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披露的事实，我们可以知道，大跃进刮的“五风”，主要是刘邓搞的。有网友对刘、邓文选研究，发现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选的几篇文章，没有一篇讲“五风”问题。这几年，毛主席退居二线，主要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出现的问题。国内的建设，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负责。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致六级干部公开信。（此信收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301,302)
1980年11月下旬，黄克诚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会议上，做了题目为《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讲话。黄克诚同志说：“有的同志把建国以来我们党犯的所有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
比如反右派扩大化，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国为什么错划了那样多右派?我看各级党委都要负一定的责任。大跃进中，许多做具体工作的人盲目地浮夸，将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
丑化、歪曲毛主席，就是丑化我们的党和国家。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把毛主席搞臭，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改革开放30多年，党内赵紫阳等资本主义补课派，不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让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自由发表文章，抹黑毛主席，抹黑毛泽东时代。李锐、辛子陵、茅于轼、袁腾飞等人，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公开造谣污蔑毛主席，污蔑毛泽东时代。袁腾飞、茅于轼、辛子陵等邪改分子，竟猖狂到公开造谣，对毛主席进行人身攻击。
茅于轼的造谣臭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在网上发表，立马遭到全国热爱毛主席的革命干部、知识分子、人民群众迎头痛击。《》征集五万多人签名，依法公诉茅于轼造谣污蔑国父毛主席，却没有法院受理?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这是我们制定的近万部法律法规，基本上是留美被洗了脑归来的精英，以资产阶级法理，制定的资产阶级法律。我们的法官，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泛滥的30多年，没有了无产阶级的法理观念。
《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宪法》规定：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刑法》105条：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依照各该条的规定从重处罚。
造谣、污蔑、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难道不违反《宪法》、违反《刑法》105条?我们愿与最高法院的官员公开辩论。
我们有的领导，公开讲话，不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源头，只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使人感到，邓小平理论不是来源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在书店，看到有国学、西方名著许多作品出售。图书馆也买进大量的国学、西方经典。没看到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
我与我的学生，或者青年人交流，问他们是否读过马列毛著作，具体读过那几本马列毛著作。他们说：“没读过。”个别人说：“以前读过《共产党宣言》,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现在全忘了”。
我说：“你们为何不读马列毛著作?你们不读马列毛著作，我们怎么会有共同认识，共同语言?”他们大多数人说：“马列主义过时了，今天是搞市场经济。苏联的社会主义比不上美国的市场经济，垮台了。”有的说：“官方不提倡学马列主义，没有什么马列，毛主席著作出版。中国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全世界都是资本主义。学马列主义有什么用?”
他们说我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是实现主义者，过好自己的日子最重要。我的儿子说我是空想。他们的话令我大吃一惊。
我认真思考，许多不生于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由于不读马列，毛主席著作，没有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考虑的多是自己的利益，在竞争中自己如何得利。他们误信了毛泽东时代是铁饭碗，吃大锅饭，生产不发展，人们吃不饱，还饿死几千万人等谎言。这是邪改派长期造谣污蔑毛泽东时代的舆论。青年人成了“谎言只要重复多次，也会使人相信”的受害者。
我问我的儿子：“你不出生在毛泽东时代。你怎么知道毛泽东时代生产不发展，人民挨饿，受穷?”儿子说：“网上说的呀。网上有许多文章这样说。”我问他谁写的，具体是那篇文章。他却讲不出来。我叫他去看周总理的政府工报告，毛主席著作，《》等网站的文章。我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你不能光听一面之词。”我还与儿子讲自己和他爹的亲身经历。他终于改变了自己一些观点。
毛主席逝世后，我们党的舆论大权，大部分时间被胡耀邦、赵紫阳之类不信仰马列主义，不相信共产主义，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掌控。凤凰网等主流网站受外资控制。他们的舆论，歪曲、夸大毛泽东时代的缺点、错误。不讲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他们大力宣传市场经济的好，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不讲市场经济的恶，市场经济造成两极分化，产生腐败，丛林法则。官方媒体和凤凰网等主流网站的片面宣传，使大部份不出生于毛泽东时代的青年，被洗了脑。
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到，“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我认为，道路是共同富裕、理论是马列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我在此呼吁，中宣部和国家出版局，出版马恩列，毛主席著作。我们要以毛主席著作为主线，学习党的历史。我们与跟毛主席打江山，搞建设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工农群众一起，读毛主席的书，写毛泽东时代的经验和教训。对比前后二个30年，用事实，写出二个时期的好与坏。(2014年6月24日20:42完稿,21:54修改。)
附：读《大跃进1070万吨钢指标是毛泽东提出的吗？》，陈冠任。我把主要内容摘录。详细的，大家可上网搜看。
“大跃进”运动中出现各项“高指标”，貌似都是毛泽东的责任。实事求是地说， “高指标”(主要是1958、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二五计划指标)，则不是他本人提出来的。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对钢指标，在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说：“钢由五七年的530万吨翻一翻，达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
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详细地询问钢铁产量1070吨这个数字到底可靠不可靠。他采取的方式是一个人一个人地问。
他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
马天水说：“可以。”
接着，他问安徽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
赵敏说：“可以。”
毛泽东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他又问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原钢铁厂)：“行不行?”
太原市委书记姓麻，说：“可以。”
毛泽东接着又一个一个地询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相关负责人，大家都说行。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时，刘彬回答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
随后，毛泽东问袁宝华：“你做什么呢?”
“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袁回答。
毛泽东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
“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接着，毛泽东问到了钢铁“大总管”——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王鹤寿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此时已是8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有疑问的没疑问的，都赞成这个目标。最后，毛泽东问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薄一波的回答是：“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这是个好主意。”毛泽东说，“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吨，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吨，翻一番是1070吨)，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毛泽东于是交代会议秘书说：“马上通知胡乔木，明天见报。”
随后，他对副总理陈云说：“1070吨，看来还是可以的。”
陈云却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袁宝华去谈了一次。
“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陈云说。
袁宝华把陈云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再把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按公认能力打了折扣算，时间还剩下5个月则按4个月算。算了细帐后，他的结论还是“行”，于是质疑的陈云也认为，这个数字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对这个数字似乎还是不放心，又找陈云谈话。陈云告诉他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这样，1070吨钢铁指标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若干之后，袁宝华回忆此事说：“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大跃进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毛主席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毛主席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
这就是北戴河会议确定1070吨钢铁指标的真相。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发现“高指标”出了问题后，毛泽东没有回避自己的领导责任。除在庐山会议上，他主动承担钢铁指标失误的责任外，还在党内通讯中提出，基层干部犯了浮夸、共产、平调这些错误，他本人要负责任，为此写出检讨书，要求发到全党。最后刘少奇压下没有发。在西楼会议上，刘少奇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党的，毛主席写了检讨，发出去有好的影响，也有副作用，以不发为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但毛泽东没有就此而心安理得。1961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当着中央、省市、地委和县四级干部、7000多人承担责任，再次作了自我批评。有意思的是，尽管高指标的出炉很复杂，责任涉及许多干部，但在毛泽东去世后否定“大跃进”时，有人把1070吨钢指标的责任全部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
因此，把“大跃进”的责任归于毛泽东一人身上，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本文摘自《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陈冠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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