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向中央提议：选择性反腐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6月16日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1]，称现阶段中国必须“选择性反腐”，“‘选择性’的标准应该是：对积极推动改革的官员应该降低反腐力度，对阻挠改革的官员应该加大反腐力度。”，并建议中央“反腐时优先‘关照’那些阻扰改革的官员”。
这观点听起来实在有点惊悚：反对“改革”的官员就利用反腐来打倒，支持“改革”的官员就不要反他的腐败、而要保护起来。刘胜军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问题是，刘胜军口中的“改革”是什么呢?
正好，6月18日，刘胜军在他的微博上兴奋地转发了一条消息称，茅于轼、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要齐聚一堂，发表演讲，议论改革。刘胜军称他们为“四大金刚”，还祝他们“马到成功”（图1）。
图1
此前，刘胜军发表过一篇文章《为改革呐喊的老人》[2]，刘在文中给吴敬琏、茅于轼、江平和资中筠戴上了“改革旗手”的高帽。
茅于轼、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上述这些反毛反共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改革主张，想必大家也不陌生了。常年以来他们推动中国与西方全盘接轨，在经济上进行国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在政治上进行三权分立、多党执政、军队国家化改革，不遗余力地把中国往“邪路”上引。他们根本无视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近年来遭遇的重大挫折，雷打不动地坚持新自由主义改革主张，西化、殖民化就是他们的中国梦。
刘胜军，与以上这些新自由主义反共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
刘胜军的政治经济“改革”其实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在政治上，刘胜军反毛拥胡（胡耀邦），鼓吹资产阶级宪政，妄图推翻四项基本原则。
和被刘胜军扣了“改革旗手”帽子的茅于轼、吴敬琏等一样，刘胜军也是个反毛分子，鼓吹高华的反毛反共著作（图2）。
图2
刘胜军鼓吹胡耀邦，替动乱翻案。他称胡耀邦是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一个真正勇者”，并称自己缅怀纪念胡耀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要像胡耀邦那样“锐意改革”（图3），实际就是推动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
图3
刘胜军与他的“改革旗手”们一起鼓与呼，要在中国搞资产阶级宪政。去年八月份，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刊登批判宪政的文章，引发公知出洞骂战。刘胜军就在其中，他转了陈志武的微博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加上按语称：反宪政是荒唐的（图4）。去年七月份，刘胜军撰文[3]斥责在宪政讨论中有人喜欢“扣帽子”，提出要学习邓小平“解放思想”。刘胜军可谓是彻底歪曲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宪政”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对“宪政”所指代的政治实体的客观描述。邓小平何时说过要“思想解放”到放弃社会主义?何时说过要“思想解放”到放弃党的领导?刘胜军们要推翻四项基本原则，推行自由化“改革”，却偏偏搬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来做自己的护身符，实在是可笑又可怜。
图4
在经济上，刘胜军主张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
刘胜军试图推动上海自贸区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认为金融自由化是自贸区的“灵魂所在”[4]。刘胜军在《中国经济如何转型》一文中，提出要“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5]。
去年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来以后，刘胜军就表达了自己对《决定》中有关国企改革部分的失望：“国企改革最大的梗阻并没有突破，即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这个阻碍国企改革的“意识形态障碍”是什么?是“《决定》坚持‘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刘胜军认为，“这样的提法可能意味着未来国企改革仍将存在很大政治阻力。”[6]
很明显，“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有悖刘胜军心中的“国企改革”，是亟需突破的障碍。这样想来，习总书记也是这群人试图突破的障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
刘胜军鼓吹国企私有化，在《刘胜军：社会矛盾倒逼中央改革 能否落地不乐观》[7]一文中阐述得更加清楚：“从《决定》来看，国企改革是有一些突破的，比如国有资本的概念，这是一个很大的理论创新。这个创新它的含义在于给将来国有股的减持、甚至说很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打开了一个空间。关于混合所有制，现在提出要鼓励民营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这样很多地方国企将来就可以逐步转化成混合所有制，甚至私有化。”
鼓吹国企私有化，是刘胜军的一贯主张。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刘胜军在对中石油腐败窝案的评论中称：国企改革“首先要打破行政垄断”，“一旦民企被允许进入国企垄断的领域，就可以产生效率的改进并刺激创新”，“国企要退出竞争性领域”，反对“党管干部”原则延伸到国企领域（图5）。他呼吁让“央企体制悲剧中止于中石油”，实际是要对中石油进行私有化，让外资、民资对中石油进行瓜分。
图5
刘胜军还曾提议：央企私有化三部曲：破除垄断、减持补充社保、拍卖出售现金返还人民（图6）。
图6
2012年的时候，刘胜军转发张维迎的一条微博，并加了自己的按语称，国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是下届政府(即习近平政府)的3大任务(图7)。
图7
2011年，刘胜军还做梦要当中国的总统，他承诺他当总统之后要做几件事情，其中就有央企私有化、央行独立、司法独立等（图8）。
图8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刘胜军等人提出的“改革”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改革，因为我国的一切改革，都不能改变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刘胜军们却要打着改革的旗号，遂行资产阶级宪政、三权分立、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等反社会主义的改革。
邓小平在1987年6月12日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另外在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还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刘胜军所主张的“改革”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正是邓小平所称的典型的“自由化”、“资本主义化”。
在中国推行“自由化”、“资本主义化”的刘胜军，就职于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该院是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于2007年10月共同发起创办，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一所由中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共同创办的世界顶级商学院。刘胜军这样的人物，却成为有官方背景的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的执行副院长，成为对中国改革和中国舆论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可见西方垄断财团和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渗透有多么深。
刘胜军为何突然大喊“选择性反腐”？
综合上面资料，刘胜军提出的“选择性反腐”的内涵应该是非常清楚了。刘胜军是要借助“反腐”的名号，将阻碍新自由主义改革、阻碍汉奸卖国的官员们清除出去，而把那些坚持新自由主义改革、坚持卖国有理的官员们保护起来。这是何其恶毒的建议!这是新自由主义势力要对中共进行釜底抽薪，在中共内部最大限度地培植和保护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清除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官员。这种美国佬在背后安排策动的“改革”一旦在中国成功实行，必然引发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为什么刘胜军们会在此时跳出来，大呼反腐就要“选择性反腐”？恐怕是中国的这帮新自由主义势力感受到了被“反腐”的压力了，他们要宣战。
今年4月份，中纪委拍板通过，针对央企在港澳人员进行反腐大整顿，将对华润、中银、中信、光大国际及招商局这五大中资集团进行审计。
5月9日，中纪委金融口监管老大魏健落马。
6月18日，审计署公布了对中投公司、中国银行、农发行等金融单位2012年度审计结果。曝光了中投存在82亿违规投资房地产等诸多问题，中行、农发行违规放贷均超60亿等问题。其中，中投的境外投资中存在巨额浮亏，有待进一步审查。
金融领域反腐在加速，金融口腐败官员岌岌可危，金融口又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官员学者的大本营。要反金融口的腐，可谓要了这群买办汉奸们的命。刘胜军此时按耐不住，跳到国际资本控制的大媒体《金融时报》发表尖锐时评，可以看成是自由派对中央的一次公开施压。
对于这篇文章，刘胜军极其重视，他在自己的微博上推广自己的文章，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的文章是“一篇振聋发聩的醒世之作”，并@任志强，希望任志强帮忙转发（图9）。
图9：刘胜军微博
刘胜军为了推销自己的文章，不单在微博上通过自吹自擂的方式宣传，还宣称“反腐风向出现调整信号：将进行‘选择性反腐’”（图10），打开链接一看，竟是他的原文，让人瞠目结舌。刘胜军无非是自己写了篇时事评论，建议中央“选择性反腐”，到他自己的微博上，就把“选择性反腐”的建议当做是既定事实进行宣传了。
本来，刘胜军这篇文章的“选择性反腐”观点已经足够毁三观的了：在一个社会国家，竟公开叫嚣要保护新自由主义官员、清除社会主义官员。没想到刘胜军自己还如此自以为是地高调传播，大呼“风向出现调整”，是妄图代表新自由主义势力绑架党中央吗?
图10：刘胜军微博
注：
[1]中国需明确目前反腐与改革的关系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755?full=y
[2]刘胜军：为改革呐喊的老人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985.html
[3]刘胜军：邓小平改革理念八大启示http://opinion.hexun.com/2013-07-01/155652219.html
[4] 经济学家解读央行自贸区新政观点汇总http://stock.caijing.com.cn/2013-12-03/113639765.html
[5]中国经济如何转型http://14756090.blog.hexun.com/81000848_d.html
[6]国企改革再出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3525?full=y
[7]刘胜军：社会矛盾倒逼中央改革 能否落地不乐观http://business.sohu.com/20131219/n392065151.shtml
附： 刘胜军：中国需明确目前反腐与改革的关系
金融时报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时局，有两条关键主轴：一是反腐，一是改革。这两者对中国下一个十年的经济社会格局都至关重要。截至目前，反腐战线成果丰硕，反腐范围之广、触动层级之高，令观察家惊讶，凸显新一届领导层的反腐决心。与反腐相比，改革的推进就难言顺利了，而是阻力重重，明显例证就是李克强总理频频警告官员的“不作为”。
笔者认为，正确把握反腐与改革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反腐是手段，改革是目的。目前中国的反腐行动应是为了促进改革而实行，而不宜为简单地为了反腐而反腐。从法治和社会公平正义角度出发，当然应该有贪必反。但从改革大局出发，在现阶段“有贪必反”却未必是最优策略。相反，现阶段应该实行以促进改革为目的的，暂时性的“选择性反腐”。
首先，中国目前的腐败主要是体制腐败，是体制缺陷所导致的。如果不通过改革来转变体制，反腐力度再大也是治标不治本。贪官靠抓是抓不完的。古有“朱元璋将贪官剥皮反腐”的历史殷鉴，今有河南交通厅连续四任厅长前腐后继。阿克顿勋爵有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反观当下“半统治半市场的经济”，官员掌握巨大的经济资源支配权、审批权，而又没有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时常出现“一把手说了算”，正常的人性是难以阻挡如此巨大的权力诱惑的。刘志军任内推动总投资高达2万亿的高铁，而且在招标时可以“点招”，想不腐败都难。
邓小平曾说过：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由此推论的反腐与改革的逻辑应该是：改革才是消除腐败的釜底抽薪的根本之策。如果《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能真正落实，“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大幅度削减官员手中的权力，中国的腐败会自动减少一大半。所以，为改革护航应成为反腐的首要目标。
其次，不少官员的腐败具有“被动”的性质，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已属违法，但从情理上有可原谅之处。一方面，官员的账面合法收入与手中的权力形成强烈的反差。正部级官员孟学农坦承自己的年薪只有20万元这样的收入连大企业的中层职位都不及，而且也难以在一线城市体面的生存和生活(高级官员虽有医疗等方面的特权，但毕竟是非货币化福利。因此薄熙来当年在记者会上就遭遇了薄瓜瓜高昂留学费用从何而来的尴尬质疑)。因此，灰色收入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官员收入的重要来源。王小鲁的研究发现，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相当于当年GDP的17%。一个具体的例子是：目前中国预付费卡市场已超过万亿元。其中的含义你懂的。官员为生存而贪腐，这是不得不正视的社会现实。
另一方面，在体制性腐败不断蔓延的情况下，腐败的网络不断扩散形成密不透风的网，最终导致对“不腐败官员”的排斥。也就是说，对很多官员而言，如果不腐败，不仅难以铺就升迁之路，恐怕在体制内能否生存下去都是问题。
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牵出现象”：但凡一个官员落马，背后时常有一个复杂的政商网络。以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落马引发的广东茂名腐败窝案为例：2012年广东省纪委官方通报，此窝案共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茂名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但被立案查处的只有61人。不过，2014年中央又“复查”茂名窝案，原茂名市政协主席冯立梅被调查。可见这种官场腐败网络的复杂性、不可抗拒性。
鉴于当前腐败的普遍性，以及一些腐败的“被动性”，“有贪必反”既无可能、也不必要。
再次，反腐虽有“立威”之效，有助于树立中央权威，为推动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有贪必反”也会导致官员不知所措，出现消极心态、避险心态，加剧改革推进中的“不作为”。新一届领导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之后，可谓“踏石留印、抓铁留痕”。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总数已经超过30人，相当于前十年的一半。2013年被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也高达6400多人，比2012年同期增长36.3%。在风声鹤唳的肃贪风暴之下，连“吃喝”都可能成为官员落马的线索。在这样的情势下，“不作为”就成为官员的最优策略。在中国经济下滑趋势明显的情况之下，掌握资源和执行路径的官员能否作为实则较以往更为重要，反腐力度的“技术调节”也就尤为必要。
因此，综合来看，当前的反腐策略在赢得民意支持、树立中央权威方面是有效的，但对目前形势下推进改革未必是最优的选择。从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已有半年多，但改革依然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怒斥，“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说得难听点，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阻力不仅在基层，李克强也责问部长们：“在座的各部委，国务院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了没有?你们各自的责任履行了没有?各位，你们要‘守土有责’啊!希望我们的一些同志，不要贪恋手里那点小小的权力，阻碍政府工作的大目标。”
笔者认为，当前要加快改革，让反腐成为推动改革的“正能量”，应该从“有贪必反”转向以改革为导向的“选择性反腐”。当然，反腐也应尽量规避沦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因此“选择性”的标准应该是：对积极推动改革的官员应该降低反腐力度，对阻挠改革的官员应该加大反腐力度。这样的“反腐促改革”策略要想奏效，还必须让官员能明确感知到这样的“选择性标准”，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取向。为此，中央可以考虑发出明确的信号：将推进改革的表现作为官员考核的重要标准;在反腐时优先“关照”那些阻挠改革的官员;对落马的官员，要多宣传其拖延和阻挠改革的具体表现。
不过我们必须谨记：选择性反腐，只是推动改革的“阶段性策略”。一旦改革得到实质性推进，中国还是应该致力于消除“选择性执法、弹性执法”的痼疾，建立可信赖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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