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全球化的实质，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的扩展，也就是一个将世界各独立半独立经济体陆续纳入体系的过程。这样的概括势必带出两个范式意义上的理论问题，即：第一，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普遍存在(universal)还是历史特有(historical)?第二，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是单一化还是多样化?
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献，正是围绕着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一、“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依附理论
可以从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依附理论的争论入手，展开对相关文献的评述。这场争论发生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既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内部理论总结，也与更普遍范围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发展经济学或发展理论的清算并行，可以说，这场理论争论正是现实上的全球化进程的反映。
争论的要点之一，是关乎资本主义的特性，究竟是体现在生产领域还是交换领域。众所周知，依附理论将分析重心放在交换领域即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扩展，认为所有的被卷入世界市场的经济体都变成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由此，Baran[1]、Frank[2]、Wallerstein[3]等的有关论著，以至Emmanuel[4]的不平等交换理论，都强调资本主义体系的空间范围扩展势必导致外围经济体的剩余向中心经济体转移，也即势必导致普遍的不发展趋向。作为对这些理论的批判，Brenner[5]、Laclau[6]、Warren[7]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的特性在于生产剩余价值而非剩余一般，也就是说惟有在存在着自由雇佣劳动(无产阶级)的条件下相应的体制才算得上是资本主义性质上的，因此，依附理论其实是混淆了资本主义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不够发达的后果。
争论的要点之二，是关乎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理解，即，后进发展(或不发展)路径的决定因素，是以内部体制为主还是以世界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为主。这里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一般而言，对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的把握，究竟应该以社会阶级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第二，从外围经济体的角度看，相对于世界市场的制约，在后进发展途径的选择或塑造上究竟有多少自主性。就此而言，依附理论及其相近论著因为专注于考察交换领域而非生产领域，确实倾向于分析国际关系而非阶级关系以及强调世界市场而非经济体内部体制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正是它们被指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另一原因。
表面看来，“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强调的剩余价值生产和阶级分析，显然要比依附理论更贴近马克思本人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述。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是一个理论建构，与作为历史上的存在实体的资本主义体系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正是上述两种理论传统的深层分歧所在。理论上，惟有将资本主义视为普遍存在，而且认为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只具单一性，惟有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才有可能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同于资本主义体系。例如“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较为极端的论者如Warren[7]等就认为，不仅是将不发展归结为世界资本主义运作逻辑(他的用语是列宁意义的“帝国主义”)的提法不对，甚至，正是这种逻辑摧毁了外围经济体原有的前资本主义体制，从而也就为这些经济体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这样的立论，与新自由主义有关“自然的发展途径”和“自然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提法很是相似，都有将社会和历史研究理论变成神学的倾向，只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和单一性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新自由主义则将之归结为某种抽象人性或人类本能的需要。这种知识倾向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实在存疑，至少是忽略了理论与研究对象的辩证关系。
二、阶级、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
一旦认为资本主义确实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单一性，那么，作为抽象概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应用于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时，就必须考虑到体系的空间涵盖范围以及相应的建立在空间各部分上的不同社会经济关系的相互关联。Wallerstein[3]10这样提问：“存在着无产阶级，也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毫无疑问，(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定义)必然如是。但是，什么是恰当的分析单位——英格兰、墨西哥、又或者是西印度群岛?是不是说这三者各有各自的生产方式?抑或是说，恰当的分析单位应该是(16—18世纪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同时包括英格兰和墨西哥。然则，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世界经济的‘生产’方式又是什么?”
应该说，不论是Wallerstein还是作为整体的依附理论文献，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却并没有提供答案。这其中的一个显然并不完整的解答尝试，是诉诸某种本身就有待理论化的阶级分析。应该是受到中国革命中关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理论的启发，早在Baran[1]的论著中就提出，外围经济体的买办资产阶级是导致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具体中介，而Gunder Frank[2]更进而将之扩展为“游离资产阶级，游离发展”论题。所谓“游离资产阶级”(lumpenbourgeoisie)也可译作“流氓资产阶级”，显然是来自马克思的“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概念，名词的前缀意味着该阶级丧失了扮演其(由生产方式概念赋予的)历史角色的动力和能力，也就是说游离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能起到的是阻碍作用而非促进作用，从而游离发展只不过是不发展的另一种提法。
上述及其相似提法之所以不完整，皆因社会阶级本身同样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而非一种可以直观把握或自我说明定义的存在实体。以日常语言来谈阶级概念，例如说“某某时代某某社会的资产阶级”，这当然没有问题，然而，对于这个阶级的涵盖范围、内部组成、生产和再生产以及最重要的与有关社会的整体政治经济运作逻辑究竟是什么关系，这种日常语言概念却是提供不了任何信息。换言之，要让阶级分析具有知识意义，阶级就必须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而非社会学)概念，其定义必须是与特定的生产方式或作为多个生产方式的集合体的社会构成相联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阶级概念的运用，就是将之严格限定为特定经济关系的体现，从而资产阶级只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无产阶级也只不过是“劳动力的承载者”。更具体而言，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中各种经济形态的本质差异，例如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的社会与建立在雇佣劳动之上的社会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只能是在于从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身上榨取这个剩余劳动的各不相同的方式。”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然不是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体系，然而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理解和分析，始终却是离不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
三、资本主义与经济发展
如何解释资本主义全球化下世界范围的不平衡发展现象?在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中，存在着一种很具影响的论断，所专注的是资本主义与半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按照Weeks[8]的论辩，因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从而经济增长是以资本主义体制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这种竞争的结果往往只能是分化而非趋同，即所谓“初级不平衡发展”现象。而相应的“次级不平衡发展”现象，指的是资本主义已成主导的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其特色是随着整体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过程而在分化与趋同之间波动。同一论断也见之于Krugman[9]关于帝国主义与不平衡发展的两阶段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在国际贸易阶段资本主义工业消灭掉半资本主义工业，在国际投资阶段工业活动又在半资本主义经济体上重建。从Weeks和Krugman的论断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完成之前，分化是世界范围经济发展的主导趋势，在之后则不再是主导趋势。
这个论断能否成立，显然取决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有没有资本主义全球化完成这回事。正如前文所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性体系，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在它所涵盖的范围复制自身，从而，当外围经济体被纳入世界市场之后，固有的非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有可能变成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也就是相应体制在体系范围资本积累过程的驭动下保存甚至壮大起来。这个观点要能够成立，就必须有相应的明确理论，揭示整个体系范围的资本积累过程的特性。下列关于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两个论题，其理论意义正在这里显露出来。
一是最初由Frbel等[10]发展出来的“新国际分工”论题。所谓新国际分工，指的是发达世界专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或产业环节，不发达世界专注于劳动密集产业。形成这个格局的决定因素是世界范围的资本追逐廉价劳动力运动，而这种运动又是建立在下列三项条件之上的，即：第一，世界市场的商品交换关系渗透进外围经济体的农村经济，促成雇佣劳动后备军的膨胀;第二，以泰勒化科学管理为表征的制造业生产过程的细微分工，导致劳动的非技能化，从而使得不发达世界的“世界工厂”的劳动成本在世界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第三，运输条件和通讯设施的迅速发展，使得工业生产较能摆脱地域的限制，向外扩散转移。这三项条件结合形成资本追逐利润的运动，促成了一个以全球产品市场为导向的世界范围劳动力市场，其后果对于不发达或外围经济体而言，就是一个限定它们于“低技能/技术，低工资”的发展陷阱。而促成这个陷阱的具体机制，是如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刘易斯模型所阐明的，劳动力无限量供应导致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也就是经济剩余从外围经济体向输出资本的发达国家转移。依循新国际分工论题的后继理论发展，尤其是在法国调节学派的论著中，[11]所强调的是劳动力无限量供应与欠缺内部大众消费市场两者相互作用，使发展陷阱得以持续和扩展。从中得出的结论明确不过，即这个发展陷阱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途径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后者表现为资本深化推进生产率进步以及工资增长支持消费需求膨胀，两种趋势相互作用形成持续增长。
二是由历史资本主义研究文献所提出的长时段系统周期论题。具体针对20世纪下半部分而言，Arrighi[12]提出，在此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根本的转变，即从生产扩张阶段向金融扩张阶段过渡。过渡的直接成因是工业部门利润率长期下降趋势，虽则对这个趋势本身的深层成因的解释多种多样，包括新熊彼特学派在解释所谓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现象时所强调的技术范式变动、曼德尔在解释长波现象时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趋势、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所强调的技术范式变动与资本主义体制的矛盾。总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生产扩张向金融扩张过渡，其首要特征是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以追逐高利润，这要求将世界各个经济体的生产性资源尽可能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资本的高流动性，势必要求生产领域的高灵活性，也就是要求被固化在特定生产活动上的资本减至最少，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达到最多。然而，正如技术经济范式文献所阐明的，生产系统的行为灵活性可以来自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安排。一种是所谓灵活性或短期导向体制，这是建立在细微分工原则上的，其要旨在于尽量降低劳动成本，也就是表现为前述的“低技能/技术，低工资”模式。另一种是固定性或长期导向体制，这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原则上的，支持行为灵活性的因素是集体学习效应和横向协作，其发展特性承载于“高技能/技术，高工资”模式。
理论上，从上文的两个论题中，并不能确凿地推断，世界范围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逻辑，将倾向于推动外围经济体选择哪种发展途径。从部分资本的角度考虑，成本最小化往往是压倒性逻辑，尽量创建和利用无限量供应的劳动力也就形成难以抗拒的诱惑。然而，从全部资本的角度考虑，需求因素的重要性至少应该等量齐观，这就对国家和国际机构推行“低技能/技术，低工资”模式形成制约。
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理论没有解决的问题就由现实解决。现实上，全球化年代也正是市场化改革席卷后进发展国家的年代，种种以所谓“华盛顿共识”为纲领的政策措施，诸如土地和生产性企业的私有化、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解除金融管制以至开放资本账户等等，都在世界范围大力推行。如此种种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统治阶层的所作所为，倾向于服务部分资本的利益;换言之，这个阶层很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为投机金融资本所渗透，尤其是表现为所谓“华尔街—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综合体”，而这又是导致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停滞的重要原因。[13-14]
从战后黄金时期到全球化时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其中心是经济的金融化。这个过程以投机金融活动愈趋成为主导为特点，意味着资本尽量逃避与生产性经济部门捆绑在一起，因为后者的利润率持续下降。金融化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矛盾：对利润的投机追求会挤迫生产性活动，由此导致系统性的需求不足以及侵蚀利润来源。然而，令人困惑的事实是，金融化竟然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至少从1980年代初期一直维持到2007年的金融危机爆发。解答这个困惑的关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中的“掠夺式积累”概念，即是在各国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普遍遵循新自由主义政策信条，以此尽量压低生产性投入的成本。“掠夺式积累”的最重要体现，是世界范围的产业迁移，从发达国家迁徙到发展中国家，以追逐更低的生产成本。
全球化年代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其主要基础，是透过“掠夺式积累”将之前游离于体系之外的生产资源廉价地整合进体系之内。这样，资本积累的可持续性首先取决于下列两个进程的平衡，即，一方面是投机活动所带来的损害，另一方面是掠夺性活动所提供的支持。但是，即使这两个进程相互抵消的结果能够维持利润水平，从而使金融化得以持续，“掠夺式积累”仍将面对另外一种系统性制约：产业迁移扩大了资本主义的空间范围和创建起新的生产能力，这势必在扩大了的规模上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需求不足问题。换句话说，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整体而言，工业迁移实际上是推迟而不是解决了过度积累的难题，并且这个难题随着时间推移势必不断加重。所谓的全球失衡和自2007年在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世界性衰退，正是这更深一层矛盾的反映。这个矛盾似乎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是不可调和的。
在经济体制层面，金融化必然要求生产部门具有高度灵活性。资本的不断加剧的可流动性和短期导向，意味着使固定投资最小化的倾向。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策信条之一，恰恰是要在生产体系的各个方面提高灵活性。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雇佣关系，通过创建劳动力无限量供给，或者消除诸如工会化、劳动保护立法等等的制度安排，可以使雇佣关系临时化，这对于金融化下的资本积累尤其重要。当然，这样做只能加深系统性需求不足，更不用说势必损害社会团结、平等和公正，损害社会发展。
五、结语
本文的出发点，是关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认为这个关系的合理阐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关重要。本文的做法，是将讨论焦点放在当代资本主义，认定金融化和“掠夺式积累”是体系的运作逻辑，从而试图就上述的所需阐释作出一个有理论意义的探讨，同时也就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一个具有洞察力的指引。（原载《天津商业大学学报》）
【参考文献】
[1]Baran 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7.
[2]Frank A G.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3]Wallerstein I.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Essay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4]Emmanuel A. Unequal Exchange[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5]Brenner 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J]. New Left Review, 1977,104: 25-93.
[6]Laclau E. 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J]. New Left Review, 1971, 67: 19-38.
[7]Warren B.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0.
[8]Weeks J.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 and Uneven Development on a World Scale[J]. Capital and Class, 2001,74: 9-30.
[9]Krugman P. Trade, Accumul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1 (8): 149-161.
[10]Frbel F, Heinrichs J, Kreye O.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in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and Industrialis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1]Lipietz A. Mirages and Miracles: The Crises of Global Fordism[M]. London: Verso, 1987.
[12]Arrighi G.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M]. London: Verso, 1994.
[13]Wade R. The Asian Debt-and-Development Crisis of 1997: Causes and Consequences[J]. World Development, 1998, 26 (8): 1535-1553.
[14]Wade R, Veneroso F.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J]. New Left Review, 1998, 228: 3-23.
(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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