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贤能政治”意识形态已经变成经济寡头统治，在当今新自由主义文化中用以偷偷摸摸获得认可的主要手段。本文用三节来分析“贤能政治”概念的演变过程以及当今含义。第一节探讨贤能政治观念可能存在的谬误。第二节追踪该概念在社会理论学界内外传播的若干重要时刻，从阿兰·福克斯和迈克尔·杨在20世纪50年代最初诋毁性使用这一概念，到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70年代赞许地接受这个概念，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智库广泛使用这一概念为止。第三节分析了贤能政治被用来作为新自由主义政治修辞和公共话语的使用情况。焦点集中在该术语在最近英国文化中引起的反响，讨论了“贤能感觉”的说法在卡梅伦“志向国家”话语中的操作方式。贤能政治已经成为旨在把平等观念市场化的话语。
【关键词】志向 平等 贤能政治 新自由主义 寡头统治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deology of “meritocracy” has become a key means through which plutocracy is endorsed by stealth within contemporary neoliberal culture.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se the term “meritocracy，” to open up understandings of its genealogy， and to comprehend its current use through thre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considers what might be wrong with the notion of meritocracy. The second traces some key points in the travels of the concept within and around academic social theory， moving from Alan Fox and Michael Young’s initial， disparaging use of the term in the 1950s to Daniel Bell’s approving adoption of the concept in the 1970s， and on to its take-up by neoconservative think tanks in the 1980s. The third section analyses the use of meritocracy as a plank of neoliberal political rhetoric and public discourse. It focuses on the resonance of the term in relatively recent British culture， discussing how the term “meritocratic feeling” has come to operate in David Cameron’s “aspiration nation”. Meritocracy has become a discourse which predominantly works to marketise the very idea of equality.
Keywords：aspiration， equality， meritocracy， neoliberalism， plutocracy
一、论梯子与蛇
我们在建设志向国家。在英国，重要的不是你认识什么人或你出身于什么家庭，而是你是什么人和你决心要到哪里去。我的英国梦在于机会平等，不是出生的偶然性而是天赋人权。
——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
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和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都再三提及英国作为“志向国家”的形象：在这样的国家，人人都有机会爬上社会流动性的阶梯，无论他们的出身如何。①这是贤能政治的话语：这种观念认为无论你出生时的社会地位如何，社会都应该提供足够的机会和流动性让“人才”加上“努力”都能“爬上高位”。
尚贤话语并不局限于英国。比如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的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忠诚于我们的事业，保证让一个出生于最贫穷环境中的小女孩都能知道，她有同其他所有人一样的成功机会”。②贤能政治拥有深刻和多样的历史渊源;在英国，它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自助传统，在美国则与20世纪初期定义“美国梦”的激动人心的消费主义观念的兴起有关。如今，在北半球许多国家，我们应该生活在“贤能政治”国家的想法已经成为当今情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右翼还是左翼政党都接受，在教育话语中被广泛宣传，在大众文化中被热情鼓动，贤能政治已经变成没有争议的观念，成了像“母爱和苹果馅饼”一样令人感到亲切的东西。③为什么要谈及这个显然平淡无味的概念?因为其能够与从前的世袭特权“旧”形式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促成社会流动吗?
在本文中，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贤能政治，因为它已经变成寡头统治(富豪精英政府)的主要意识形态工具，要把它在新自由主义文化中的地位永远维持下去。换句话说，我们在尚贤时代生活或应该在尚贤时代生活的常识与当今时代明显缺乏社会流动性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将财富传递给子孙后代同时共存的事实决非仅仅是个巧合。④笔者将在下文中展现的贤能政治话语目前正被寡头统治的成员积极动员起来以便维持和延续其既得利益和已获权力。当今贤能政治的操作是把平等观念市场化，若在福柯的新自由主义形成的理论框架下来理解，竞争性的市场不是事物的“自然”状态(如古典自由主义通常理解的那样)而是需要被生产出来的实体。⑤这帮助解释了贤能政治虽然有明显的矛盾和冲突却仍然威力强劲的部分原因，也解释了它作为制造社会和文化不平等并将这种不平等永久化的机制的运行方式。
本文通过简单然而说明问题地概述尚贤话语的部分谱系学来探索这种论证。贤能政治的讨论很大程度上要么发生在教育界要么成为实证性分析，即旨在验证现有社会机构的尚贤性。⑥对尚贤观念的源头进行文化政治反思能够加深我们对这一观点和它塑造的世界的理解。在本文中，笔者的分析分为三节。第一节探讨贤能政治观念可能存在的谬误。第二节追踪该概念在学界和社会理论界内外传播的若干要点，从阿兰·福克斯(Alan Fox)和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在20世纪50年代最初使用，到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20世纪70年代赞许地接受这个概念，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被新保守主义智库使用为止。第三节分析了贤能政治被用来作为新自由主义政治修辞和公共话语要点的使用情况。焦点集中在该术语在最近英国文化中引起的反响，讨论了从撒切尔夫人的“反体制”版本经过布莱尔明确无误地接受这一概念一直到卡梅伦用来作为其建造“志向国家”工程的组成部分的当代生活。要理解贤能政治如何被新自由主义拿来操作，我们就需要从它与更广泛背景的关系和它在当今时代被塑造的具体方式两个方面来理解。
二、贤能政治有什么错？
贤能政治有什么错?考虑到尚贤概念当今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正常化，成了总体上有益的东西，本文只是突出显示对该概念的普遍理解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首先，贤能政治逻辑认为“才干”或者“智慧”都是天生的：换句话说，它依靠的是思想和能力的本质主义概念。它首先假设天生的能力，然后假设是否被赋予“成功”机会。这种智慧观是单一的和线性的，与智慧的多样性和可变性概念格格不入，后者认为智慧可以不断增长并可朝多个不同方向变化。这种将智慧作为密封起来的单一实体的封闭概念如果推向符合逻辑的结论，将与迈克尔·杨在《贤能政治的崛起》中暗示的优生学逻辑如出一辙。⑦这种精英主义的“世袭差异神话”在20世纪50年代在富裕国家如英国越来越盛行，丹尼·多琳(Danny Dorling)指出，“该国充满热情地支持将孩子们分为不同类别，文法学校的孩子在学习上花费的时间远远高于现代中等学校学习的孩子。”⑧多琳所说的“学校种族隔离”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遭遇挑战，但是正因为20世纪50年代学校和社会兴起的精英主义差别化倾向部分促成了迈克尔·杨在1958年首次使用贤能政治这个词。
贤能政治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认可一种竞争性的、线性的、等级差别体系，从定义上看注定有人要被抛弃。因为若没有底层，就根本不可能有上层。不是人人都能“爬上去”。因此，郁郁不得志者就成为贤能政治存在的必要条件和结构性条件。当今名人和真人秀或人才秀所采取的形式恰恰就说明了这种结构，⑨既戏剧化地公开展现了假设又同时提供了公共娱乐基本形式的基础。贤能政治为社会流动性提供了“梯子”，助长了竞争性的、自我牟利的破坏性社会伦理，因为这种观念将不平等合理化，同时因为“要求人们永远处于竞争状态”而破坏社区团结。⑩经典的贤能政治阶梯比喻最近因为被卡梅伦在2013年保守党大会上提及而再次复兴起来，他誓言要“为每个人提供向上爬的机会之梯”。正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1963年所论述的那样，梯子是资产阶级社会观念的完美象征，因为虽然它无疑提供了向上爬的机会，但是这把梯子是只能被个体使用的工具，你必须独自一人往上爬。威廉斯指出，这种“团结的替代品”令许多工人阶级领袖头脑发昏，并在两个方面令人厌恶：它通过贤能而不是金钱和出身提供成长机会而“让等级差别的毒药更甜了”，既弱化了共同体的力量和共同改善命运的任务又维持了对等级体系概念本身的承诺。11
贤能政治意识形态的第三个关键问题是它认可职业和社会地位上的等级差别。某些职业被置于“上层”地位，但是它们凭什么处于上层?应不应该处于上层往往很少被讨论。为什么歌手或企业家而不是兽医或护士成为人们渴望和羡慕的角色?随着收入差别的扩大，为什么以名人为基础的职业在社会上地位越来越高?显而易见的答案之一是“收入”，但这些问题不是贤能政治的当今新自由主义逻辑最突出强调的内容。该答案还有一个历史维度，即它与社会流动性的构成变化有关。学术界对社会流动性的研究往往区分“绝对的”和“相对的”社会流动性。12“绝对的”社会流动性指职业阶级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的移动。在英国，从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流动性程度很高，这归功于公共领域专业人才招聘量的增长(尤其是教育和医疗)和服务领域用工数量的增加，该领域也吸引了大量体力劳动工人的刚刚受到教育的子弟：但这种现象已经大幅减少，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公共领域开支削减和服务经济规模开始萎缩。对“相对的”社会流动性的衡量则涉及对比那些从“下层”爬上来的人的比例和从“上层”掉下来的人数比例;维基·玻利瓦尔(Vikki Boliver)和大卫·拜恩(David Byrne)最近指出，不仅很少有迹象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变得更平等了，相反，中产阶级在不断萎缩，“向上的流动性越来越要求同时存在着向下的流动性”。13这种模式帮助解释了上世纪中期专业性职业领域的文化合理性和20世纪后期人们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创业和名人身上。在极端贫困和超级富豪的风景中，创业故事和一夜暴富的名人自然受到吹捧，或引用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的术语就是变成“光辉灿烂的明星”;14他们成为公众明显看得见的“出人头地”机会，本来他们都可能永远处于社会下层的。
但是，这种“出人头地”摆脱命运束缚的机会引入了第四个相互联系着的问题：即贤能政治为上层中产阶级价值观辩护，将其视为人们渴望追求的规范，同时把工人阶级文化变成落魄和遭受羞辱的对象。贤能政治语言是金钱和阶级术语上的“向上爬”，虽然这或许意味着吃得更好，但并不意味着存在更好的或更幸福的文化。中产阶级郊区不一定是比公共租住屋更好的社交场所或建立良好人际关系之地。15但是，贤能政治话语假设所有移动肯定都是向上的，在此过程中促成了将工人阶级文化置于“失败者”的地位，变成需要逃离的贫民区生活。正如伊莫金·泰勒(Imogen Tyler)在最近的新书《反叛的臣民》(Revolting Subjects)中有力显示的那样，这是新自由主义施虐下越来越猖獗的趋势。16
贤能政治的第五个关键问题，即把我们带入考虑为什么它拥有货币和权力领地的问题是贤能政治作为掩盖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形态神话在发挥作用，同时扮演了阻止社会平等的角色。最近有关社会流动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指向这个方向;如麦克纳米(McNamee)和米勒(Miller)已经指出在美国，贤能政治是个既不准确又有危害性的描述，使用这个词宣称“明显不实的说法”不过是为权力和特权的不平等辩护而已。17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种意识形态神话的关键要素之一是过分推崇“努力”却对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不平等视而不见。在贤能政治中努力与才干合起来产生功绩。强调“努力”是最近一些年一直在扩张的贤能政治的关键。
因此，贤能政治或许被广泛地描述为本质主义的和排他性“人才”观、竞争性个人主义和对社会流动性的需要三者相结合的强大混合体。本文接下来各节将分析这种特别的文化鸡尾酒，阐述贤能政治主张是如何起作用，以及如何作为社会理论、政治叙述和公共话语而传播开来的。
三、概念的谱系：社会主义者根源
为了追踪尚贤概念的传播方式，我们可以回顾其出现的时刻;因为它动员的话语的历史更长，而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和重要的起点。迈克尔·杨被广泛看作是在1958年的《贤能政治的崛起》中创造“贤能政治”(meritocracy)这个词的人。这是《牛津英语辞典》中对这个词的最早引用。但是与民众的观念相反，该词实际上被阿兰·福克斯在此前两年《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的一篇文章《阶级与平等》中使用过了，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基纳斯顿(David Kynaston)最近在他的书《打开历史：认识1957-59年的英国现代现代主义》中注意到这一点。18因为基纳斯顿对贤能政治不是特别感兴趣，他只使用了几句的篇幅来阐述这个发现，但是若从该词的词源学和文化货币角度分析，这是一个重要的和了不起的发现。
福克斯的文章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它比迈克尔·杨的使用(笔者将在下文讨论)更具批判性和政治激进色彩。阿兰·福克斯后来成为有影响力的工业社会学家，他对工业关系的激进视角挑战了该学科的自由派正统思想。1956年，他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担任研究员，研究英国工会史和国家鞋靴劳工联盟19的历史。刊登该文的期刊《社会主义评论》是社会主义者互惠基金——先锋集团(Vanguard Group)的周刊，这是工党左翼政治群体。1955年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lee)曾将《社会主义评论》描述为“《新政治家》(更主流的英国左派周刊)的有效纠正”。20
福克斯的文章是对再生产社会分层并为之辩护的政策、社会机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学精彩总结。它考虑了在巩固地位不平等方面“四大量表”——收入、财产、教育和职业的作用。该文还讨论了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如低收入让工人无法“摆脱摧毁其生活的恶性循环”21。福克斯倾向于把焦点集中在产业工作上。他建议说我们或许通过观察职业地位的极端情况和划定其社会地位的归类标准而明白社会不平等(“这活脏吗?累吗?还是正好相反?”是在约束和监督下工作，还是在允许个人独立性、主动性和辨别力的条件下工作?)。虽然他提出希望制度化和工人的车间要求将改善蓝领工人的生活，但他认为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即使制度化得到改善和工会活动取得成功，社会分层依然存在。在福克斯看来，只要我们认定那些拥有更高职业地位的人不仅享受特别良好的教育而且无论从权利还是必要性角度看都应该拥有更高收入作为协商要求，不平等就必然继续存在。只要该假设存在，只要违背该假设被视为怪异的矛盾，只要社会被分成得到保佑者和得不到保佑者，就肯定会有得到最好和最多利益者和得到最差和最少利益者。这个方法就是“贤能政治”。在这样的社会，聪明的、智慧的、精力充沛的、野心勃勃的、无情的人会脱颖而出成为占支配地位者，他们不仅实现了发挥自身天赋才能的愿望而且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不仅如此，简单地设计更大更好的“漏勺”(sieves，机会平等)来帮助聪明的孩子爬上高层然后给他们丰厚的回报，这是一种新保守主义;绝对不是社会主义观点22。
笔者大篇幅引用这段话因为它不仅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因为它非同寻常地从来没有被人引用过。这说明批判贤能政治的激进思想之源一直被掩盖起来，同时也说明贤能政治这个词的传播历程。在福克斯看来，“贤能政治”是被滥用的词。它指这样一个社会，“聪明的、智慧的、精力充沛的、野心勃勃的、无情的人”不仅获得因为自己(令人怀疑的或令人钦佩的)的技能而获得奖励，而且收益太多：这些“丰厚的奖金”、无数的奖励集中在胜利者身上就意味着其他人遭殃。作为这种分析的结果，他建议用“交叉评级”作为朝向更大平等的途径，这种平等的概念化不仅用经济术语而且用时间、教育和休闲术语来衡量。他提供了朝向重新分配政策的指标;这些或许意味着拒绝接受将延长现代中学教育到15岁以后是“浪费时间”的想法。或许意味着那些从事英国经济大量存在的乏味的重复性工作的人获得比别人多得多的休闲23。
福克斯的精彩论文是到现在为止被发现的最早使用“贤能政治”这个词语的文章，该文明显反对“贤能政治”逻辑的社会主义论证。但这些源头在2013年前被人遗忘了，人们似乎更喜欢迈克尔·杨滑稽的反乌托邦社会讽刺作品《贤能政治的崛起》。
四、从迈克尔·杨到“成熟的”贤能政治
《贤能政治的崛起》出版于1958年，该书将故事设定为发生在2034年。一个装腔作势的叙述者利用现已去世的社会学家“迈克尔·杨”的博士论文(我们在书的最后得知)来讲故事。杨死于一场惨烈的战斗，起因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贤能政治带来的问题。这里，“贤能政治”被理解为I + E = M公式产生的东西，意思是“智商 +努力 = 功绩”。该书的上半部分用科幻小说设想未来的方式描述了21世纪初期的英国。里面考察了以阶级为基础的任人唯亲的旧秩序崩溃，其中亲属关系凌驾于技能之上，有钱人将社会世界传承给子弟，这是一个被争取更大社会平等的运动推翻了的世界。本书后半部分描述了新功绩体系的出现，结果不是导致平等社会反而出现了新的种姓制度，其中智商成为决定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在这个世界，底层由从前的富人和从前的穷人的智慧低劣的子弟组成，如果借用当今社会学术语就是“被社会排斥的人”;一个人在到了40岁和50岁后其职业生涯就走下坡路了;存在买卖聪明宝贝的猖獗黑市。该书最后暗示到了2034年的“彼得卢战役”(Battle of Peterloo)，家庭主妇和“民粹主义者”联盟在“五一”节开始反击贤能政治。我们了解到就是在这场战役中“迈克尔·杨”死掉了。
该书稿曾经被多家出版社退稿，其中就包括一个出版商。这个出版商希望将其修改成以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风格写成的小说，杨确实照做了，虽然该版本最终并没有出版，但《贤能政治的崛起》最后却成了英国畅销书。这本身就说明迈克·萨维奇(Mike Savage)所描述的21世纪中期英国社会学的空前威力。24该书描述了迂腐偏狭而又非常不公平的英国阶级社会，记录了战后时代通过福利国家重新分配资源和朝向更平等社会的蹒跚进步历程。但非常清楚的是，在这本书中贤能政治不是被描述为阶级社会应该努力追求的完美目标，相反却被描述为由于导致新的权力不平等和社会分层形式而变成问题的意识形态或组织原则。
《贤能政治的崛起》通过其反讽不仅质疑了社会秩序被再造的方式而且将其与更古老的功绩政治和哲学辩论联系起来，这些辩论包括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社会设想，即“所有功德提供发展空间”;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者的设想，他们企图更新涂尔干的观念;英国一战后、二战前社会民主党激进分子如托尼(Tawne)、科尔(Cole)、霍布森(Hobson)的怀疑主义，这些人认为“功德”的生产需要被理解为更加平等的合作过程。25杨的政治哲学立场更接近后者。作为1945年工党宣言“让我们面对未来”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和工党研究所所长，杨撰写《贤能政治的崛起》部分是作为一种警告，用以提醒工党避免造成新的社会分裂。26该书对朝向过分稳定的天赋能力和出现新等级差别的趋势采取批判态度。正如雷蒙德·威廉斯在评价杨书时说“我们认为智慧是绝对的和有限的，因为我们被这种社会告知要这样思考。但实际上，似乎越来越明显的是我们的智慧概念特别缺乏智慧”。27
20世纪90年代，当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领导下的新工党满怀热情地采用非讽刺的“尚贤社会”观念后，“贤能政治”逐渐偏离了这种明显讽刺的含义。就在去世前不久，杨写道，这个词被布莱尔使用并在美国广泛传播，但歪曲了他的本意。他在《卫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指出该词遭到误解，所以新工党应该停止使用贤能政治这个词，该文后来被人经常引用。在杨看来，现在使用的非讽刺性“贤能政治”通过“根据教育的狭隘价值级别筛选即令人吃惊的众多证书和学位”而起作用。这意味着社会分层已经固化，沦落到社会底层的人被认为是品质低劣和缺乏道德感的人;“没有哪个潦倒者不是成了道德上的赤裸者。”28
下文中笔者将谈及贤能政治自20世纪60年代起是如何改变其意义的问题，不过值得考虑的是杨的书本身或文本和的准文本框架可能对这种“误读”意外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9虽然《贤能政治的崛起》是一份以贬低贤能政治闻名的文本，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无论是文本本身还是贤能政治还是迈克尔·杨的评论都是如此。宣称该书旨在“呈现事物的两个方面——支持和反对贤能政治”30。在书中，虽然“贤能政治”因为有能力拆除世袭特权而遭到推崇，但因为可能制造新的不公平和社会分裂而受到谴责。虚构的“切尔西宣言”(Chelsea Manifesto)是替代两者的最清晰表现，因为其争取平等的强有力论证，因为更强调“友好、勇气、同情、慷慨”的重要性而不是狭隘的智慧概念;但是这种替代品被删掉了。而且的准文本活动也并非前后一致。如杨指出他支持无阶级的社会，但在21世纪头十年被问及他的书是否因为鼓吹“全面的观点”而主张抗拒贤能政治的新兴精英主义时，他用并不兴高采烈但也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说不。31
杨在撰写该书的时候担任社区研究所所长，后来独创或者与人共同创办了对战后英国生活和进步社会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众多机构，包括开放大学、消费者协会和第三龄大学。他坚定承诺于创立各种将参与和投入政治社会结构活动的新形式。为此他的遗产在当今英国仍然备受推崇。这是将杨的工作与当今参与性民主鼓吹者的工作联系起来的政治概念传承关系。该书的试探性结论就是家庭主妇和其他民粹主义者共同起来反抗的症状。
但是，虽然反对“大机构”，杨的主要模范或参与模板是核心家庭。正如希拉里·兰德(Hilary Land)在论述“政治精英的崛起”的文章中明确指出的那样，该书虽然预料到女性主义者对“功绩”的批评，但没有特别挑战传统的性别劳动分工。32我们还可以加上一条，他也没有挑战父权规范(heteronormativity)或挑战将“社会封闭性”概念化的单个手段。我们也注意到杨厌恶大机构的态度，他对国有化产业采取坚定的模糊或敌视态度;他最具左翼色彩的部分是鼓吹相互帮助和“邻居社会主义”;而最少左翼色彩的部分则是参与社会民主党(SDP)和没有明确批判资本主义。福克斯的描述中被突出强调的经济和文化再分配到了杨那里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这意味着虽然《贤能政治的崛起》明确批判本质主义的和个别化的“功绩观”和隐蔽的优生学智慧途径，但它与综合福利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就不那么清晰了。任何概念、书、或术语的责任显然不能放在的脚下、大脑中或打字的手指头上，这种文本缺陷的持续存在是后来贤能政治被使用的关键因素。杨的历史立场的矛盾本质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评论者把他描述为具有独创性的“社会企业家”的趋势，33该术语现在已经非常模糊：不仅反映了创立对社会有益的倡议(杨很擅长)时的创新智慧，而且反映了后来成为新自由主义创业主义的更广泛社会政策领域的饱和状态。
五、“公正”贤能政治？
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的朋友丹尼尔·贝尔在经典著作《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中提出“后工业社会按其逻辑来说就是贤能政治”。3420世纪60年代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的民权运动和斗争的影响意味着对社会分层主线的巨大挑战和部分破裂。这些人是福特主义模式造成的工人等级体系的牺牲品，如妇女、非白人和同性恋者等。在1963年美国通过《平等工资法案》和1970年英国通过《平等工资法案》后，如果男女做同样工作而被支付不同的工资就属于违法。争取同工同酬的斗争和反对文化偏见的斗争仍然是必要的，如哪些工作应该由男性做，哪些工作应该由女性做等。
社会流动性的这些挑战通过“后工业的”、后福特社会和文化转变而产生出来。后福特文化和社会已经出现了众多引人瞩目的发展变化，其中包括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生产、品牌塑造和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服务于“创意产业”的恰好赶上的信息通讯技术(ICTs)的动员、产业规模缩减、制造业海外承包、新自由主义时代工人权利受到损害和因为更喜欢私有化的解决办法和社会风险由个人承担等而导致的福利国家各种保障的缩减等。35
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中，贝尔使用“贤能政治”主要指产生于后工业社会内部的社会流动性的新形式。这很重要：贝尔文中的“贤能政治”的使用是要中和或消除杨的著作中呈现的和福克斯文中激烈批判的有问题的(或反乌托邦)方面。贝尔在比较不被人注意的文章中更详细地阐述了他对贤能政治的看法，该文是1972年发表在《公共利益》杂志上的文章“论贤能政治和平等”。该文引人入胜，因为它成为贤能政治意识形态从被嘲讽的对象(《贤能政治的崛起》)到新自由主义(如社会市场基金会传单，笔者将在下节谈论)核心的明确教义的转变历程的中间点。《公共利益》杂志是丹尼尔·贝尔和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在1965年创办的美国公共政策季刊，目标读者是记者、学界和政策制定者。而作为作家、记者和出版商的欧文·克里斯托尔在1979年成为《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的封面人物，被誉为“新保守主义教父”。他后来接受了这个绰号并用在他的书中，如《新保守主义者的反思》、《新保守主义论述》和《为资本主义的两次欢呼》等。而贝尔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则与该杂志脱离关系，因为它越来越右倾了。36
因而，贝尔对贤能政治的解释是杨的社会民主党版本和新保守主义的交汇点37。杨在1994年为《贤能政治的崛起》写的序言中公开称贝尔是朋友。这是该文可感知的东西。贝尔在这篇精心撰写的文章中区分了“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该文引用约翰·罗尔斯的著作指出这些立场存在的概念混淆。我们渴望什么?贝尔声称“结果平等”是社会主义伦理学，而“机会平等”是自由主义伦理学。38在此过程中，他质疑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的价值，最终主张“公正的贤能政治”，即由“那些赢得权威地位的人所组成”对应“那些因差异招致不满或贬低下层人”的“不公正的”贤能政治。39
在该文中，“贤能政治”的使用逐渐采取了我们当今熟悉的形式轮廓。它成了含义受到限制的毫不含糊的褒义词，也是主张“机会均等”的词。这是当代人熟悉的领域。但是，它与当今用法不同的地方在于两个重要的上下文背景。首先，贤能政治的操作领域是对经济增长有高度的信心，这体现在贝尔能够辩论“我们是否已经达到了物质极大丰富的后稀缺状态”的事实。这显然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之前或者后来“石油峰值”危机袭来之前的时刻。其次，与之相关，贝尔的立场背后是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共识的广泛支持还没有崩溃的政治背景，即“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一步步减少”。40不客气地说，实施竞争性的贤能政治在拥有强大社会保障网的时刻并不是特别显眼或引起争议的做法。
从这个立场看，福特主义福利模式抵消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及相应社会腐败导致的最糟糕的极端情况，因为人们对经济增长有高度信心，贝尔觉得贤能政治可以被视为一种“公正的”社会制度，其中根据才能的不同而“公正地”奖励，给予小小的特权和地位差别。这里，尚贤甚至可以被用来推动更大的经济增长：
没有理由不让尚贤原则也应用于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人们渴望企业家和创新者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41
所以《贤能政治的崛起》的模糊性得到了解决，只不过偏向完全不同于杨的具体使用。在贝尔看来，智商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对本地的或参与性的权力潜力和福克斯建议的社会拉平效应不怎么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获得一种社会秩序，国家能限制资本主义的某些过分行径，希望贤能政治被重新校准以避免形成杨想象的一种新种姓制度，提供一种产生充满活力又不失公平的社会激励机制。这里，贤能政治开始变成“生产财富”的发动机。
六、新自由主义实验室中的贤能政治
贝尔的贤能政治版本源自一个以强大福利国家为特征的历史背景，它可以抵消市场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的最糟糕影响。在此背景下，贤能政治能够被想象成为发动机，能为社会流动性和打破僵化的阶级体系提供“机会”，而且可以带来模糊想象的“生产性”财富，而生产性财富的含义很模糊能被不同政治光谱的人拿来使用。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模糊性被右派公然利用，贤能政治概念被用来明确反对社会民主。在英国，来自社会市场基金会的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在1995年的小册子《贤能政治和无阶级社会》中鼓吹的贤能政治显然是建立在反对全面的教育、学生资助、住房补贴和其他集体福利等的基础之上。贤能政治在这里被拿来与伍尔德里奇所呼吁的60年代和70年代的‘善心革命’对应。42作为其组成部分，它公然反对“社群”和福利国家，这些被认为是传播尚贤价值观的障碍。43伍尔德里奇的贤能政治版本明确与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和创业主义绑在一起，激烈反对社会民主党和福利国家的集体福利。这里，贤能政治充分拥抱了自由主义者的“机会平等”观念，并把它作为经济增长、资本主义竞争和市场化的同义词。贤能政治被市场化，而市场化很好。
通过采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78年～1979年法兰西学院系列讲座中做出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有先见之明的区分(这成为他在2004年出版的法语版和2008年出版的英语版《生物政治学的诞生》的背景)，我们能够弄清楚该框架起伏不定的发展轨迹。在需要区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上，福柯前后一致，抓住它们的独特性就能“向你准确地显示新自由主义是真正不同的东西”44。在福柯看来，新保守主义变成的“别的东西”是一种情景，其中“政治权力的总体使用建立在市场经济原则之上”45。换句话说，不仅是市场占主导地位，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开始塑造起作用的政治权力结构。
福柯描述了为创造这个政权，经典自由主义不得不做出很多转变。重大转型之一是虽然经典自由主义接受垄断，但新自由主义不接受：新自由主义下的竞争被视为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人为塑造出来的46。而且，新自由主义眼中社会政策的唯一“真正”目标是经济增长和私有化;因而福柯认为社会肌体内的“企业”发展是新自由主义的利害关系所在，它成为“社会的构成性力量”47。
用伍尔德里奇的公式，贤能政治变成了积极干预的手段，在社会肌体内大量催生企业。他看到了风险，不仅上院贵族的世袭利益而且撒切尔没有能力“削弱公办学校的总体原则”。48换句话说，这个前景是明显分层的社会，其中人们能够根据其天生的“功绩”流动。只要维持让能干者流动的潜力，财富和贫困的巨大不平等在它看来都是合理的。他们讨厌群众，厌恶综合性教育的“全部”模式，排斥“标准化”在考虑社会流动性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民众。所有这些术语都被省略了。
有趣的是，伍尔德里奇的小册子是跨党派智库社会市场基金会(SMF)出版的。而社会市场基金会的名称本身就体现了福柯的主张，新自由主义修辞旨在把整个社会肌体市场化，同时强烈呼应迈克尔·杨的社会创业主义语言：正如福柯分析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和杨的政治话语几乎完全交织在一起。在这本影响很大的小册子里(新右派思考几十年的产物)，“贤能政治”毫不含糊地被认定为鼓励竞争但应该会削弱社会合作形式的发动机。
七、贤能政治感觉：英国政治话语中的贤能政治运动
这时，贤能政治获得的含义显然受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公然出现的影响。我们或许可以称作“贤能政治感觉”的东西，它是政治话语、情感诉求和文化修辞汇合的结果。该词源自雷蒙德·威廉斯的“感觉结构”观点和最近强调情感的倾向。49在英国，新自由主义政策和贤能政治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受到撒切尔主义的深刻影响，该思想求助于贤能政治促进社会流动性，同时拆除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网，启动了延续时间很长的私有化过程，出售像煤气、电讯和铁路等公共服务产业。50撒切尔主义将公共服务业私有化变成常态，作为对凯恩斯式工业经济的所谓不适所能做出的唯一反应，并把它表述为增加社会流动性的具体措施和部分解决办法。
这里值得重新考虑尚贤理想的具体术语。这种形式的贤能政治话语将成就和功绩等观念引向成功的消费同时却偏离智慧。它习惯性地表达了对世袭特权的厌恶，尤其是如果在任何方式上获得国家支持的话。与此同时，因为对待性和性别的态度被典型地描述为社会保守主义。尤其是大力赞美异性恋核心家庭，同时常常求助于帝国主义者的白人特权。51虽然撒切尔主义在多种方式上试图赢得民众对其政策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贤能政治对消费主义的吸引力。消费主义被看成参与公共生活的普遍模式，在众多公共场合，民众不是被邀请去辨认出自己作为公民或者工人的身份而是自认为消费者。贪婪的消费主义被呈现为社会背景下获得权力的途径，这一点恰好与心照不宣的假设密切联系在一起，即消费品的积累不仅是功绩的表现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奖励。撒切尔第一任期最风光的时刻之一就是重新确定公共资源使用者的个体业主 / 消费者地位：她给城市公寓租户用远低于市场估计的价格把房子买下来的权利。52最关键的是，这种政府补贴的房屋存量没有被取代。因为取消了市场中的社会福利房屋和对租户的法律保障和对租金的控制，私有业主就可以自由地提高房租价格，这不仅从长远看刺激了房地产的繁荣，这对那些无法从中获得收益的社会阶层造成伤害，同时大幅度增加了政府为福利享受者在支付私有房主租金时提供公共补贴的成本。53
消费成为撒切尔主义“向前走”的象征的核心。引人注目的消费新先锋是商人、股票经纪人和雅皮士，这些人的新潮生活方式在报纸的周末增刊和光鲜炫目的广告中被大肆宣扬。金钱注入社会机构的观念在哈里·恩菲尔德(Harry Enfield)的电视喜剧人物“装钱”(Load as money)上体现出来(他身上带着现金到处炫耀，却不知道怎么花，只是手中拿着一沓钱挥舞着，代表了一种新的阶级差别：一种人会花钱，一种人不会花钱)。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迅速拉大，儿童贫困加剧，失业率大幅升高，私有化的公共服务业招致的用户投诉至少和它宣称的要改善的公共事业时一样多。
随后就出现了一个时刻，人人都被想象成为个体消费者，成为完全统一起来的群体，唯一突出的社会场所就是家庭。正如撒切尔夫人在接受《女性的自我》杂志采访时所说，“没有所谓的社会这种东西。只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只有家庭。”这种原子化的社会观成为人人都熟悉的和没有任何危险性的东西，英国被比喻为由撒切尔来领导的维持家庭预算平衡的大家庭。正如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在本期其他地方讨论的，借用福柯的说法，这种“好持家”比喻成为民族性新自由主义文化的经常性主题。54虽然撒切尔是坚定的反女性主义者，但是把国家比作拿着消费者钱包的家庭的比喻对女性有特别的吸引力。55撒切尔夫人的得票率总是很低，但她在赢得妇女的支持上总是很成功，尤其是中产阶级下层和工人阶级上层妇女方面。这些人是最容易接受其观点的选民，不仅因为她们传统上没有机会获得权力，而且因为在传统上妇女拥有比男人更多权力的少数领域之一就是消费了，虽然是在特定边界内。56使用消费主义作为更大流动性的手段和明显看得见的指标对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获得民众认可非常关键。
在撒切尔主义下，笔者所说的“贤能政治感觉”是在特别受到充满渴望的女性的塑造和鼓励下形成的，或者笼统地受到被捆绑的个别化的(和或以核心家庭为中心的)消费主义形式的塑造和鼓励。民众之所以支持撒切尔主义是要表达对福特主义模式的最突出的不公正和不满，因为该模式依靠阶级、种族和性别的等级体系。人们对根深蒂固的阶级等级差异和性别歧视的不满——连同同性恋者权利和反种族主义——这些是促成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冲突裂痕和反抗活动的因素，正是这些社会运动在1968年破坏和划定了权利主张的边界。撒切尔主义利用贤能政治的大众消费主义以特别重要的方式化解了性别和阶级上的种种不满。其文化和修辞说服了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下层妇女即最支持她的选民相信，在私有领域的个体消费者获得满足的方式是赢得权利和社会流动性的途径。在撒切尔主义下，贤能政治因而被描述为实用主义的解放性的社会问题解决办法，解决福特主义福利模式产生的性别不平等和产业裂痕。
八、布莱尔主义及其他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贤能政治的市场化含义已经成为新工党政策话语的主题，虽然同样带有民粹主义色彩，但已经不再像撒切尔主义那样反智了。新工党的贤能政治主题部分受到另一个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影响。在《新工党现在在哪里?》中，吉登斯竭力主张，“我们应该渴望一个比现在更平等但更尚贤的社会……采取导致不平等的贤能政治途径则不可避免。”57正如约翰·贝克(John Beck)所说，当“m”这个词不一定明显时，里面有众多同义词：社会包容、缺乏志向、社会正义、人才、赋权的个体等。58
维持社会保障(如包括引入最低工资和带薪产假)同时通过新自由主义扩张而破坏社会保障(如私人融资计划[PFI]的进一步私有化、引进专科中学(academy schools)、取消欧洲劳工市场管制)等双重特征是新工党执政时期的主导思想。这种往返运动被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令人印象深刻地称为“新工党的双重洗牌”。59但是，杰里米·吉尔伯特(Jeremy Gilbert)在回应霍尔的论证时指出，所呼吁的保护方式与其说和社会民主党的平等主义一致倒不如说与新自由主义贤能政治更吻合，因为该主张也在寻求建立在市场化的和个别化基础上的“机会平等”。60
爬上社会阶梯的流动观也提出了到底能走多远的问题。在《贤能政治的崛起》中，能够达到的顶点是金钱和等级特权的结合。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两者都在撒切尔式挑战社会秩序和新工党拥抱金融界、经济金融化和伦敦作为金融交易中心和英国经济的主要发动机而被重新定义。61正如新工党的贸易和工业大臣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在1998年时的名言：“我们对人民变得令人恶心地富裕已经越来越感到轻松了。”62爬上梯子上层的是突变，正如首席执行官的工资飙升和现实电视节目的“世俗转变”显示出一举成名的瞬间名人(tempa-celebrities)或借用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的定义“类名人”(celetoids)。63功绩是什么和如何评级变成反映新工党企业增长和民粹主义通道的双重命令，这个现象被安东尼·巴奈特(Anthony Barnett)巧妙地称为“企业民粹主义”。64正如约翰·贝克在精彩分析新工党谈及教育时使用这个术语的尖刻话语，哪怕稍微了解一点历史就会突出显示贤能政治和衡量标准是永远引起争议的问题，但这似乎“对政客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尤其是那些位于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的人，在这些人的话语和政策中，贤能政治观念仍然坚定地占据主导地位”。65
但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影响波及到20世纪中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形式，贫富差距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具有实证性，21世纪头十年社会科学中出现了很多批评性研究，论证“社会流动性”作为描述性概念和规范性目标的局限性。在2009年出版的书《贤能政治神话》中，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麦克尼米(Stephen McNamee)和罗伯特·米勒(Robert Miller)通过众多的个案研究考察了普遍拥有的观念即“人们基于个人功绩能从原来位置脱颖而出”。他们得出结论，虽然美国社会已经减少了造成妇女和非白人机会受挫的带有偏见的不平等，但“决定个人最终在经济上处于什么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是他们最初的位置”，也就是说“这场比赛其实是一场接力赛”。66他们写道，“简单的事实是民众中有太多的人才、智慧、努力工作和能力，但足够幸运地找到合适岗位来使用这些品质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67
九、“志向国家”和新精英的虚伪嘴脸
当前在英国，志向、社会流动性和人人都有机会通过社会结构爬上去等最强大的语言还没有消退，虽然“双底”经济衰退，贫富差距仍然在扩大，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生活水平空前下降。相反，在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盟政府下情况进一步恶化，政府使用贤能政治观念代表了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例子中，它已经被部署但并没有引入改良倡议或集体福利形式(如最低工资)，同时伴随着旨在削减穷人收入的具体政策(如卧室税)。联合政府已经使用经济衰退作为借口持续和加速推行将福利国家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如国内市场的延伸和监狱和医疗服务业的企业参与等)。68在2012年保守党大会上，大卫·卡梅伦宣称在他的领导下，英国现在是“志向国家”：“我们是渴望小康者的党。”
按照卡梅伦宣扬的世界观，“相信你自己”的能力，延伸一下即相信你的孩子是首要任务。这是一种不仅在希望行为中置入权力而且置入道德美德的话语，信任和立志的心理和情感能力都成为美德。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希望和承诺成为一体，努力工作本身越来越难有机会得到回报。不是把社会不平等作为可解决的问题，而是通过这个修辞机制将对付不平等的行为变成个体的责任，变成个体的道德尚贤任务。这个过程演化成个体的私人责任，即不仅要在贤能政治竞争中取得成功，而且还要拥有竞争意志和对胜利的渴望，这些已经被视为道德命令。若不立志奋斗、若不期待成功就会被越来越多地视为放弃自己的责任，不仅应该受到谴责，更糟糕的是还可能令你的孩子也被社会抛弃。若引用卡梅伦在2012年保守党大会上的演说：
低期待文化是有毒的，每个孩子都缺乏远大志向——这会阻碍国家的发展。工党理论家们就成为有志向的家长的障碍，他们为低期待开脱，把责任都归咎于社会不利条件69。
这里志向远大的贤能政治起了作用，反对在集体福利上的任何投资，并视之为“低期待”的症状和起因。在2013年的保守党会议演说中，卡梅伦再次重申“志向国家”主题，通过把自己描述为投入地与对手斗争的人而强化了这种话语，对手则被他公然描述为不努力工作的、“沾沾自喜的、自我满足的社会主义者”。他强调“那是我们反对的人，我们知道要为什么人奋斗：为那些努力工作和不断进步的人”。70
这里，社会劣势只是在作为纯粹的心理意志和志向加上努力工作就能战胜的障碍时才是“真实的”。这些言论和话语因素产生了一种情感模式，劳伦·布兰特(Lauren Berlant)敏锐地称之为“残酷的乐观主义”。这是在新自由主义文化中产生的情感状态，说它残酷是因为它鼓励一种对更光明未来的乐观主义情绪，同时这种情绪受到新自由主义严酷的动荡和不确定性的积极“阻碍”。71如果“志向国家”与“残酷的乐观主义”有关，也可以使用英语短语“having a go”(尝试一下)，这涉及到一种非竞争性的竞争，即愿意竞争但根本不期待自己会赢，因为认识到体育竞争是一种社会参与模式;虽然不同在于在志向国家中，做到最好还不够，你必须想着赢。
甚至立志所需要的心理资源相当多，某些阶级比其他阶级更容易获得和动用这些资源。教育的文化研究中有很丰富的传统，它们分析中产阶级孩子往往被鼓励要拥有远大志向，而工人阶级的子弟如果引用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的经典著作标题就是“学习当工人”。72瓦莱丽·吉尔斯(Valerie Gilles)最近对家长们在谈论孩子在学校的行为时使用的志向语言的分析特别具有建设性。她的研究显示对工人阶级家长来说，最可能被骄傲描述的品质是孩子不惹事，与他人友好相处，学习努力，这些反复灌输了斗争的力量和捍卫稀缺资源;而中产阶级家长培养孩子“成为聪明人的权利”和从智慧角度看有问题的课堂行为规范和学会妥协，这些是帮助中产阶级成功的素质。吉尔斯批评新工党的教育政策将中产阶级的行为当作道德正确的做法，同时指责“拥有几乎类似传教士热情的”穷人应为失败承担责任。73
自2005年以来，这种趋势就已经在政治和大众文化中持续不断地传播了。现在有一个“指责家长”的普遍趋势，不管出了什么问题都怪家长，完全忽略了经济和社会贫困等其他社会因素。比如，该趋势就是在谈及孩子的行为和人生机会时，集中讨论家长管教孩子的方式却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74通过像“超级奶奶”等电视节目提供的家长责任框架75和政府和媒体对伦敦暴乱的反应等76突出地表现出来。正如安吉拉·麦克罗比在本期中指出的那样，该趋势与家庭越来越多地被描述为受到限制的企业单位密切相关。77
作为修辞战略的志向国家和贤能政治感觉的用语将自我信念和志向与努力工作的用语联系起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努力工作”如何一次次地与自信联系起来，被享受空前特权的政客和百万富翁精英群体用来为自己的地位和成功辩护，并把这作为他人可借鉴的成功之路。“努力工作和不断进步”是成功之道。这种话语被保守派议员和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再三使用，用《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的话说，约翰逊“为奥林匹克欢呼因为它体现了‘保守派的生活智慧’——辛苦工作终有回报”。78最近告诉英国人的是他们需要更努力地工作否则工作将被经济移民抢去。79
考虑到有众多研究证实以金融和社会关系等形式呈现的世袭机会，这种“努力工作”修辞以及当今受到推崇的交易、工作特征如何成为通向富豪之路的更重要因素呢?80值得注意的是众多继承财富的富豪包括鲍里斯·约翰逊和大卫·卡梅伦都不失时机地宣扬努力工作是社会流动性的最大影响因素。这种话语同时帮助消除说话者本人享受过多特权的懒汉形象，同时质询听众能够获得类似的社会地位;事实上，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只是少数幸运儿的特权。正如麦克尼米和米勒所说“特权阶层才往往相信贤能政治的论调”。81但是“努力工作”的话语对当今的贤能政治感觉非常重要。在北美一所缴费的精英学校——圣保罗进行的最近一次研究中，可汗(Khan)和杰尔马克(Jerolmack)注意到典型情况是，这些学生都意识到他们享受特权，不过用建立在功绩基础上的资格说来替换特权说，他们往往特别强调自己是多么用功，学习多么刻苦。研究者认为，“他们通常学习并不努力，虽然很擅长表现出看起来或感觉到在努力学习的忙碌样子。”(经常去图书馆学习的学生反而被嘲笑为“怪物”。)正如他们所说，“努力工作”多数时候是一种谈话，虽然是很重要的谈话。这是“新精英”世界的学生使用的修辞战略。这些精英“嘴上说的是贤能政治但享受着特权的轻松惬意”。82
同样的，联合政府宣扬“努力工作”是有阶级的：在被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名人和精英私立缴费学校的子弟表达时，“努力工作”被编码为“贪污”。这不是全新的东西：正是撒切尔主义和布莱尔主义话语的核心因素。撒切尔夫人非常著名地使用过这种修辞，该修辞话语的结构框架是尊重的衰落和阶级地位上升的修辞类别。正如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和汤姆·米尔斯(Tom Mills)指出的那样，撒切尔很少承认她丈夫的巨额财富对其成功的重要性。她更愿意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出身寒微，是一个杂货店店主的女儿，设想她的成功得益于乏味的工作和自律。83卡梅伦及其内阁成员比如鲍里斯·约翰逊并没有在其自我叙述中利用这样的早年经历来校准阶级贪污(classed graft)，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些：他们出身贵族或准贵族。但他们借用了“努力工作”的话语——就像可汗和杰尔马克采访的特权子弟那样，说“努力工作”的行为本身就是在邀请努力工认同他们，同时也恭维其他人。这样，“努力工作”被联系到拥有志向的必要性上而不是特定低层阶级的反思立场：在此世界观中，你不可能在缺乏一种品质时却拥有另一种品质。缺少任何一种在道德上都是失败。
这样一来，卡梅伦和约翰逊做了撒切尔做的事，但去掉了高度选择性的反思阶级出身的传记细节，取而代之的是笼统的志向。这些行为类似于布莱尔主义提供的行为，虽然关键差别是保守派抛弃了对布莱尔鼓吹的机会平等的妥协，同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更喜欢更大幅度地削减社会保障网开支。这使得志向需要走过更遥远的旅程，而且跨越的可能性更加遥不可及。
十、奋斗者和逃避者
贤能政治这个词的词源学历史很短，仅仅只有六十年，但是在此期间，其意义已经渐渐地，然而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从分散地指代通过令人怀疑的“功绩”产生有问题的等级差别的国家组织初级体系，转变成为将竞争性的个人主义、本质主义的“人才观”和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对社会流动性的渴望和可能性的信仰结合起来的褒义词。贤能政治出现在英国福利国家的高点时期，当时福利国家因为提高了社会平等和社会流动性而得到多数人的称赞，虽然不是所有人在那个时期都经历过，同时该词也是对建立在令人担忧的本质主义人才观基础上的新等级差别的批判，表达了对这种观念开始产生的种种不平等形式的模糊焦虑。该词最初被作为激进社会主义话语的术语来使用，其来源已经丢失或被掩盖，人们更多谈论杨的左翼自由主义立场。
贤能政治作为话语的使用渐渐地落入新自由主义之手，虽然使用方式多种多样有时候难以捉摸。贤能政治一直和持续被作为不同选民、代理人和包括流行文化、社会理论和政治话语等场合的话语来塑造。正如本文试图显示的那样，笔者使用的“贤能政治感觉”在新自由主义文化中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如在英国，撒切尔主义删减集体性国家福利和“伟大和优秀者”的根深蒂固的特权，福特主义模式的性别劣势被动员、被利用，从而变成反智主义的贪婪消费主义的贤能政治形式。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鼓吹的“贤能政治感觉”就像从前的工党运动一样将追求物质的个人主义的消费主义的贤能政治观念永久化。但是这种贤能政治感觉走得更远，因为在志向和希望的行为和情感上投入了更多道德内涵;这种观念与“努力工作”话语结合起来，明确无误地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福利或互助形式的社会再生产。志向国家的本质特征与互助格格不入。你要么是奋斗者，要么是逃避者：相信任何一种集体形式的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性都会被视为不愿意奋斗，是在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
贤能政治已经依靠 / 由于新自由主义变成了经济寡头统治或者富豪精英治国的借口，已经成为英国新自由主义文化再生产的关键意识形态术语。它通过抓住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更大社会流动性的观点、实践和话语做到这一点，并把它市场化。贤能政治作为本质主义的“人才观”、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流动性的信仰的强大混合体被动员起来掩盖通过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并获得认可。但是，与此同时，这种话语既非必然也非前后一致。它要求积极地巩固和再生产，并在众多地点和空间内被放大和塑造。取代作为经济寡头统治的贤能政治的应该是对“功绩”的更多样的理解，认为“功绩”是集体的而非单纯个体品质——同时具有社会再生产的相互合作形式，这将带来财富、机会、关爱和福利的更大平等。
*本文原载New Formations， No. 80 & 81 (Winter 2013)， pp. 52-72。
(译 / 吴万伟)
【注释】
①Patrick Wintour， “David Cameron Presents Himself as Leader of an ‘Aspiration Nation’，” Guardian， Octber 10， 2012， http://www.guardian.co.uk/politics/2012/oct/10/david-cameron-leader-aspiration-nation. Isabel Hardman， “Budget 2013： It’s all about the ‘Aspiration Nation’，” Spectator， March 20，2013，http://blogs.spectator.co.uk/coffeehouse/2013/03/budget-2013-its-all-about
-the-aspiration-nation/.
②The White House， Inaugural Addres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January 21， 2013，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1/21/inaugural-address-
president-barack-obama.
③Adrian Wooldridge， Meritocracy and the “Classless Society”， London： Social Market Foundation， 1995， p. 7.
④Danny Dorling， Injustice： Why Social Inequality Exists， Bristol： Policy Press， Kindle edition， 2011; Martin Marmot， Status Syndrome： How Social Standing Directly Affects Your Health， Bloombsbury， 2005; Stephen J. McNamee and Robert K. Miller， The Myth of Meritocrac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 London： Penguin， 2010.
⑤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9， Graham Burchell (tran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在本文中简称“《生物政治学的诞生》”。
⑥Ansgar Allen， “Michael Young’s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Vol. 59， No. 4 (2011)， pp. 367-382; Ansgar Allen， “Life without the ‘X’ Factor - Meritocracy Past and Present，” Power and Education， Vol. 4， No. 1 (2012)， pp. 4-19; John Beck， Meritocracy，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 New Labour’s Legacy， London： Continuum， 2008; Valerie Gilles， “Raising the Meritocracy： Parenting and the Individualisation of Social Class，” Sociology， Vol. 39， No. 5 (2005)， pp. 835-852; Shamus Khan and Colin Jerolmack， “Saying Meritocracy and Doing Privilege，”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54， No. 1 (2013)， pp. 9-19.
⑦Michael Young，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2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Transaction Books， 2004;在本文中简称“《贤能政治的崛起》”。
⑧Danny Dorling， Injustice： Why Social Inequality Exists， p. 870.
⑨Jo Littler， “Celebrity and ‘meritocracy’，” Soundings： 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ss. 26， 2004， pp. 118-130; Nick Couldry and Jo Littler， “Work， Power and Performance： Analysing the ‘Reality’ Game of The Apprentice，” Cultural Sociology， Vol. 5， No. 2 (2011)， pp. 263-279.
⑩Rebecca Hickman， In Pursuit of Egalitarianism： and Why Social Mobility Cannot Get Us There， London： Compass， 2009.
11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8， p. 331.
12Rebecca Hickman， In Pursuit of Egalitarianism： and Why Social Mobility Cannot Get Us There， p11; John Goldthorpe with Catriona Llewellyn and Clive Payne，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Transaction， 1980.
13Vikki Boliver and David Byrne， “Social Mobility： The Politics， the Reality， the Alternative，” Soundings： 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forthcoming.
14Angela McRobbie， “Feminism， the Family and the New ‘Mediated’ Maternalism，” New Formations， Iss. 80-81 (Winter 2013)， pp. XXX.
15正如扎德·斯密斯(Zadie Smith)2013年6月24日在BBC第4电台“本周伊始”(Start the Week)节目中指出的那样。感谢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提醒我注意到这个节目并与我讨论了这些议题。
16Imogen Tyler， Revolting Subjects： Social Abjection and Resistance in Neoliberal Britain， London： Zed Books， 2013; 也参见Owen Jones， Chavs： The Demoniz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Verso， 2012;以及Bev Skeggs， Class， Self， Culture， London：Routledge， 2003。
17Stephen J. McNamee and Robert K. Miller， The Myth of Meritocracy， p. 22.
18David Kynaston， Modernity Britain： Opening the Box， 1957-59， London： Bloomsbury， 2013， Kindle location 3666; Alan Fox， “Class and Equality，” Socialist Commentary， May (1956)， p. 11-13.
19H. C. G. Matthew and Brian Harrison (eds.)，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DNB)，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0R. M. Douglas， “No Friend of Democracy： The Socialist Vanguard Group 1941-50，”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Vol. 16， No. 4(2002)， pp. 51-86.
21Alan Fox， “Class and Equality，” p. 12.
22Alan Fox， “Class and Equality，” p. 13.
23Alan Fox， “Class and Equality，” p. 13.
24Mike Savage， Identit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since 1940： The Politics of Meth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在本书中，注意到杨是有影响力的人，但是讨论中并没有涉及《贤能政治的崛起》一书。
25John Beck， Meritocracy，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 New Labour’s Legacy.
26Asa Briggs， “The Labour Party as Crucible，” in Geoff Dench (ed.)， The Rise and Rise of Meritocrac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6， p. 17-26.
27Raymond Williams， “Democracy or Meritocracy?” Manchester Guardian， October 30， 1958， p. 10.
28Michael Young， “Down with meritocracy，” Guardian， June 29， 2001，http://www.guardian.co.uk/politics/2001/ jun/29/comment.
29杨在1994年版本的序言中指出“影响力最大的书往往是那些没有被阅读的书”(Michael Young，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p. xv)，后来写道，他并不认为布莱尔真的读过他的书(Michael Young， “Down with meritocracy”)。克莱尔多诺万(Claire Donovan)有点儿含糊地认为许多引用该书的学者也没有读过该书(Claire Donovan， “The Chequered Career of a Cryptic Concept，” in Geoff Dench[ed.]， The Rise and Rise of Meritocracy)。众多评论家也指出其风格是有问题的(例如，Richard Hoggart， “IQ plus Effort = Merit，” Observer， Nov. 2， 1958; Paul Barker， “A Tract for the Times，” in Geoff Dench [ed.]， The Rise and Rise of Meritocracy)。
30Michael Young，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p. xvii.
31Geoff Dench (ed.)， The Rise and Rise of Meritocrac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6， p. 74.
32Hilary Land， “We Sat Down at the Table of Privilege and Complained about the Food，” in Geoff Dench (ed.)， The Rise and Rise of Meritocrac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6， p. 59.
33Asa Briggs， Michael Young： Social Entrepreneur， London： Palgrave， 2001.
34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 409.
35Ulrich Beck and Elizabeth Beck-Gernsheim，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s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London： Sage， 2001; Scott Lash and John Urry，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1993; Zygmunt Bauman， Individualisation， Oxford： Polity， 2000; Luc Boltanski and Eve Chiapello，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2007; Colin Crouch， Post-Democracy， Oxford： Polity， 2004.
36Paul Buhle， “Daniel Bell： Obituary，” Guardian， January 26， 2011，http://www.guardian.co.uk/education/2011/jan/26/daniel-bell-obituary.
37Michael Young，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p. xv.
38Daniel Bell， “On Meritocracy and Equality，” The Public Interest， Iss. 29 (Fall， 1972)， p. 48.
39Daniel Bell， “On Meritocracy and Equality，” p. 66.
40传统上说，市场是基于稀缺性或者需求的差额奖励的仲裁者。但是因为经济决策变得政治化，市场被社会决策取代，公平奖励和公平差异的原则是什么呢?(Daniel Bell， “On Meritocracy and Equality，” p. 63.)
41Daniel Bell， “On Meritocracy and Equality，” p. 66.
42Adrian Wooldridge， Meritocracy and the “Classless Society”， p. 45.
43Adrian Wooldridge， Meritocracy and the “Classless Society”， p. 43.
44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9， p. 130.
45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9， p. 131.
46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9， p. 134-137.
47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9， p. 148.
48Adrian Wooldridge， Meritocracy and the “Classless Society”， p. 9.
49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Paperbacks， 1977; Melissa Gregg and Greg Seigworth (eds.)， The Affect Reader， Durham： Duke， 2012.
50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London： Verso， 1988.
51正如亚当·柯蒂斯(Adam Curtis)的电影《阁楼》显示的那样，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肖像画法是其形象的核心，与此同时她发起了一场针对传统的“伟大和善良”的战争，请参阅http://www.bbc.co.uk/blogs/adamcurtis/posts/MRS-THATCHER-THE-GHOST-IN-THE-HOUSE
-OF-WONKS。
52感谢杰里米·吉尔伯特(Jeremy Gilbert)和尼克·索邦(Nick Thoburn)就这个话题与我的讨论。
53Jonathan Prynn and Miranda Bryant， “London Rents at All-time High as Prices Rocket Eight Times Faster than Wages，” Evening Standard， April 18， 2013， http://www.standard.co.uk/news/london/london-rents-at-alltime-high
-as-prices-rocket-eight-times-faster-than-wages-85782
30.html.
54Angela McRobbie， “Feminism， the Family and the New ‘Mediated’ Maternalism，” New Formations， pp. xx;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9.
55Bea Campbell， The Iron Ladies： Why Do Women Vote Tory?London： Virago Press， 1987. Heather Nunn， “Running Wild： Fictions of Gender and Childhood in Thatcher’s Britain，” Enter Text， Vol. 1， No. 3 (2001)，http://arts.brunel.ac.uk/gate/entertext/issue_3.htm; Heather Nunn， Thatcher， Politics and Fantasy：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Gender and Natio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2002.
56Rachel Bowlby， Just Looking： Consumer Culture in Gissing， Dreiser and Zola， London： Methuen， 1985; Victoria de Grazia and Ellen Furlough (eds.)， The Sex of Things： Gender and Consump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Jo Littler， “Gendering Anti-Consumerism： Consumer Whores and Conservative Consumption，” in Kate Soper， Martin Ryle and Lyn Thomas (eds.)， Counter-Consumerism and its Pleasures： Better than Shopping， Palgrave， 2009; Mica Nava， Changing Cultures： Feminism， Youth and Consumerism， London： Sage， 2002.
57Anthony Giddens， “Where Now for New Labour?” London： Polity Press， 2002， pp. 38-39.
58John Beck， Meritocracy，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 New Labour’s Legacy， pp. 12-17.
59Stuart Hall， “New Labour’s Double Shuffle，” Soundings， No. 24 (July 2003)， pp. 10-24.
60Jeremy Gilbert， “The Second Wave： The Specificity of New Labour Neoliberalism，” Soundings， No. 26 (2004)， pp. 25-45.
61Doreen Massey， World City， Oxford： Polity， 2007.
62Victor Keegan， “Economics Notebook： Raising the Risk Stakes，” Guardian， Oct. 26， 1998，http://www.guardian.co.uk/Columnists/Column/0，，325036，00.html.
63Chris Rojek， Celebrity (FOCI)，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1.
64Anthony Barnett， “Corporate Populism and Partyless Democracy，” in A. Chadwick and R. Hefferman (eds.)， The New Labour Reader， Oxford： Polity， 2003; Jo Littler， “Creative Accounting： Consumer culture， the ‘creative economy’ and the cultural policies of New Labour，” in Tim Bewes and Jeremy Gilbert (eds.)， Cultural Capitalism： Politics after New Labour，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000.
65John Beck， Meritocracy，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 New Labour’s Legacy， p. 11.
66Stephen J. McNamee and Robert K. Miller， The Myth of Meritocracy， p. 16.
67Ibid.， p. 19.
68Stuart Hall， Doreen Massey and Michael Rustin， The Kilburn Manifesto，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013.
69David Cameron’s speech to the Conservative party conference， Guardian， Oct. 10， 2012，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video/2012/oct/10/cameron-conservative-
conference-labour-borrowing-video.
70Huffington Post， “Cameron Spring Conference Speech A Rousing Battle Cry Against Labour’s ‘Self Satisfied Socialists’，” March 16， 2013， http://www.huffingtonpost.co.uk/2013/03/16/cameron-spring-conference-battle-labour-
socialists_n_2890437.html.
71Lauren Berlant， Cruel Optimism， Durham： Duke， 2012.
72Paul Willis，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Class Kids Get Working-Class Jobs， Farnham： Ashgate， 1977.
73Valerie Gilles， “Raising the Meritocracy： Parenting and the Individualisation of Social Class”.
74Tracey Jensen， “Tough Love in Tough Times，” MAMSIE： Studies in the Maternal， Vol. 4， No. 2 (2012)，http://www.mamsie.bbk.ac.uk/ Jensen_SiM_4_2_2012.html.
75Mark Fisher， Capitalist Realism， London： Zero Books， 2009; Tracy Jensen， “What Kind of Mum are You at the Moment? Supernanny and the Psychologising of Classed Embodiment，” Subjectivity， Vol. 3， No. 2 (2010)， pp. 170-192.
76Kim Allen and Yvette Taylor， “Placed Parenting， Locating Unrest： Failed Femininities， Troubled Mothers and Rioting Subjects，” MAMSIE： Studies in the Maternal， Vol. 4， No. 2 (2012)，http://www.mamsie.bbk.ac.uk/back_issues/4_2/index.html; Jo Littler， “Work， Power and Performance： Analysing the ‘reality’ game of The Apprentice”.
77Angela McRobbie， “Feminism， the Family and the New ‘Mediated’ Maternalism，” New Formations， pp. XX.
78Geri Peev， “Games Embody the Tory Ethic of Hard Work that Leads to Reward， Says Boris，” Daily Mail， August 6， 2012，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184687/Boris-Johnson-London-2012-Olympics-embody-Tory-
ethic-hard-work-leads-reward.html#ixzz2QG4E5oVC.
79Boris Johnson， “Migrants Get Jobs Because We’re Not Prepared to Work as Hard，” Daily Telegraph， April 7， 2013，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politics/9977793/Migrants-get-jobs-because-were-not-prepared-to-work
-as-hard.html.
80Danny Dorling， Injustice： Why Social Inequality Exists; Chrystia Freeland， Plutocrats： 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London： Allen Lane， 2012.
81Stephen J. McNamee and Robert K. Miller， The Myth of Meritocracy， p. 3.
82Shamus Khan and Colin Jerolmack， “Saying Meritocracy and Doing Privilege” .
83Tom Mills， “The Death of a Class Warrior： Margaret Thatcher 1925-2013，” New Left Project，http://www.newleftproject.org/index.php/site/article_comments/the_death_
of_a_class_warrior_margaret_thatcher_1925_2013.
乔·里特尔：英国伦敦城市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院(Jo Littler， 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City University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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