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大陆时隔36年再次举办世界杯，如果放宽到拉丁美洲，则是28年。足球唤来了人们对于巴西的关注，以及对巴西所在的拉美文明圈的好奇。24小时飞行距离之外的拉丁美洲，我们其实很陌生。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谈到19世纪中期自给自足、彼此隔绝的法国自耕农时说道，“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必须由别人代表”，这句话被萨义德用在自己的名著《东方学》的扉页上。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话语权攻势下，拉丁美洲一直处于被表述、被代表的境地。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拉丁美洲，从游击队到国有化，革命成为反抗“被表述、被代表”的磁石。这块500年前被西方冒险家冠名的新大陆，就像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被外面的世界一轮又一轮“洗劫”，从未得到片刻宁静。
新自由主义的富国陷阱
“那些有良知的欧洲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起来自拉美神话般的消息，关注起那个广阔土地上富有幻想的男人和富有历史感的女人。”1982年，马尔克斯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使用了《拉丁美洲的孤独》作为标题。随后，他道出了那句看似简单其实异常沉重的话：“我们从未得到过片刻的安宁……”
那可能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马尔克斯带着一家人准备去旅行，就在旅行的路上，他恍然大悟，自己应该像外祖母讲故事那样写一本书，写一部拉丁美洲百年孤寂的历史，跟着这个想法而来的就是《百年孤独》著名的开头：“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地亚上校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接下来，马尔克斯写到，“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
这是《圣经》般的开头，而这本书也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的《圣经》，拉丁美洲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影子。《百年孤独》的创作背景是1830年至19世纪末，在此期间，马尔克斯的祖国哥伦比亚爆发几十次内战，数十万人丧生。
在独裁与革命交织的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以为新自由主义是救赎的美酒，却最终发现是一杯更苦的酒。
里根和撒切尔的改革，使得美英的新自由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横扫拉美世界，“华盛顿共识”在拉美掀起对于私有化的狂热。在政治上，军人政府纷纷转向民主政府;在经济上，自由市场的大门洞开。但是，脆弱的竞争力，使得拉美可以决定改革，却不能决定改革成果的分配。
新自由主义从西方福音变成了富国陷阱。西方国家在贸易保护了上百年、练就了一身肌肉之后，撤掉了登屋的梯子，要求后发国家一起自由贸易。拉美世界被自己的天真打败。
阿根廷学者把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十年称为“失去的十年”，巴西学者称之为“美国的陷阱”。受过哈佛大学训练的阿前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洛在1991年临危受命，可是他没有预料到十年后等待阿根廷的却是一次震惊世界的溃败。“我们没有想要的生活质量，没有效率，也没有尊严和所需要的安全，因为我们阿根廷人失败了。”“新自由主义使阿根廷这个辽阔而富饶的国家变成了本地区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多明戈·卡瓦洛当时进行大刀阔斧的金融改革，取消政府在货币和外汇方面的管辖权，实行比索兑美元1：1的联系汇率制度，即盯住美元，实施“美元化”的货币兑换政策，以强行控制通货膨胀。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抬高了本国生产和劳工成本以及出口成本，使阿根廷产品很难与采取浮动汇率的巴西等拉美国家竞争。这是后来阿根廷金融崩溃的前奏之一。2001年底以来震惊世界的阿根廷经济危机，为实行了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做了总结。数据显示，阿根廷所欠巨额外债达1300多亿美元，巨额财政赤字造成财政崩溃，社会分化、人民贫困，目前全国30%人口陷于贫困，失业率超过了20%。
同样，其他国家改革的成果甚微，债务的压力却与日俱增。自1999年以来，拉美地区资金净流出仍在逐年增加，2004年达到了639亿美元，2005年进一步增加到675亿美元，其中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转移的增加是重要因素之一。在1982-2000年间，拉美国家还外债利息高达1.452万亿比索，是全部外债的4倍还多。2004年，拉美国家的外债达到天文数字7230亿美元。债务成为阻碍拉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沉重枷锁。
阿根廷和巴西可称为是拉丁美洲的“发达国家”，人均GDP曾经达到过8000美元。但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后，到2002年，阿根廷人均GDP已经跌到2665美元。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20%的最富的人和20%最穷的人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约相差6倍，而实行新自由主义后这一差距迅速拉大，1999年拉美10%最富的人和10%最穷的人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约相差40倍，2002年竟然上升到46.6倍。
拉美国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之初，有些国家经济有所增长，但从总体来看，经济发展速度不仅没有加快，反而大幅降低，只相当于改革前的50%。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1.2%，从1992-2002年的十年间，经济年均增长只有2.4%，仅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45%。
在《百年孤独》这本书里，香蕉公司的出现，意象非常鲜明，即代表美国势力，代表资本主义，代表商业上的侵略。在书里，香蕉公司在一场持续四年又十一个月零两天的大雨中撤退。大雨过后，马孔多再也不复当初的繁荣。
财政难以承受之重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失败，使得新左翼重振旗鼓，完成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攻倒算”。
随着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拉美左翼力量开始重返拉美权力中心。2002年10月，在左翼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当选总统后，厄瓜多尔左翼领导人古铁雷斯于同年11月24日当选总统。2006年巴西、委内瑞拉、智利、尼加拉瓜、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和海地等拉美十余国举行大选。其中，巴西、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七个国家的左翼或中左翼领导人赢得了国家领导权。
天时地利人和。西方国家“第三条道路”的兴起、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秩序不合理、贫富分配不均以及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都为拉美左翼政权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就各国内部而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效导致大批产业工人失业，右翼政府因循守旧，尤其在治理国家方面并无大的作为，为拉美左翼执政提供了恰如其分的理由。
美国左翼学者詹姆斯·佩德拉斯提出何为左派的14条标准，其中包括减少社会不均;社会开支和公共开支优先;增加最低工资等。其中最根本原则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正义。很多学者把当前的拉美左派称为新左派，认为他们主要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哥伦比亚学者豪·恩·博特罗认为，“拉美左派的高潮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现象”，“当代拉美左派同20世纪70和80年代的左派不同，过去拉美左派主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而现在是通过选举取得政权”。
崛起于社会运动，同时依赖民主选举上台，这一看似平常的现象却为这些地区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埋下了隐患。透支的民主正在一步步绑架这些国民经济本就羸弱的国家。在缺乏纳税人同意的前提下，依赖民主政治的选举机制与决策机制的支持，纷纷推出了旨在迎合选民的社会福利政策，然而，所有这些福利项目的维持却是需要税收收入来支撑的，这些税收收入往往并不来自于投票支持这些福利项目的非纳税人和小纳税人，而是来自不赞成这些转移支付福利项目的富人和大纳税人。
为了赢得选票保住自己手中的执政地位，不考虑成本负担的民主政府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赞成大规模的社会福利计划与收入再分配，使得关注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逐步演变为关注分配的民主财政，这样一种体制的异化误导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和政策选择，南美国家在发展中选了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民主财政体制，执政党作为决策者严重透支民主财政，进而绑架了国民经济，致使后者力不从心，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危机难以自拔。
这样的民主财政机制直接带来的后果便是受到这些转移支付财政政策打击的富人经营投资、生产创新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一方面对于大多数低收入劳动者来说，与更为艰苦的工作努力相竞争的是丰厚的失业社会福利的负激励，其结果只能是参与劳动的人日益萎缩，劳动力成本进一步提高，最后导致更多的人需要救济，从而形成一个绕不开的恶性循环。
与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普遍采取的出口替代战略不同，拉美地区普遍采用进口替代战略，使得保护严重的国内产业生产率长期处于低水平，无法支撑这样的民粹财政。
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
《百年孤独》是拉丁美洲绕不过去的意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哥伦比亚以及整个拉美的社会发展，正像马孔多的历史进程一样是停滞的和孤独的，是一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循环往复。漫长的战争、无休止的党派之争、残酷的资本主义入侵、封建统治下的专制愚昧、停滞不前的社会经济构成了20多个国家的百年沧桑。
巴西人这样形容他们国家的贫富差别：富人在天上(即乘直升飞机)，中产阶级在地上(开小汽车)，穷人在地下(即乘地铁)。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得这些国家秩序混乱、社会动荡、人们缺乏安全感。盗窃和抢劫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里约热内卢，这里的人都懂得出门要带几十元的“保命钱”。
两极分化和严重的贫富差别成为黑社会势力滋生和猖獗的温床。仅圣保罗市就有七个黑社会集团，就在2006年5月，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黑社会势力甚至公开向警察挑战。
全长81.3千米的巴拿马运河将整个美洲一分为二，而这一分不仅分出南北两个美洲，更像是分出了“地狱”与“天堂”两个世界。对于南美洲而言，一面，离天堂太远;一面，离美国太近。无论是经济上的考量，还是政治上的渗透，拉美都是美国逃不掉的一盘棋。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热带雨林等自然资源，薄弱的国民经济体系，都为美国的技术和资本输出提供了契机。
1985年美国提出的“贝克计划”要求拉美债务国家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开放资本和股票市场;放松投资限制，为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实行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管制的合理化，以此作为进行债务谈判的条件。四年后，美国政府进一步提出了“布雷迪计划”，首次同意对拉美债务国所欠债务本金给予减免，但作为条件，要求债务国进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改革。阿根廷、墨西哥等重债国分别与美国就布雷迪计划实施达成协议后，各国遂加大了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但各种改革最终都没有取得突破和成功。
世界杯渐近，在全世界目光都聚焦南美的时刻，新的变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被期待。马尔克斯说：“面对这样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巨大而沉重的孤独，文学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面对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政治动荡，甚至多少世纪以来永无休止的战争，都没有减弱生命压过死亡的顽强势头。”拉丁美洲的孤独仍在继续着，直到今天，他的祖国哥伦比亚仍然不时处在内战的边缘。这一切都远比任何言论更为真实。2014年4月，马尔克斯与世长辞，然而作为“孤独”的祭祀，伟大的作家及整个南美的孤独之曲，还远未到终止的时候。（原载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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