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社评 本报评论员 潘洪其
“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对“喊冤”的重视和关切是万分必要的，为此付出再高的办案成本也是值得的。这样才能把公正司法、保障人权的努力做到极致，才能最大限度避免错判错杀悲剧。”
广东惠州中级人民法院23日召开死刑宣判执行会，死刑犯刘文彪当庭大呼冤枉，称自己有重大立功举报材料。法官暂停执行程序，刘文彪被押回看守所。法院判决显示，刘文彪参与制造毒品102公斤，被认定为主犯，一审被惠州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广东省高级法院二审维持死刑判决，后经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查核准死刑。
死刑犯“临刑喊冤”，法官“刀下留人”，这样的故事在古代小说中不乏其例，在当今现实中似乎却十分难得。被惠州中院暂停执行的刘文彪是幸运的，他临刑前的一声喊冤，为自己争取到了暂时保命的机会;但湖南人滕兴善、河北人聂树斌、内蒙古人呼格吉勒图等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他们的喊冤未能引起检方和法院的足够重视，被“果断”执行死刑，多年后真凶现身之时，他们的冤魂早已深埋地下，再无出头之日。
在“临刑喊冤”和“刀下留人”之间，蕴含着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先进理念，体现了司法执行中程序正义对实体正义的制衡，也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应当在七日以内交付执行，但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或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应当停止执行，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刘文彪的死刑判决被停止执行，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况，即他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有重大立功表现，案件可能需要改判。
也有人对法官“刀下留人”表示不同的理解，认为现在死刑案件从侦办、起诉、判决到核准、执行，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制约和要求，经过一审、二审到最高法核准死刑，法院的判决就应当依法执行。如果仅仅因被告人临刑喊冤就停止执行，而几乎每个死刑犯出于求生本能都可能临刑喊冤，这势必给执行法院判决造成极大的麻烦。具体到刘文彪参与制毒案，被告临刑前大喊“冤枉、不服”，称自己只是受雇于李某，李某才是出资、指挥制毒的主犯。刘文彪的这个“举报立功”情节，多少有些让人费解，因为假如他的举报属实，他之前为何一直隐匿不报，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认定为主犯、被判处死刑，将自己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直到临刑前才高声喊冤?有人甚至认为，死刑犯“临刑喊冤”多半都是“诈冤”，不能一有死刑犯“临刑喊冤”，法官就暂停执行、“刀下留人”，否则，法院判决以及最高法核准执行的权威性都将受到不小的影响。
从死刑犯“临刑喊冤”到法官“刀下留人”，这样的程序当然不会无休止进行下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对于依法停止执行死刑的案件，最高法确认原裁判没有错误，或者罪犯没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者重大立功表现不影响原裁判执行的，应当裁定继续执行原核准死刑的裁判，由院长再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假如刘文彪的喊冤真是“诈冤”，或者他的举报不影响原裁判执行，那么他喊冤获得的活命机会将是短暂的，走完下一个程序后他仍将被执行死刑。即便最终是这样一个结果，也不能说法官决定“刀下留人”是错误的，不能说在死刑执行的最后关头，为死刑犯增设一道权利救济程序是没有意义的。
如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所言：“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对每个死刑犯的“临刑喊冤”都要予以高度重视，对嫌疑人在案件侦办、起诉、审理阶段的每一次喊冤，也都要认真倾听和关切，即便死刑犯“临刑喊冤”只是“诈冤”，即便喊冤的嫌疑人最终被证明并不冤，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对“喊冤”的重视和关切都是万分必要的，为此付出再高的办案成本也是值得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公正司法、保障人权的努力做到极致，才能最大限度避免错判错杀“天塌下来”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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