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国贫富差距创纪录》，英国广播公司网站9月10日报道。据报道，最新税收分析结果显示，最富有的1%美国人与剩余99%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创下历史记录。最富有的1%美国人在2012年的收入占到了美国全民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超过了1927年时的历史最高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在过去30年里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呈攀升态势。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的家庭平均年收入超过了39.4万美元，最富有的10%美国人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则超过了11.4万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区分贫富的标准是以这么一个假设作为前提的，即缴税越多的人越富有。但是，我们知道，巴菲特就坦言过，他的税负远不及他的员工来得重。事实上，资本家完全有能力逃避各种税负，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美国真实的贫富差距远远超过上面给出的那个数据。
相比于较为坦诚的美国富人而言，中国的资产阶级走狗则显得无耻得多。有汉奸走狗引用一本叫《变革中国》的反共书籍上的“垄断性国企雇用了全国8%的非农业劳动力，但这些员工却享受着占全国55%的工资。”这句话来指责国企是制造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这种汉奸走狗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企图把劳资矛盾偷换成工人阶级内部矛盾，它们不谈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却反过来把工资和福利水平较高的国企工人妖魔化成导致私企工人工资和福利水平很低的罪魁祸首。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恐怕连畜生都做不出来。并且，这些汉奸走狗在转移了矛盾之后，所提出来的改革方案也根本不是要提高私企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相反，它们要大幅度降低国企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并且无耻地声称这就是在追求公平正义。
有一个叫刘云川的人在《求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改革要致力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文章（见附文）。这篇文章貌似进步，但实则有很多反动的地方。
首先，该企图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新中国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混为一谈。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命运的确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在新中国，这种改变前后经历了方向完全相反的两次。“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一个受压迫最为深重的阶级。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从深受剥削和压迫的阶级一跃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工人一向以地位高、职业稳、收入好而自豪‘工人老大哥’的称呼响遍全国。”(摘自《今日“老大哥”——深刻认识我国工人阶级的新变化》)而到了转型接轨后，特别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段开始，工人阶级一下子从原来的领导阶级被打压成被统治阶级，一下子从国家的主人变成了国家的累赘，以至于到现在，原本作为国家赊欠工人阶级的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待遇现在反过来变成了国家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施舍和慈善。真是本末倒置，无耻之极!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朱家强之流难道不怕人民群众将来对它们的子孙进行报复吗?当然，它们想着将来可以移民海外，像李鸿章等汉奸的子孙一样逍遥过日子。也正因为存在“两个”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在不承认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在不坚持要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任何企图把前后30年混为一谈的说法都是别有用心的，都是在耍阴谋诡计。只有承认了工人阶级在转型接轨后所遭受到的严重迫害，只有承认了在转型接轨中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状况才是导致中国社会日益丧失公平正义的根本原因，然后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而刘云川的无耻之处就在于，他把劳动人民在毛泽东时代获得的解放也挪移到了转型接轨时代，然而，恰恰就是转型接轨时代彻底剥夺了毛泽东时代赋予劳动人民的那些权利。当今中国，劳动人民根本就不是主人，干群关系也不再平等，财产权和分配方面更是不平等，所谓的社会保障已经完全处于需要个人独自负担的地步，就业平等更是无从谈起，妇女在解放了30多年后重新被打入社会底层，并且随着经济地位的日益不平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也日益显著。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在这些方面都是处于世界前列的话，那么在如今，在经过了转型接轨30多年后的中国，新中国在这些方面几乎都处于世界后列了。
由此可知，刘云川从一开始就在耍阴谋诡计，混淆视听。紧接着，他提出“当前社会平等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人们的身份差异造成的种种不平等。”这一句完全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走狗的本质，也完全暴露出他根本不承认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才是导致中国当下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因而也就暴露出他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但他的这篇狗屁文章却发表在《求是》上，这真是对“求是”二字的侮辱。接下来，刘云川用公知式的语言罗列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现象。但是，直到最后，他也没有给出怎么能消除不平等问题的办法，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要“逐步取消身份差别、消除身份歧视”，换言之，他主张的改革根本不是去改变导致不平等的经济基础，而只是在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基础之上让人们去适应这种不平等。
其二，刘云川也提出“共同富裕是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但是，一方面，他前面所给出的追求公平正义的改革主张都是建立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完全是欺人之谈，另一方面，他以生产力水平不够为由反对现在就实现共同富裕，但是，这样一来又和他之前所提及的“新中国都曾走在世界前列”的那些状况相矛盾，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生产力水平还不如当下的那个时代——中国反倒可以实现比现在好得多得多的公平正义，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据说是“盛世”的时代，之前已经能够实现的公平正义反而不能实现了呢?刘云川在此是不是在向我们暗示转型接轨时代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如毛泽东时代呢?我们想，他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我们也不会承认。因此，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刘云川在此所下的结论——即，“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根本就是他反对走共同富裕路线的一种托词。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老把戏除了自欺欺人之外，还能有什么用处呢？人民群众会接受你的这种说辞？鬼才相信！
在反对了走共同富裕路线之后，刘云川又胡说到“实行转型接轨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国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这又是在公开扯谎。现在，就是连政府自己都承认“就不了业、养不起老、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问题，但是，偏偏到了刘云川这里，这些问题都灰飞烟灭了。正因为刘云川拒绝承认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才会荒唐地得出“国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这个异想天开的结论。
当然，刘云川也是承认有“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这个事实的。但是，他给我们描述的这个事实恰恰不是事实本身，而只是事实本身在个别方面呈现出来的现象。正因为刘云川拒绝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这件事是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所以，他同任何汉奸走狗一样，把收入差距界定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如此就使得原本赤裸裸的阶级矛盾被其他矛盾给掩盖起来了，正如资产阶级用宗教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一样，刘云川用“城乡矛盾、行业矛盾、地区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当然，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提出“中外之间”的收入水平拉大的问题，他无视外资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三分之一地盘及在诸多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的这个事实，因而刘云川根本没有谈到外资每年从中国掠夺走巨额财富的这个问题，因而，对这么一个大谈特谈“公平正义”问题的人来说，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他的民族立场。
最后，刘云川在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祭出了国务院今年年初批准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个东西，然而，只要看过这个东西的人都知道，这个《意见》如果落实下去，那么只会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重，对此，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充分讨论过了。
其三，说到人权问题，那更是漏洞百出了。既然经济权日益不平等了，那么人权又怎么可能平等呢?对此，刘云川当然避而不谈。然而，令人好笑的是，刘云川居然说“我国公民的人权意识明显增强，公民权利保障更加有效”。那么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我国公民为什么会明显增强人权意识的呢?如果你在毛泽东时代可以随便贴某个上级领导的大字报，揭露领导的腐败行径，但到了转型接轨时代，你却被剥夺了这种权力，那么你的人权意识又怎么不会明显增强呢?显然，如果整个国家在保障人权方面做得很完善，那么对于处于“我自然”状态之中的人来说，根本不可能有明显的人权意识，更不可能增强这种意识。相反，只有在一个人权状况不断恶化的社会中，只有当人们感到原来所拥有的权利被日益剥夺掉的时候，人们对人权问题的敏感性才会增强，并且随着人们原有权利被剥夺的程度的增加，人们的人权意识才会明显增强。因此，“我国公民的人权意识明显增强”这一点恰恰是我国公民权利保障更加糟糕的直接产物。
当然，刘云川也承认“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依仗权势、作风粗暴、欺男霸女、侵犯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而部分群众囿于自身素质和客观条件，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打官司也打不起、打不赢。”(且不谈刘云川再次将人民群众受苦受难的无耻地责任推卸到人民群众自己的身上)但是，由于他将前后30年混为一谈，所以，他等于向读者传递了这么一种信息，即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权还不如现在，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就是在邓小平掌权的那些年，中国的人权状况也比现在好的多得多。
最后，一如既往的，刘云川依然把改革的对象锁定在“公权力”上，但他的那个“公权力”只是人民政府的权力，而不是资本的权力。因而，在这个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里，资本家阶级侵犯人权的问题根本不在刘云川的讨论范围之内。如此一来，我们也就更加看清了刘云川的资产阶级走狗的面目。
其四，刘云川如一切汉奸国贼及其走狗一样，说“机会公平是一切公平的基础”。然而，这根本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甚至连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层次都没有达到，换言之，这一观点即便在唯心主义范畴内也是十分低级的观点。机会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然而，公平正义本身只有在现实性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如果没有现实的公平正义，那么就没有公平正义可言。你可能有饭吃，和你有饭吃，显然是两件事，并且，只有每个人真有饭吃的时候，才谈得上公平正义，绝对不会有一个脑子正常的人会因为自己可能吃到饭——实际却始终饿着肚子，别人却把吃不下的饭倒掉——而认为自己享受到了公平正义。把可能性作为基础，否定现实性的决定性地位，换言之，把什么事情都当作是有可能发生的，否定历史的必然性，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一种思想根源。换言之，尽管这种思想从政府到社会有着广泛的传播，但是，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以反政府、反国家、反民族为前提的，换言之，这种思想本身就是反动的。
刘云川也谈反对“特权”，但是他只反党员的特权，而不反资本家的特权。如果中国依然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那么他的这番论调还稍微有点正面价值，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了，那么他的这番论调显然就是在为资产阶级的罪恶进行向外转移矛盾了。如果不废除私人资本在中国的特权，中国就没有公平正义这件事。
最后，刘云川的汉奸走狗面目彻底暴露了出来，他认为“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是传统社会的痼疾，在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背景下凸显出来了。”换言之，他根本拒绝承认这些原本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被彻底消灭的不公平无正义的现象是由转型接轨时代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复辟所带来的。相反，他把屎盆子完全扣在了改革开放之前。由此可知，他开出的药方也必然不可能给我们的国家带来长治久安，相反，它只会让我们国家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中。
《马英九“铡王”意在扑灭“929起义”》，台湾《新新闻》周刊9月11日一期报道，台湾《中国时报》9月11日报道。关于马英九和王金平的斗争缘由，我们不想加以揣测，现在事情发生后，很多媒体都在给马英九找借口。
我们只想谈这么一点：就是，王金平此人在李登辉时期就受到重用，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王金平是台籍国民党中的实力派，特别是李登辉已经年过九旬，王金平虽然原本将退居二线，但他的政治地位却反而会更上一层楼。因此，马英九此时用非常粗糙的手法来激化他与王金平之间的矛盾，其用意就是为了逼走王金平。从而达到两个目的，其一，分裂国民党，帮助台独势力重新上台执政;其二，在自己下台后依然能够利用自己的势力成为能够左右台湾政局的关键少数。
如果王金平被逼走，并且另组政党的话，那么国民党内的节制马英九的势力将进一步下降，由此将更加有利于马英九的独裁。我们知道，马英九已经第三次任国民党主席，而普京第三次出任俄罗斯总统一事在美国眼里成为大逆不道，但美国却完全理解马英九的这一做法。因此，马英九加强独裁能力的这一举动必然是有利于美国耍阴谋的。那么美国究竟会耍什么阴谋呢?当然是故伎重演。当初，李登辉逼走宋楚瑜，分裂国民党，从而帮助民进党获得大选的胜利。现在马英九如果逼走王金平的话，那么国民党就会再一次分裂，从而使得台独势力再次能够获得大选的胜利。而马英九也将成为第二个李登辉，只不过，他依靠的外部势力不是日本，而是美国。
《美报认为普京赢了叙利亚棋局》，美国《纽约时报》网站9月10日文章，俄罗斯《导报》9月11日文章。既然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的让步，并且它依然还被美欧等西方列强视作非法政权，相反，美欧等新旧殖民主义势力在战略上一点也没有受到损失，那么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而言就没有什么胜利可言，同样的，对俄罗斯来说，也没有什么胜利可言。因此，只有站在帝国主义强盗的立场上，才能理解美报的那些结论，换言之，普京所谓的胜利只不过是延迟了美帝国主义兽性大发的时间而已，但这种饮鸩止渴的胜利注定不能阻止美帝国主义兽性大发。
附文：
刘云川：改革要致力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改革必须坚持的重要取向。改革要致力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无疑是全社会最大公约数之一。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根本改变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命运，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取得了旧中国不可比拟的巨大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却比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低很多，而且还背负着封建主义历史文化传统的沉重包袱。这种状况决定了，我们在实现公平正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的事要做。
一是社会平等。社会平等是公平正义的首要条件。新中国在实现社会平等方面的进步是历史性的。在劳动人民翻身做主、干群平等方面，在平均财产权、分配平等方面，在社会保障、就业平等方面，在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方面，新中国都曾走在世界前列，这为国家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亲身对比过新旧中国的人们，对此一定有着深切的感受;横向比较，我国社会平等程度也是那些虽被称为“民主国家”但却存在种姓歧视的国家根本比不了的。当前社会平等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人们的身份差异造成的种种不平等。体制内与体制外、编制内与编制外的背后，是资源占有、福利保障、公共服务、发展机会等方面的差别和不公。由于身份不同，人们事实上被分为三六九等，有人捧的是“铁饭碗”，有人端的是“泥饭碗”;有人收入稳定，福利有保障，享有安全感，有人则在激烈竞争中打拼，承受着生活压力，缺乏安全感;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员工在社会保障上也是“双轨制”。现阶段，世界各国都很难完全消除社会成员的身份差异，如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差异就是普遍存在的。但大范围、高显性的身份差异有害于社会公平，是应该尽力避免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在消除身份差异上做出努力。我国现阶段的身份差异，主要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带来的，也是改革不到位、社会转型不到位的表现，同时还是利益固化的一种表现，是改革必须要解决的大问题。当然，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需要一个过程。但逐步取消身份差别、消除身份歧视，无疑是改革的大方向，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工程。
二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前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不利于人的创造性的发挥，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国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包括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收入水平的拉大。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克难攻坚、有序推进。国务院今年年初批准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和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等，为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指导性意见细化，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
三是保障人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维护公民合法权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我们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成绩突出。我国公民的人权意识明显增强，公民权利保障更加有效，各领域的人权保障在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上不断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历史地看，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处于最好时期，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权利不平等、人权被侵犯的现象是确实存在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些官员滥用权力欺压百姓，而百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依仗权势、作风粗暴、欺男霸女、侵犯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而部分群众囿于自身素质和客观条件，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打官司也打不起、打不赢。这种现象是最令人痛恨、最让人愤慨的，也是社会公平正义所最不能容忍的。对普通民众来说，一个社会最大的吸引力，是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我国的改革必须致力于消除依仗权势侵犯人权的现象，必须致力于让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真正落到实处。改革要从制度上制约和监督公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坚决禁止公权侵犯私权，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利。这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是机会公平。机会公平是一切公平的基础。社会公平正义要求保证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有接受教育、自由择业、自主创业、公平竞争的机会。特权是机会公平的天敌。在我国，特权现象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是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等级制度的遗毒。我们党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但在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已经忘记了这一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如果升学、找工作、考公务员、提拔晋升、看病就医、办企业、上项目、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无法出头，那还谈得上社会公平正义吗?改革必须致力于消除一切特权现象，致力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同样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我们认为，以上四个方面，是改革顶层设计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是改革必须坚持的重要取向。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是传统社会的痼疾，在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背景下凸显出来了。但是，回顾改革的历史，我们应当敢于承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某些问题，确实和我们在制度设计上的缺失有关。改革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首先应当补上制度建设这一课，不仅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更要把一切社会不公现象纳入制度调节的范围。改革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重要取向，必须在制度设计、制度建设中切实加以体现。只有如此，我们的国家才会真正迎来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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