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报道：在最近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举行的经济形势讨论会上，已经91岁的刘国光参加了讨论，为百姓说话呼吁在民生福利等领域，加强政府的资源配置作用，缩减收入差距。刘国光说：“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社会资源，社会的财富、收入的公平分配，还有民生福利、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资源配置就不能够都完全依靠市场来调节了，更不用说让市场去决定了。”

新华社报道刘国光事迹

　　新华网北京5月25日电(记者刘奕湛)“人到九十，现在已不算稀奇，但总有一道惊心的坎。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大出息。自知不怎么聪明，自负还算守本分，勤奋以治学，平实以做人。”面对记者的提问，刘国光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

　　生于1923年的刘国光已年逾九旬，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的一生当中，近七十年的时间都与经济学打交道，这期间，他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刘国光的一生，经历了很多。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刘国光的故乡南京沦陷，这个14岁的少年被迫流亡湖南、四川等地。在那段疾苦的岁月里，刘国光阅读了《大众哲学》《社会科学教程》《经济学概论》等著作，从此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38年，刘国光进入四川国立二中读书。当时，《资本论》尚未出版，但学校图书馆有介绍《资本论》的通俗读物，这些材料让刘国光对《资本论》产生了浓厚兴趣。

　　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立即买来认真阅读，虽然读完后似懂非懂，但求知的渴望，让他不断读下去，并且受益匪浅。“《资本论》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理论著作，为我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刘国光说。

　　1941年，刘国光以优异的成绩被西南联大录取，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经济学专业。谈起选择经济学的初衷，刘国光说，进入大学选择经济学专业是由于读《资本论》等著作后，产生了学习经济学的兴趣。而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遭受外敌的蹂躏，流亡生活的痛苦以及战争时期民不聊生的状况，更让人产生了经济救国的志向。

　　大学期间刘国光接触更多的是西方经济学知识，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并未消减，先后读完《资本论》的二、三卷，大学毕业论文更是选择了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主轴的题目，在赵乃抟教授的指导下，他融贯西、马经济学两大理论派别，重点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西方经济学只能是参考、借鉴，而不能居于指导和主流地位。当然，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凡是好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吸收过来。”刘国光说。

　　1951年，刘国光作为国家选拔的第一批留苏研究生去莫斯科学习，在四年的留学生涯里，经历过战争的刘国光，十分珍惜这次求学机会，也时刻不忘建设祖国的重任。几乎天天泡在列宁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那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

　　在苏联专攻计划平衡专业和观察经济发展现实，回国后刘国光开始思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受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1979年初刘国光着手研究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要采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

　　他提出，我们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场;我们要坚持计划调控，但不能迷信计划。

　　进入21世纪，刘国光年事已高，出于职业习惯，老而不休，陆续写了一些东西，大多集中在讨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刘国光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需要继续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但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为导向，共同富裕为目标，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两极分化为结果的市场经济。

　　谈及自己的一生，他认为做学问要“不唯上、不唯书、但唯实”;做人最简单的道理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亲人，贡献一切，牺牲自我。”

　　“我虽然年满九十，来日不多，但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仍满怀信心和激情。”刘国光说。

附1：刘国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

　　原题：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编者按：2005年7月15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现任特邀顾问刘国光同志，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了一系列看法。他谈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一、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状况;二、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分析;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五、关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和正确对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六、经济学教育究竟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七、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八、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九、关于怎样克服目前倾向性问题的一些意见。他说，我谈的有些话是别人也讲过的，因为这是大家共同感觉到的问题，所以不能不重复，但这些观点大多是我自己的看法。现经刘国光教授本人同意，我们将他的上述谈话在我网站发表，以飨读者。

　　一、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令人堪忧

　　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现在好像成为了主流，很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我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

　　二、造成当前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下降的原因

　　存在这种状况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第三，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行了，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行。这是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比较多，总的说来，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政策掌握失误，特别是教育部要负相当的责任!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高等院校经济学的教育方针不明确，目标不明确。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来教育和培养学生，还是双轨教育，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现在许多人都讲双轨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几年前就讲现在实行“双轨制”，学生因此疲于奔命，很苦。学生既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要学西方经济学。表面上看是并重，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学泛滥。并重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下降，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上升。一些高等学校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只要求掌握没有经过科学评论的西方经济学的原版教材。一些学校的研究生比如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考西方经济学。这是教育方针的问题，这样的教育方针是根本错误的!

　　第二，教材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与时俱进，现在的教材也在改进，这几年大有进步，特别是抓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但是还不够成熟，数量也不多，没有引起学生广泛的兴趣。同时，西方经济学教材大量流入。人民大学有一个“工作室”，专门做这个事情，当然它也是很有贡献的，引进外国文献也是好的，但是它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冲击国内经济学的教学。有一位教授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教材开始发生比较重大的改变，中国经济学教育从以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向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发生着转变，如今，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因为教材的改变反映出教学重点的改变。有同志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高频率地引进外国经济学教材。他说，传统经济学教学模式转型的主要标志就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体系和教材的运用，其中很重要的是教材的运用。这说明我们现在已经转型了。

　　第三，教师队伍、干部队伍的问题。“海归”派回来很好，可以充实我们的经济学队伍，充实我们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不经过评论、原本原汁地介绍西方的东西，却是有问题的。有些原来在国内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出去后把马克思主义忘了;有些理工科的学生出国学经济，学管理，其中很多人没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上海复旦大学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希望这个局面越来越好，认为送出去培养是中国经济学提高最快的办法。他说，训练有素的海外军团回流浪潮将加快，不断充实到内地主要大学经济学教学队伍里，势头势不可挡。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再教育，没有受过训练，就走上讲台的这种做法流弊很大。另外，我们自己培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在不断萎缩，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培养和投入很少，奖励也很少。奖励也只有海外人奖励搞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情况是很糟糕的。孙冶方奖是国内的，但是处于惨淡经营之中。

　　还有是影响了干部队伍，比如对党校省部级干部班的教育，如果让主张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的教师去教他们，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现在干部的思想也在变，虽然很多干部不是学西方经济学出身的，但是也在受影响。地方一些干部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上，在维护群众利益的问题上，都站在我们共产党的对立面，比如在房地产领域都是在维护开发商的利益，把老百姓的利益完全置之脑后，这就是受影响的表现。还有，一些地方提拔干部，规定必须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进修才能提拔。这些都不是很正常，这是崇拜西方。

　　第四，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很关键。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高校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还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机构的领导，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的领导权被篡夺了。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科学单位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现在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比如北京某大学一些领导岗位，由西化色彩很浓的人担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受重用?我觉得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因为一旦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么教材也变了，队伍也变了，什么都变了。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对这个状况很担心，他说只要领导权掌握在西化的人手中，他们就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我说一定要注意，各级领导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红皮白芯。

　　我上面讲到的四个问题，我想中央也注意到了，但是高教部门没有检查，没有落实。

　　刘国光提出当前在经济学领域应当反右防“左”

　　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分析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一个是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左倾右倾问题。我觉得他分析得很有道理。所谓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迷信、空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是迷信、崇扬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向我国思想、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上述两种教条主义，第一种教条主义还是存在的，但是在当前不是主要的，其影响在下降。马克思主义者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都在不同程度地向现代化的方向努力，力求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而第二种教条主义即西方教条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力在上升。比如在经济学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是什么》这本书竟然只讲西方经济学，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流毒很大。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上升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历史的选择，是最基本的国情。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经济学和经济领域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改变颜色，即共产党还在领导，但是已经变色了。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领域里的东西看淡了。

　　陈奎元同志指出的另一个倾向性的问题，与两种教条主义的倾向有联系。他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思想领域始终把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当作主要任务，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在思想理论领域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来自“左”的干扰已经日渐式微，当前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奎元同志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反“左”反右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左”和右发展下去都能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所以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目前主要的倾向是什么，要不要提出反右防“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重大的问题，中央应当考虑，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

　　刘国光赞赏程恩复左大培批评有人到处吹捧张五常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是个常识问题，但是也是个有争论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大学里有两门基础经济学或者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事实上是双轨制，这是根本错误的。关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分野，我很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同志的分析，他说，无论从经济理论的发展史看，还是从经济学发展的层次看，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严格区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或者简称为经济学，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他自己说就是政治经济学，斯蒂格里茨、萨缪尔逊等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政治经济学。但是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在体系、理论框架、理论观点等方面有差异性，比如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差别，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差别。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差别。习惯上我们所称西方的经济学是指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从西方来的，所以把西方经济学称做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合适一点。

　　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理论研究中的关系，如果说中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这种关系就应该很明确，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指导、是主流，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参考、借鉴。前者是指导，后者是参考;前者是主流，后者是借鉴。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为代表的，他说，不能把现时期世界主流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当作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后者必然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另外一种是以北京大学林毅夫为代表的，他最近在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与回顾的研讨会上说，十四届三中全会政府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后，市场经济体系中有关经济学的内容在教育界基本被承认，这就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他说，不管在教学人数上还是教育内容上，到现在应该承认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上述两种意见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西方经济学真的在中国成为主流、主导的地位，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长远的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愿不愿意，最终要导致改变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或使她变色。

　　我认为，两门基础经济理论的观点不能成立，应该是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教学的主体、经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导向，不能是双轨的。当然，对于西方经济学中发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只要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我们要尽量吸收、借鉴到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消化了的组成部分。

　　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应该包括这么一些内容：一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二是资本主义经济;三是社会主义经济;四是微观经济;五是宏观经济;六是国际经济。当然中间有许多交叉重复，逻辑上怎么处理、体系上怎么编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的精华，把西方经济学当中反映市场经济一般的内容吸收进来，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新的内容。至于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和其他内容，可以开设一些课程比如西方经济思想的课程、西方经济思想流派的课程、西方经济思想专著的课程等来对专门的学生介绍，但是我们不要突出这些内容，因为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已经吸收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来了。

　　总之，我主张只能有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单轨，不能双轨，这是个教育方针的问题。

　　五、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古典的西方经济学或古典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到现代西方经济学或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古典的西方经济学有科学的成份，也有庸俗的成份，其科学的成份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有科学的成份，有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份，也有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份，如私有制永恒、经济人假设等。其科学成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其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与我们根本不同，所以整体上它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主导。在西方经济学当中曾经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研究市场经济一般问题的分析方法有不少也可以借鉴、学习，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大体上包括：第一，经济人假设。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这个假设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第二，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三，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其实这些假设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谓的信息完全的假设就是不可能的，消费者的信息不如生产者，垄断者的信息优于非垄断的大众，两者在市场上是不平等的;第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大约是以上四点，可能还可以举出其他几点来。这几点同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国情都格格不入，自然不可以为我所用。这里我就不一一分析了，因为这四点每一点都可以做一大篇文章。

　　对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态度，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的陈岱孙先生就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因为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理论;第二，在若干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可以为我们参考借鉴的地方;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技术性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第四，对外国经济学说的内容的取舍，根本的原则是以我为主，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他说，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推理分析、计算技术、管理手段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鉴之处，但是我们又不要盲目推崇、生搬硬套。陈先生讲的这几条，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北大现今某些头面经济学者，却不再提陈先生的主张了。有许多我们尊敬的学者都受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比如陈岱孙，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北京大学的胡代光等，他们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问题上是一致的。我的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很少，他们是专家。但是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之前，在西南联大也接受过正规的美式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教育，解放前半殖民地市场经济的体验我也是有的。我们感到，西方经济学虽然有用，但整体上不适合于中国，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有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西方经济学的根底很不错，可以说不比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差，如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左大培等，他们根据中国的情况，不主张在中国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我觉得他们的路子是对的。

　　有些人不愿意别人批评新自由主义，说什么批评者把新自由主义当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其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包括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不是一概否定它，我们否定的是它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我们不能让它来指导、主导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为什么要讳言新自由主义呢，如果你是真心实意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贡献力量的话，如果你也是不赞成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的话，你就不必担心批评新自由主义会伤及无辜。如果你赞成他们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那你自己就跳进框框，怪不得别人。令我纳闷的是，这种言论也来自官方体改学会组织的论坛。

　　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经济学向来是开放的，但曾经一度不开放，那是错误的，是左倾，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过去是开放的，现在也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但有些西方经济学者不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张五常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要把马克思主义埋葬，并且钉上最后一个钉子。很多人到现在还在吹捧张五常，中央党校、北京大学请他讲学，怎么能够把给马克思主义定钉子的人请过来，到处吹捧，这是什么道理!

　　刘国光提出福特基金会西化中国学者相当成功必须警惕

　　六、经济学教育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

　　经济学的教育既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但是那些提出中国经济学要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主流的人认为，经济学的教育不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而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一些人还提出经济学要去政治化。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奇怪的。但我们要明确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国界的问题，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天文学与无产阶级的天文学、中国的天文学和世界的天文学之分，因为自然科学主要是分析工具的问题。但社会科学不同，它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不同社会阶层阶级的利益，不可能脱离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对于历史、对于制度、对于经济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点也不讳言意识形态的问题，同时也非常注意分析方法和叙述方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注重方法的。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事实上脱离不了意识形态，脱离不了价值观念，虽然它极力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宣扬所谓抽象的中立，但是经济人假定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私有制永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市场万能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这些都是它的前提。所以经济学教育不能回避意识形态，经济学也不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实质是去马克思主义化。把这个问题放在明处，不是更科学一点吗?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位名教授就主张，经济学教育不应该是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教育，而应该是以分析工具为主的教育，他特别强调逻辑方法包括数学逻辑的教育。当然，逻辑方法是很重要。数学在经济学当中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这在经济学的明白人当中都是有共识的。但是逻辑方法是不是经济学惟一的方法?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有两套，即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资本论》就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就是研究和叙述经济学要有逻辑的规律次序和历史的规律次序，要有一个历史的价值判断，而且要把两者统一起来，即在强调逻辑抽象的同时，还要强调历史的实感、质感、价值判断。

　　我在1983年带社科院的一个学者访问团去纽约，当时福特基金会组织我们和美中经济学教育委员会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我跟普林斯顿大学华裔教授邹至庄先生有一个交锋。他说，到美国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理工科出身的留学生很快就能适应，因为理工科出身的学生逻辑接受能力强，而文科出身的就不适应，所以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招的主要应该是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而不招学文科出身的。我当时就反对这个说法，我说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逻辑的科学，它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学习经济学或研究经济学只会逻辑抽象的方法而没有历史的方法、没有价值判断是不行的。会上争论很激烈，其他美国人没有说话，当时张卓元他们都在场。这场争论到现在还在继续。北大这位教授提出中国经济学不能搞意识形态教育，经济学教育要以传授工具方法为主，而方法里头要以逻辑为主，不提历史方法。而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既要历史方法，又要逻辑方法，政治经济学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不能只是个逻辑的方法。在这里我顺便讲一下，这个美中经济学教育委员会是美国几个大学组织的，旨在促进互派留学生和学术交流，通过福特基金会慢慢地贯彻它的目的，当然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它帮助培养了一批经济学人才，介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对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做了西化中国的工作，它相当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刘国光谈诺贝尔经济学奖有政治偏见不必盲目追捧

　　七、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

　　在关于经济学教学模式的讨论中，现在沸沸扬扬地提出了所谓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有人提出经济学没有国界，说基本的经济理论是反映人类共同的规律，没有什么东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没有什么各个国家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就有名人明确提出这个观点。他们说，所谓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实际上是一般理论与特殊问题的关系，国际化就是指一般理论，本土化就是指特殊问题;国际化就是向一般理论接轨，向西方理论接轨，本土化就是要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还说，不能因为有特殊情况就否认有一般理论，因为一般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经济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都是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说法。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化”也是“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老问题，我们永远都需要努力。问题是他们讲的国际化、本土化是排挤马克思主义的。他们讲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是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代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理论，代表普遍规律。这些人不反对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也不反对联系中国的实际，其中有些人还是主张应该有中国经济学，但主张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建立中国的经济学，比如清华大学某教授就说，可以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但是其理论框架是和西方经济学一致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分支。有些人则根本反对建立中国的经济学。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有同志说，国际化不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全部内容，他认为，要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体系，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中国教育变革的惟一模式。我认为他讲的是对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西方经济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二者分别应该处于什么地位，是需要研究的。我认为他的说法至少是一种客观的说法。当然，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成为主导，西方经济学只能是借鉴。

　　我再顺便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部分人对诺贝尔奖很有兴趣。他们认为，诺贝尔是惟一能代表经济学世界先进水平的奖项，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是中国经济学界奋斗的目标。有的人还以一种先行者的口气说，我们这一代不行了，赶不上诺贝尔奖了，但是一定要培养下一代、再下一代去获得诺贝尔奖。他们说，我们要向经济学的世界先进水平前进，包括拿诺贝尔奖。又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成就，要拿诺贝尔奖，首先就要掌握西方主流经济学。

　　对于诺贝尔奖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我们要肯定它的意义。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在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方法或者技术层面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以及像印度人亚马森这样有人文关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但是，诺贝尔奖从来不奖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诺贝尔和平奖就更不用说了，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形态性，评奖者有政治上的偏见，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因此诺贝尔奖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如果我们有些学者的经济学研究和理论，在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们不必吹捧这个奖，更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经济学教育的奋斗目标。因为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真正作出马克思主义贡献的人一定是得不到诺奖的。现在，我觉得我们对诺贝尔奖吹捧得很厉害，弄那么大的规模，连主要国家领导人都重仪接见，根本没必要。除了在设诺奖的国家瑞典国王以外，这种团队规模的接见现象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我国为什么要这样做，说明有人在刻意推崇西方经济学，领导上可能不知道。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值得我们尊重的，许多获奖者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我并不是排斥诺贝尔奖，我只是说我们不要追捧它。

　　刘国光谈改革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能搞私有化

　　八、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以什么理论为指导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涉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人认为，建立和建设现代市场制度，没有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还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启迪，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后，才提出了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商品经济的主张。我很尊重说这句话的经济学者，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

　　第一，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到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大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最后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期间经历了曲曲折折，主要是我们中国人总结我们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参考了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前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下，目标一步一步明确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不出西方经济理论有什么指导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同志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1979年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副总编、1985年接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就提出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他从理论上阐明了计划与市场是方法和手段问题，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选择的问题，不是“姓”社“姓”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还是要讲究，但不是在手段问题上讲究。这些重要的创见都不是西方经济理论，怎么可以说中国改革是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再从参与、形成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来说，薛暮桥、孙冶方、顾准、卓炯等一大批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功劳的开拓者，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受西方理论左右的人。后来的经济学理论工虽然受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受西方影响比较大的中青年的经济学工的大多数也能够以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为社会主义服务。只有少数人用自由化、私有化为暴富阶层代言，来冲击马克思主义，干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说，这些人起的是干扰的作用，而不是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作用。我想，这些人倾向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个历史的插曲，历史的误区，经过努力，可能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第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因为，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私有化或者不断向私有化演变;要坚持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万能论，把国家的一切正确调控说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预;坚持为保证效率而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同时要强调社会公平、福利保障，而不是极力扩大社会鸿沟，为暴富阶层说话。要做到这些，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指导，而不能用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一旦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由西方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变，势必走向“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渊。只要经济基础变了，共产党最后就掌握不了政权，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权。现在我国的房地产商是咄咄逼人呐!发了那么大的财还对政府这也指责那也指责，就很说明问题。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

　　刘国光谈高校校长书记校长助理等西化者应换掉

　　九、克服经济学领域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意见

　　这个问题应该好好地做文章，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我只讲几点。

　　第一，教学方针要明确。教育部要管这个事情。现在我们要明确，只有一个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而不是两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惟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西方经济学是作为吸收、借鉴的部分。西方经济学作为体系，作为学派和学术名著来介绍，我们还是需要的，需要向专门的学生介绍，但是不要突出它。

　　第二，教材。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工程的建设，要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西方知识比较多的学者，这样便于我们吸收、借鉴西方的东西，当然要经过改造。我们还要鼓励多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写作和创新，鼓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专题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方法和具体的理论问题，都要进行专题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教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要有多种，不应该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可以是多学派的，但是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对西方经济学教材和名著，我们要组织有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说，而不是教条主义的评说。只要在教学方针上明确不能以西方经济学教材为主，就可以有效地扭转局面。

　　第三，队伍。我们欢迎西方留学的“海归”派回来充实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充实我们对市场经济一般的知识，但是对于这些同志要进行再教育，特别是理工科出去的，过去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对那些过去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回来后有必要的也要进行重新教育。不经过再教育的“海归”派，可以从事其他工作，但是不能从事教师的工作，不能从事决策研究的工作。土、洋出身的学者教员在待遇上应该一律平等。党校的教员更要慎重选择，特别是党校的中高干部培训班的教员一定要慎重选择。否则我们的干部队伍受影响西化了，在实践中搞私有化，导致经济领域都变色了，而中央还不知道。

　　第四，领导权。确确实实地要检查一下我们的高校领导干部，包括校长书记、校长助理、院长、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就换，让他去做别的工作。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不能够等闲视之!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不能太马虎了!因为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在一些高校和一些研究机构，我知道就有一些西化很严重的人在那里工作。总之，领导岗位一定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当前要切实地检查和清理，因为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包括国家的财经系统的一些领导岗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今天我们谈的主要是理论领域的问题，教育领域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能被人取代，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在政治、法律、军事、文化领域，经济本身也有意识形态问题，而且非常非常重要。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我恐怕有些人还不明白。

附2：进一步清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

　　(刘国光与杨承训的对话)*

　　一

　　杨：四年前您发表《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1]一文，当时就提出，在我国改革开放中什么是经济学的主流?到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学?经过3年多的实践，国际国内的事实更证实了，特别是美国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大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现在是进一步清理新自由主义的时候了。

　　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特别是渗透和反渗透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多种敌对势力正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同时国内也出现一些噪音和杂音。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属于噪音、杂音之列，它们都是搅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是近二、三十年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也是美国几任执政者的主体意识，在我国渗透流行，自称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影响到学界、媒体以至一些执政官员，现在确实需要认真清理，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简单说，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复活，针对凯恩斯国家干涉主义不能应付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滞涨问题而崛起，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一时兴盛，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其主要观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政策方面则极力鼓吹、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鉴吸收;但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则必须坚决地反对抵制。

　　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流行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应学习模仿“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位著名经济学者说，1984年后我国党政领导机关文献在对改革目标模式作理论论述时，就采用了“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语言”[2]。现在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殃及世界，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欧美模式的残畸。这一点，连西方有良知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了。但国内有些经济学家还在那里辩解，继续宣扬自由市场的迷信。

　　刘：我想那些人很难改变立场。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从凯恩斯到斯蒂格里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强调经济自由放任之危害，但忠言逆耳终究敌不过资本积累的无节制欲望，只要社会危机稍有缓和，自由市场的卫道士就会第一时间卷土重来，举起自由放任的旗帜。但其结局终究是一次一次的失败。

　　放眼世界，追思历史，新自由主义思潮真是给人类带来一场又一场的灾难。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本来发展得还可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来了个“华盛顿共识”，让拉美各国搞自由化、私有化、放松国际金融管制等，出现了十年倒退，许多国家都出了大问题，政治上出了大动乱。后来，拉美国家觉悟了，纷纷抛弃“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向左转。

　　苏联的和平演变与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分不开，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急转弯。“大爆炸”后的俄罗斯完全听信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药方，结果造成近10年的大灾难，其损失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大，后来开始觉醒。还有一些“转型”国家实际上变成了西方的附庸国，银行等国民经济命脉被欧美操纵，这次金融危机一来，有几个国家几乎使“国家破产”。欧美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救它们。同时，受危害的还有亚洲一些国家，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就使不少国家和地区遭了殃。

　　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表演的结果究竟如何，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布(William K.Tabb)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代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3]

　　如今火烧到欧美自己国内了，又使全世界都跟着蒙受灾难。

　　二

　　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有一个奇怪现象：一些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新自由主义者，有一位头面人士竟说他自己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主义[4]。但是他的同壕战友，一位自居“主流改革派”的人却坦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以市场为取向，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然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派用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就其核心理念来说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没有说错。”[5]这就把前一个头面人士的话打翻在地了。新自由主义通过对“主流改革派”的影响，插手中国的经济改革，这一点，连“主流派”要员自己也大言不惭地认账了。但是，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带给中国的是好的影响。对此，您有什么评价?

　　刘：这要分几层来讲。

　　第一，我国经济改革以市场为取向，需要借鉴学习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机制一般运行机理的理论，但不能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为改革路线选择的依据，即不能照抄西方模式。中国经济改革的路线是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主要依据中国自己的情况，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决不是一般的、抽象的、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由此区别目标模式的社会性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一些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人士却无视这种区别，主张中国改革突破姓“社”姓“资”的束缚，把中国改革简单化为“市场化改革”，或者说模仿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6]，只字不提社会主义。籍此糊里糊涂地把中国改革引导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去，这显然与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宗旨不符合。

　　第二，由于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有崇高地位，有些人士在阐述“市场化改革”的观点时，有时也不得不说说“社会主义”，但同时又说对“社会主义”有不同的理解，以此来篡改“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社会主义有确定的科学内涵，是不能改变的。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十四大和《宪法》都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有的内涵。这与新自由主义反对公有制、主张私有化的观点是不相容的。有一位人士倡议所谓“人民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新模式”中，根本不提公有制为主体，他在许多文章中把我国公有制经济贬称为“官本经济”，主张以“民本经济”、“民营经济”为主体来代替“官本经济”，宣称“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本质上是由原来的官本经济转向民本经济的过程”[7]，实际上就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来代替公有经济为主体，完全抽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有一些人士鼓吹不但要突破姓“社”姓“资”，还要突破姓“公”姓“私”，破除“所有制迷信”[8]。这类主张，无论用什么华丽词藻来包装，揭开画皮，都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格格不入的。

　　第三，我国《宪法》第六条不仅规定了“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规定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不仅在所有制关系上而且在分配关系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原则。但是，上述“社会主义新模式”中，只提“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互相结合”，不提“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同他们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主张相并连的。因为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公有制为主体是相匹配的。如果不讲公有制为主体，自然也不会有按劳分配为主体。那只好是按要素(主要是资本)分配和劳动力按市场价格来分配。所以，提出“新模式”的，同时也是竭力主张劳动力商品化、市场化的始作俑者。他把马克思早已批臭了的萨伊的要素创造价值论来代替劳动创造价值论，把按要素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性政策，变为要素价值论决定的永恒分配政策，把推动私有化的理由建立在要素价值论的基础上[9]，否定世间还有剥削一事，这更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分配理论一气相通的。

　　杨：他们何止不准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新自由主义思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市场自由，不要政府干预，使政府“守夜人化”，这个主张在中国还颇有影响呢。

　　刘：这正是我要说的第四点。“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三化”主张(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中的一化。主张一切由看不见的手来指挥，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管制。这种观点人们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次西方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明，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国经济改革本来要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同时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国家计划又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这些都写在十四大文件之中的。而我们有些经济学人力倡把政府职能压缩到提供市场环境和维护市场秩序[10]，要政府从一切经营性领域抽出，从全部竞争性乃至垄断部门退出，并且竭力贬低和削弱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使之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这是造成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许多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在“市场化改革”口号下，迷信市场成风，计划大有成为禁区的趋向。在这种氛围之下，十七大重新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要加强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11]，看来是十分必要的，是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一个矫正。

　　在这次世界经济大动荡中，我国政府对稳定经济所采取的种种重大措施，许多都是计划手段，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宏观协调的。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领域都不能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去管。教育、卫生、住宅、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领域，交通运输、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农村设施等基本建设领域，以及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乃至宏观总量平衡等问题，都不能完全交给自由市场去调节，而不要国家计划的协调和安排。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用，这是邓小平讲过的。那种唯市场是崇，见计划就损，迷信市场自由放任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神话，所有神经正常、立场也没有问题的人，都不会再相信了。

　　杨：新自由主义主要观点在中国经济学文坛、论坛上流行以及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干扰，您讲的很清楚。作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的“华盛顿共识”，是从新自由主义嬗变而来的，它在中国有什么反响呢?

　　刘：美国在全世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实践表明，无论是拉丁美洲、苏东地区和亚洲，都没有取得成功，受到各方广泛的抨击，包括我国在内，多数学者均持批判态度。可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渗透，我国也有少数人为“华盛顿共识”捧场。比如有人说，“华盛顿共识所包括的一些经济学原理，在中国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 [12]，把中国改革的成就归功于“华盛顿共识”。他所言“华盛顿共识包括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其实每一项都有新自由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华盛顿共识”实质上是以市场的非调控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贸易和资本的无限制开放自由化等，损害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工具，怎么可能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呢?正是在一位中国人吹捧“华盛顿共识”之前，有一位外国人提出“北京共识”[13]， “它代表了试图寻找某种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努力，并且承认中国的成功已经表明了中国这种独特的经验、模式和道路之存在” [14]。怎么能够把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归之于“华盛顿共识”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学论坛和文坛上传播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不少都不是轻量人物。上面所举言论，有的出自大经济学家，有的是“改革之星”，有的是财界领袖，有的是党校精英。他们中一些人，在非意识形态的，中性问题上某些观点，也许是可取的。他们附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也许是不自觉的。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将会把中国带向财富集中于少数人而多数人享受不到果实的“改革成功”的道路上去。鉴于他们在社会上在媒体上的强势地位所造成的影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三

　　杨：那么，在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思潮也能够传播流行呢?

　　刘：这也要分几层来看。

　　第一，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具有市场取向的性质，需要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学习。对外开放给我们这样一个学习机会。不过也有另一面，邓小平说得很形象：打开窗子透透新鲜空气，也会有苍蝇、蚊子进来。一些西方意识扑面而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正是这样一种混合物。一方面作为经济学术理论，它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不乏科学的分析，对我们市场取向的改革可供参考;另一方面，它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偏见，演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思想理论体系，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要坚持抵制的。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候，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和官员，还是在西方留学的学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些人回国后把新思想带到了中国。缤纷杂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潮流传入中国，对比落后的中国，有一些人不加分析地看到欧美比中国富得多，就一味向往以至敬慕;加上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些人实际上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吸取西方有益东西的时候，对西方糟粕失去抵抗力，盲目信奉，成为崇拜者、宣传者，叫做兼收并蓄。这样，新自由主义得以在中国蔓延。

　　第二，从国内背景看，如同在其他任何社会，中国也不乏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信徒。这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改革要求从单一的公有制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这个过程中，公降私升在一定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公有制经济的相对式微，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显著的变动。拥有资本、财富和知识的阶层地位上升，而工农劳动群众的地位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以其强调“效率就是一切”，而“资本是达到效率的至高无上的手段”，力图使政府政策为资本利益最大化开路，忽视普通人民的权利，这一整套学说，是中国社会的新兴强势集团所乐于接受的。从这个群体中天然会产生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以上谈到传播新自由主义言论的代表人物大多来自这个阶层，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第三，从意识形态工作来说，我们党一贯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新时期的右倾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自己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积极，21世纪头50年都要反[15]。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应包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这方面邓小平当时没有专门多说。这是因为他的注意力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在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总是同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1989年5·31谈话)[16]，就是在政治层次上提出来的，着眼于解决更高层次的政治问题，这是非常英明、非常必要的。改革开放才不久，经济上要向市场、向非公经济、向外向型经济开放，不可过于拘泥，强调要思想解放，要大胆地闯，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对于警惕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相对的强调不够，注意不够。比如，邓小平曾说，有些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 [17]，以此来反对改革开放，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确实也有人“打着拥护改革的旗号，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 [18]，也是邓小平说的。他还说，“某些人所说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 [19]。所以，不能说经济领域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政治领域有，经济领域也有。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反对公有制，反对政府干预，反对社会主义，这一系列观点都与经济领域有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上反经济上不反，这是不够的。防止经济领域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就是防止经济领域变质。经济领域如果变质(变成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政治领域也会跟着变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过去赵紫阳就认为经济领域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至今仍有一些领导干部这样认为，以至放松这方面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极糊涂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渗透、流行、泛滥，同这个情况有很大的关系。

　　四

　　杨：您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渗透、流行的情况和原因。确实不能小视这些噪音、杂音。它自居中国主流经济学，有控制相当一部分舆论和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群的能量。您认为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扭转这个现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

　　刘：这是一个大题目。我在2005年7月15日关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问题的谈话中，已经谈了几点意见，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问题在于落实执行。这里我再补充几点意见。

　　第一，要重视经济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斗争。在理论上要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对于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科学成分同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区别开来。对前者，可以批判地选择吸收;对后者，要明确宣布，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反公有制、反政府干预、反社会主义等系统主张，是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要坚决反对，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对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和财经部门的海外归来的爱国人士，欢迎他们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帮助他们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和或再教育。

　　第三，对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高层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再教育，主要经典著作的选读，批判敌对思潮和反社会主义的杂音和噪音(包括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防止上理论骗子的当。

　　第四，对媒体舆论。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复杂化以后，各种社会思潮的出现，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自由放任不行，简单堵塞也不行，包容并蓄似乎是和谐社会应有之义。但一切事物总要有一个“度”，一个“边”，不能让一些非常错误的思潮横行，把人们的思想搞的乱七八糟，六神无主，不能让这些思潮把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引入歧途，象戈尔巴乔夫、雅可夫列夫导致灾难后果的“多元化”、“公开化”那样。所以，在实行多样化，包容各种思潮存在的同时，一定要强调“主旋律”，强调切实地而不是形式主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主旋律来教育人民，筑牢社会团结进步的思想基柱。批判与反批判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必由之路，不争论在现时条件下只有利于反社会主义思潮向我们争论，而不利于我们对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反驳。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正合理的思想斗争，必将有利于错误思潮的清除和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

　　* 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

　　杨承训—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河南财经学院资深教授。

注释：

　　[1] 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期;《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2]《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见《吴敬琏改革论集》2008年。

　　[3] [美]威廉·K. 塔布：《新自由主义之后还是新自由主义?》，吕增奎编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美国《每月评论》2003年6月号。

　　[4] 马国川：《广东新一轮思想解放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访谈录》，《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

　　[5] 徐景安：《回避不了的争论》，见《中国走向》2006年9月。

　　[6] 记者《市场化改革》见《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9月1日。

　　[7] 高尚全：《民本经济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人民社会主义》见《改革内参》2006年第24期。

　　[8] 李君如：《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12日;高尚全：《三十年，四次思想解放》，《刊授党校》2008年第4期。

　　[9] 《高尚全文集》Ⅰ，P194，P227-249

　　[10] 见《经济月刊》2002-12，《商通网》2005.11.7来源新华网。

　　[1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2007年，p263

　　[12] 楼继伟：《中国改革总体是成功的，道路基本正确》，《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4月8日。

　　[13] 乔舒亚•库珀、拉莫：《北京共识》研究报告，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2004年5月发表。

　　[14] 《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见《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9日。

　　[1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P181，P211。

　　[1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299。

　　[1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75。

　　[1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P229。

　　[19]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297。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