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也靠“棱镜”监控网络》，俄罗斯《侧面》周刊10月7日一期文章。实际上，中国政府也一样。动用一切手段跟踪社交网站舆情，利用网络水军影响民意，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在干的事情，特别是近几个月来，中国网民对此感受得尤为充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愚民统治的有效性也就被大打折扣了，相反，这种愚民统治手段成为了统治者自欺欺人的玩具。
一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明白相反相成这个道理。统治者可以利用的手段，被统治同样可以利用。因而，压迫越重，反抗越烈。夺取斗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始终在人。因此，就算统治者能够利用最先进的手段来伪造民意，从而影响老百姓的判断，但是，现实的压迫必然会起到消除愚民政治影响的效果，并且反过来让被统治者进一步看清统治者的反动面目。物质决定意识，既然压迫最终就是物质性，那么反抗也必然表现为物质性，换言之，反抗绝不会停留在意识领域。而且，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反复证明了，愚民手段越露骨，统治者离彻底灭亡的日子越近。
尽管“棱镜门”背后有美国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背景，但是这一争权夺利本身也是美国统治集团深陷危机的一个具体结果。因此，由美国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急功近利而导致的“棱镜门”事件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以确凿无疑地证据证明了网络民意乃统治集团伪造的这一事实。由此，任何网民都不应再迷信任何网络民意，确切些说，都不应该相信网民能够在网络上解决现实社会中都不能解决的与阶级斗争紧密相关的问题。事实上，在网络依然被统治集团控制的前提下，只有在现实社会中解决了相关的某一问题，才能在网络上有所表现出来。伪造民意者之所以很重视“网民的意见”，那只是因为颠倒意识和物质的关系(因而颠倒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愚民政治固有的内容之一。实际上，只有极少数黑客能够利用网络来改变现实世界，换言之，利用虚拟世界来改变现实世界的这个能力只属于极少数人，换言之，只有极少数人在网络世界里是享有自由权利的。但要知道，被统治者要寻求的解放绝不只是在虚拟世界里获得解放，更是要在现实世界里获得解放，因此，反过来说，如果网民们自认为在虚拟世界里所获得的自由是多于其在现实世界里所获得的自由的话，那么这不仅说明了网民们是如何的不自由，而且意味着网民们对自身处境的认识有多么不正确。
《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上海《文汇报》高级记者、国际评论专栏撰稿人郑若麟的文章——《揭秘西方“战争欺骗宣传”五原则》。该文指出这五个原则是：“第一就是要向民众隐瞒历史和地缘战略真相，以使民众无法真正理解正在发生的事。第二是将战争的真正战略意图隐藏起来。第三大原则是妖魔化对手。第四大原则， 摆出‘捍卫弱者’的姿态;将欲攻打的对象国分成‘民众和统治者’，借口支持民众而去攻打统治者。第五大原则，垄断信息权和辩论权。”
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作为危机过程的终极形式揭露了该历史阶段本身固有的矛盾，反过来说，在战争爆发前的各个斗争时期，这个固有的矛盾，或者说，该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也是存在的，因而为了维护这个主要矛盾，统治阶级所采取的各种手段也必然要恪守上述那五个原则。但是，人们是否能够看清统治阶级行为处事所遵守的原则则一方面取决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这些表现这些行为的形式本身在辩证形态上所处的层次。整个认识过程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对一个认识水平相对固定的人来说，实际上是因为表现主要矛盾的形式——在物质运动过程中——从人们较难认识的阶段发展到了较易认识的阶段(与人们的认识水平相同乃至更低的阶段)。简单说来，到了双方打起来或抓捕立案的时候，大多数人才明白原来是谁和谁在斗，但实际上，这一矛盾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并且双方从一开始就围绕这一矛盾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然而，认识水平较低的人是无法理解那种在辩证形态上较高阶段的表现形式的，相反，他们只会以自己的经验以误解的方式来理解这些表现形式，并且，在这些误解的指导下采取他们自认为妥当的行动，这些行动或许会有负负得正的结果，但绝大多数都必然是会让行动者得不偿失的(索罗斯就是靠这个来合法地诈取他人钱财的)。我们只要稍微联系一下近来的几件事情，就能体察到这一点。当然，反过来，也正是因为统治集团在所谓的和平时期动用的克服矛盾的手段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原则性，换言之，这是“真脏脉见”的表现，因此，反过来也预示了该历史阶段的危机过程——在这些原则性充分遍历各个主要方面后(也就是说，统治集团在克服各个主要领域内暴露出来的矛盾时都很明显地体现了上述五大原则)——马上就会到来。
《“上海共识”呼唤“习马会”》，台湾《联合报》10月13日报道，台湾《中国时报》10月13日报道。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在此要强调的是，只要马英九还是台湾最高领导人，那么无论“习马会”以什么理由举行，它都将在客观上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如果大陆方面在这一原则性立场上出现倒退，那么就不仅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之前几十年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且也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分裂国家的臭名。当然，大陆方面或许有人以促进中国统一的这个角度来解读“习马会”，那么，它们就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此前几十年，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和台湾最高领导人会面呢?它们就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当初要反对李登辉访美以及反对陈水扁以所谓私人身份访问那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
既然台湾绿营的台独立场丝毫没有改变，那么与绿营对话本身就不存在什么合法性。不合法的事情可以在私底下做，正如当年基辛格偷偷摸摸到中国来谈判一样，但这种事情绝不可以放到台面上来，否则就不仅没有历史正确性，而且也没有任何政治正确性。也正因为没有政治正确性，所以才说当年基辛格访华、甚至尼克松访华都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
既然台湾内部反对统一的声音占据主流，那么中国大陆领导人无论以何种和平手段来处理两岸关系都是不可能达到促进中国统一的目的的，相反只会让台湾问题既得利益集团进一步坐大。既然不可能实现统一，那么就没有必要让最高领导人出马，否则这种无用功只会让当事人落得一个里外不是人(而且是千古罪人)的下场。
台湾问题事关民族大义，有关方面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多想想将来的历史书会怎么写这种事情，要多从历史的客观事实方面来思考这件事情，不要图虚名而遭实祸，任何借口到头来只是自欺欺人，正如赵构、秦桧编了很多借口来除掉岳飞，但是最终的历史反而是证明了它们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一旦犯下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失去了爱国主义这条底线，那么必然彻底地成为孤家寡人。
《中国养老保障跟不上需求》，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12日报道。中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推行一胎制的时候承诺完全承担养老问题，因此，现在中国政府把养老责任推给家庭和子女的做法是典型的违背承诺、失信于民的做法，而历朝历代的实践证明，朝廷失信于民的做法都将增加朝廷本身的不合法性。因此，尽管中国政府找了各种借口、用了各种手段来使得它违背承诺、推卸责任的这个做法合法化，但是，政治正确不等于历史正确，更何况，失信于民的任何做法都谈不上政治正确，因此，无论中国政府怎么把养老责任推给老百姓自己，中国政府都是在干一件违法的事情，它所违背的法条不是由它自己制定的法条，而是违背了天理人心。
《中国食品安全丑闻履打不绝》，英国《卫报》网站10月11日报道。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层出不穷，关键问题就在于中国政府十几年来一直在以改革开放的名义不断卸除自己应负的确保人民群众饮食安全的责任，特别是这一届政府上台后，以“简政放权”的名义把原本应有中央政府负责的诸多涉及饮食安全的责任推给了地方政府甚至推给了社会，当然，更加恶劣的是，中国政府在不能充分证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在有关部门禁止给本部门和外国人提供转基因食品的情况下，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受到世界各个方面普遍质疑的情况下，却利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向中国消费者提供转基因食品。也正因为中国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顽固坚持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极不负责任的立场，所以上行下效，中国社会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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