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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世界杯足球赛结束了。
没有人会否认现代足球的魅力。1986年的墨西哥阿兹台克运动场，迪戈·马拉多纳只用了十秒钟就完成了一件流动的艺术品;而她足以与任何现代艺术的杰作相媲美。
不过，在那些被贴上了“怀旧”标签的观点看来，如今的足球比赛变得越来越不纯粹，越来越拜倒在金钱和权力的脚下：“职业运动的技术控制管理给足球注入了闪电般的速度和粗野的力量，却否定了踢球的乐趣，谋杀了球员的奇思妙想，泯灭了他们的冒险精神。”《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同时也是资深球迷的加莱亚诺如是说。足球现在已经完全从“运动”变成了“产业”，最彻底的屈服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之下。当我们看电视直播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到的不只是一场足球比赛，确切地说是足球+广告的比赛：商业广告不是只出现在比赛的间歇，而是无所不在;一个球员从头到脚，都是活动的广告牌。耐克、阿迪达斯、甚至是中国匹克......从这个意义上讲，看着球场边“中国英利”“光伏入户”等等的广告牌，你可以感到“安慰”：中国何曾缺席过世界杯了?
据说1954年世界杯决赛时，西德队正是靠着阿迪达斯球鞋的出色性能，战胜了如日中天的匈牙利人，创造了被视作民族复兴象征的“伯尔尼奇迹”。现在的阿迪达斯球鞋只是代表着一种简单的金钱关系，大腕球星们穿着它出现在绚丽的电视广告中，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华丽动作，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在正式比赛中他们的精彩表演不断地减少。上世纪50年代中期，乌拉圭的佩纳罗尔队签署了他们的第一份球衣广告合同，10名球员穿着胸前印有公司名称的球衣登场，只有一位名叫巴雷拉的黑人球员拒绝：“他们曾经用鼻环牵着我们黑人到处跑，现在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然而，是这样的叛逆精神“一去不返了”;今天，几乎所有的足球运动员都心甘情愿地被一条黄金鼻环牵着奔跑。
全球资本主义的三大文化策略——标准化、商业化、抽象化(参见谢少波《另类立场：文化批判与批判文化》)——在现代足球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接轨过程中同样都得到了明确的验证。所谓“标准化”就是“同质化”，君不见甚至连巴西人都放弃了“桑巴足球”，学起了世界“最先进”的踢法，只是为了嬴得比赛。
商业化自不必多谈，国际足联(FIFA)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跨国官僚资本主义集团：因腐败而贪婪，因贪婪而腐败;它的黑幕故事远超一千零一夜。主办权、转播权、赞助商、推广活动、承包工程、门票销售;钱、钱、钱、钱、钱......为了满足欧洲人的黄金收视时段，将比赛安排在赤日炎炎之下，不顾球员们汗流浃背，苦不堪言。职业联赛，超高密度的日程设置，超高强度的比赛，伤病甚至猝死;等到达世界杯时，那些联赛中的优秀球员已经筋疲力尽，无心恋战。为祖国而战变得虚无缥缈，真正的“祖国”只是自己的职业前程。世界杯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以欧洲五大联赛为中心的足球新秩序逐渐确立，这正同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去国家”过程相一致;对于“新秩序”的参与者们来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不再是足球王国的最终加冕仪式，而更像是一次难得的聚会野餐。当低调的俄罗斯寡头阿布拉莫维奇入主英超球队时，保守的英国人曾高呼“沙皇入侵”，但他们很快就因寡头的大手笔引援而兴奋不已，金钱的力量消灭了一切国家边界和民族认同，足球也变成了少数寡头的玩具。如果说单从国家队层面，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足球的影响还不特别明朗的话——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外围”或“半外围”的国家在足球场上，仍然能够战胜“中心”国家——那么，职业联赛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更真实和更匹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图画。“外围”或“半外围”国家最顶尖的球员都向“中心”地区流去，甚至那些未成年的希望之星也早早地就被老谋深算又手握大把钞票的“中心”地区连根拔去，本土联赛的水平也因之每况愈下。在根部被破坏的情况下，即使是拥有深厚足球文化的国家，衰落也将是迟早的事。就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区贪婪地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资源一样，作为拥有足球人才这种特殊资源的第三世界国家，今天同样面临着“中心”地区的贪婪掠夺，直至最终枯竭。
抽象化，好比“普世价值”的美妙说辞一般。足球政客试图使人们相信，足球代表了某些“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且通过足球能够实践这些价值。“对种族主义说不!”本届比赛开始前，两队球员总会拿着写有这个标语的横幅拍照。足球是否有助于消除种族主义，我不得而知，但近些年来的现实是，包括足球在内的体育比赛场内外的种族主义仍然层出不穷。国际足联还有一个著名的普世式口号：“公平竞赛”。是否现实世界太不公平，也许足球还保留了一块净土?遗憾的是仅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我们就看到了太多的不公平。1950年代初，匈牙利人雄视一时。他们倡导一种“社会主义足球”，强调集体主义和协作精神，所有队员攻守均衡，这种踢法被认为是日后荷兰“全攻全守”战术的早期版本。依靠这种战术，他们把现代足球的老家英格兰人打得落花流水。然而，1954年世界杯决赛，无敌的匈牙利人却输给了西德队。西德人创造了“伯尔尼奇迹”，三比二反败为胜，成为德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民族神话。不过匈牙利输得并不服气，除了裁判因素(吹掉了匈牙利最后时刻扳平比分的一个好球)以及不能让“国际共产主义”嬴得世界冠军的气氛——那时的政治氛围现在看来似乎好笑。当届输给了匈牙利的巴西队，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述，抗议英国裁判“偏袒国际共产主义而反对西方基督教文明”;1962年在智利，巴西裁判菲尔霍怀着对苏联的仇恨情绪执法苏联对哥伦比亚的比赛，结果可想而知。苏联队在四比一领先的情况下，最后与哥伦比亚打成了平手——德国人是否注射过兴奋剂一直充满争议。有关研究认为，西德队员可能注射了曾使用于纳粹军队的甲基苯丙胺(冰毒)。1980年代的西德队传奇门将舒马赫曾在书中回顾了1986年世界杯上西德队使用药物的详细情节：“他们进行药物注射，服用数不清的药丸，还喝大量的含有神秘矿物质的水用以腹泻，这支球队到底是代表它的国家还是代表德国的化学工业?球员们甚至被强迫服用安眠药”这些历史是今天令全世界都羡慕的严谨科学高效的德国足球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美妙的辞藻不能够改变足球，更不可能改变世界。甚至在大多数时候，足球比赛只是足球场外一切病症的延伸与集中地，人们所有的压抑情绪都聚拢到了一处，它既可能被宣泄，也可能被点燃。2013年，在一场韩国对日本的足球比赛中，主场的韩国“红魔”拉拉队打出两面巨大的画像，画上的人物是李舜臣和安重根;而日本人则举起太阳旗回击。
毛泽东时代，中国体育提出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一篇由西方左翼所撰写的文章，在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现代足球的关系后，末尾处笔锋一转，提到了这个现在被很多中国人嘲笑的口号，并展望了一种“社会主义体育”的可能性：体育不再是少数人的摇钱树或仇恨歧视心理的移情装置，而是真正能够作为联系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中国足球职业化最热闹的几年，曾经有一篇批评容志行的文章。容志行是中国足球史上最优秀的球员，在一次点球误判中，他故意踢飞了点球。那篇文章的大意是：球场上不是学雷锋的时候，嬴球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即使容志行现在站在“我”的面前，“我”也要说他不对。当时我对这一观点不置可否，但我如今坚定的认为：容志行不愧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他的行为无比高尚，他的行为令人尊敬;他为我们建立一种真正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体育”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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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某些左翼观念对于现代足球持有否定的态度，认为足球与宗教都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麻醉人民的“鸦片”;足球比赛使人们忘却了现实中的剥削压迫，陶醉于无论穷人富人，都为自己心爱的球队欢呼或者哭泣的虚假平等之中。从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是足球毕竟还存在着另一个侧面，比如从不避讳反帝立场的马拉多纳。在阿根廷出场某些比赛时，迪戈的头像和切·格瓦拉的头像飘扬在一面红旗上。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支持皇家马德里还是巴塞罗那，不是单纯的喜好问题，更是深刻的政治问题。“皇家马德里队是佛朗哥时代的模范俱乐部”，而巴塞罗那俱乐部的主席却在1937年被佛朗哥枪杀;“对于加泰罗尼亚人来说，巴塞罗那队不仅仅是一个俱乐部，它还是他们为了反抗马德里权力中心而进行的长期民族斗争的象征......巴斯克地区旗第一次升起而没有遭到警察的阻挠，是在足球场里。”曾经代表着反叛和不屈的旗帜，在如今全球资本主义对足球的“三化”之下，是否也褪色了呢?毫无疑问，全球资本主义以及现代媒体技术，强化了足球作为“鸦片”而非“反叛”的功能。
当德国人在米内罗竞技场对巴西人实施“大屠杀”之时，在世界的另一边，以色列人正在对巴勒斯坦人上演着真正的大屠杀;格策的进球和德国队的夺冠庆祝被反复播放，但却没有人用同样的力度述说巴勒斯坦妇女儿童的痛苦和死亡;“德国嬴了!德国是冠军!“24年之后，梦想成真!”我们的解说员将全副的激情投入到一场体育比赛中，滔滔不绝地抒发着感想，而当场景切换到狂轰滥炸下的加沙时，听到的却是操着不急不徐、“不偏不倚”的“中立”调子，异常平静地谈论着一场关于种族灭绝的暴行。
全球资本主义统治造成的是一切领域的巨大贫富差异：在巴西，一个比利时大牌球员的身价超过了整支阿尔及利亚队;在加沙，抗击以色列人昂贵的“铁穹”系统和尖端进攻武器的，是巴勒斯坦人廉价的火箭弹，甚至是石块。
现代媒体技术的发达，并没有带来公正和公理精神的发达。相反，操纵在少数人手里的现代媒体，成为了更有效的使用“推”“拉”谋略的工具。巴西球星内马尔重伤退场，高速摄象机记录下了他的一切动作与表情，女球迷们伤心落泪，各大网络头版头条，镜头不断地推推推，一个特写、二个特写、三个特写......无数特写的叠加。内马尔是世界排名第三的足球富豪，他当然也会有他的痛苦，但这种痛苦比起巴勒斯坦人的痛苦来，究竟有多重?但当加沙在流血时，镜头却是不断地拉拉拉，直到加沙被笼罩在浓浓的无法辨别的媒体雾霾之下。中国媒体或许是世界上唯一的不是世界杯参赛国却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于世界杯的国家了。以中央台(5套)为代表，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世界杯比赛及特别节目，我不得不怀疑即使是世界杯参赛国，有几个能达到这种程度的热情;央视的美女主持人因意大利队出局掩面而泣，恕我直言，这实在又是一种异常的光景。
巴西世界杯的某场比赛中，一个抗议者冲入了场内：“救救贫民窟的孩子!”在对现代足球的“鸦片”功能提出批判的同时，很多时候，批判者也正是利用了现代足球的巨大影响力来作为连接现实社会批判的最佳媒介。早逝的德国天才电影导演法斯宾德，曾在其代表作《玛利娅·布劳恩的婚姻》的结尾处，让女主角死于“伯尔尼奇迹”发生时刻的亢奋呼喊中，对于民族复兴神话的象征物投去了冷彻的一瞥。世界杯进行期间，皇家马德里的传奇球星迪·斯蒂法诺去世。或许少为人知的是，1963年，迪·斯蒂法诺在委内瑞拉被绑架，绑架者是左翼革命组织民族解放武装力量，行动代号是“胡利安·格里莫”，来自于同年被佛朗哥政权杀害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佛朗哥将皇家马德里作为“战无不胜的移动使团”，但革命组织也正是反过来利用了这个“战无不胜的移动使团”，进行了回击。“鸦片”或者“清醒剂”，这场攻防战仍没有结束，现代足球的两面性或许正是其魅力所在。
里约，还是加沙?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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