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左翼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等相关理论，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深入研究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全面解析了与之相关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等问题，并就摆脱危机的出路提出了应对之策。这些研究对于我国正确处理生产与消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国家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以及正确理解“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 键 词：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左翼;研究状况;启示
简介：孙来斌，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郑伟，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2008年发端于美国、蔓延于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强烈地吸引着许多西方思想家的目光。凭借所处的地理优势及自身的研究背景，美国左翼学者站在了理论回应的最前沿。美国左翼学者对金融危机的根源、实质、影响及对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关注和梳理他们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从中获取观察国际金融危机所需要的重要参考资料，深化和拓展我们的有关研究，而且有助于从中获取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国际借鉴，从而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美国左翼学者关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根源的研究
对于金融危机的成因，多数美国左翼学者并没有停留在表象观察层面，也不满意于美国主流媒体渲染的诸如金融制度体系的不完善、房地产泡沫破裂、政府监管松懈等操作层面上失误的解释，而是着力挖掘更深层次的根源。
1.新自由主义引发危机。综观近些年来世界经济的风云变幻，人们不难发现，集理论、思潮和政策于一体的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危机紧密相关。因此，许多美国左翼学者很自然地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它，并将其归结为此次危机爆发的根源。一些学者认为，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可以从新自由主义本身的特征中找到答案。麻省大学经济系教授大卫·科茨从SSA(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理论出发，指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积累结构型危机”，“是由新自由主义导致的”[1]。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美国经济，出现了不平等状况加剧、资产泡沫膨胀以及金融投机频繁的状况，最终酿成此次危机。著名左翼学者诺姆·乔姆斯基也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流行的定规并被人们所广泛遵守以来，国家的经济形势日渐恶化，社会民主程序也随之削弱。”[2]因此，金融危机根源于新自由主义。
2.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滞引发危机。以俄勒冈大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佛蒙特大学教授弗雷德·马格多夫为代表的《每月评论》学派，着重强调此次危机的根源在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停滞。他们认为，从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是由次级抵押贷款造成的，但实质上则是由庞大的金融体系、强势的金融逻辑导致生产停滞的结果。由于工业资本主义实际的价值生产得不到相应发展，实体经济中缺乏对投资强有力的激励，导致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完全陷入了停滞状态。在此情况之下，现代资本主义越来越依靠金融部门来获取利润，以便将停滞推后，这就使得金融泡沫恶性膨胀并逐步与实体经济脱离开来，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
3.“生产过剩”引发危机。不少美国左翼学者还深入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入手来寻找答案。美共副主席贾维斯·泰纳认为，“当今的危机是华尔街的贪婪和美国政府政策造成的，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引起的”。[3]罗伯特·布伦纳指出，当前这场经济危机根源于“全球生产能力过剩”[4]，这种产能过剩导致了资本利润率的长期下滑，投入的资本无法得到有效的回报，社会总需求长期处于萎靡状态。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美国著名左翼学者大卫·施韦卡特，他通过详实的数据分析指出，“有效需求不足与生产相对过剩”是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可供销售的商品数量激增，这就需要工人购买力的相应提高，但是，“资本家不是通过提高工资水平，而是以贷款的方式来提高工人的购买力”。[5]因此，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与生产过剩的矛盾从未得到解决。
4.资本利润率下降引发危机。西方左翼经济学阵营近来就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利润率是否呈现长期下降趋势、当前金融危机是否根源于资本利润率的下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批美国左翼学者在这一争论中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佩斯大学的安德鲁·克里曼教授，他依据美国官方数据(平均利润率在1941～1956年为28.2%，1957～1980年为20.4%，1980～2004年则降至14.2%)，[6]推导出美国的平均利润率呈下降的总体态势。“当利润率和积累率下降后，就会造成一个或长或短的投机热和大量无法偿付的债务出现”[7]，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
美国左翼学者关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相关问题的解析
一些美国左翼学者着重关注了“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等能够注释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变化特征的基本概念，他们意识到只有明晰这些基本概念，廓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揭开此次危机的神秘面纱。
1.对新自由主义的多维度批判。这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风暴不仅凸显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而且使人们对曾经医治20世纪70年代“滞胀”良方的“新自由主义”丧失了信心。正如著名左翼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言，2008年将是“自由主义全球化终结的一年”[8]。因此，新自由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左翼学界所批判的焦点。
其一，关于新自由主义的阶级立场。大卫·科茨指出，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实质，即它“不仅代表金融资本的利益，而且还代表在国家调控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危机时期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变得相对统一的资产阶级的利益”[9]。另外，大卫·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为了更好地维护其阶级统治，有效获得高额利润所采取的一项规划。“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最大受益者是金融家、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以及诸如计算机、互联网和大众传媒这些新兴部门的所有者。”[10]
其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运行规律。埃尔多安·巴基尔等人指出：自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较之战后“黄金时代”明显放缓，但“资本的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率之间的变化轨迹背离明显”[11]。由于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利润逐步向金融部门转移，从而导致实体经济中用于积累的利润不断减少。另外，诺姆·乔姆斯基、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等人强调，当代金融体系是以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为主体的，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规定是允许市场的自由放任，然而在全球市场经济出现和运作过程中，政府却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并干预市场运行，这样无疑会产生大量矛盾，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2.对金融化的重新审视。其一，关于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热议，并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以大卫·科茨为代表，认为新自由主义的重构不仅“拉开了金融化的序幕”，而且为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在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受其影响，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规放松了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从而开启了金融化的时代。可见，“新自由主义的重构导致了金融化的发生，而不是金融部门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重建”[12]。另一派左翼学者则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中，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教授认为，金融化正是在经济萧条不断扩大的情形之下产生的，它的迅速发展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滋生土壤。随着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大量的社会财富不断涌入投机领域，为了防止投机泡沫破灭，资本主义只有提高剥削水平，加剧社会收入及财富分配的不均。在此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制度应运而生，它能有效地保证垄断金融资本主义获取更多的高额利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产物”[13]。
其二，关于金融化对资本主义的作用。有美国左翼学者把金融化视为一柄双刃剑。福斯特教授在《金融内爆与停滞趋势》、《垄断金融资本的时代》等文章中揭示了金融化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效应。他认为，当前整个经济体系已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膨胀的信贷债务体系，金融化已成为弥补经济停滞的一种有效手段。然而，对于当今疲软的经济来讲，再有吸引力的金融工具也无济于事，它只会吹大金融泡沫直至其破灭为止，金融化的发展不但不会消除这一障碍反而会加速资本的过度积累趋势。有左翼学者不仅看到金融化的两面性，更强调它的负面影响。美共主席萨姆·韦伯认为，金融化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这主要表现在它“促使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了新的薄弱环节，使其变得不可持续”;美国国内“家庭债务、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像天文数字般堆积”;“美国历史上最多的财富由财富的创造者工人身上转移到财富占有者美国金融资本的上流社会手中”[14]，最终加剧危机。
美国左翼学者关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方案
西方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交织，经年沉疴。作为此次危机的亲历者，一些美国左翼学者跳出了西方主流话语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危机的思想先导，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积极主张。
1.马克思主义是解决危机的有效方案。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左翼纷纷将目光投向马克思，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对于理解和讨论当前的金融危机有重要指导意义”[15]。一些学者诉诸对马克思主义的再研究，试图发掘其理论宝库中有价值的瑰宝，以便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例如，《社会主义与民主》(Socialism & Democracy)杂志在2010年12月刊登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在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马克思主义有关思想的极大赞同。一些左翼学者相当重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其中，福斯特教授明确提出，只有“始终坚持和维护《资本论》的原理”[16]才能真正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学院大学社会学教授安瓦尔·谢赫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将这次金融危机置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来考察，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为牟利已成为其追求的终极目标，人们因此丧失了道德自律和人的本性。此外，斯蒂芬·雷斯尼克和理查德·沃尔夫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从实际工资、劳动生产率和个人债务发展趋势的视角，证明当前美国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独特的阶级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性，认为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不可能最终解决经济危机，而只有“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结构”[17]，才能最终解决危机。
2.社会主义是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彻底救赎。其一，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一些美国左翼学者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矛盾，提出诸如“现在该是我们挑战整个基础的时候了”、资本主义的“最终瓦解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已进入到了过渡的新时代”等观点。这些提法反映了他们对蕴含公平正义的全新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深切期盼。正是在这种充满“救赎”意蕴的呼声之下，一批美国左翼学者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进行了论证。大卫·施韦卡特揭露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存在的“七大症结”，认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即代际团结、有意义的工作、参与性的自治以及生态的可持续性，能够有效医治资本主义的这些顽疾。社会主义“这个梦想并不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而是可以实现的。我们现在丰裕的物质资源，足以保证地球上的所有人体面地、有意义地生活”[18]。有的学者特别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迈克尔·勒博维兹认为资本是我们自身与自我发展之间的一道屏障，为了使自我得到全面发展必须反对资本，争取实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19]此外，一些美国左翼学者揭露了资本主义危机对社会各个领域造成的严重影响，展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在2012年国际左翼论坛上，“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一些学者认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明确昭示着发展一种积极的替代模式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20]马格多夫教授指出，资本积累是生态恶化的主要推手。资本主义推崇无止境的增长方式，必然带来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及环境的极大破坏。因此，要消除资本主义危机对经济社会及自然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只有实现社会主义。[21]
其二，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当前一些美国左翼学者不仅在价值理念上提出了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而且在实现路径上探讨了选择社会主义的可能。有学者认为，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资本对劳工的压榨日益严酷，工人的薪水、福利、退休金大幅缩水，公共部门雇员的利益也受到蚕食。因此，在美国左翼的各种学术会议、论坛及相关刊物上，关于“劳工问题”的讨论非常多。在2012年国际左翼论坛上，由《批判》(Critique)杂志发起的主题为“这是最后的危机吗?‘是的’，‘不是’，‘也许’，各种答案的含义”的分会场上，许多学者就“最后的危机”的含义以及它对阶级意识和革命的意义进行了激烈的讨论。[22]美共主席萨姆·韦伯此前指出，“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社会主义对美国人民的吸引力在增强”，但是，“目前的力量对比和千百万美国人的思想观念还没有达到拥护社会主义的程度——这是我们进行任何严肃的战略战术探讨的起点”[23]。由此可见，美国左翼学者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一段时期以来，在资本主义内部自身的调节机制的作用下，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分配关系得以调整，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导致许多工人的阶级意识日趋淡化。美国“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伯特尔·奥尔曼教授认为，采取各种措施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责任。[24]一些左翼学者还将“共有”与人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其中，迈克尔·哈特指出，当前社会的“共有性”在各方面都得到加强，从而“经济现实和社会现实，更多地被合作生产性服务和关系所界定”[25]。随着世界生产联系的日益紧密及社会化程度的空前加强，人们迫切要求在生产资料上的公共占有。在探讨如何实现共同体并摆脱危机的议题时，一些学者十分强调“团结”，提出“团结全球99%的人与帝国主义战斗”[26]，“努力争取团结进步的多数派，帮助摆脱当前的危机”[27]等思想。此外，一些美国左翼学者目睹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成就，认为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活力，粉碎了所谓资本主义已彻底战胜社会主义，成为人类历史的最终结局的神话。
美国左翼学者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分析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左翼学者关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有关问题的分析，虽然在一些方面显得有些书生气，缺乏现实可行性，但是，他们置身于美国社会，亲历危机过程，对此次金融危机既有丰富的感性认识，更有深刻的理论反思，其研究成果为我们全面观察、深入研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极为生动的材料和极其重要的参考。总结近几年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对照美国左翼学者的有关探讨，可以得出一些宝贵的启示。
1.必须正确处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美国左翼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既各有其侧重，也各有其道理。笔者认为，美共副主席贾维斯·泰纳、左翼学者威廉·K.塔布教授等人从生产过剩角度的探讨，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总根源;而生产无限扩大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是前一矛盾的直接表现。“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28]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存在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可能，在理论上也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一方面，由于公有制在社会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具有预防和抗击经济危机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存在非公有制经济、国际上参与了经济全球化，中国无疑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因此，正确处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生产相对过剩的现象在我国一些行业比较严重。其中，房地产市场的表现尤为突出。一方面，到处都是新开建的工地、新开发的楼盘;另一方面，群众想买房却买不起，形不成有效需求。结果造成大片的空置房甚至“鬼城”。这不正是典型的生产相对过剩吗?笔者六年前曾指出：住房问题当时虽然是局部性的，但是如果任其发展，有可能加剧各种社会矛盾，甚至演化成全局性问题。[29]现在看来，这一问题可能尚未演化成严重的全局性问题，但是早已超过了局部问题的范围，值得高度警惕。
2.必须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化是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普遍现象，指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贷等广义的金融业在一个经济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和趋势，其典型表现就是金融衍生产品(如期货、期权、远期合约等)不断涌现，增速超过国民财富。关于金融化对于当代经济的影响，福斯特教授等人的双重效应之说，应该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马克思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就已经注意到，包括股票、债券等在内的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可以作为商品买卖，但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它代表的实际资本已经投入生产领域或消费过程，而其自身却作为可以买卖的资产滞留在市场上。当然，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不可能出现金融化，因而虚拟经济规模不大。列宁虽然深入分析过帝国主义条件下的金融资本，但那时也没有出现金融化。
美国左翼学者关于金融化的双重效应的分析启示我们，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必须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作为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由于一些人士过分迷信美国经济模式和新自由主义，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片面宣扬金融化和虚拟经济，结果在一段时间内造成全民炒股、金融衍生产品滥发、企业家无心经营产业等怪象、乱象。应该注意到，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具有高流动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不稳定性等显著特征。与西方相比，我国在发展和管理虚拟经济方面缺乏经验，容易被他人操纵。如何发展好、利用好虚拟经济，是管理现代经济的一篇大文章。在此方面，我们是新手，务必谨慎小心、认真研究，切忌食洋不化、盲目跟风。
3.必须正确处理国家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近些年来，以贸易自由化、全盘私有化、完全市场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依靠西方国家的强力推行、凭着“自由”等美好字眼，在国际上大行其道，并对我国产生一定影响。所谓“市场搞定一切”的观点在某些人那里成了信条，他们极力淡化、贬低、排斥计划机制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突出市场功能，并不惜为此淡化公有制乃至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经济全面后退，旨在确立自由市场经济至高至尊的地位。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此缺乏积极的回应。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表明，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金融市场，单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是不够的，还必须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积极作用。大卫·施韦卡特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以及大卫·科茨、大卫·哈维等人对新自由主义危害的揭露，对于我们批判和抵制“市场万能”论、正确处理国家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一些西方势力又在热炒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话题，并将这顶帽子扣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头上，制造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试图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归咎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从而转移国际视线，进而为其遏制战略造势。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4.必须正确理解“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①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不断发展，使一些人对“两个必然”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美国左翼西方学者重新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其中伯特尔·奥尔曼多次谈论“当代资本主义的死亡问题”，迈克尔·勒博维兹等人甚至直接呼唤社会主义的到来。美国等西方国家近期或多或少地显露出的经济复苏的迹象表明，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很强的自愈能力，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一些美国左翼学者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估计存在不足。西方发达国家经历多次经济危机，积累了应对危机的丰富经验，包括固定资本的更新、市场的扩张、信用的扩大、政府的干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其他转移危机的手段。应该说，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当代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它决不会马上“死亡”。
但是，这次席卷欧美诸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无情地掀开了蒙在西方发达国家头上温情脉脉的面纱，再次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好时光”已经成为记忆。西方国家固然可以采取各种办法来应对危机，但这些办法终究治标不治本，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30]亦正如一些美国左翼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代资本主义必将因对社会协调发展和个人自由发展的双重阻碍而遭抛弃。就此而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并未过时。“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前者强调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后者强调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过程性，但是两者都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暂时性和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正当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也是我们从美国左翼学者的有关讨论中得到的重要启示。
注释：
①“两个必然”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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