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变频仍的拉美，乌拉圭从1904年至1972年的68年间从未发生过军事政变。然而，到1973年，这个一向以军人从不干政着称的国家竟爆发了军事政变，并且建立了长达12年之久的军事独裁政权。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军事独裁政权产生的原因
乌拉圭军事独裁政权之所以产生并延续至1985年，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乌拉圭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危机
本世纪初，乌拉圭在著名资产阶级改革家巴特列一奥多涅斯领导下实行了改革，成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国家。二次大战后，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红党掌权的政府大力推行替代进口工业化发展战略。1944〜1955年间，工业生产每年递增6%①，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1956年，人均国民收入居拉美首位。经济的繁荣掩盖了巴特列改革和替代进口工业化所带来的严重的政治经济结构性问题。在经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巴特列改革只在城市进行，而广大农村，由于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和农村改革，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率都一较低，地主、牧场主对改进生产技术兴趣不大;(二)替代进口工业需要依赖出口所得外汇和黄金储备的支持;需要依赖进口燃料、设备和原料;需要拥有一个较为广阔的国内市场，而乌拉圭国内市场狭小，资金不足，原材料缺乏。(三)社会福利计划和共公部门过于庞大。这些问题在当时之所以没有引起经济衰退，主要是由于在两次大战期间及战后一段时间内，欧洲农牧业遭到破坏，恢复尚需时间;乌拉圭传统出口品羊毛和牛肉为大战和美国侵朝战争所需，国际市场供不应求，出口呈现繁荣。出口的繁荣为替代进口工业提供了资金，补贴了公共部门,也忮政府可以实施大规模的社会福利计划，从而扩大了国内市场。
50年代中期，欧洲农牧业已经恢复，乌拉圭传统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竞争，价格跌落。乌拉圭出口额从1950年的1.8亿美元下降到1955年的9000万美元和1959年的6300万美元。外汇和黄金储备也相应减少，从1950年的亿美元下降到I955年的1.4亿美元和1960年的0.8亿美元②。出口的萎缩引发了乌拉圭政治经济结构性的潜在危机。乌拉圭经济开始陷入停滞。1955〜1960年，乌拉圭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减1.5%③。从1955年到1970年的15年间，乌拉圭国民生产总值下降，而通货膨胀率却上涨900%。④
经济危机造成人民生活下降，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罢工和示威越来越频繁。据统计，1957〜1958年乌拉圭仅发生121次罢工;1959〜1960年，350次;到1969〜1970年达到552次⑤。在政治方面，乌拉圭在政治结构上的主要特点是“共同参与”。巴特列改革对地主阶级和保守势力不是采取坚决打击，而是吸收它们参政的办法。1951年，乌拉圭推行宪制改革，取消总统制，实行“集体执政制”，成立9人国务委员会。这种制度保证了当时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红党和主要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白党的联合执政。在政党内部，“共同参与”的体现是“党中有党”。根据乌拉圭1934年制定的独特的选举法一“莱玛斯法”(又译“徽号法”)，毎个参加选举的政党均需有一个“莱玛”作为党的总标志，党内各派又各有“次莱玛”。各派候选人均在该党总标志下竞选，各派候选人得票合计为该党总得票数;获最多票者亦为该政党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这项法律使一党内存在互相对立的派别却又能合作竞选。一位乌拉圭学者一语中的地指出，乌拉圭没有政党，只有“莱玛”⑥。乌拉圭政洽结构的“共同参与”特点造成政治制度缺乏真正的权力中心。在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各阶层均可不同程度地从中获利，能够相互合作。但到60年代，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阶级和党派间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开始加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同盟逐渐破裂。各党派间的合作也渐渐为斗争所取代。
特别是古巴革命爆发后，乌拉圭出现了一些左翼党派，它们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国内危机的选择。60年代初在乌拉圭出现的左翼组织有：社会党同一些左派组成的“人民同盟”，共产党同一些左翼组织组成的“左翼解放阵线”，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工人大会，第一支城市游击队“图帕马罗斯”。1966年，200多个民主团体和工会联合提出了进行国家根本改革的纲领。70年代初，乌拉圭政坛上出现了由共产党、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及一些进步人士组成的广泛阵线。它提出了在乌拉圭实行社会经济根本改造的纲领。它的出现和它在全国获得相当多数的选票对于红、白两党执政的传统体制构成了挑战，不仅动摇了乌拉圭政治经济体制，而且对其资本主义制度构成威胁。
统治阶级对危机的反应先是寄希望于白党上台。1958年，白党93年来第一次在大选中获胜。白党上台后，试图通过“非常安全措施”镇压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扼制其发展。但是由于政府没有形成权力中心，没有能力抑制群众的反政府斗争。为应付政治经济危机，统治阶级要求进一步集权，呼吁恢复总统制。1966年乌拉圭通过了恢复总统制的宪制改革。保守派的新红党总统上台后，在经济上采取反巴特列主义的货币贬值和冻结工资等政策，进一步改变.替代进口工业化模式;在政治上采取了封闭进步报刊、实行戒严、禁止罢工、侵犯大学自治权、取消新闻和出版自由等措施。这些措施被称为“宪法独裁”。但是乌拉圭“共同参与”体制的根本特性没有改变，内部矛盾重重，无法形成统一意志，就连红党内部也有许多人反对政府政策。统治阶级无力解决危机，文人政党处于分裂状态，不能治理国家和解决国家的问题。乌拉圭总统制的文官政府显然不能扭转政治经济危机局面。
二、美国支持拉美右翼军政权政策的影响
二次大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显着特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美国加紧对拉美的控制，视拉美为其“后院”，同拉美许多国家建立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1947年，拉美国家通过“拉美互助条约”加入了西半球防御体系。1948年，“拉美体系”升格为“美洲国家组织”。50年代，美国先后同10多个拉美国家订立双边军事协定，在拉美建立400多个军事基地，派遣40多个军事使团帮助训练拉美军人。可以说，在古巴革命前，除个别国家外，拉美多数国家都唯美国之命是从。但是，古巴革命胜利后，拉美的民族民主运动高涨，苏联、古巴在拉美的影响明显增长，一些拉美国家的独立自主性日渐增强。美国采取两手对策，一手是通过建立“争取进步联盟”，推动拉美渐进的改良以抵御“共产主义威胁”;另一手是扶植右翼军人，建立亲美军政权。在美国扶植下，60年代拉美建立了许多亲美军事独裁政权。70年代初，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相继出现了不利于美国建立霸权的新情况：智利人民团结阵线总统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总统，并实行深刻的改革，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张。阿根廷正义党在大选中获胜。以反美着称的正义党领袖庇隆在流亡17年之后回到阿根廷。在乌拉圭出现了力量不断壮大的广泛阵线。因此，美国积极插手，试图制止事态发展。美国向乌拉圭派出了新大使欧内斯特·维克托·西拉古萨，此人是中央情报局老牌特务，曾参与策划过1954年的危地马拉政变、1968年颠覆秘鲁政权活动以及1971年玻利维亚政变。美国大使同乌拉圭政变主谋之一胡安·何塞·加里保持密切联系。正如乌拉圭报纸评论指出，他的到来“给乌拉圭军国主义者一个信号，告诉他们如果发动政变，将得到美国的支持”⑦。
三、巴西、秘鲁军政权的示范作用
战后，拉美军人一方面受到拉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到军队内部就是军官阶层成分的变化。据调查，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乌拉圭等资本主义经相对发达的国家中，出身资产阶级和中产阶层的军官已占居优势③。另一方面拉美军人受到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的影响。它使武装部队更加现代化和职业化，使拉美军人接受了反共的“冷战”意识，也使军队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美国对拉美军人的训练也使某些年轻军官接触到本国社会和政治问题，了解到各种政治学说和发展理论，从而萌发了社会改良思想。在这种双重影响下，许多拉美军人把军政权视为解决危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手段。这种政权军人化倾向成为60、70年代拉美各国的一大潮流。1962〜1973年，拉美先后建立军政权的国家有：阿根廷、秘鲁、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玻利维亚、巴西、巴拿马和智利。其中，巴西军政权(在政治上实行反共独裁，在经济上创造了“巴西奇迹”)和秘鲁军政权(声称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发展道路，实行较深刻的社会改革)对乌拉圭军政权的建立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两个模式的示范作用下，乌拉乌军人形成了模仿巴西军人发展模式的“巴西派”和模仿秘鲁军人实行社会改革的“秘鲁派”。1973年2月，乌拉圭军人发动叛乱后，“秘鲁派”军人颁布4号和7号公告，主张消除失业、外债、贪污腐化和垄断，重新分配土地，平均收入分配’实行财政改革等。但在6月军方完全掌权后，“巴西派”军人左右了政权。
四、军人干政理论的形成
60年代拉美军人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独立于文官的新意识，它为军人干政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从乌拉圭军方来看，他们主要受两种理论的影响。一是“国家安全”理论;二是新自由主义权威理论。
“国家安全”理论内容庞杂，概念含混不清，在各国也不尽相同。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有多种，其中之一是“为保持国家的独立与完整，一个主权国家的目标和文官与军队的协调一致”⑨。乌拉圭军方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是“赖以保护一切形式的民族遗产和含有国家目标的发展进程以免受内外干涉的手段”⑩。概括起来，这种理论有两个方面内容。第一是反共。巴西将军科托一席尔瓦的《巴西地缘政治》一书在这方面论述较多，对乌拉圭军人的影响也较大。该书把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集团，即资本主义基督教的西方和共产主义无神论的东方，双方有着不可调和的价值观念。拉美的人属于西方集团，因此，必须牲牺某些世俗的自由以便保卫国家。根据这一原理，军方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积极作用，而且军方需通过法律和国家机构确保军人干政的合法性。乌拉圭军方认为，共产主义是“当今世界或直接或间接、或隐或现的颠覆根源”。为清除颠覆根源，军方必须指导国家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权。在这种政权下，民主宪制不需要，人权是多余的。第二是强调发展。“国家安全”理论认为，安全与发展同等重要，是同一事物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国家安全”是“为发展的安全”，而安全又有赖于发展。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文官政府无力解决尖锐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结果，它对于安全和发展均构成威胁。“南半球贫穷的不发达国家是冲突的永久源泉，它们的安定只有以新的安全概念即发展获得”。所以，要取得“反共产主义颠覆”战的胜利’必须把安全和发展结合起来。而结合这两者又必须通过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权。
新自由主义权威理论是将新自由主义同集权相结合的一种理论。新自由主义是二次大战后流行于西方的一种经济理论。该理论具有颂扬资本主义、敌视社会主义的明显的政治倾向。同旧自由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竞争、商由贸易和市场经济，极力维护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竞争的前提。与旧自由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它放弃了自由放任原则，主张适当扩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认为只有强大的和独立的国家才能真正保证自由经济的实行。它特别反对工会，把工会视为危险的联合组织，反对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主张一切国家都应放弃“经济民族主义”。所谓“新自由主义权威”要求在建立集权统治的同时，实行专家治国，以技术取代伦理和政治，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种理论为乌拉圭军方提供了一种避开社会改革解决政治经济结构性危机的新“处方”。―
五、乌拉圭军人势力的增强
在乌拉圭政治经济结构性危机日趋严重而文人政府又无力解决的情况下，军队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乌拉圭学者胡安·里亚尔指出，打破政治僵局和解决危机的唯一选择是武装部队。“它的自治于文人社会、集权性、依赖于国家而生存以及乌拉圭文人社会的脆弱和从属于家长式国家的事实，使之更容身完成这一使命”。早在1946年巴西军人政变后，乌拉圭右翼军人就试图发动政变。1968年，红党总统帕切科首次动用军队镇压工人罢工。1971年9月，109名“图帕马罗斯”集体越狱逃跑，帕切科下令由陆军负责镇压游击队。1972年4月，博达维里总统宣布全国处于“内战状态”，中止一切宪法保障的个人自由。全付武装的军队仅用三个月就基本消灭了游击队。7月，政府制定“国家安全法”，对一切颠覆活动处以重刑，并由军事法庭审判。自此以后，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逐步加强，军人势力的影响明显加大。1968〜1973年，国防开支增长1‘2倍，军事预算从占政府预算的13.9%上升到26.2%。在此情况下，军方渐渐不满足听命于文官政府而欲直接参与国家决策，它同文人政府、尤其是同反映各党派观点的议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972年7月，500多名军官发表声明，强烈抗议议会议员对军方刑讯犯人的指控。1973年2月，陆军和空军以反对博达维里总统挑选的国防部长为名发动叛乱后，军方成立了实际上的决策机构一一国家安全委员会。
上述五方面的原因使乌拉圭军方既具备了建立军政权的国内外条件，又具备了建立军政权的理论依据和实力。1973年6月27日,军方指控参议员埃罗同“图帕马罗斯”有牵连，要求议会取消其赦免权，议会拒绝军方要求，并准备调查军队的刑讯问题。军方借此发动政变，并迫使博达维里总统关闭议会，废除宪法，取缔政治活动，授权警察和武装部队采取一切措施维持秩序。军事独裁统治遂告建立。
军人干政和军政权的特点
由于乌拉圭军人干政和军政权产生的原因及历史背景同其他拉美国家不同，乌拉圭军人干政和军政权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军人干政过程的渐进性
乌拉圭军人干政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1964年以前，乌拉圭军人完全服从文人政府;1964〜1966年，军方开始违抗文官政府的命令;1967〜1971年，军方介入国内政治并开始对文官政府施加压力;1971〜1972年，军方开始承担国内安全的直接责任，并直接抨击文官政府;1972〜1973年，军方开始通过总统控制政府;1973〜1974年，军方通过政变建立军政权，取得对最高决策机构、总统的直接控制。
二、军、文人政权的合一性和军事独裁的整体性
乌拉圭文人政府从1966年恢复总统制后，开始实行“宪法独裁”，依靠军队镇压罢工和消灭游击队;1973年6月的政变采取了“自我政变”的方式，即军方通过总统解散议会，废除宪法，建立独裁统治。政变后，军政权采取了“文人一军人独裁”的形式。也就是说，军人通过文人实行独裁，体现了两者的合一性。政权中的文人部分由总统、国务院委员会以及各部部长组成;军人部分则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军委员会等构成。但军政实权掌握在以三军司令组成的非正式组织司令委员会手中。此后又成立了由国务委员会和将军委员会以及由它们共同组成的军人、文人合一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国家委员会。
乌拉圭军人中没有出现象智利的皮诺切特那样的最高领袖，因此军方不是以个人，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治的，甚至陆军总司令也采取每年轮换制。1981年就职的第一任军人总统.退休将军阿尔瓦雷斯也仅仅是一位过渡时斯的总统，是军方整体利益的代言人，他没有达到个人独裁的地步。从这一特点可以看出，乌拉圭军人独裁具有整体性特点。
三、按所谓“新自由主义权威”模式行事
乌拉圭军人上台后，制定了把人分成三个等级的制度，颁布了《制度法》，从而修改了宪法，使独裁统治合法化，保证了政治、军事大权都操纵在自己手中，实行残酷的镇压措施。军政权宣布共产党、社会党、工会、大学生联合会等左派政党和进步组织为非法，大肆搜捕这些组织成员和广泛阵线、红、白两党中的进步人士，剥夺了1万至1.5万名乌拉圭人的政治权利’其中包括参加过1966、1971年两届大选的所有政党领导人、有在前两届政府担任官职的人。据大赦国际估计，到1979年，每50个乌拉圭人中就有1人受过一段时间监禁。70年代中期，乌拉圭政治犯占总人口的比例居全世界之首。为了躲避政治迫害，大批乌拉圭人纷纷流亡国外。据统计，1968〜1979年间，外流人口竟占总人口的10%和经济活动人口的20%。
在经济上，军政权采取了货币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1973〜1982年间，军政府实行了3个“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经济计划。严格控制社会服务方面的预算，控制实际工资增长，减少公共部门就业人口，出售和缩减国营企业，实行统一汇率，取消对银行和价格的控制和对消费品的补贴，降低关税，鼓励外资进入等政策。这些政策总的来看，大大损害了工人及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基本权利，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80年代初的严重经济衰退与这些政策的实施有直接关系。但另一方面，军政权带来社会的稳定，也给初期经济带来一定的发展，暂时缓解了经济危机，使经济发展模式从进口替代型转变为出口导向型。这又表明军政权的经济政策具有二重性。
四、在军方控制下有步骤地交权
乌拉圭军方在其统治全盛时期的1977年8月即通过了“恢复有限民主”政治时问表，为军人从前台转向幕后做好准备。时间表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至1981年大选结束;第二阶段为过渡时期，由武装部队监督政府;第三阶段至1986年全面实现制度正常化。但是，后来被美国抛弃的现实@和其他一些军方始料不及的因素，如8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遍及拉美的民主化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反独裁斗争的高涨，迫使它修改交权进程。1981年制订了新的时间表，决定提前到1985年3月向文宫交权。然而，这种交权是在军方控制下、按照尽量减少损害军方利益的协议进行的。军方同红党、广泛阵线(仍非法)、公民联盟达成著名的“海军俱乐部协议”，规定在恢复文官政府后，国家安全委员会改为总统的咨询机构，由总统召集开会。同时，军方获得一系列保障其权利的临时措施，可以在一年内选择未来的司令并监视和对付“恐怖”活动。这项协议显然是一个妥协性的协议，表明军方对政府的影响仍很大。此后，按照军方的时间表，乌拉圭于1984年11月举行大选，次年3月，新的文官总统就职。
几点结论
从对乌拉圭军事独裁政权产生原因及其特点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乌拉圭军政权是维护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和战略利益的产物。无论从乌拉圭军人的理论指导还是从其政策上看，乌拉圭军人干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统治集团间的争权夺利，其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军政权不仅符合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符合国际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它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使乌拉圭经济更深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以，军政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
(二)乌拉圭军政权是资产阶级解决政治经济危机的最终选择。在一般情况下，立宪民主制具有统治集团内部广泛参政的特点，有助于缓解阶级、阶层间的矛盾，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获取更多的利益，因此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正常形式。乌拉圭的国务委员会制即是广泛参政的典型。但是，在政局不稳、经济衰退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往往求助于宪制范围内的集权’乌拉圭从国务委员会制改为总统制并实行“宪法独裁”就是如此。当政治经济危机深化到危及资本主义制度、文官集权又不能摆脱危机时，资产阶级就要求助于军队出面干涉，作为解决危机的最终选择。但是，军政权的镇压政策不可避免地也会损害统治阶级中某些阶层、某些集团和某些个人的利益，所以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非正常形式。一且危机解除或不再威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军政权的使命即告完成。资产阶级的统治又恢复到正常形式一立宪民主制。
(三)乌拉圭军人在恢复文官政府后仍拥有一定否决权。在拉美军政权中，巴西和阿根廷的军政权代表看两个不同的典型。巴西军政权的特点是镇压程度相对较低，经济上出现飞跃，军人恢复文官政府比较主动;阿根廷军政权则实行残酷镇压，经济情况恶化，马岛之战后，军人被迫交权给文官政府。这两个军政权的特点决定了军人在恢复文官政府后的境遇和影响不同。前者军人地位仍很高，甚至对文人政府的大政方针仍有很强的干预能力。阿根廷学者吉列尔莫，奥唐奈称之为“成就的悖论”。后者军政权首脑被押上法庭受审并被判刑，军人对文官政府的影响力明显减弱。
乌拉圭军政权似乎介于巴西和阿根廷两者之间。它向文官政府交权既迫于内外压力，又是有计划的、通过协议进行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军人在恢复文官政府后基本上没有受到打击，文官政府不能任意处置有罪的军人，军方凭借其威慑力可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鉴于以往的劣迹，军方对文官政府决策的干预能力不大。军人在基本上服从文官政府决策的情况下，在某些问题上拥有一定的否决权。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刊于《拉丁美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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