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资本横行，专业人士只有两种选择：或为帮凶，或为帮闲;律师通常是帮凶，而学者通常是帮闲。最近美国又有新动向：法官也开始帮闲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最新一期《哥大法律评论》刊载了特拉华州法官利奥·斯特林一篇有争议的文章《借重普通投资者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吗》，公开指责美国的股东权利太大了。
斯特林把公司治理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分为三类：资金经理(money manager)、公司高管以及终极投资人(end investor)或长线投资人。斯特林所说的资金经理，主要指对冲基金经理和共同基金经理。斯特林视基金经理为洪水猛兽，称他们只有“损害公司追求最大利润业务的能力”，并一一历数其弊端。在斯特林看来，对冲基金经理过于追求短期利润，而且据此对公司高管施压，结果是“在近期压力下管理公司，有可能不利于股东或整个社会。”在他眼里，共同基金(相当于我们这里的证券投资基金)的经理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他们的薪酬并不与其所管理的基金的长远价值挂钩。共同基金的主力是指数基金，而指数基金是被动投资者，对公司治理影响不大。基金经理的做法不利于长线投资者，但长线投资者被基金经理所裹挟，无法真正发挥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相信机构投资者由专业人士管理，经验丰富，富于理性，是一支健康力量，是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所以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资本市场就可蓬勃发展，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但按照斯特林的论断，机构投资者的神话是不成立的。
斯特林上纲上线，把基金管理人与公司高管之间的斗争界定为两种民主模式之间的较量。到底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这是斯特林提出的命题。他那篇文章的副标题就是“对于公司法的两种相互较量的意识形态卫道士的客观回应”。美国政治民主是间接民主，比如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先由各州选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再由各州选民决定是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还是共和党候选人。斯特林的意思是，公司也应实行间接民主，由公司股东选出董事，再由董事选出高管管理公司，股东尽量不要过问公司治理的问题。
就公司治理而言，是直接民主好，还是间接民主好，目前尚无任何实证研究能提供有力的证据。事实上，这也很难实证研究;首先对比组就无法找：除公司治理结构外，影响公司业绩的变数太多，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差别也太大，即便是同一个公司，在不同发展阶段也有很大差别。但我以为，对于股东中的散户(即终极投资者)来说，基金经理与公司高管之争，其实并非直接民主或间接民主的问题，而是喂肥一头饿狼，还是喂肥两头饿狼的问题，是只需要喂肥公司高管，还是既需要喂肥公司高管，同时还需要喂饱基金经理。理想状态下，基金经理与公司高管互斗，可以相互制衡，但现实是两者既斗争，更相互利用并勾结。比如，基金经理与公司高管以对方的薪酬作为自己加薪的基准线，水涨船高，交替攀升。事实上，机构投资者加入公司治理后，便多了一个行业的人分钱，增加了股东的负担。
斯特林还严厉指责美国证交会。因为按美国证交会的规定，即便股东提案在股东大会上没有通过，下次股东大会上，公司仍需将提案交付表决，除非在过去五年中提案被97%以上的票数所否决。斯特林法官表示，这种做法“酷似齐奥塞斯库操纵投票”。斯特林如此仇视美国证交会，是因为证交会蚕食了特拉华州法院的地盘。传统上公司治理属于公司法范畴，由州法院审理。但依据国会的制定法，美国证交会推出具体规则，将公司法的问题转换为证券法的问题，转而由联邦法院审理。斯特林胸中平添一口恶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就因为地盘之争而不顾法官的斯文，从后台跳到前台，美国法官的形象不免大打折扣了。
更进一步说，特拉华州的公司法和公司法实践也并非善举。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在其论著中就说：“如果企业认为自己所在州的法律过严，那么新泽西州愿意迁就，之后特拉华也愿意迁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拉华州特意通过了宽松的公司法。”此举吸引了很多公司来特拉华州注册。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中，半数以上的公司是在特拉华州注册的。为了贯彻立法机构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特拉华州法院及其法官当然就该为公司两肋插刀。由此看来，美国的法律、法院和法官也可以是很贱的，权贵与资本合流在所难免。
美国是个充满神话的国度，而司法独立和资本市场又是神话中的神话。美国法官被吹得神乎其神，世界上很多人都相信：这批智叟们不仅秉公断案，而且修身极严，谨言慎行，不仅事实上公证，而且看上去也很公正。但从斯格林的言论和表现来看，美国的法官神话值得怀疑。由此，接下来还有理由要问，美国的资本市场是否也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为美国还有一个神话：美国资本市场高歌猛进，长风万里，就是因为有美国的法律和法官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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