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贺雪峰教授的一篇文章《土地确权是万能的吗?——与厉以宁教授商榷》。贺教授是著名三农专家，小农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近年来针对愈演愈烈的“资本下乡”主导的土地流转和城镇化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批判，体现了一名有良知的学者务实而负责任的精神，本人深为敬佩。据我所知，贺教授就三农问题写文章与厉大教授商榷不止一次，贺教授为何要如此频繁地与厉大教授商榷呢?因为厉大教授不仅是资本下乡城镇化政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而且用贺教授的话说是一位“权高位重，对政策影响极大”的特殊人物，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厉大教授具有一言兴邦、一言乱邦的“国师”地位。如此而来，贺教授纵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在厉大教授面前也只有谦虚的“商榷”，像我等无知无识草民，在贺教授面前就更只能“商榷”了。
我认为贺教授在文中批驳厉大教授提出的土地确权“四大好处”，一条条抽丝剥茧，有理有据，占尽公理，直批得厉大教授体无完肤。可见，一个人学问水平，并不在于年高、也不在于资历，更不在于位尊权重。然而，我总在怀疑，凭厉大教授政学商界混了这么多年，贵为国师，不至于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让人抓住辫子，受一顿狠批，其中必有因由。而贺教授一片至诚至恭的“商榷”之情，怕也是要落空了。我虽然一向如贺教授般以良好的愿望去揣度人，叹惜好心办了坏事，但有一类人却是本意要办成坏事的。于他们的本意来说，这岂是坏事，而特特是大大的好事。或许如贺教授、如我与厉大教授根本不是站在一条线上，贺教授认为的坏事，恰恰是厉大教授认为的好事呢?国企改革，一面是化公为私造就亿万富翁，一面是千百万工人下岗流离失所，不也有人认为是大大的好事吗?新“三座大山”，一面压得普遍老百姓透不过气，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一面让各色资本家赚了过盆满钵满，兴高采烈，同样不也有人认为是大大的好事吗?甚至于人见人恨的腐败，更有人认为是改革的“润滑剂”而大唱赞歌吗?可见，立场决定态度，贺教授站在小农立场说话，而厉大教授正要为资本精英站台，这种“商榷”岂不是如同鸡与鸭说话。
厉大教授一行到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做调查，所到之处都是“土地确权”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按贺教授善意的揣测，必是厉大教授受了蒙骗，造成误判，才乱发言，谬论迭出。须知不是厉大教授有多么地单纯容易受骗，而是下面早就摸透了上面的心思，正是上有所好，下必有应。当年的小岗村不这样的吗?创造出“一包就灵”的神话，至今还成为某些人反对集体化人民公社的“利剑”，可笑某些人就是相信谎言重复一万遍就能变为真理。今天的所谓“土地确权”实质上是往土地私有化道上更迈进一步而已，当然他们就会与时俱进地创造出“一包就灵”的升级版“一确有灵”，其实人们看得很清楚，他们最后要表达的不过是“一私就灵”而已。善良的贺教授可看清楚了。
所以我的商榷也就很清楚了，站在小农立场的贺教授与站在资本家立场的厉大教授的商榷实在值得“商榷”。现实不正是这样吗?无论农村的土地流转城镇化发展，还是国企混合经济改革，都贯穿着一条为资本扩张服务的私有化黑线，其中何曾见到普遍农民、工人劳动者利益诉求的体现，有的只是各色资本家血花花的红利。
在“忧国忧民”的国师眼里，其“国”和“民”与贺教授以及绝大数群众眼里的“国”和“民”绝对不是一个概念，也绝不会成为贺教授心目中引为的同道，而茅于轼、吴敬琏这些人也许恰恰是他亲爱的同志。尽管这些人经常满嘴跑火车，你说人家这个不靠谱，那个不靠谱，兴许人家正嘲笑你才是真正的不靠谱呢?因此，贺教授大可不必为谬论广传而担心，多少年来，像这样的谬论还少吗?而谁又敢说是谬论，即使有人在一旁喋喋不休，他们也会以“人言不足恤”的气魄，甩开膀子按照早已计划好的顶层设计一步步干下去的。然而某些人要记住的是，当年指鹿为马的赵高不也是以“国师”的尊贵身份，指导二世胡亥进行秦朝的改革大业吗?最后不也落得个国破人亡的下场，历史兴衰成败不可不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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