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徐才厚之后、又一位“管官的官”落马，据报道，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斌因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这些“管官的官”的落马，不仅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彻底反腐的坚定决心，而且对于从根源上反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人说，“王者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官员是社会的管理者，其道德水准的高下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极大。官员们行为端正，国风民风才会正气浩荡。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官场腐败，严重危机党的政治生命。某些官员政治上理想信仰缺失，是非不分;经济上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作风上脱离群众、骄奢淫欲，严重败坏党和政府形象，污染政治生态，毒化社会风气。看看那些被打的“苍蝇”和“老虎”们堕落的轨迹，都有一个显著特点——缺德。那么，一些官员的道德是如何缺失的呢?
一是干部选拔标准去道德化。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围绕这个宗旨，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对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非常重视和强调德才兼备、任人为贤的干部路线，而且把德放在首要位置。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在干部标准问题上出现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提法。如一些领导一会强调要大力培养“开拓型人才”，一会强调使用"复合型人才"，一会又强调要启用“知识型人才”、“市场型人才”，有人甚至提出“要大胆启用有缺点的能人”等偏激口号，弄的人们眼花缭乱。这些提法有一个共同倾向，就是强调某一方面，却严重忽视“德”这个首要方面，造成选人用人标准的扭曲。中共中央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突出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这是在干部标准问题上的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
二是考察干部去道德化。干部标准上的混乱，反映在对干部的考核上就必然出现偏差。一些组织部门在干部的考察和考核上缺乏辩证思维，表现出极端的急功近利、重“才”轻德，片面强调物化标准，严重忽视思想上政治上的考察和考核。如片面强调GDP的多少，而不管民生状况如何;片面强调发展速度，而不管发展成果是否造福于民;对干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的考察严重忽略，有的把生活作风当成“个人私事”。而在干部考察考核上的偏颇和失误，成为一些人大搞“政绩工程”、虚报浮夸、边腐败边提拔、甚至养情人、“包二奶”等腐败行为的制度漏洞。
三是使用干部去道德化。在一些领导干部眼里，德是抽象的，于是往往采取“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家长制”、“一言堂”，很少听取民意、发扬民主。有的即使搞干部竞争上岗，也是事先内定好之后走个形式。他们启用的是自己小圈子里的人、听自己话的人、能为自己办事的人，把使用干部当成了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工具。有的拉帮结派，搞利益结盟的“山头”和“圈子”，跟人不跟党。在一些单位清正廉洁、公道正派、老实实干的干部很不吃香，甚至受到打击和排挤。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助长了行贿受贿、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的滋生，而当官前付出代价，当官后自然要想法捞回来，于是形成了腐败的恶性循环。
四是干部思想建设去道德化。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每个党员干部的政治道德。但是，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鼓吹所谓“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思想价值体系进行前所未有的颠覆。如，有的人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私有化;有的人对新中国形成的廉洁的党风政风、淳朴的国风民风，以及公而忘私、见义勇为、艰苦奋斗、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等被世人称颂的良好道德风范进行恶意污蔑;对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白求恩、张思德，以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践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英雄模范人物蓄意诋毁和妖魔化。这些，导致干部群众思想混乱、信仰危机。
古人云：“为政之道，首在用人”。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选人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诸如徐才厚之类的“大老虎”，把选拔干部当成一桩买卖，用一己之私毁坏党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考察时指出：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用好选人用人考德这根杠杆，引导党员干部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良好道德风气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尚贤者，政之本也”。对于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必须下大力加以整治，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好干部标准选贤任能。在干部选拔任用问题上充分发扬民主，强化监督机制，给群众更多选择监督官员的权利，根除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制度性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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