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有大大小小六百多个,大多分布在繁华市区的山坡上。 CFP供图
22岁的内马尔似乎是要复制前辈们的神话,世界杯将全球的目光汇聚到巴西这个南美最大的国家上。这是南美大陆时隔36年再次举办世界杯。
这个诞生过贝利、苏格拉底、罗纳尔多等超级球星的国度,除了激情的足球和迷人的桑巴,很多人并不知道,上世纪50-80年代这个国家还曾创造过一度令世界为之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并曾有过“20世纪末融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豪言壮语。
但如今,伴随着一系列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变,这个曾在世界经济大舞台上大展身手并欲实现自身崛起的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遭遇了接二连三的挫折,以至于早已复归了平静。
但平静并不意味着裹足不前,对于人均收入超过1.2万美元的巴西来说,“第二次崛起”已经不再只是梦想,当然,这条路途依然不会平坦,现今环视巴西国内,工业发展不均衡、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仍然存在,对于巴西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至今仍未完全被甩脱。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对于目前仍在经济发展之路上飞奔的中国来说,同为“金砖四国”的这个兄弟国家已经走过的和正在走的路,很可能就是以后我们要走的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巴西,更重要的是为了发展、充实自己。
桑巴之国的“经济奇迹”
对于“桑巴之国”巴西而言,再没有什么比足球距离它更近的东西了,包括它的经济。
巴西第一次捧起世界杯是在1958年。这是球王贝利的第一届世界杯,这一年他还不满18岁。
而正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原本以典型的“亚非拉”落后形象示人的发展中国家巴西,随着世界杯的夺冠开始了经济的腾飞,并创造了堪称“经济奇迹”的巴西发展模式。
在1951-1980的30年间,巴西年均经济增长率在6.8%,特别是1968-1973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1.2%,而1973年甚至创下14%的年均增长纪录。
尽管与上世纪70年代末步入改革开放时期,并创造了年均经济增长率9.8%(1979-2007)的中国经济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但在1980年代之前,巴西无疑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领域最受瞩目的国家之一,在那个“意识形态挂帅”的年代,笼罩在美苏两极争霸阴云中的桑巴之国,以其独有的发展模式,向世界宣告着自己的存在价值。
有趣的是,在这三十年“经济奇迹”过程中,巴西又分别于1962和1970年两次夺得世界杯,经济的发展与足球的辉煌几乎同步,二者相映成趣。球王贝利成为至今世界上唯一一位夺得过三届世界杯冠军的球员,为祖国巴西永久保留雷米特金杯。
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对国家前景的“信心爆棚”。正是在1970年,在梅迪西政府执政下处于巅峰发展状态的巴西,凭借经济的崛起,甚至喊出了“在20世纪末融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响亮口号。
1960年,巴西政府甚至将首都由里约热内卢迁至巴西利亚,试图促进内陆的开发。
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曾掀起过一阵研究“巴西崛起”的热潮,在学者看来,“未来之国”、“潜在大国”的名头,对于巴西而言实至名归,这个“拉美奇迹”的领头羊、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已经被赋予了太多期待。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无比美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不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21世纪说不定又会被某些乐观的预言者称为“巴西的世纪”了。
“中等收入陷阱”魔咒
事实证明,“巴西梦”很快面临梦醒,一个叫做“中等收入陷阱”的巨棒,兜头将雄心勃勃的世界经济新贵巴西“打回了原形”,遭遇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加之错失转型良机,在这个原本“出线形势”一片大好的国家上空,笼罩了一层久久难以挥去的阴影。
按照世界银行对这个概念的解释,身陷“中等收入陷阱”后,鲜有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例子。这些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石油危机的到来,“巴西奇迹”戛然而止。
“疯涨的油价,国际资本的短缺,国际市场对初级产品需求的下降等因素,让巴西经济从1970年代中期就进入了尾期。”6月27日,中国社科院巴西研究中心秘书长周志伟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而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全盛时期经济上曾经有过两位数增长的巴西,一度转入负增长的困局:1981年为-3.1%,1983年为-2.8%。
与负增长率相伴随的是不断高企的外债和通货膨胀率:1973-1984年,巴西外债余额从125.7亿美元增加到910.9亿美元,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5.9%增至43.1%,通胀率从14.9%猛增到220.6%。
曾经的经济奇迹缔造者巴西,已经成为人们眼中“永远的未来之国”。其实即使没有国际客观因素制约,巴西经济发展本身已经存在了不少问题。
此前奠定了“经济奇迹”的进口替代模式和“举债发展”模式,也成为人们主要的反思对象。
所谓“进口替代”,简单说就是以本国产品替代进口品,主要途径是通过限制外国的工业制成品来促进本国工业化,巴西的这一发展模式起于20世纪30年代。
客观来说,这一政策下的巴西很快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由于缺乏竞争环境,导致垄断企业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不高且价格居高不下,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日益突出。在面临世界范围内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时,巴西仍然在“举债发展”,推进耐用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从而错失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时机。
与经济方面相伴随的,是前期经济高速发展光芒下所掩盖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集中爆发,其中之一,便是过度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贫民窟林立,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几乎从它建成的第一天起,批评声就从未停止过。迁都没有解决前首都的“城市病”,却造就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新城市。
“按照指标衡量,目前巴西仍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上下范围内。”长期致力于巴西研究的周志伟分析,经济疲软,社会两极分化等问题的存在,让巴西至今仍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梦魇。
巧合的是,巴西足球也在这个时期霉运不断。拥有“舞蹈家”身材和医学博士头衔的苏格拉底,代表巴西队参加的第12、13届世界杯大赛,都在1/4决赛中被淘汰出局。尽管苏格拉底在1982年被评为世界十佳球星,但他仍十分沮丧。
经济发展与社会难均衡
不过,进入到新世纪后,巴西人似乎看到了一线转机。
2003年前后,高盛公司提出的金砖四国(BRICs)概念,让巴西再次跃入人们视野。其实在此之前,自1994年雷亚尔计划开始,巴西便重整旗鼓,奔向“第二次崛起”。
而巴西经济重获动力的原因之一,在于一些体制上的障碍的扫除,从卡多佐、卢拉到卢塞夫,控制高通胀率,垄断企业私有化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推行,逐渐解脱了捆绑在这个国家身上的枷锁。
“如果要说经验,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周志伟认为,既不能过分强调政府的管控作用,也不能一味强调无形的“市场之手”的作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就要采取相对应的政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巴西推行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放开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开支等。
“这个阶段巴西已经不再是高速增长,而是速度适中的增长。”周志伟认为,自2003年执政以来,卢拉政府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促使巴西进入20世纪70年代“巴西经济奇迹”以来的最快且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巴西重回世界经济十强之列。
但是,经济的增长并非万能,深埋其下的社会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中央党校学者陈江生在《拉美化陷阱:巴西的经济改革及启示》中曾援引一组数据称,1993年20%巴西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占到了全国总收入的58.7%,基尼系数超过了0.5,进入21世纪后甚至一度逼近0.6,成为世界上贫富分化十分严重的国家。
而遍布巴西大小城市的贫民窟,则成为这个国家贫富分化最明显的标记。
学者胡续冬在其旅巴游记《去他的巴西》中,对于巴西最大城市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有过如此描绘:大大小小六百多个贫民窟……大多分布在繁华市区的山坡上,虽在摩天大厦、时尚街区之侧,但完全与世隔绝、自成一体,俨然城中的山寨。远望这些“山寨”,一个个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破旧、杂乱的棚户,像是史前时代的部落。
1976年9月18日,后来被称为“外星人”的巴西球星罗纳尔多,就出生在里约热内卢这样一个贫民窟。18年后,他代表的巴西队在美国世界杯上夺得冠军,相距巴西上一次夺冠,已经过去了24年。
现在的巴西人这样形容他们国家的贫富差别:富人在天上(即乘直升飞机),中产阶级在地上(开小汽车),穷人在地下(即乘地铁)。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得国家秩序混乱、社会动荡、人们缺乏安全感。盗窃和抢劫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里约热内卢,这里的人都懂得出门要带几十元的“保命钱”。
两极分化和严重的贫富差别成为黑社会势力滋生和猖獗的温床。仅圣保罗市就有七个黑社会集团,就在2006年5月,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黑社会势力甚至公开向警察挑战。
此次世界杯期间,来自全球各地记者们对此也深有体会,因为描述“被偷,被盗,丢东西”的新闻成为除球赛外最多的花边报道。
经济不发展,万万不行,但仅靠经济发展又不是万能的,必须重视社会均衡发展尤其是民生等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又不啻巴西这个“先行者”给很多注重经济发展的后来者们提供最重要的提示。
巴西90%城市化率之痛
“巴西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这些社会问题,我们多多少少也存在。”周志伟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我们实际也处在一个经济增长比较快,但存在社会和民生问题与之不相协调的问题。
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城市化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化是一个大的趋势,众所周知,目前城镇化是我国大力推进的一项战略性政策,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初的一项统计,2013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3.73%。资料显示,在2050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以上,这就意味着每年平均需增长1%左右的城市化率。
在此大背景下,“北漂”、“民工进城”、“农民进社区”等成为近些年媒体关注的焦点,各地城镇化浪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在周志伟看来,越是在这种时候,对于城市化的发展越需谨慎,因为巴西此前的发展以及种种社会问题,便与城市化的无序、恶性发展密切相关。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巴西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约90%的水平。
伴随着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城市生活的便捷、舒适使得该国大量农民一拥而入,进入包括里约等巴西大中小城市,但问题是,工业的发展难以支撑起数量如此之多的人数就业。伴随着城市快速膨胀,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接踵而至。
城市化人数在“数字上的好看”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大量人口进入城市,没法给他创造就业,无收入就无法买房,规划生活,所以就有了贫民窟,形成一种现象。可以说,巴西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与这种无序城市化有着直接的关联。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制动阀的作用。”周志伟说。从巴西的教训来看,如果完全放开户籍,极易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目前巴西已经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转型,只是进一步升级的问题,而中国显然连这点都还未完成。
城市化不是人口往城市流动,如果流动后要在教育、医疗、工作方面跟不上,会产生很大问题,周志伟认为,这就需要工农政策的均衡发展问题,不可一蹴而就。好在现在中央已经注意到这点,提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策略。
“其实我们关注巴西,研究巴西,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自己的发展。”周志伟最后表示。
巴西所拥有的,不仅仅是桑巴和足球。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来说,现在我们对于巴西的全面关注,不是多了,而是依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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