评：以苏联解体为鉴，应是中国最低要求》。开篇一句“本文试图超越价值评价”，格外心虚，特别像“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论调，生怕别人挖出其暗藏的私货。这类文章后续往往露骨地体现了自己价值和立场。此文便是一例，值得欣赏解析。
文章在无关痛痒地讲几段之后，终于图穷匕首见，抛出了所理解的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现实。
-- “从经济情况来说，俄罗斯得到全面恢复”
--“民众的生活质量在最近几年全面超越苏联时期。”
--“如今的国家欣欣向荣，苏联时期的基本免费教育和基本免费医疗都得到保留，人们的收入在提高，有钱人逐渐多起来。”
--“俄罗斯可以说经历了“纠结和停顿的20年”，它今天的技术能力基本吃的是苏联老本，军事实力更是如此。但这样的停顿对俄罗斯来说并非很严重，因为俄罗斯充裕资源的弥补力量是无以伦比的。”
--“国家大小强弱与老百姓生活质量并非完全直接对应。”
也就是说，通过解体，如今俄罗斯“民众生活质量全面超越苏联时期”“国家欣欣向荣”，虽然解体后国家技术能力停顿，军事能力变弱，战略能力下降，但这些“与老百姓生活质量并非完全直接对应”。
有了上面的铺垫，这才有了最后的结论：“苏联解体留下了一代人的痛苦，和很多原苏联公民的遗憾，以及一份争议。”
苏联解体毕竟是众所周知的“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文章总不能太过露骨地说成苏联解体一切光明。不过，自有高招。笔下的苏联解体的悲剧意义，仅仅表现为“一代人的痛苦”，仅仅表现为国家分裂期间短暂的社会动荡带来的“遗憾”，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践行的资本主义道路，却无疑带来了国家的“欣欣向荣”，带来了“民众生活质量全面超越前苏联时期”，换言之，只否定国家分裂本身，而不否定解体背后精英层所选择的资本主义道路。所以，笔下的前苏联在牺牲了“一代人”的“阵痛”之后，俄罗斯的新的“一代人”无疑是幸福的。那么，对前苏联解体教训的借鉴，便仅仅只停留在反对国家分裂、维护国家统治的层面上，而对于前苏联解体前后非常明显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分歧，虽无明显表态，但却很清楚地支持了后者。
值得探讨的是，笔下的“民众”，到底是俄罗斯普通大众，还是俄罗斯的权贵阶层?是俄罗斯普通大众的生活质量“全面超越”了前苏联时期，还是俄罗斯的权贵阶层的生活质量“全面超越”了前苏联时期?这个国家在“欣欣向荣”，到底是谁在“欣欣向荣”?最精辟的，是提出军事“停顿”和技术“停顿”不可怕，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拿来卖成美元就好了。这就是典型的“人权高于主权论”。军事实力和技术实力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卖资源换美元养肥买办代表了买办阶层的“人权”。在眼里，一小撮买办的“人权”实质高于覆盖大多数人的“主权”实质。所以才导出“国家大小强弱与老百姓生活质量并非完全直接对应。”此处的老百姓，到底指谁?难道心中的“老百姓”，心中的“民众”，完全指的是一小撮权贵阶层吗?
让我们看看真实的俄罗斯。
第一， 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后患遗留至今。
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开始于1992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其后果是俄罗斯目前国内巨大的两极分化，权贵阶层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和资产，普通人民承担了生产下降、失业人数激增、通货膨胀严重、财政赤字加剧、负债累累、汇率疯跌的一系列后果。经济问题产生的多维原因与俄罗斯社会内在矛盾的多层次性纠合在一起，致使经济状况的改善举步维艰。虽然在2000年以后，饱尝激进型经济改革恶果的俄罗斯政府开始走上一条“市场经济+民主原则+俄罗斯现实”的经济发展道路，在产权改革、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经济快速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是直到2006年，俄罗斯的国内总产值只比1991年提升了2%;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依靠能源型经济模式复苏的俄罗斯总体经济状况面临挑战，直到今天仍然无法摆脱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
要说“生活质量全面超越”，我们只看到资产阶级的“全面超越”，没看到普通大众的身影。
第二，腐败恶疾难以遏制。
俄罗斯腐败现象已经成为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而腐败的不断蔓延显然是不成功的社会改革引起的并发症。2002—2008年这6年间，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俄罗斯的腐败指数排名从第71位跌至第147位，每年的总金额达2500亿—3000亿美元。以“民主”、“公开”为幌子的改革，不但没有改变从前的官僚主义和低效作风，反而加剧了社会的贪污腐败，使社会更不“民主”、更不“公开”了。腐败成了俄罗斯社会难以根治的顽疾。其主要表现是：1. 腐败行为全面化。腐败现象存在于社会各个行业当中。警察、教师、医生、一般职员都会利用工作之便不失时机地为自己捞好处。2. 腐败行为日常化。腐败成为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更愿意用行贿的方式来解决一般情况下难以解决的或拖上很长时间才能够解决的问题。2006年，29%的俄罗斯人对收受贿赂持宽容态度，认为可以原谅，这一态度让社会失去应有的善恶标准。3. 腐败行为公开化。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一点还表现在，俄罗斯的腐败现象呈公开发展却无人问津的态势。交通警察在街道上明晃晃地接过违法司机的卢布;宿舍管理员在同事和办事人员都在场的情况下接受办事者的礼物;老师在教研室里接受学生的钱而使考试或论文通过……腐败的严重问题实际上与改革初期野蛮的私有化息息相关，私有化向人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初期赤裸裸的掠夺。
要说“生活质量全面超越”，我们只看到官僚阶层的“全面超越”，没看到普通大众的身影。
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的“民众”指的是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官僚阶层，这些阶层确实可以在国家军事能力和技术能力停顿所丧失的天量地缘政治利益和核心生产力的情况下，通过卖苏联“充裕资源”的经济模式过上优越的生活。
而真正的民众呢？
用“民众”一词，将俄罗斯权贵阶层的社会感受强加到普通大众头上，热情地赞美了前苏联解体后的资本主义道路。同时，还颇有“良心”地提醒广大中国民众：不能再犯苏联解体的错误。那么此处吸取“苏联解体错误”，的意图就只是维护国家的统治，而绝非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点不可不分清楚。倘若国家可以不分裂，不动荡地让少数权贵阶层掠夺全民财富，走向资本主义道路，那想必是十分欢迎的，这简直是心中两全其美的方案了。
而被掠夺者倘若要反抗少数人走资本在道路，则要吸取前苏联解体的教训：不许反抗!
前苏联的解体，是来自上层的革命;而欢迎资本主义道路、一心害怕社会动荡的人，拒绝的，是来自下层的革命。我们吸取前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是警惕、痛斥、改变来自上层的革命，而绝不是跟着权贵阶层瞎欢迎解体后的资本主义道路，更不是被上层革命之后，还要心甘情愿地拒绝进行下层的革命。
附一：环球时报社评：以苏联解体为鉴，应是中国最低要求
围绕苏联解体，中国舆论场近来又争成一团。由于争论者持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自然会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本文试图超越价值评价，客观梳理那场剧变带来的种种后果。
苏联解体深刻改变了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格局，雅尔塔体系崩溃，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其他西方国家次之。苏联的消失恶化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政治环境，但同时又大大降低了中国北方的长远地缘政治压力。它对中国可谓利弊参半。
苏联各国人民对苏联解体的感受不尽相同。波罗的海三国是苏联的坚决掘墓人，它们早在1990年前后就脱离苏联，后又加入北约，苏联解体是三国求之不得的事情。
对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人民来说，苏联解体来得很突然。1991年3月苏联曾就是否保留联盟国家举行全民公决，支持者高达76%。
苏联突然解体摧毁了联盟内的经济联系，带来剧烈阵痛。各新生国家的第一批受益者大多是前官员、政治活跃人士和经济冒险家。比如各新生国家的领导集团几乎都是前加盟共和国领导层，第一书记纷纷成为总统，那批领导人大多在位很久，有几位执政至今。
俄罗斯的政治变化从一开始就比较大，但两代俄罗斯领导层都同苏联官方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俄罗斯完全意义上的“反对派”至今尚未获得他们满意的政治机会。
从经济情况来说，俄罗斯得到全面恢复，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因资源丰富也实现较高国民收入，但一半以上的前苏联共和国在经济上成了联盟解体的输家。比如总人口约4700万、曾很富裕的乌克兰目前人均GDP只相当于中国的一半多一点，我们的中亚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情况更糟，几乎已进入世界最穷国家行列。
对苏联解体最耿耿于怀的是生活在俄罗斯境外的近2000万俄罗斯族，他们一夜之间成为少数民族，他们在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的新生国家里处境艰难。
俄罗斯是苏联的主要继承者，它的国土面积比沙皇俄国小了许多，丢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也丢了外高加索和整个中亚。但俄罗斯仍足够大，横跨欧亚，资源丰富。苏联解体后的前十年，俄国家政治很不稳定，并且陷入车臣战争，民间饱尝困顿。普京上台后采取内外强有力的政策，又赶上世界石油价格飙升，俄终于摆脱了自苏联末期就开始的漫长经济政治危机。民众的生活质量在最近几年全面超越苏联时期。
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的感受可谓一言难尽。如今的国家欣欣向荣，苏联时期的基本免费教育和基本免费医疗都得到保留，人们的收入在提高，有钱人逐渐多起来。但国家的实力规模小了，影响力与苏联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国家大小强弱与老百姓生活质量并非完全直接对应，但全球大国和地区大国都以扩大影响力为主要外交目标之一，显然有其道理。俄也对沦为“二流国家”非常抵触。
与其他新兴国家相比，俄罗斯可以说经历了“纠结和停顿的20年”，它今天的技术能力基本吃的是苏联老本，军事实力更是如此。但这样的停顿对俄罗斯来说并非很严重，因为俄罗斯充裕资源的弥补力量是无以伦比的。很多去过俄罗斯的人都相信，近十年来俄罗斯民众的实际生活质量是不断提高的，俄罗斯的富裕就扎根在它的幅员辽阔之中。
中国今天能同俄罗斯“比一比”，有些基础设施建设甚至超过了它，完全拜改革开放这些年建设成就之功。但将两个国家的经济境遇做细致对比肯定是荒谬的。
我们的结论是：苏联解体留下了一代人的痛苦，和很多原苏联公民的遗憾，以及一份争议。但苏联在逐渐被遗忘。作为其他大国，都应以苏联为鉴，不断改革，避免走向苏联式危机和解体。这应是历史对执政者的最低要求。
附二：大卫科兹：前苏联改革变质的阶级原因
苏联解体及其转变为资本主义乍看起来可以归因于外部压力，在社会主义者看来尤其如此。来自世界资本主义的压力在整个苏联社会的历史上都存在。但是，恰恰是在苏联及其盟国最终实现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军事均势、彻底打破了西方以武力征服灭亡社会主义的迷梦以后，这些国家走向了崩溃。无法想象，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
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本文的基本论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尝试导致了一个倾向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集团和阶级联盟的形成。正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民主性质，这个亲资本主义联盟才得以羽翼丰满，利用改革引起的愈益混乱的政治经济形势，亲资本主义联盟夺取了政权，现在正企图贯彻自己的意志。
改革一开始，最高领导层就面临一个问题，怎样使一个从未按民主方式运行过的制度民主化，又怎样自上而下地实现民主化。第一步是实行公开性，也就是舆论自由，包括官方传播媒介在内。公开性的目的是为预期的经济改革创造条件。要发挥人民的主动性，要实现经济制度民主化，要使人民投身于经济改革之中，就有必要公开讨论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公开性造成了大鸣大放的局面。
公开性的发动者始料未及的是，公开性导致“市民社会”在苏联开始形成，五花八门的政治观点纷纷在传播媒介上亮相，政见各异的松散组织初步形成。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亲资本主义的观点，与其他观点一样，公开亮相。谁能用最刻薄的方式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谁就能博得许多人的同情。
1989年，当局着手进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在全国以半自由的方式选举了新的人民代表大会、一部分市政府和州政府，反对派在选举中的胜利让共产党丢了脸，反对派公开批评共产党，其中一些人公开批评社会主义，对于好几代人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统治下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反社会主义观点风靡一时，尽管绝大多数群众所坚持的仍旧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苏联社会中的三个主要的社会集团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一个，也是最弱小的一个，是新兴企业家阶级，经济改革的起步给小型私人企业，主要是商业、服务业和农业企业，带来了机遇。在苏联社会中原已存在着一个非法和半合法的商人阶级，其中一些人非常富有。这个阶级现在日渐壮大，并且有了一个比较合法的地位。他们开始组织起来，在公共事务方面积极争取自身权益，他们的自身利益要求扩大私人企业的活动范围并增加其行动自由。然而，直到当时他们还仍然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利益集团。
第二个积极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集团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相当软弱，它的绝大多数对当局俯首贴耳，只有极少数人站在反对派立场上，公开性和民主化才使知识分子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集团。记者和电视评论员突然有了报道他们想报道的内容的广泛自由。作家、艺术家、演员和学者在新的条件下有机会向公众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但极富煽动力，在公开选举中很多知识分子竞选成功。
令人惊奇的是，有这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真诚地信仰资本主义。其中很多人，迷信那种理想的、充满了十九世纪色彩的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那是一个经济自由和一切人机会均等的社会，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可能比在纽约和波士顿有更多的支持者。这部分地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与旧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很多知识分子走向了另一极端。如果官方传播媒介过去没有完全讲真话，真话也许就是他们过去所听到的反面。
但是，在这背后还有着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由于对外开放，知识分子们发现，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他们的同行在差不多所有的方面都享受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西方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比较而言更有特权，这种看法一般来讲是正确的，尽管经常有所夸张。莫斯科的知识分子经常向西方同行抱怨自己的物质生活只比蓝领工人好一点或差不多或一样，以此作为社会不公正的证据。
但是，如果只有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拥护资本主义，他们永远也夺取不了政权。第三个主要的拥护资本主义的社会集团，是一部分、很可能是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特权阶层，主要的中央政治经济管理部委中的领导集团的绝大部分都倾向于资本主义，这或许让人惊讶。但正是这个集团才使亲资本主义联盟有了如此强有力的社会政治实力。
除了圣彼得堡市长安托莱·索布恰克以外，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拥护者过去都是前政治经济特权集团中的高级官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他是俄罗斯议会民主俄罗斯阵线党团的领袖，这个阵线是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议会中的主要支柱，阿法纳西耶夫从前是高级党校校长，还是《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共产党人》是苏共理论刊物。叶利钦同样出身特权阶层，还有他最亲密的顾问、著名的“自由市场”派的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K·波波夫，也来自前特权阶层。
1991年7月至8月间，在一次去莫斯科的旅途上，我得到了一份关于在勃列日涅夫的孙女的别墅举行的周末宴会的第一手报道。这份报道说明了苏联共产党的主要头目的家庭是如何蜕变的，这集中表现在那次宴会上。根据这份报道，所有参加宴会的人过去都是旧制度下的高级官员，现在都是企业家。过去苏共的首席理论家苏斯洛夫的孙子，现在是一个银行家，他所在的银行正从国有制转变为合资股份制;勃列日涅夫的孙女成了一个女企业家;有趣的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的儿子也出席了宴会，他也当上了企业家;其他出席者都来自合资企业或者贸易公司。他们的豪华拉达小汽车已经换成了梅塞德斯-奔驰，他们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现在比过去辛苦一些。
为什么有这么多旧特权集团的成员倒向了资本主义呢?很多研究者发现，在最近的几十年，特权集团的绝大部分早已不再相信他们统治的制度是什么工人国家，他们看破红尘，一味追求权力和特权，在他们升官发财以后，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所享受的这点物质特权，要是与资本主义西方社会的统治者比起来，就太可怜了。西方传播媒介详细报道了已经公开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元首昂纳克的度假别墅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苏联集团中最富的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拥有的度假别墅，也比不上一个小有发迹的美国牙医所拥有的同类别墅。
特权集团的很多成员显然已经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一旦这个社会面临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他们便倒向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使他们不仅能管理生产资料，而且能拥有生产资料，并且可以公开积聚巨额个人财富。除了大大提高他们绝对的和相对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外，他们还可以把自己的地位直接传给后代，不必像在旧制度中那样还要靠个人关系网。
不仅旧特权集团的个人成员，甚至旧制度的一些组织机构，也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心向往之。1991年，《读者文摘》打算在莫斯科发行俄文版。他们没有选择前持不同政见者或者新资本家做业务伙伴，而是选中了进步出版社、国际书店和第一模范印刷厂(当时是共产党的一个机构)。所有这些伙伴都是当局的支持者。在《读者文摘》俄文版的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美国无家可归者的十个神话”的文章，企图抹杀无家可归者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
以上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当资本主义面临大萧条的危机时，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家倾注全力拯救这个制度，因为另一种制度与他们不共戴天，社会主义意味着他们永不再能作威作福。像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一个统治集团，它统治着社会并在其中占有特权地位。但是，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统治集团不拥有生产资料。而且，根据官方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在管理经济和政府时要无私地服务于劳动人民的利益。由于这个制度是不民主的和集权主义的，工人在名义上是社会的主人，实际上根本不能像法律所规定的那样作为统治阶级发挥作用。俄国革命的领袖们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工人国家;在他们离开人世以后，意识形态和传统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时间以后仍然保留了很多社会主义特征。
但是，这个统治集团并不想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棵树上吊死，更不用说什么传统。社会的彻底民主化很可能把统治集团的绝大多数从他们的高位上赶下来，还会减少领导岗位所拥有的特权，工人阶级必定能从社会主义民主化中得益。但是工人阶级不掌握支配事态发展的权力。工人阶级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在统治集团的不同派别中选择其一，叶利钦一伙凭着反对旧制度和许诺支持社会民主化，一度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夺取了政权。但是，在叶利钦当选总统以后，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正是旧特权集团中那些把资本主义看作自己最好出路的人的领袖。
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和主要人物的个性都在事态发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中根本的结构性因素是，社会主义没有能形成一个与之利害共存的统治阶级，这样的统治阶级应能保卫自己所统治的社会。一旦社会陷入略微严重一些的社会经济危机，统治集团的绝大部分马上抛弃旧制度，倒向资本主义。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这就说明为什么这样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稳定的和比较成功的社会经济制度竟然如此迅速和如此平缓地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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