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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多少使人产生一种所谓的既视(Déjà Vu)感。
全球资本主义严重的经济危机、欧洲极右翼的抬头，让人回想起二次大战前的欧洲;而在东亚，日本愈加清晰的扩张野心(“维新”)、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积累下的对海空力量的强化(“北洋舰队”)、“隐者之国”(朝鲜)在“改革开放”(“开化”)与“体制维持”(“守旧”)之间的选择，强烈地散发出甲午战争前夕的“老味道”。有既视感不代表着历史必定会重演，但至少说明了某种结构性的历史矛盾具有如何执拗而顽强的生命力。
不久前发生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事件，是既视的历史吗?
1953～55年，“美帝的间谍”李承烨、朴宪永“反党反革命”宗派遭到了审判，针对他们的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安插心腹”、“妄图政变”、“建立新政府和新党”、“生活腐化”;从审判李承烨一派到最终处决只用了4天，从当众逮捕张成泽到审判和处决恰好也是4天。
在一张1948年的泛黄老照片上，意气风发的金日成委员长满面笑容，在他左侧的是戴着眼睛，大学教员式的副委员长朴宪永。照片上年青的金日成与今天的金正恩青年是那样的相象，而朴宪永也和一度与金正恩并肩的张成泽有着几分相似。
既视的历史?......起源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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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共产主义运动是一部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历史。殖民地情况的特殊性，以及“第四次朝鲜共产党事件”之后，统一的党始终无法在日帝垮台前获得重建，革命家或潜入地下，或伪装“转向”(即假装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或散落在中国、苏联、日本各地;与中国革命的极大不同，无中心或以自我为中心(宗派)成为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特征之一。解放后，“三十八度线”的划定又加深了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性。长期以来作为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在内的朝鲜政治运动绝对中心的汉城，处于美国严酷的军政统治之下，朝鲜南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新的镇压;但此时由苏联军队控制的北方，革命运动迅速地获得发展，并进而取得了对北方政治的领导权，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天平戏剧性地倒向了平壤。1948年强行的单独选举后，南方的形势已极端恶化，“合法”斗争的空间完全关闭，武装起义、游击战成为主要的手段;重要干部纷纷“越北”，很多老资格的革命家被捕入狱，并在朝鲜战争全面爆发后的几天内，几乎无一例外的遭到屠杀。
对于视自己是“朝鲜民族的伟大领袖”的朴宪永来说，作为朝鲜共产主义运动“正统”的南劳系被一向居于配角地位的北方压倒，是心有不甘的。再加之所谓“延安派”和大都拥有苏联国籍的“苏联派”的存在，1950年随着全面战争的展开，党内斗争也渐趋白热化。相比金日成而言，朴宪永更迫切地希望解放南部，除却统一祖国的大愿之外，由此来夺回党内的领导权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使得在金日成希望结束战争时，朴宪永仍一心想继续进行战争，而战争的最终结局，实际上也决定了南劳系走向消灭之路。
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无中心与自我中心的“痼疾”，以及解放后的历史复杂性，党内的猜忌、不信任、缺乏以长期共同斗争经历所养成的同志情，是1953～1961年朝鲜劳动党的党内斗争及“金日成体制”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作为从日帝殖民时期到解放后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朴宪永的命运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朝鲜共产主义运动悲剧性格的集中体现。
“金日成体制”是一剂“治愈”了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痼疾”的“猛药”：之所以说“治愈”，是因为“主体思想”中领袖的绝对权威，“白头山血脉”的神格化和惟一正统性，使得任何为觊觎最高权力而形成派别的政治欲望受到极大的抑制;之所以说“猛药”，是因为当“金日成体制”作为四十年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完成式时，这个运动中最著名的革命家们却几乎已绝灭殆尽：这并不是指他们都消亡在了惨烈的党内斗争中，其中很多人死于“解放”与“退却”的战场、死于“大韩民国”政权处决的枪口下、死于美国军政残忍的镇压讨伐下、死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作为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成果——“金日成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牺牲者们的理想，又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牺牲者们的理想，不能不令人深思再三。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自巴黎公社以来，所有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政权，由于各种内外因的压力和变化作用，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最本原的理想;更进一步说，这种偏离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革命领袖，就在于能敏锐地意识到偏离的发生及其将产生的后果，及时而果断地采取行动，甚至不惜粉身碎骨。
在这一点上，中国革命与朝鲜革命显然又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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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朝鲜方面详细地给出了官方版本的解释，而不屑于朝鲜官方解释的就在恐怖小说、侦探小说、色情小说的创作游戏里尽情取乐。
也许这一事件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其真正的意义无非是再一次强调了“白头山血脉”的绝对纯正性——哪怕是“亚白头山血脉”也不会得到丝毫的承认——这就像是需要定期履行的旧证换新手续，而在这个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试图作弊的人，张成泽，黄长烨即是。
从鲍伯•阿瓦基安到阿兰•巴迪乌，西方的毛泽东主义者很难把“主体思想”的朝鲜视为社会主义——巴迪乌用辞严厉，在他看来，朝鲜是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因为“主体思想”与他们所尊敬的毛泽东主义大相径庭。不过，他们对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及“主体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似乎未加留意。毛泽东主义与“主体思想”各自成立在有着巨大差异的风土之上，单纯的比较有失偏颇——这也提醒着有些中国左派，他们怀着极度的善意，但却把朝鲜看成了现实存在的“毛泽东时代”。
就我而言，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理由主要是三条：
1.对抗美帝。
2.独立自主。
3.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下依然维护住了基本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
能做到这三条，在当今世界就已经很了不起。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体制，我只能说：从几个人中选出前领导人之子的制度，并不比从几千万人中“选出”前领导人之女的制度更荒谬。
就像本文开头时所说，既视的历史不是什么神秘主义的产物，“既视”根源于结构性的历史矛盾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所以必须加倍虚心地倾听“往昔”历史的声音，而不是联合国所谓人权发言人或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的狺狺狗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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