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欲借美加行掩饰右翼色彩》，日本《产经新闻》9月24日报道，共同社东京9月23日电。首先，就中国而论，至少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从认识上来说，左派是革命派，是社会主义派，右派是反革命派，是资本主义派。我们知道，左右之分源自法国1791年制宪会议上坐在议会左边的拥护激进革命的人和坐在议会右边的主张温和的保守派(立宪派)。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将这一含义引申为左派即无产阶级革命派，右派即资产阶级反动派。至此，空间意义上的左右之分只是形式，而其内容却是历史意义上的进步与反动之分。因此，虽然左右同时出现，但是，在马克思这里，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关系，换言之，这里的“左右”是不能并存的，因而，在此，与其说“左右”，不如说“前后”。但是，由于约定俗成的关系，这一说法就被继承下来的。
但是，事物总会向其反面过渡的。正因为形式与内容的不统一，所以，就有人开始偷换概念，把本来水火不容的进步与反动以左右的形式并存下来，从而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反而变成了和谐共处的关系了，由此，不仅在客观上造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存在的合理性甚至是必要性，而且还在主观上取消了阶级斗争观念，实际上承认了“剥削有理”，反过来等于是否定了“造反有理”。
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正因为资产阶级反动派被正名了，所以，就有人继续偷换概念，通过利用“左中右”这个说法所存在形式与内容不统一的问题，把走资派定性为中间派，把走社派定性为左派，那么剩下的右派该由谁来认领呢?那么就只剩下汉奸国贼了。于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特色就是，汉奸国贼不仅把自己归入右派，而且总是特别喜欢强调自己是右派，而真正的右派倒不会这么说，真正的右派反过来宣称自己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而真正走社会主义的左派——为了与汉奸国贼、走资派针锋相对，——只好要么称自己是毛派、要么称自己是爱国主义者(当然，有个大汉奸在访问清华大学时自称是爱国主义者，不过，是个人就不会相信这种鬼话)、也有称自己是人民派的(但要注意的是，“人民”这个词在官方和主流媒体的宣传里常常被偷换概念，在很多情况下“人民”和“资本家”等同，比如人民网评论员就有很多资产阶级立场十分明显的文章，相反，我们很难在人民网评论员的文章里找到反汉奸、反资本主义、反剥削的文章，人民日报微博甚至要求取消“汉奸”一词。因此，汉奸国贼也常常是以人民的代表自居的)，甚至称自己是文革余孽(因为封资修和汉奸国贼是不会肯定文革的，尽管文革有对敌人过于仁慈这样的过失，但肯定文革的人绝不会是封资修和汉奸国贼，而且，汉奸国贼越是把革命人民、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称为文革余孽，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以文革余孽自居，尽管其中很多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文革)。当然，由此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特别是，加入世贸后的中国已经没有汉奸卖国贼了，甚至连抓捕美国间谍都只是用“涉嫌嫖娼、聚众淫乱”这样罪名。因此，外国人引领中国主流舆论的节奏、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甚至直接参政议政，这些在世界其他国家都是极其反常的事情在中国这里反而变得不足为奇了。
也正是因为中国的右派已经从走资派过渡到了汉奸国贼，所以，中国右派的民族立场和西方列强右派的民族立场就是截然相反了的。因为，西方列强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右派所持的是大资产阶级的立场，特别是建筑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垄断资本家的立场，而它的左派则是小资产阶级和金融资本的立场，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家的立场，无论这种垄断是金融垄断还是产业垄断。
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的右派在危机时期尤其朝着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纳粹主义的方向演变，而西方的左派——在资本的反国家性的作用下——则更容易成为“叛国者”或“卖国贼”，当然，在此，“叛国者”或“卖国贼”有两种含义，一个是背叛或出卖了祖国，另一个是背叛了资本主义本身。背叛或出卖祖国的资产阶级并不背叛资本主义本身，他们只是在资本全球化运动的驱使下，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牺牲或出卖祖国的利益。因此，如果说西方国家哪一派更容易出汉奸卖国贼的话，那肯定是西方国家中的左派更容易出汉奸卖国贼。当然，由于在西方列强的观念里，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反之亦是，所以任何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人也都被认为是叛国者或卖国贼。
也正因为在西方的观念里，右翼是民族资产阶级或者说具有坚定民族主义立场的资产阶级，因而是最坚定地反对外国资本对本国实施殖民或半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因而是爱国的资产阶级，因此，安倍晋三在访问美国期间之所以要大谈女性权力和“安倍经济学”，只是为了迎合美帝的主流价值观，换言之，安倍之所以要掩饰其右翼色彩，只是为了凸显自己美国殖民地总理的身份定位，只是为了让对日本实行军事半殖民统治的美国放心。正如中国领导人在美国访问时要极力掩饰自己的左翼色彩一样，日本领导人在美国访问时要极力掩饰自己的右翼色彩，因为两者的目的是相同的，而这反过来也表明了中日两国对左右概念的认知是截然相反的：在中国，左派是爱国派；在日本，右派是爱国派。而这也是美国所理解的中日两国的左派与右派的定位。
也正因为安倍掩饰其右翼色彩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放心，而不是为了让中国放心，因此，在获得美国的肯定后，安倍只会在军国主义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日本的这一军国主义化过程完全就是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的。中国国内的那种认为日本是在与美国作对的情况下推进军国主义化过程的观点完全就是站不住脚的，而基于这种错误观点提出的所谓中美合作抑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主张更是与虎谋皮的错误主张，这种主张本质上是让美国对中国的敲诈变成完全合法的东西，甚至使得美国对中国的敲诈反过来变成是中国要心甘情愿地向美国进贡或奉献，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怀疑持有这种主张的人是美中野合党的党员。
《中国消费者将分担油品升级成本》，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23日报道。我们注意到，石油系统的反腐运动与油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是紧密相连的。反腐为了涨价，涨价为了私有化。从该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逻辑：该报道一方面说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燃料价格，使炼油企业难以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所以这些企业一直拒绝对产品进行成本高昂的升级以提高燃料标准。另一方面，又说中国政府今年公布了燃料定价体系的重大改革，提高了炼油企业的利润，也使其他改革变得更容易。
就前者来说，炼油企业因为要确保赢利而不愿增加使油品升级的成本，换言之，炼油企业是以利润为转移的，但是，后者又说，在提高了炼油企业的利润后，提升油品的改革也就变得更容易了。但是，如果炼油企业是以利润为转移的，那么在油价上涨后，原来的油品能够使油企获得更大的利润，相反，如果要提升油品的话，反而会减少油企的利润。如此一来，油企有什么动力去提升油品呢?!因此，反过来可知，提升油价与提升油品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因果关系。事实上，只存在这种可能，即在原有的油品基础上，油企利润已经严重下降了，从而迫使油企必须提高油品以使自己在资本运动中获得平均利润率。换言之，提升油品不是利润增加的结果，恰恰相反，提升油品是利润增加的原因。反过来，在油品没有提升之前，油价的上涨不仅不可能推动油企提升油品，相反，它只会给因大幅度提高了该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而使得小规模的资本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内并生存下来，换言之，能够使相对较小的资本在炼油行业内赚得与其在其他行业内所能赚得的相同甚至更多的平均利润率，而这个过程就是私有化过程，因而也就是国有资本对本行业的控制力下降的过程，换言之，也就是国有资本流失的过程，因而也就是一个卖国肥私的过程。
至于广大消费者所要支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国有资本流失而言，根本微不足道。而中国政府所谓的改革红利不过就是慷消费者之慨，整个过程不过是利用政府职权把广大消费者的财富进一步集中到一小撮资本家手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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