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听一个50年代的老大学生说到1952年学习苏联的大学模式、进行院系调整的必要性，他说苏联的教育模式还是有其先进性的。那时苏联的科技不输于美国，人造卫星、载人飞船都是苏联首先完成的。苏联科技教育的成就美国也是佩服的，不然就不会有美国国会60年代在苏联科技成就压力下感到危机而制定的《国防教育法》。苏联解体后，美国立即大量引进前苏联各国的科技人才。
1952年的院系调整仿效苏联模式是有客观需要的。民国时期仿效美国所建立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大学模式，不能适应建国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大量培养国家建设 人才的需要。以中央大学为例，当时它的门类系科很完全，人数也不少，然而校园却很小，每个院系师生人数并不多，尤其是文理学科，人数更少;1949年之后扩充工科，以满足工业建设的需要，院系调整前师生人数已近全校一半。当时，还要大力发展师范教育，以普及教育;大力发展农林教育，培养农林技术人才; 同时也要大力培养理科人才，拓展新中国的科学事业;而从西方舶来的文科学说和专业，因与新的意识形态相冲突，并且不适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势必精简和压缩，最近哈工大的一位教授对于文科专业持有类似观点。
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期，高等教育需要大发展，如果全面扩招，今天的巨无霸式的大学早就出现了，用不着等到21世纪。巨无霸大学质量如何，今天已逐渐形成共识。武大的一位老教授说，他们的校长连下面的院长和处长都难以认全，怎么能管理好这种巨无霸的大学呢?这在电脑办公时代尚且如此，当年的笔墨书记时代(党内书记的名称即来源于此)又能如何?
当年的教育决策者有鉴于此，才学习苏联迅速发展高等教育的经验：综合性大学只办文理科，工、农、医、师范等专门学院均独立办学。这样，单个学校的规模缩小了，但管理效率、教育质量和招生数量却可以大大提高，从而能够扩大高等教育整体规模，加快培养各类建设人才。这种办学模式不仅在苏联是成功的，在中国也是成功的。这不仅初步满足了国家大规模建设对各类人才的需求，而且也使大批工农百姓的子弟有机会几乎免费地接受高等教育。五、六十年代大学生的质量不比八、九十年代差，更不比大规模扩招的21世纪差。
我们现在呼唤大师，早在文革中的70年代，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中，就涌现出了陈景润、杨乐、张广厚这样的年轻数学大师，他们都是新中国大学培养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四大发明成果——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杂交水稻、激光照排、复方青蒿素中，除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外，全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年轻大师在文革期间的70年代完成的。
可见，当年的院系调整和五、六十年代的高等教育，并未导致出现“钱学森之问”。钱学森的助手和接班人，多数也是五、六十年代的毕业生，而他在这一代人起主要作用的时候，并未提出任何质疑。他发出他的著名疑问是在2005年，是针对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人才现状有感而发的。应该说，他质疑的是80年代之后的中国教育科研体制。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钱学森之问”扩大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整个时期，说什么1949年后培养的人才比不上民国时期的大师，以至于1949年之后再没有大师;意在借否定共产党建国后的文化教育成就，否定共产党建国的正义性和执政的合法性。“钱学森之问”与其说是质疑1949年后新中国的教育，不如说是质疑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教育模式和人才评价方式;他同时还有一个著名的预言：“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啦!”
中国当代大学的合并扩招，反当年院系调整之道而行之，这才是高等教育的一场灾难。合并扩招后的教育质量远不如院系调整后规模适度、专业精当的高校，收费却远超院系调整后三十年间几乎免费的高校。当年院系调整的既得利益者，是几十万上了大学的工农大众子弟;如果说这是“极左”路线的话，那这恰是代表大众利益、合乎革新进步潮流的左翼路线;而攻击这条路线的，则是代表学阀、财阀利益，以大学作为名利场和市场生财之道的右翼路线。
据那位50年代的老大学生说，如果不是共产党的解放，他是不可能上大学的;尽管他家里解放前是有几十亩地的地主，但却不可能有财力支持他在当时上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开始全国统一高考，到今年恰好是60周年。这时他家里因为土改，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了;但上大学已几乎是免费的，他考上大学后并没有因失去经济来源而失学。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共产党剥夺了他家庭的财产，但也是共产党供给他这样的被打倒的地主子弟，跟工农子弟一样读大学，为他做了他家里在民国时代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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