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足球已经成为了解巴西甚至整个拉美公共空间的入口，最早的一批体育场都携带着欧洲印记和精英趣味，进入20世纪，大型体育馆起初是为了满足欧洲移民精英的现代性想象和社会排斥的需要，但却意外地成了塑造巴西文化身份的核心要素。从“失去的十年”中象征民族主义的“政治鸦片”，到90年代以来足球重新回到“凡人的殿堂”，巴西足球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进程。
拉美旅行的人文景象之一，是看穷孩子踢野球。黢黑、破旧的足球砰然撞击在殖民风格的旧墙上，黑孩子肆意地嬉笑、呼喊，浑然不顾金发游客的慌乱躲避或者侵犯式的近身拍摄。间或，足球弹跳着跃下贫民窟的台阶，闯入车流滚滚的公路，而总有一个身形瘦小的男孩儿紧随其后，翻越栏杆去捡球--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游戏。敏感的观察者知道自己遭遇到了贫困问题，但说不定他也能领悟，这一系列弹跳、腾跃之间，多少透露出城市运动的节律，预留出一道给外来者了解拉美公共空间的入口。
球场与广场一样，都是拉丁美洲城市里占据核心位置的公共空间。诚然，像历史学家所言，是1894年6月9日，二代英国移民查尔斯·米勒从英伦负笈归国，怀抱足球，肩扛球鞋，踏上圣保罗海岸，才将这项运动正式介绍到巴西。但实际上，在玛雅、阿兹特克、托尔特克文化的废墟上，都能看到宽阔而肃穆的球场遗迹。玛雅人的球赛具有宗教性质，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获胜的球队将自愿牺牲，以生命供奉给渴血的主神，队员们因此而奋力争球。可以说，无论在前哥伦布时期还是现代，球场都是拉美人的圣殿。
殖民时代，西班牙人的市政建筑往往叠压在旧有的公共空间之上：羽蛇或太阳神的庙堂基座上耸立起天主教建筑，中央广场周边辅以市政厅或总督府。广场、市场和教堂是殖民时期帝国的商业、社会和军事网络的锚地，但同时，也是暴力冲突与民众抵抗的场所：1968年墨西哥“三文化广场”事件、阿根廷五月广场上的母亲，都是耳熟能详的例证。控制公共空间是拉美政治精英的关注点，出于这种考虑，拉美的超级大都市(如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在20世纪初都面临城市空间的改造。精英群体要依照欧美城市的现代性样板，重新定义城市的形式与功能。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约等大城市开始修建体育馆；这一新的公共空间，起初是为了满足欧洲移民精英的现代性想象和社会排斥的需要，随后却意外地成了塑造巴西文化身份的核心要素。
拉美各国最早的一批体育场都自觉地携带着欧洲印记和精英趣味。它们无疑是某种公众空间，但只针对有限的精英公众开放。在巴西，20世纪初的足球俱乐部活动，都是由那些无需劳作的英国男孩们组织的，踢足球是为了表演他们的英国认同，譬如1902年里约板球俱乐部，为庆祝爱德华七世加冕而举办了友谊赛。1904年，效仿马球比赛规格，里约修建了第一座足球场--十足的移民精英味道。然而就在同一年，巴西本土精英组成的球队击败了英国人的俱乐部，其后本土足球爱好者在里约组建了自己的俱乐部。到了1906年，里约已有三十家足球俱乐部。在城市扩张和人口激增的20世纪初，足球爱好溢出英国人的圈子，这并不稀奇，但为什么它成了巴西人的身份标志?
历史运势为巴西人选择了足球。1888年巴西才迟迟废除奴隶制，数以百万计的非洲裔巴西人初获自由，脱离了种植园经济，他们背上简单的行囊，从贫瘠的东北部--如巴伊亚、伯南布哥--迁往富裕的东南港口城市;几乎同时，大批旧大陆的底层移民，意大利人、波兰人、德国人、西班牙人、黎巴嫩人等等，涌向“未来之国”--1900年巴西人口仅为一千七百万，而1920年已经激增到三千万。
足球向底层的快速普及其实主要源于此前巴西缺乏有组织的劳工阶级体育文化--巴西战舞(capoeira)或桑巴，在游戏系统性和参与规模上都不能和足球相比。移民工人和城市平民在精英俱乐部围墙外观看、效仿这一新潮的游戏，很快，他们就在街边、工厂仓库、贫民窟空地上踢起了瓜果或报纸球。另一方面，1889年新近宣布成立的巴西共和国政府，面临着膨胀的新兴之国，急需重新构想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如此多元混杂的混血移民社会亟需他者来反身定义自己。1908年，几支英国足球队赴里约比赛，同时阿根廷巡回球队也正巧出现在巴西。里约最好的几家足球俱乐部球队迎战，结果输掉了1908-1910年间的所有比赛。可以想象，今天巴西球场上习见的狂热氛围在当时正慢慢酝酿，比赛后的球迷骚乱成了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尤其某一天，巴西人(此时尚没有代表国家的巴西队)0-7输给了劳师袭远的阿根廷球队，于是男人们在酒馆里醉骂、街角发生殴斗，警察出动弹压闹事者……不满迅速汇成“复仇”的呼声。还有什么比打击英国和阿根廷“他者”的对抗性游戏更能唤起民族精神，更利于打造“想象的共同体”呢？足球原本携带的精英色彩和社会排斥功能迅速让位于巴西民族主义和“种族民主”话语。
历史上，我们还将多次看到球场服务于国家话语。1940-50年代，拉美大都会修建了众多大型体育馆，其中一些场馆的座位数目比所在城镇的人口还多。现代主义建筑趣味加上政治家的热情，使得巴西在1970年代营建了全世界十所最大体育馆之中的八座。而场址选择与拉美的庇护主义政治传统有关：政治家为自己的选区修筑大型体育设施，可以看成是对私人效忠的回馈与扶持。不少拉美大型体育馆以政治强人来命名：巴西塞阿拉州有瓦加斯总统体育馆、阿根廷首都南郊有庇隆总统体育馆。
进口替代工业化失败、军事独裁兴起之后，南美许多国家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在此期间，巴西和南椎体国家的城市空间越发紧张。一方面，威权主义军政府期待人们耽于游戏，国家队在球场为国争光还能为现政府赢得合法性;在民间，足球早就被看成是穷孩子的晋身之阶，出身低微的加林查就是常被征引的案例。倘若说体育是一种现代宗教，那么有时候巴西足球的确像是新型的政治鸦片。难怪60年代某些巴西左翼知识分子认为，“作为一项大众娱乐，足球只能转移民众在每日生活的挫败之后的能量和激情，因而阻碍了进一步社会行动的可能性。”然而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拉美人聚拢在一个社会空间里，多少会给游戏规则制定者带来麻烦。在“失去的十年”，由于传统公共空间的匮乏，阿根廷、巴西的球场骚乱越来越多，警察与球迷之间的冲突成了常态。关于体育馆与威权政府的合谋，或许下面这个例子最为著名：1973年智利政变初期，国家体育馆曾被改造为临时关押、虐杀政治犯的场所--这一点，当下倡导智利模式，贬损委内瑞拉经验的人士们大都不愿提及。体育馆的另类用途其实并不违背其本质：体育场馆的创立之初，其初衷就不是准许身体自由舒展的场域，而是管制、规范身体的空间，只是人们在不断挑战着加诸身体的限制。
回归民主并进入新自由主义的1990年代之后，拉美的“过度城市化”再一次改造城市空间。随着汽车的普及，中产以上的社会阶层退出传统公共空间，过上了“从楼到楼”的私人生活;封闭社区和超级大卖场兴起，而广场和街道被丢给了底层人，只有外国背包客才逡巡在历史老城区。卫星电视转播让球赛观看率提升，体育馆的“上座率”反随之下降。不过，广场、教堂、公园与球场仍旧是拉美社会共同体表达观念的重要空间。围绕着2014年世界杯和球场改造的抗议活动，就流露了某种恢复大众体育活动之“大众性”的色彩。自1992年科洛尔政府之后，巴西从未出现过如此规模的社会运动，对此，罗塞夫总统也不得不赞许，“抗议活动显示了巴西民主的活力、街头呼声的力量。”足球与城市，都在抗拒从上至上的改造，不断蚀坏着精英确立的规矩，转而为普通人所用，这或许就是拉美人创造力的表现。
魏然：北京人，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获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综合理论室，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拉丁美洲文化研究、西语文学及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研究。曾先后在委内瑞拉安第斯大学(2007年)、德国古腾堡大学(2008年)担任访问讲师，亦曾在美国杜克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从事访问研究一年。译有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比奥伊·卡萨雷斯《俄罗斯套娃》、费尔南多·萨瓦特尔《政治学的邀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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